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主體的成長與解放的圖像：

論寒春的多重形象以及對婦女解放的意義

文|唐利群

「形象」往往具有深入人心的作用。至今仍然記得在1980年代初期的鄉鎮小學上學，教室牆壁上掛着各種各樣的名人畫像，除了馬恩列斯毛之外，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居里夫人，因為她好像是那麼多人物中唯一一位女性。因為這一點印象，雖然後來自己的數理化學得很不好，卻還是熱愛科學知識，完全不認為女性與科學之間有什麼鴻溝。「形象」的力量，可見一斑。

寒春也可以是這樣的女科學家的形象。然而，寒春身上所疊加的多重形象卻提供了更豐富、更深廣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女性可以成為科學家，或者女性可以追求卓越的含義。尤其是一個女性從頂尖的自然科學領域，轉向改變世界的社會革命這一過程帶來的啟示，不僅屬於歷史，也朝向未來。

雖然這兩張照片的拍攝僅僅相差一年，1948年決定放棄自己在美國核物理研究所博士資格考試的Joan Hiton，和1949年從延安跋涉到內蒙古高原建設三邊牧場的寒春，然而顯而易見，影像中人的穿着、外貌甚至氣質都有着不小的差別，同一個人物在這一年裡的人生已經發生了巨變，那麼，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寒春終其一生從未改變的，是作為主體不斷進行的思考和行動，選擇與決斷。而最早培養了她這一點的，是母親卡瑪麗塔。

生於1921年的寒春，在她的出生和青少年時代，並非美國女權運動的高潮期（美國的第一次婦女運動開始於19世紀中葉，到1920年美國婦女獲得選舉權後轉入低潮。第二次女權主義高潮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兩次女權主義高潮間隔近半個世紀[1]），但幸運的是，卡瑪麗塔卻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次女權浪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女性。雖然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美國，很長時間裡並沒有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但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傳播，卻對美國婦女、尤其是中上層婦女改變其從屬地位大有幫助。卡瑪麗塔在當時就是受過高出一般人的良好的大學教育，並以教育為志業而非通常以「家庭主婦」為歸宿的中產階級女性。

卡瑪麗塔在農田裡勞作

卡瑪麗塔的教育思想以進步主義為特徵（這張卡瑪麗塔在農田裡勞作的照片，不太符合一般人對中產階級女性、知識女性、精英女性的想象。而在進步主義的理念中，智力活動與勞動實踐之間並不分裂而是有機統一的）。在卡瑪麗塔辦的學校（Putney School）里，不以知識灌輸為中心，而注重動手、實踐、「做中學」；不注重規則教條的確立，而注重自我探索，發展廣泛的興趣、愛好。一直接受這種教育的寒春，最引人注目之處，莫過於作為能動的主體的生成。她的很多愛好，譬如喜歡野性摔跤、戶外探險、高山滑雪，再譬如熱愛科學，熱愛核物理，卻對高跟鞋、口紅、漂亮的衣服毫無興趣……這些都不符合傳統女性規範，不符合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對「真正的女性」的期待。在她追求科學的過程中，也不斷跟大學、研究所不收女性的性別歧視和偏見進行了抗爭，並一步步朝向最頂級的科學家之列進發。在寒春僅僅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時，她就已經是在20世紀最發達的美國，突破女性與科學之間的藩籬，拆解時俗對婦女領域的規定，而在公共領域中盡力實現自我價值的鳳毛麟角的少數人了。

1946年，寒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加速器實驗室工作

這是一張寒春25歲在芝加哥大學實驗室的照片，人物置身於巨大的、圓球狀的科學設備當中，卻沒有絲毫的壓迫感；女性自如地操作着器械，臉上的微笑和光彩，與儀器反射的光輝構成十分協調以至於和諧的氛圍。

如果僅僅是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寒春大可以在自己心儀的核物理領域一直遨遊，而對「純科學」的追求，也總是那麼讓人心動。科學常常被視為最重要的生產力，科技的進步也往往被認為可以極大地造福人類。這當然也是寒春的信念，直至她參與其中的曼哈頓計劃造出的原子彈投放日本長崎、廣島，造成無數無辜平民的傷亡，才使她驚覺科學的作用，沒有那麼簡單。科學為誰所用？科學用於什麼？要發展什麼樣的科學？都是值得追問的問題。科學不只是意味着生產力，也與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緊密相關。彼時的寒春還沒有想這麼深入，她只是跟別的科學家一起，拒絕軍方的介入，呼籲科學的平民化，直至發現這根本不可能時，「純科學」的理想轟然倒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中國革命對寒春的吸引，便可以得到比較清晰的理解：革命是對舊有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摧毀，是讓新的事物、新的關係得以產生的可能性通道；《紅星照耀中國》里對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的真實報道，韓丁、韓珍對社會革命的思考，比寒春先行一步到達延安的陽早，不斷告訴她一支「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是如何打敗美式裝備的國民黨部隊的訊息，都使得已經無法停留在固有精神軌道上的寒春，邁出探索新的道路的步伐。

