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苗德歲
● ● ●
在當今生物學家中，哈佛大學退休教授E. O. 威爾遜，被稱為是達爾文的傳人，甚至有人稱其為 「當代的達爾文」。本文談談威爾遜為捍衛達爾文學說，曾受過的一段不公正對待。
威爾遜1929年生於美國的亞拉巴馬州，從小就酷愛博物學，立志長大以後成為鳥類學家。他不幸在一次釣魚事故中右眼受傷變殘，考慮到一隻眼會嚴重影響野外觀察鳥類活動的效果，便決定改學昆蟲學。這樣的話，儘管只有左眼一隻好眼，但在顯微鏡下觀察昆蟲形態，也不會受到多大影響。
他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即被留校聘為助理教授，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蟻類的社會行為的，不久他便成為全世界這一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
威爾遜暴得大名是因為他的《社會生物學》一書。該書1975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全名為《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是一本厚達700頁的大書。這本書的問世，不僅標誌着社會生物學這門嶄新學科的誕生，還引發了一場20世紀最重要的學術爭議。
作者在書中用大量動物行為研究的例子，從遺傳學、種群生物學、生態學等方面，系統地描述了生物中各種社會行為（如性行為、侵略行為、互惠行為以及親子撫育等）的表現、起源和演化，並藉此論述了社會生物學的一些基本概念。
該書的前26章，介紹了人類以外的各種生物（從螞蟻到大象，無所不包）的社會行為，說明這些社會行為都是為了使生物所攜帶的基因更容易被自然選擇保留下來，因此是符合達爾文學說的。當然，這部分內容很少引起什麼爭議。事實上，書中反映出威爾遜的淵博學識和治學嚴謹，使他受到了廣泛的尊重和仰慕。
爭論主要源自該書的最後一章（即第27章 「人：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在該章中威爾遜把社會生物學應用到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上去。因此，他認為，人類的許多社會行為（包括侵略性、自私性，甚至於性愛、道德倫理和宗教等），都是因為對物種的生存有益，因此通過自然選擇篩選、保留而演化出來的，這跟其他生物沒有什麼不同。萬沒想到，這下子他竟捅了個大馬蜂窩！
頓時，威爾遜的觀點遭到了很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強烈反對。批評者稱威爾遜為新斯賓塞學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對於威爾遜的批評，很快地超出了學術範疇，而且很快地發展成了人身攻擊。而攻擊他最厲害的人卻是他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兩位哈佛大學同事。這兩位的名字在生物學界也是如雷貫耳：遺傳學家理查德·萊萬廷與古生物學家古爾德。
按說他們三人在同一個辦公樓里上班、在同一個系裡共事，有不同的學術觀點，完全可以面對面地討論——哪怕是爭吵也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令威爾遜不解（也使他非常寒心）的是，理查德·萊萬廷與古爾德背着他，連同另外15個人共同署名，在1975年11月13日的《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題目為 「反對《社會生物學》」。
理查德·萊萬廷是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大牛，而古爾德不僅是古生物學界的牛人，而且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因此，由這兩位參加署名給《紐約書評》寫的公開信，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影響就非同一般了。公開信中明確指出：「從達爾文提出自然選擇學說以來，生物和遺傳信息曾在社會和政治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從斯賓塞的 『適者生存』 到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都宣稱自然選擇在決定大部分人類行為特性上起着首要作用。這些理論導致了一種錯誤的『生物（或遺傳）決定論』，即生物遺傳決定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因此給這些行為提供了某種合理性。同時，這種 『生物（遺傳）決定論』 還認為，遺傳數據能夠解釋特定社會問題的起源。」
