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上私募圈 - 做投資到底要不要預測宏觀經濟？－鑽石舞台

作者：悟00000空

來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又到年底，各路經濟學家、分析師、意見領袖紛紛發表對2021年經濟情況的總結以及對2022年經濟形勢的展望。

前者比較容易，後者比較困難。

預測宏觀經濟是中世紀的化學——鍊金術

前段時間，馬斯克預測宏觀經濟將大約於2022年春夏前後、但不晚於2023年發生衰退。不過，他也承認：「毫不誇張地說，預測宏觀經濟是很有挑戰性的。」

的確，沒有人能夠預測宏觀經濟，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夠長期地、連續地、準確地預測宏觀經濟，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股神巴菲特十分推崇的著名投資家菲利普·費舍（Philip Fisher）（1907-2004）在他的代表作《怎樣選擇成長股》（1958年出版）一書中建議「習慣於相信經濟預測」的投資者去看一下二戰結束後任意一年的《商業金融年鑑》。裡面有很多知名經濟和金融權威人士對未來經濟狀況展望的文章，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專家所持觀點的分歧程度非常之大，」更令人驚奇的是：「有些觀點論證有力，條理清晰，令人嘆服，然而後來的事實卻證明它們是錯的。」

費舍把預測經濟形勢比作是「中世紀的化學——鍊金術」，而且他指出，「在一件顯然沒辦法做好的事情上投入大量精力，這種行為或許也跟中世紀的情形頗為相似。」

中世紀的人們把太多精力投入到研究諸如「針尖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這類問題上。費舍認為，如果他們把一半的精力騰出來用于思考、探索如何消除飢餓、疾病、貪婪，那麼或許可以減輕一點中世紀人們遭受的苦難。

同理，「如今的投資界人士花了很多精力來試圖預測未來的經濟形勢，如果將其中一部分精力用在更有建設性的目標上，勢必會得到更加令人欣喜的成就。」

人們為什麼還要預測宏觀經濟？

既然沒有人能夠預測經濟，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這麼做呢？費舍自己的一個故事或許能夠解釋其中一部分原因。20世紀70年代初，費舍和他的兒子肯尼思參加一個首次為科技類股票舉辦的大型會議，也就是後來美國電子協會稱之為「蒙特利會議」的著名會議。

在會議宴會上舉行了一次比賽，每個人都在一張紙條上寫下對第二天道瓊斯工業指數走勢的判斷，看誰判斷得最准。當時道瓊斯指數在900點左右。大多數人都寫了上漲或下跌五六個點這樣。而費舍則寫了「上漲30個點」，即上漲3%。

第二天，道瓊斯工業指數上漲了26點，費舍毫無懸念地獲勝。當午餐宣布費舍獲勝時，台下數百人發出了經久不息的驚嘆聲和掌聲。會議休息期間，大家圍着他向他取經。費舍欣然向大家傳授經驗，有理有據，嚴絲合縫，大家聽了為之傾倒。

然而，實際上，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兒子問他寫了多少以及為什麼這麼寫的時候，他說他根本不知道市場在某個特定的日子的表現會怎麼樣，沒有人能夠知道。

他推理說：「如果我寫下的數字比較接近市場的真實表現，並因此在比賽中勝出，人們會認為這只是幸運罷了，寫下5.57點而勝出僅僅表示打敗了那些寫下5.5點或6.0點的人，大家會認為這僅僅是運氣而已。但是，如果我寫下『上漲30個點』而獲勝，人們就會認為我確實有些本事，而不僅僅是靠運氣。如果我輸了，也沒什麼人知道我所寫的數字是多少，不會給我造成什麼損失。」

唯一能夠連續多次準確「預測」股價的是某類投資顧問，他告訴100個客戶某隻股票第二天會漲，讓他們買進，告訴另100個客戶該只股票第二天會跌，讓他們賣掉。如果第二天那隻股票漲了，他就告訴收到第二天股價會漲的那100個客戶中的50個，第三天這隻股票會漲，另50個這隻股票會跌。如果第三天那隻股票漲了，他們就告訴收到第三天會漲的信息的那50個客戶中的25個，第四天這隻股票會漲，另25個第四天這隻股票會跌……這樣下去，總有一些客戶連續好多天收到這個股票經紀人的「準確預測」，將他奉為神明。

