鑽石舞台

1月19日，北京市朝陽區通報新增一例無症狀感染者，現居城鄉結合部，流調顯示這位岳某的生活軌跡異常複雜：18天裡輾轉多達28個地方打零工，一天都沒休息，工作時間和地點都不固定，不停地奔波穿梭於這座大城市的各個角落。由於北京每天6-23點貨車禁運，他身為搬運工只能通宵達旦地忙活。

這份流調在通報時足足念了五六分鐘，勾勒出一個普通人艱辛的生活細節，他也很快被稱為「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外來務工沒多久，都是一個接一個的零工，也不知到底掙了多少錢，最後甚至都不知道是怎麼被感染上的。

無數人在看到此人流調軌跡時，都為之心酸。在公眾的關注之下，更多內情隨即揭開：他是河南台前縣人，來北京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兒子，而唯一的線索只是兒子曾在北京做過幫廚。

他們一家原本在山東威海打工，但2019年8月12日上午9點，他那個時年18歲、個性內向而略暴躁的長子，在山東省威海市榮成東山鎮東山汽車站候車廳走失，從此消失在人海中。在此後的兩年多里，他已經在山東、河南、河北、天津一路摸索，邊找孩子邊打零工維生。

雖然有那麼多人同情他這些年的經歷，但從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所說的話來看，他自己坦然受之：

「我也不覺得自己可憐。我只是好好幹活，我不偷不搶，靠自己的力氣，靠自己的雙手，掙點錢，掙了錢找孩子。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照顧這個家。」

事後，他婉拒了許多人捐錢捐物，只希望社會各界能一起幫他把兒子找回來，因為那才是他最大的希望。

輿論場上的反應就複雜多了。除了下意識的情緒觸動之外，很多人隱約感到這一令人心酸的生活軌跡多多少少折射出某些問題，因為這不符合我們的道德直覺：為什麼一個「好人」的生活如此艱難？

有人感嘆這真是「命運專找厄運人」，但也有人說：「不是命運專找厄運人，而是制度欺負老實人。」他兒子的失蹤，在三個月後才立案，在這次突然引起社會關注之前，似乎也沒有什麼機構幫他，只能靠個人這樣大海撈針的努力。

也因此，有人注意到不無諷刺意味的一點：「大數據可以輕易將一位苦苦尋子的父親挖出來，具體到他每天幾點幾分在哪裡做什麼，卻未曾幫他找到失蹤的兒子。」

中國青年報的曹林強調，「讓苦命流調後的生活被看見，這就是新聞理想」；而作家郝景芳則由兩份反差鮮明的流調，意識到這印證了她以前在科幻小說里寫道的「北京摺疊」，進而話鋒一轉，談起「為什麼有的人收入高，有的人收入低」。

北京近日兩位病例的流調軌跡，右邊是岳某

隨着更多內情的披露，人們對這位「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的同情，已經從他的辛苦勞作本身轉向了「苦苦尋親」，但微博用戶「黃斌」將坊間對這位父親的同情一概斥責為「廉價的同情」：

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黃斌和李鐵是一類人，他們熱衷於做的事情，就是去消解樸素道德衝動的積極意義，論證『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一種對人性的悲觀態度。

更關鍵的是，這種視角對社會的基本認知其實基於權力關係——這麼說吧，它看到的不是人對人的「共情」，而只看到「不食人間煙火者」居高臨下的憐憫。

這樣一來，根據這種憤世嫉俗的特殊認識，這位父親幾乎就不可能得到同情，而只能得到「憐憫」，而它又拒絕了「憐憫」，於是最終在讚美他「自食其力」的同時，相當於阻斷了任何人施以援手。這實際上是道德綁架。

弔詭之處也正在於此：它宣稱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當事人，其他人都只是「何不食肉糜」，然而又正是這種視角本身將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父親看作是「底層人物」而不是「人」本身。據此，它斷然否認了人格平等基礎之上的同情心是可能的。

在我看來，這種自發的同情心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可貴的。如果說當下輿論場上對此事的各方觀點所關心的大抵是「這一事件的影響」，仿佛此事剛好印證了他們自己原有的理念和立場，那麼這種自發的同情所觸及的乃是活生生的人。

這原本就是人心最自然的東西，所以孟子再三強調，「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用大白話來說，自發的同情就是本心中「仁」的萌芽，是社會產生聯結感的第一步。只不過當社會日漸機械化，我們對他人生活的內心感覺也鈍化了，以至於需要某些特殊的契機才被喚醒。

為什麼這位工友激起公眾如此普遍的共情？不是因為可憐他，而是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的處境。

事實上，沒人能有資格可憐他，一個人能這麼做，肯定有什麼力量在支撐着他。看到他的故事，你可能也會像我一樣代入進去想：「換作是我，我不一定能做到他那樣。」

他如此執着地尋找失蹤的兒子，恐怕就是出於中國文化中的一種傳統信念：「家」對於中國人來說有着存在論的意義。人們努力付出，無非就是想在其中得到整全的生活，找到自己生而為人的意義。

當然，我談不上對他的生活有什麼了解，但像他這樣的人卻並不少見。對於處境逼仄的窮苦人來說，宿命論是一種可取的人生哲學，但他看起來並未聽天由命，默默活着，並未失去希望。

這些人一直都在，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數，甚至我們自己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員，儘管活法、處境容或不同，但都擠在某個角落裡，面目模糊、神色隱忍，過着一種鼴鼠般的生活，幾乎不被人看見。

作家周宏翔在談到此事時說，「人生很苦，大家都是負重前行」，「其實每天全中國失蹤尋親的事情數不勝數，很多時候都是個人疾苦的事情，而讓人心酸的是，要不是岳某患了新冠，也不會特地為此報道他的尋親故事，要用一次患病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真的太難受了。」

可以說，流調揭開了社會上平日不被關注、不為人知的面相，它以令人觸目驚心的真實性，將普通百姓的生活帶入舞台中央，仿佛你在角落裡的生活突然被頭頂的聚光燈照亮，瞬間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毫不誇張地說，流調將來可能會成為不可取代的重要史料，因為它是一個如此真實而又精確的切片，表明不同的個體在我們當下這個時代如何生活。

儘管那有悲有喜、有酸甜苦辣，也因為隱私而不知道具體的信息，但是足夠了，這種匿名性或許反而使它顯得更具代表性。當網上說，流調錶明「有的人光是生活就已拼盡全力」，很多人可能都不由自主地以為那就是在說自己。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流調本身就是這個時代的非虛構文學。這讓我想起契訶夫的小說，他筆下描繪的都是現代化背景下的窮苦人，大多數人似乎都談不上有多少英雄氣概，但都在一個粗鄙、平凡、蒼白的世界裡摸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那就是凡人的英雄之舉。

在這個龐大無邊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在拼盡全力地活着，為自己尋找答案。那位父親也許很辛苦，但活得有意義，也不失坦蕩，因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人的尊嚴：儘管命運可能給了他一手爛牌，但他已經盡力了。

正是這些真實、具體的人，才讓我們本能地有所觸動。他們不是抽象的數字、不是投射理念的對象，他們是和你我一樣的人。有共情當然是好的，畢竟一個對此無動於衷的社會才更可怕，只不過僅有共情是不夠的，無數次這樣的經歷，事後也就不了了之，因為人們在共情之後，隨之而來的往往就是一種深切的無力感：「那我還能為此做點什麼？」是的，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為之追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