公開信中還進一步指責威爾遜有種族和階級偏見，說他在為維護資產階級、白人種族以及男性的特權尋找遺傳上的正當性。由於威爾遜出生於美國南部的亞拉巴馬州，該州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曾站在維護黑奴制度的一方，而威爾遜又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男性白種人，因此這無疑是在指責威爾遜是種族主義者，並說《社會生物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捲土重來的信號。這一下子深深地激怒了威爾遜，使他不得不自衛反擊。
被包圍在批判聲中的威爾遜再也不能忍受別人（尤其是自己的同事）往自己身上潑髒水了，於是他在1975年12月11日的《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封反駁信。他在信中指出，他的批評者不僅歪曲了《社會生物學》及他本人的科學用意，而且對他進行了人身攻擊，這嚴重違背了科學研究領域的自由探索精神。
他在信中還特別指出，那封公開信的簽名者中有兩位是跟他在同一座樓辦公的同事（指理查德·萊萬廷和古爾德），而他居然是在那一期《紐約書評》上了報攤之後才看到公開信的。試問究竟是誰在背後搞陰謀呢？
威爾遜之所以反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公開信中曾指責《社會生物學》是宣傳美國右翼的政治觀點，而且影射威爾遜參與了右翼的陰謀活動。
威爾遜的反問並不是空穴來風。事實上，理查德·萊萬廷和古爾德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學潮中，都曾是活躍分子。
由於理查德·萊萬廷和古爾德兩人都是猶太人後裔，對希特勒的種族清洗（屠殺猶太人）有切膚之痛，故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特別敏感。儘管從這一角度上說，他們對《社會生物學》的問世反應異常強烈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平心而論，這場論戰也確實反映了美國學術界存在左右兩派這一事實；理查德·萊萬廷和古爾德都曾公開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正當美國的這場關於 「社會生物學」 的論戰方興未艾的時候，1976年（即《社會生物學》問世的第二年）在大西洋對岸的英國，牛津大學一位年輕的動物學講師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書。道金斯在書中主要想把演化生物學研究（尤其是對自私和利他行為的研究）的新進展介紹給行外的人。其中的內容涉及我們前面所介紹的那些生物學家以及他們提出的各種理論。他書中的很多觀點十分接近威爾遜的觀點，但也有些不同。
圖2 《自私的基因》
首先，他引進了兩個新概念，一是把生物體稱作 「運載器」，二是把基因稱為 「複製品」。依照他的觀點，只有基因才是不朽的，每個生物體只是基因的載體，基因可以通過複製，從一個載體傳到另一個載體，歷經無數世代。在這個過程中，生物體只是一個暫時的運載器，其作用是負責把複製基因傳給未來的世代。因此，自然選擇是在基因水平上起作用的，而不是上面提到的 「個體選擇」，更不是 「群體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道金斯比威爾遜更激進。
因此，古爾德把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論稱為 「極端達爾文主義」，也有人因此稱道金斯為 「達爾文的羅威納犬」。還記得赫胥黎的外號叫 「達爾文的鬥犬」 嗎？羅威納犬可比鬥犬更凶哦！
《自私的基因》是一本科普書，對外行來說，比《社會生物學》更容易理解，因而在公眾中的影響也更大。道金斯的出現，無疑給這場大論戰 「火上澆油」；事實上，在後來的持久戰中，古爾德基本上是找道金斯 「單挑」！他倆都是一流的科普作家、寫文章的高手，兩人筆戰起來，也格外好看。
但這並不意味着就沒威爾遜啥事了。
恰恰相反，1978年2月13日，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威爾遜走上講台正要做報告時，突然衝上來一位女子，將手中的滿滿一杯水澆到威爾遜的頭上，台下則有一幫學生為她助威，不停地齊聲高喊：「威爾遜，你全錯了！」 「威爾遜，你全錯了！」
有意思的是，「威爾遜，你全錯了！」在英語的習語中是：「Wilson, you’re all wet」；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直譯的話則是：「威爾遜，你濕透了！」 在這場 「鬧劇」 的全過程中，威爾遜從未失態。他擦乾了臉上的水，繼續做完學術報告。