一個原本屬於第一世界知識精英的女性，經由各種曲折到達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的鄉村，放棄了自己擅長的尖端科學的研究，而將才華放在如何養牛上，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這無論如何是一種跌落；但是在寒春那裡，to be a farmer 和to be a scientist 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價值的鴻溝，養牛技術的提高同樣需要科學研究；而更重要的是，這一選擇對寒春而言也不啻一種新生，因為這意味着主體投入到一場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革命之中，與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擺脫被壓迫處境、尋求解放的事業結合在了一起。這是主體的成長與擴展。

從寒春拍攝的一些影像中，可以看出她與中國的生產生活之間構建起的新型關係。

相機是1948年寒春離開美國時費米贈送的，希望她「記錄中國之旅的精彩瞬間」，[2]寒春用它拍攝了成千上萬張照片。當然這已經不是觀光客眼中的異域，而是與自我生命聯結在一起的現實。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說的「照片實際上是被捕捉到的經驗，而相機則是處於如饑似渴狀態的意識伸出的最佳手臂」「拍攝……意味着把你自己置於與世界的某種關係中」，[3] 熱愛科學的寒春亦熱愛藝術，她的攝影如同無聲的語言，透露着她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1983年，寒春在西安草灘農場

在寒春用相機記錄的自己的「觀看」中，有很多是中國普通勞動者的照片。不同於經常出現於外國人鏡頭中的作為景觀的中國人形象，她與這些勞動者都有各種真實的關係，他們都有名有姓，或者是陽早、寒春在不同地方的同事，或者是在工作、生活中建立起友誼的朋友；他們特有的勞作畫面被留存——嘎拉在製作黃油，閆如碧在醫治病牛；勞動間隙中的休憩和娛樂也被記錄了下來——仿佛能聽到與鄰居們盤腿坐在土路上聊天的笑，仿佛能感到職工們玩兒籃球時跑動中的風。拍照的人隱身畫外，然而相機伸出的手臂是平等和親密的，她可以隨時加入到他們中間，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除了相貌上的稍有差別，這些群像看起來是相似的，衣着都那麼簡樸，甚至有點襤褸的感覺，但是精神卻是向上的，黑黑的臉上煥發着光。

1949年，寒春的好友嘎拉在製作黃油

1954年，閆如碧給病牛治病

1951年，黃鼎銘場長和三邊牧場職工打籃球

1949年，陽早和鄰居好友劉芳華（左1）、任天涯（右1）

1949年，陽早和鄰居好友劉芳華（左1）、任天涯（右1）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勞動者試用、使用寒春設計的各種發明、機械的照片。一個核物理學家，不再從事自己的本行，卻以同樣的科學精神，設計農民需要的風車，牛場需要的鍘草機、收割機，研究如何改良奶牛的品種，如何提高牛奶的質量……這其中完成的轉換，除了專業領域的跨越之外，其實也回答了科學何為的根本問題：在社會主義中國，科學為人民服務，科學家的才華直接服務於人民的需要。她的知識、文化，不再是個人掌握的特殊能力、不再是用以獲取社會地位的資本，而是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連。

1949年，陽早和劉德英在三邊牧場安裝寒春設計的風車

1959年，鍘草機在作業

1957年，寒春設計的熱交換牛奶冷卻設備

1977年，寒春、陽早在紅星公社觀察青飼料收割機樣機田間試驗

這也正如她在最基層與工農婦女建立起的關係：共同勞動，相互學習，一起批判男權社會的不平等和婦女受到的壓迫。如果說西方的女權主義首先是個人主義的產物，是中上階層的訴求，那麼，當寒春投身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其女權思想則必然與更大多數的、下層婦女的解放事業關聯了一起，從而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

1949年，寒春到三邊農場不久，便成了蒙古族婦女們的知心朋友

革命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對舊有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變革從來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像中國這樣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新事物、新現象不斷產生的同時，也需要面對從經濟基礎到思想意識各個層面難以撼動的守舊甚至復舊。

即使是在革命陣營內部，即使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年代，寒春也不時會感受到男性中心主義帶來的區別對待。1950年前後建設三邊牧場時，一次寒春去看望自己的一位牧民朋友，以拉近與蒙古族婦女的關係。因為路遠，走到天快黑了才到達。這個家庭由一個寡婦和六個孩子組成，寡婦的父親住在隔壁。他們搞了一個篝火晚會，大家一起唱歌、玩耍，開心地度過了一晚才回牧場。不料寒春的「夜不歸宿」在牧場引起不小的騷動，領導還要求寒春做出解釋，對此寒春反駁說：男人在外面過了數不清的夜，領導從來也沒質疑過！