其實，正如費舍所說的那樣，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特定一天的股價表現。費舍參與道瓊斯股指預測遊戲的方式顯示出他是一個戰略高手，博弈思維能力很強；也顯示出他是一個營銷高手，故弄玄虛的能力很強。當然，他的目的很可能不是騙人，而是把這當作一種智力遊戲，樂在其中。

這個故事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的預測一般都中規中矩，而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者的預測常常彈眼落睛。

實際上，真正的經濟學家往往會提請大家注意「預測宏觀經濟是不可能的」這個事實。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就曾在授課時或演講時多次強調，預測宏觀經濟是「很不靠譜的」，他甚至開玩笑說，商學院可以不教宏觀經濟學。他一再提醒企業家要踏踏實實做企業，不要去猜宏觀經濟走勢。

圖片天體易測，人心難測

經濟學家不能預測經濟，就好比歷史學家不能預測歷史一樣。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不同，天文學家能夠預測天體的運行。為什麼呢？因為天體不是人。只要涉及人，就很難預測；涉及很多人的時候，幾乎就完全無法預測。

著名物理學家、諾獎得主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說：「想想看，要是電子有感覺，研究物理學會是多麼困難！」

牛頓有句名言：「我能算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但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在南海泡沫中，牛頓一開始賺了7000英鎊，他出售股票時已經覺得股價太高了，經不起一點理性的推敲。然而，在他清倉後，股市繼續高歌猛進，把他的理性踩得一片狼藉。

牛頓開始懷疑人生，最後認為自己錯了，在「回調」的時候全倉進場，結果虧了2萬英鎊，當時英國一艘軍艦的造價是2.3萬英鎊。像很多「韭菜」一樣，牛頓倒在了抄底的路上。劍橋大學為一貧如洗的牛頓提供了教授宿舍。好在他沒有結婚，沒有什麼妻小。七年之後，牛頓去世，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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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樹資本聯席董事長霍華德·馬克斯（Howard Marks）在他的著作《周期》一書中寫到：「有件事我敢拍胸脯自信地說，股票市場表現符合正常水平絕對是不正常現象，所謂的常態其實是非常態。股票市場如此大幅度波動，根本不能用企業、行業、經濟這些基本面變化來解釋。股票市場經常大幅偏離正常收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投資人的心理和情緒像鐘擺一樣大幅擺動。」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有句名言：「市場保持非理性的時間，比你保持不破產的時間更長。」過於超前的投資，和錯誤沒有區別。

所羅門兄弟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考夫曼說：「虧錢很多的人有兩大類，一類人什麼也不知道，另一類人什麼都知道。」知道得太多、太早，很可能會像前浪那樣，死在沙灘上。

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史學」

20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熱門新興交叉學科，叫「行為金融學」或「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將心理學尤其是行為科學的理論融入到金融學之中，試圖修正傳統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這個假設飽受非議。羅素說：「據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我為了尋找這方面的證據，耗費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當然，傳統經濟學家並不認為行為經濟學修正了「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而只是擴展了「理性經濟人」中「理性」的含義。不管怎麼樣，行為金融學的大師們也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山鼻祖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獲獎，席勒（Robert Shiller）2013年獲獎，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獲獎。

人心難測，心之官則思。不過，準確地說是人腦難測，因為大腦才是人的思維器官。人類對於自己大腦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對於其他器官的研究，甚至落後於對於天體的研究。

大腦有時是我們的敵人，它在殺死你，而你全然不知。比如飛行空間定向障礙，或稱「空間迷向」（Spatial Disorientation），就是暈向了，比如你以為你在平飛，而實際上你在往下俯衝。肯尼迪總統的兒子小約翰·肯尼迪就是死於空間迷向，葬身海底。

大腦有時還很容易受到外界毫不相干的信息的影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做過一個著名的實驗，他們旋轉一個標着1-100的數字的幸運輪盤，等指針停下指定一個數字後，問受試者：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成員國中占比多少？這個問題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只好靠猜。