凡是了解威爾遜的同事們都知道，威爾遜是一位典型的紳士、頂尖的學者，他不可能是種族主義者，更不是什麼壞人。這就像達爾文一直被有些人指責為種族主義者一樣，儘管達爾文祖孫三代都是反對蓄奴制和種族主義的。
儘管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一書飽受爭議，但是，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從來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曾榮獲美國總統卡特頒發的美國國家科學獎章，也曾榮獲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克拉福獎（因為諾貝爾獎未設生物學獎，故該獎實際上相當於生物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他還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 「全美最有影響力的25人」 之一。
「老樹春深更著花」 是顧炎武的名句，現在一般用來讚美人到暮年，雄風猶在、壯心不已。在我心目中，E. O. 威爾遜是學術界最不負 「老樹更著花」 這一美譽的。他雖已至耄耋之年，自1996年從哈佛大學教職上退休以來，老當益壯、勤勉著述、新作迭出，於今已出版了16本書。他的新著《創世記：社會的深層起源》，即是他退而不休後的第16本書（也是他學術生涯中的第32本書）。「著作等身」 這一成語用在威爾遜先生身上，不再是一種隱喻，而是實情描述。
比起他之前的很多洋洋大觀之作，這本新書只是不到150頁的 「小書」；而這種 「大家小書」，又恰恰是他在一生豐富學術積累的基礎上，厚積薄發、充滿深度哲思的 「大書」。在本書中，威爾遜先生回到了他的成名作《社會生物學》的主題，進一步探討我們生而為人不免常常思考的問題：究竟何以為人？在億萬年來地球上所有生存過的眾多物種中，為什麼唯獨我們達到了「萬物之靈」的智力高度，並形成了如此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對此，他毫不畏懼地表達了他一貫的達爾文主義科學思想與綜合理論：所有的宗教信條與哲學問題，皆可解構為純粹的遺傳與演化組件；人類的肉體與靈魂均有其物質基礎，因而完全遵從宇宙間的物理和化學定律，絕不是超自然的。因此，若想充分理解人類行為和社會的深層起源，我們還必須深入研究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的演化歷史。
鑑於此，威爾遜先生在本書 「引言」 中寫道，「事關人類處境的一切哲學問題，歸根結底，只有三個：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最終要到哪裡去？第三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關係到我們的命運與未來。然而，要回答第三個問題，我們必須對前兩個問題有準確的把握。總體而言，對於前兩個涉及人類歷史以及人類出現之前更久遠的歷史的問題，哲學家們缺少確鑿可證的回答，於是，他們也無力回答事關人類未來的第三個問題。」坦率地說，我尤其認同這段話，因為長期以來，我對哲學能夠指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這一 「神話」，一向持懷疑態度。
威爾遜先生還指出，長期以來，對人類的由來及其存在的意義，解釋權都為宗教組織所掌控。地球上有4000多種宗教幻想，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帶來了紛繁的部落意識，而部落意識又正是 「人類的起源方式帶來的一個結果」。
直到19世紀下半葉，達爾文開始把物種起源（尤其是人類起源）的 「整個主題帶進了科學探索的視野，並提出了人類是非洲猿類的後裔」。實踐證明，達爾文是人類觀念史上最偉大的創新者，他的生物演化論對舊觀念的顛覆是 「石破天驚」 的。此後，神學家們賴以支撐門戶的《創世記》便難以自圓其說。訴諸神靈來解釋世上萬物的由來、我們何以為人以及如何行事等 「自我認知」 問題，不再令人信服。此外，一百多年來，古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演化生物學和神經科學這五個領域裡全球科學家的共同努力，使 「我們具備了相當充分的知識來回答人類的起源問題，包括起源的時間和方式」。正是這些科學進展，促使威爾遜先生信心十足地撰寫了這本「科學的創世記」，向大家講述無比精彩的、真正的人類起源故事。
本書的前半部包括三章，分別是：1.尋找創世記，2.演化史上的大轉變，3.大轉變的兩難問題及其解決之道。首先，威爾遜先生 「粗線條」 地大筆勾勒了生物演化的宏觀圖景，帶領我們重溫了以自然選擇為主要機制的達爾文理論，以及基因突變、環境篩選、表型可塑性演化等新達爾文主義（又稱作達爾文理論與孟德爾遺傳學相結合的「現代綜合系統學」）核心概念。他強調指出，「科學家認為，演化不只是一個理論，更是一個已被確證的事實。通過野外觀察與實驗，科學家已令人信服地證明，自然選擇作用於隨機突變，正是演化實現的方式」。
