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時聽親友們感嘆，現在鄉下「一代不如一代」，老人們正在日漸老去，而孩子不但少，讀書也大不如前，寒門子弟要出人頭地，比以往更難了。
這其實都不算新聞了。兩年前就聽說，中考、高考這兩場大考，崇明在全上海各區中倒數第一，且距倒數第二尚有不小差距，被通報批評，教育局長下台謝罪。二十多年前在全市81所重點中學裡尚能排到第27名的崇明中學，竟無一人考上北大、清華，成績單很是難看。
為什麼會這樣？很多人都說是現在的孩子不如以前努力向上，沒有了「吃苦的精神」。不過局勢到此地步，我很懷疑這恐怕不僅僅是刻苦與否的問題，至少有一個因素也影響不小，那就是生源和師資的進一步集中化。
二十年前，崇明的孩子再優秀，也不能考進市重點，因為當時就是分片錄取的，但近些年放開後，尖子生去市區讀書的比比皆是；優質師資也跳槽或被抽調，我們當年的高中班主任在做了幾年副校長後，就去了上外附中。
在島內也一樣，加速向城裡集中：我老家本也算島上大鎮，全鎮2萬人，一度小學每年段3個班，初中6個班，但前些年就中小學合併了——因為就讀的孩子越來越少。甚至還有更誇張的：相對偏遠的海橋鄉，小學一年級居然只招到8個孩子。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家長將孩子送往城裡、市區乃至國外就讀，城裡原只四所中學，近十多年新增兩所，仍然不夠，每班人數多至50多人。交通便利的結果，是很多家長每天幾十公里往返城裡接送孩子。其結果，處於「末端」的鄉鎮生源越來越差，經費又少，更難招到好的師資。
這些年學校不斷撤併，仍無法緩解局面，因為孩子也越來越少，年輕人都在往上海跑，生了孩子不可能送回鄉下就讀——如今都重視教育，但凡有點能力的，誰不希望自己孩子能在更好一點的學校就讀？和朋友一聊，發現類似的現象各地都有。同屬上海遠郊的奉賢區，趨勢大體相同，只是十年前奉賢中學從鹽城那邊調來一位校長，厲行「蘇北模式」，讓高考成績稍稍上檯面一些。崇明與市區的經濟落差相比奉賢更大，年輕人、生源、師資的流失可想也更嚴重，如今出現這樣的教育失衡，實非一日之寒。鄉下孩子通過努力上進改變命運，曾是永恆的文學題材，但現在似乎越來越難貼近真實的生活了，《平凡的世界》很可能已成絕唱。與1990年代相比，現在鄉村生活已有了很大變化，尤其是近十多年來農村人口的空心化，直接導致當地中小學入學人數急劇下降，新招學生只有個位數的狀況，在不少地方的中小學都早已不是稀奇事了。一位湖南的朋友說，她在一所專科院校任教，「十多年前教室里會有很明顯的農村面孔的學生，這些年幾乎沒有了。」這些孩子可能只有小學在農村爺爺奶奶身邊呆過，初中就基本被送去縣城讀書了，甚至小學就是在小鎮上或者縣城度過的。他們還是「農村戶口」，但實際並沒有多少農村生活經驗。下鄉走走，沿路國道邊上的標語大部分是拋荒會怎樣怎樣了，看田地里的房子都挺氣派，但基本沒人住。不少地方的村子裡，近十年來已經沒人蓋新房裡，年輕人但凡有點本事的都直接去城裡置業。之前就有人注意到，各地搶人大戰，不止搶高學歷人才，也搶小學生，因為「得小學生者，得未來」。各地城市小學生增長率和近些年GDP增長率增長的榜單對比，可以發現驚人的重合，一再印證了那個規律：小學生數量變化，是城市活力相當真實的反映。對深圳這樣的城市而言，這是重大利好，但對仍留在鄉下的孩子來說，他們卻似乎被時代拋下了。多年來同時進行的城市化和學校撤併，造成的局面是「我們在讀書的時候，他們正在沒書讀」：僅2000-2010年間的「撤校並點」，農村學校就以每小時4所的速度消失，原因是稅費改革後，為減輕鄉鎮財政壓力，撤併鄉鎮政府和學校。這十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減少了22.94萬所（占比52.1%），農村小學生減少了3153.49萬（約1/3），初中減少了1.06萬所（占比60%），初中生減少1644萬（約22%）——學校減少的速度比學生更快。這導致農村小學生平均上學距離5公里，初中生17公里，只能寄宿，而這又影響了家庭的穩定性和孩子的成長（見應星《農戶、集體與國家》，第145頁）。近十年來的數據我還沒看到，但可想也不容樂觀。這種教育資源的「吸管效應」（straw effect）是各地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會出現的情況，甚至也不是近些年才有。早些年我就曾聽父輩說過，鎮上的中學在1960年代初，一度升學率還曾高於崇明中學，但到了1990年代我自己就讀那會，早就輝煌不再，所有最好的師資、最好的學生，都高度集中到了全島最好的兩所重點中學。恐怕放到全國各地，情況也大抵類似，很多朋友的感受是：十多年前省重點、市重點在升學率上偶爾與縣中差距不大，但近些年縣中還稍好，村鎮級別的流失相當嚴重；一些鄉鎮中學在十年前還頗有實力，但隨着生源和師資向城市集中，學生數可以下降一半以上，學校基本處於半荒廢狀態。