奇怪的是，他們猜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幸運輪盤上的數字。輪盤的指針指着10的那組，他們的回答平均是25%；輪盤的指針指着65的那組，他們的回答平均是45%。

這種現象被稱為「錨定效應」（anchoring）。你可能認為，只有這種無關緊要的問題，人的決策才會這麼容易受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售樓小姐總是先帶客戶去看最大、最豪華、最貴的樣板房，最後才帶客戶去看他們想看的房子。所有的售樓小姐一直都這麼做，這很能說明問題。

除了錨定效應，還有無數其他心理效應，悄悄地干擾、左右着人類的決策。如果你了解後，可能會驚出一身冷汗：「我買了這輛車子，買了這個房子，娶了這個妻子，真的是我自己的選擇嗎？」

不僅僅是像你我這樣的小人物做自己的小決策時會被大腦戲弄，大人物做決定人類命運的大決策時也是一樣。

卡尼曼於2002年因他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譽為行為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他也是暢銷書《思考，快與慢》的作者。

1974年，卡尼曼發表了一次題為《認知局限與公共決策判斷》的演講。他的開場白是這麼說的：

「想到一個兼具情感系統和生理系統的有機體，一個被賦予超能力、僅憑按動幾個按鈕就能毀滅一切生物的人，決策時和一隻叢林鼠並無太大差異，就不免讓人心憂。古往今來，有多少重大決策不是在少數幾個當權者的一念之間做出的？決策者如果未曾正視自己的思考過程，未曾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則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的命運都因其領導人所犯的一些可被避免的錯誤而改寫。」

總之，人對自己如何決策、為何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決策知之甚少，對他人如何決策、為何決策就知道得更少了，當無數人在一起同時互動時，決策的結果完全無法預測。

人類對此難以釋懷，總是想象擁有預測並控制歷史發展軌跡的能力，這是最終極的科幻。美國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於1951年出版了基地系列的第一部《基地》。一代宗師哈里·謝頓開創了一門高精尖的學科「心理史學」，通過十分深奧的數學模型，可以推演人類的未來。

謝頓預見到銀河帝國逐步走向衰亡的過程，為了避免長達三萬年的充滿無知、野蠻和戰爭的黑暗時期，他建立了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第一基地在明處，第二基地在暗處。第一基地的核心優勢是先進的科技，比如核能；而第二基地的核心優勢是參透人心、控制心靈的能力。真正左右銀河帝國命運、為銀河帝國人民保駕護航的是第二基地。

第二基地比第一基地科幻得多，人類可以實現第一基地的科技（不少已經實現），但很難實現第二基地的硬核科技。

在參透心靈、控制心靈的科技出現之前，所有的預測都是鍊金術。

所以，不管是做企業還是做投資，都不要去靠預測宏觀經濟，因為根本測不準。

衰退和戰爭中的投資

因為宏觀經濟根本測不準，所以不要把對宏觀經濟的預測作為做企業、做投資的決策依據。但這並不是說完全不考慮宏觀經濟。

巴菲特說，自己並不關注宏觀經濟，只關注一個個企業。但他在關注某個企業的時候肯定會涉及對宏觀經濟的判斷。他要做投資，就要對企業估值；不管用哪種估值方法，都需要對該企業將來產生的現金流以及適用的貼現率進行預測，這樣才知道這個企業現在值多少錢。

在測算將來現金流的時候，首先就要預測將來的銷售收入，為此就要預測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這就不可能不涉及對經濟環境的一些判斷。實際上，測算將來現金流的預算表中的每一項，多多少少都涉及對經濟環境的判斷。測算貼現率的每一項也多多少少都涉及對經濟環境的判斷。

但是，這不是說，你預測來年GDP增長5%，這個企業來年的銷售收入就增長5%。個體企業的情況和宏觀經濟總體的情況很不一樣。總體經濟增長5%的時候，一個特定的企業銷售收入可能增長5%、10%、20%、50%甚至100%，也有可能減少5％、10％、20%、50％甚至100%。