接下來，他追蹤了長達幾十億年的生命演化史，其如椽大筆一揮，濃墨重彩、舉重若輕，令人嘆為觀止：「地球生物歷史始於生命自發形成的那一刻。在數十億年的時間裡，生命先形成細胞，再形成器官，又形成組織，最後，在過去兩三百萬年裡，生命終於創造出了有能力理解生命史的生物。人類，具備了可無限拓展的語言與抽象思維能力，得以想象出生命起源的各個步驟—— 『演化史上的大轉變』。」
他進而指出，這些「大轉變」依次為：1.生命的起源；2.複雜（真核）細胞的出現；3.有性繁殖的出現，由此產生了DNA交換與物種倍增的一套受控系統；4.多細胞生物體的出現；5.社會的起源；6.語言的起源。有趣的是，為什麼是 「6」 而不是另一個數字？同以人類為視角，為什麼 「脊索的出現」 「頜的出現」 「脊椎動物登陸」 「羊膜卵的出現」，抑或 「人類的起源」 等，不能算作同等重要的 「大轉變」 呢？這不禁讓我想起布封在劃分地球歷史的自然分期時，也是用了 「6」 這個數字，恰恰與神學《創世記》中上帝用6天創造了世上萬物不謀而合。或許，「6」 這個神奇的數字真是 「天生」（hard-wired）地進入了我們的潛意識（在中國文化中，「6」 則象徵順遂、幸運）。
值得指出的是，威爾遜先生對生命大歷史的描述，不僅言簡意賅，而且妙趣橫生：「於是，沒有任何確切目的，僅僅憑藉着變幻無常的突變與自然選擇前行，在爬行動物時代就出現了的導向系統的引領下，經過三十八億年，這副包裹着鹽水、兩足直立、以骨骼支架撐起來的身體，終於跌跌撞撞地來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站立、行走，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奔跑。我們體液（占了身體80%的重量）里的許多化合物與分子跟遠古海洋的組分大體一致。」
毋庸置疑，從演化意義上講，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代表了自然選擇所留下來的倖存者。它們均以某種方式揭示了演化史上的重大轉變：從單細胞的細菌及其他生物個體，最終演化出人類高度的智力、語言、共情與合作能力。而且，一如達爾文所指出的：這種演化依然在進行之中。饒有趣味的是，跟人們腦子裡固有的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的觀念不同，威爾遜先生強調指出：在生物演化史上，每一次從較低的生物組織水平邁向更高的生物組織水平（比如，從細胞到生物體，從生物體到社會），都離不開利他主義。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個悖論（即大轉變的兩難問題）；但威爾遜先生堅信：這一悖論其實可以用自然選擇驅動的演化來解釋。這就是本書後半部分的內容。
本書餘下的四章分別是：4.追蹤漫長的社會演化過程，5.邁進真社會性的最後幾步，6.群體選擇，7.人類的故事。在這一部分，威爾遜先生指出，個體間簡單的合作在生物界十分普遍，早在細菌中已見端倪；而眾多較為進步的物種，均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勞動分工與合作。然而，只有極少數物種（不到總數的2%）達到了高度的 「真社會性」，其中以蟻類、蜂類與人類最為著名。這些具有 「真社會性」 的類群，都占據了陸地生態系統中 「霸主」 地位。
「真社會性」 即一個生物群體組織內分化出可育（比如，蜂王、蟻后）與不可育（比如，工蜂、工蟻）的等級，並有了嚴格的內部勞動分工。野外觀察和實驗室研究顯示，在個體之間的生存競爭中，無疑 「自私者」 占上風；而在生物群體之間的生存競爭中，由樂於合作者以及利他主義者占多數的群體，總是戰勝由 「自私者」 占多數的群體。這也就是 「群體選擇」 理論。威爾遜先生指出，當由同一個物種組成的不同群體競爭時，其成員的基因就會受到篩選，自然選擇就驅動社會演化向着一定方向發展。
同樣，人類起源與演化的歷史也表明，人類邁向 「真社會性」 的路徑與其他 「真社會性」 動物如出一轍。社會演化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是群體之間的競爭，其中不乏激烈的衝突（比如，部落、幫派、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常常十分血腥與殘忍）。
總之，在本書中，談及人類起源，對人類使用與製造工具以及腦容量增大等因素，威爾遜先生只是一筆帶過，他着重強調了我們真正的優勢在於人際間的合作。誠然，在當下民粹主義抬頭、風雲詭譎的國際形勢下，威爾遜先生的這本新著，真可謂適逢其時，十分值得推薦給大家。達爾文主義的精髓，不只是狹隘的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有廣義上的 「群體選擇」；而對具有了 「真社會性」 的人類來說，猶應牢記：惡鬥必兩敗，合作即共贏。
作者簡介
製版編輯|盧卡斯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