1950年，寒春的好友和她們的驢

20年過去，到1971年韓丁訪華時，《人民日報》登載了消息，並報道了與韓丁會面的人員名單，寒春的名字被「陽早夫人」所替代，令寒春頓生女性被視為丈夫的行李一般的感覺，為此她找到安排韓丁來訪的負責人提出了抗議。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後，在接見晚宴上特意向寒春解釋：中方很小心對待其他國家人們的習俗，哪怕是資產階級的習俗，稱已婚女性為「夫人」也是如此，並沒有歧視的意思。晚宴之後寒春覺得還有些意見不吐不快，又給周總理寫了張條子，表明「我們一定還有一些誤解。婦女的基本狀態就是在受着壓迫，我們應該支持婦女們正當的需求。婦女不應該受到與丈夫不同的待遇，婦女們擁有屬於自己身份的觀點是正確的，應該得到支持。」[4] 看似斤斤計較的背後，是對原則性問題的堅持。

在追求男女平等、婦女權益方面，寒春有着高度的敏感和不妥協的精神。早在與陽早結婚之前，寒春就說過：「I don’t mind farming,but I hate to be a farmer’s wife! 」[5] （我不嫌棄務農，可是我絕不會做一個農夫的妻子），這可以視為她反對婦女從屬地位的宣言。但是來中國以後，她在發明創造上做出很多成果，卻經常被說成是陽早夫婦的；對這種忽視女性的做法，寒春不止一次地譏諷：「在你們眼裡，陽早做的是陽早的，寒春做的是陽早夫婦取得的成果。」[6]

如果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掃蕩了那些顯而易見的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那麼，消除千百年來沉澱在文化、觀念、習俗、日常生活中的性別不平等，則需要更深刻的社會關係的變革。而在寒春這樣的表現出強有力的主體精神的女性身上，也仍然能看到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生產力條件的限制下，通往解放的道路艱巨漫長。

女性生命、生活中一道巨大的難關就是生育。1952年寒春在協助一位鄉村難產婦女生孩子時，目睹了落後條件下產婦和嬰兒可怕的死亡。雖然她後來想方設法到北京平安生下了第一個孩子，但是在當時乃至當下的條件下，生育對於男女兩性意味着什麼，也是不可能相同的，正如寒春所言：「……我也想再要一個孩子，但這對女人來說有一些不同。男人只是想：『哦，讓我們再要一個孩子。』但女人想：『哎呀，我又要經受一遍那樣的痛苦。』」[7] 所以寒春對於生育的看法，也與當時鼓勵生育的思路不無牴牾：「我只是覺得女性應當——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能力控制她自己的身體；她們應該想生孩子的時候才生，不想生就不生。」[8] 什麼時候生育不再是一種負累，而成為女性可以控制的事情，婦女解放才能向前邁一大步。

1953年，寒春與兒子陽和平在西安東郊閆莊

1953年，陽和平站在寒春製作的嬰兒床上

除了生育，還有撫育，一般也都是由女性來承擔。寒春在中國最困難的一段日子，莫過於她一度只能獨自一人看護嬰兒，並且「在護理嬰兒方面，得不到一絲的同情及支持。因為別人都認為你知道應該怎樣做，因為這些都被認為是婦女的事，是自然而然的。」[9] 不擅長家務、對公共事務更感興趣的寒春，為了解放時刻抱小孩兒的雙手，曾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幼小的兒子製作了嬰兒床，但也曾因為忙於別的事務而將孩子忘在嬰兒床上太長時間。相對而言，男性則較少面臨家庭私人領域與社會公共領域之間的衝突。陽早和寒春之間，建立起的可謂是某種新型的「主體間性」的關係，他們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又是情深意重的親密愛人，而寒春強烈的主體性，也使得家庭的男權性質大為削弱甚至瓦解，陽早對寒春爭取男女平等的所作所為是理解和支持的，但他也不時會受制於傳統男權的規範（怕被別人看作「妻管嚴」），在家庭中承擔的責任並不太多。三個孩子的家庭照料、以及家務勞動，還是依賴保姆——其他女性——的幫助才得以完成。

1958年，寒春拉着陽和平，扛着陽建平在草灘看麥收

1957年，陽早和孩子們去打飯

對於男女兩性不平等的社會分工、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分裂，社會主義的解決途徑是鼓勵女性參與社會事務，同時推動家務勞動的公共化、社會化。因此，公共的託兒所、幼兒園、食堂的大力發展，是當時的方向。然而即便如此，因為生產力還達不到完全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程度，社會的解放、性別的解放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

解放的未完成性也為我們理解寒春的人生選擇提供了路徑：為什麼一個女性會那麼熱忱地投身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中去？正是因為這是持續不斷地提高生產力，和深刻改造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革命運動，落後國家的反壓迫與婦女的反壓迫具有同構的關係；為什麼她會介入和參與革命運動的各個階段，包括史無前例的WG？正是因為改造的艱巨性、鬥爭的尖銳性和解放的未完成性，使得繼續革命成為必須；為什麼寒春在革命的低落期仍舊矢志不移？正是因為告別革命之後現實中形形色色的壓迫關係的再生產，使得繼續革命的正當性得以證明。

寒春的多重形象，繼續向未來昭示意義。

1966年，寒春在天安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