所以預測宏觀經濟對於判斷特定企業的價值沒有多大幫助，從這個角度來講，做投資不要靠預測宏觀經濟。經濟繁榮時，某些特定企業可能正在死亡；經濟衰退時，某些特定企業可能正在崛起。不能根據宏觀經濟的趨勢做投資。

巴菲特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說：「我一生中經歷了很多次經濟衰退。我出生在1930年8月30日，我記不清我到現在已經經歷過8次還是9次經濟衰退了，但是這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我們將來還會經歷經濟衰退，但是這不會改變我們投資經營的方式。經濟衰退可能會帶來更多的機會，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很合適的好公司，我們就會積極地去買下它。」

費舍更是認為，不要讓戰爭的陰雲阻礙你買股票的決心。不管是一戰還是二戰，還是朝鮮戰爭，所有戰爭塵埃落定後，大部分的股票價格都會遠高於戰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每次戰爭來臨時，政府就不得不印錢支付戰爭費用。這導致通貨膨脹，戰爭總是使得貨幣變得不值錢。

他說：「因此，在人們產生戰爭預期或實際爆發戰爭時，賣出股票換成現金，從投資的角度來講是一種極度無知的行為。」

這次新冠疫情期間，在實體經濟連連受到重挫的同時，股市卻節節高漲。特別是美國，美聯儲不斷放鬆銀根，增加貨幣供應量，又一次印證了費舍的觀點。放水似乎成了政府應對所有危機的萬靈藥，只是後遺症需民眾日後艱苦忍受。

總之，做投資不要把對於宏觀經濟趨勢的預測作為決策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據。

當然有一些投資者專門做宏觀經濟，利用各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進行套利。然而，這種投資想要長期維持成功，難度特別大。這裡少不得要提一下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案例。

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簡稱LTCM）成立於1994年2月，掌門人是梅里韋瑟（Meriwether），被譽為能「點石成金」的華爾街債務套利之父。他聚集了一批精英加盟，包括1997年因期權定價Black-Scholes-Merton公式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默頓（Robert Merton）和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以及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及聯儲副主席莫里斯（David Mullis）。

但是這個薈集了職業巨星、學術巨人、公關明星的「夢幻組合」揚帆起航後短短四年，就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對沖錯了方向，瀕臨破產。同年9月被美林、摩根收購，2000年倒閉清算。

經濟不可預測，不可計劃

從宏觀經濟的測不準原理還可以推出，經濟不可以計劃。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是災難的不二配方。就算是大腦都需要給一線的神經足夠的授權，讓它們相機行事。

比如，你的手碰到火或者冰，會瞬間縮回。那一瞬間，你感覺不出火與冰的差別，手縮回來之後才分辨出來是燙還是冰。這種條件反射不是大腦控制的，而是脊髓神經控制的。如果要經過大腦的話，就來不及了。信號傳到大腦，大腦做判斷，再指揮你縮回手來，時間太長了，你很可能已經受傷。也許以前有過這樣的生物，但他們都滅絕了。

總之，經濟不可預測，不可計劃。實際上就算可以預測，也不應該計劃，因為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而官僚體系固有的特點將導致這種制度得不償失，甚至適得其反。

王安石變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本來想通過國家積極主義促進平等，富國強兵，結果變法的措施被官僚變成竊取財富的高效手段。到十二世紀時宋朝政府從經濟中攫取的財富遠遠超過了其給社會做出的貢獻，搞得民不聊生，國力大衰，直接導致北宋滅亡。正印了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集中化的權力，並不會因為創建者的善意，而變得無害。」

政府真正的角色是裁判，制定合理的遊戲規則，確保穩定的遊戲環境，使得做企業、做投資不需要預測宏觀政策，不然就跟賭博差不多。所以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資者，一定要遠離那些企業經營受政策影響巨大的經濟體。

總之，讓我們不要沉迷於預測宏觀經濟的鍊金術，踏踏實實做一些有建設性的工作，做企業的把企業做好，做投資的把投資做好，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添磚加瓦。

為無為，則無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