2013年的紀錄片《盜火者》中就已提到村鎮和縣城學校的衰退，現在幾年下來不僅沒有改善，連上海也明顯感受到了。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失為一件好事：這正說明越來越多的人在城市化過程中「用腳投票」，開始奔向更好的機會，也說明長期被視為「停滯」不變的中國農村社會，終於真正開始「流動」起來了。不過，教育均衡之所以是一個「問題」，正因為其中有人受益有人受苦：簡單地說，這「對好學生是好事，對壞學生是壞事」。這是一種社會競爭中的馬太效應：資源的集中使強者獲益更多，卻加劇了弱者的困境。《電視與鄉村社會變遷》一書發現，當電視這樣的現代信息媒介進入村莊後，確實在整體上提升了村莊發展水平，也使一些人接受了現代事物，然而，村里原本弱勢的那些人卻更弱勢了。換言之，新技術、新趨勢使原先的鄉土社會發生了分化。實際上，自近代以來，由於現代大學和教育資源都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就已反覆出現這樣的現象：知識精英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農村則趨向劣質化，而一如我們所知，這後來產生了嚴重後果。現代化進程一旦啟動，就很難逆轉，何況中國的城市化還遠未完成，現在這樣的速度至少還可望維持二十年。何況，如果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改變，一線城市趕人也起不到效果，因為這根本違背經濟學原理：本來一線城市就是效率最高、資源最優的地方，非要把人從已有的崗位趕出去降低產出，這是逆勢而為。比中國城市化更早、發展更成熟的日本雖然也曾想過很多辦法，但結果也是一樣：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口不斷向中心城市集中，地方上甚至連首府都人煙稀少，一些村鎮連行政單位都消失了，遑論學校。教育畢竟是一種服務，所在區域經濟太差的話，哪怕有像衡水中學這樣的一兩所冒尖的學校，但總體上的教育資源總不會好到哪裡去。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說好的教育均衡呢？難道我們就只能眼睜睜看着這樣的狀況發生？至少總有人留在鄉間，有義務給那些留下來的人提供一定品質的教育。這又回到一個讓中國人痛切的老問題：農村的出路在哪裡？這不僅是為農村考慮，也是為城市設想，因為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況已經證明，太急驟的城市化過程，很可能導致畸形失衡的局面，城市短時間內無法超負荷地服務那麼多湧入的人口，不能「消化」的人口往往就此變為城市貧民，他們儘管進了城，卻無法享受到相應品質的生活水準。因此，不論「趨勢」和「規律」如何，現實中恐怕不得不顧及教育均衡的問題，儘量公平分配資源，讓鄉下的小學也能活下來，而那些願意留下或沒有能力離開的人，也不至於感覺到自己已被放棄。這在短期內，除了大量的資金補貼，恐怕就只能依靠政策引導，以及給有志於改變狀況的年輕人創造下鄉的機會了。當然，在有條件的地方，鄉村學校的升級改造也非常重要：浙江淳安的富文鄉中心小學，自2016年起被作為整體提升試點，2019年開學後，這所煥然一新的學校隨後在網上以「最美中國小學」暴得大名，從硬件環境到師資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很多人相信，新技術可以幫上忙：互聯網直播教學，也能讓邊遠的孩子接觸到最新的信息。不過，可想這也會產生一種意料之外的結果：鄉村教師通過網絡培訓提高業務能力後，能力提升了，也許就進一步「人往高處走」了。如果鄉村本身沒有過得去的環境和待遇，那總不能因為他們能力提高了、不想回去了，就人為限制，逼迫人家回原校。因此，根本的改變之道，還是得靠城鄉社會整體的均衡發展。只有人們發現「住在鄉下同樣能享受到很高的生活水平」，社區才有重生的活力，恢復造血功能。在過剩的人口離開土地之後，剩下的人們也可以在一個現代化的鄉村中接觸到不亞於城市的資源，城市還是鄉村，到那時就只是一個居住環境的問題了。說來諷刺的一點是：城市從鄉村抽血的「吸管效應」的另一面，便是需要反過來給鄉村「輸血」。當然，我承認，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真要說的話，整個世界不也是這樣麼？不然就不會有偷渡的悲劇了。要實現教育均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事要做，而且到最後，這也不僅僅只是關乎教育均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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