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近日發表在PNAS的一項認知語言學研究[1]，通過谷歌Ngram分析了數百萬英語及西班牙語書籍中的詞彙使用，指出1850年以來，「確定（determine）」和「結論（conclusion）」等理性相關詞彙的使用頻率在系統性地增加，但這一趨勢從1980年起發生了逆轉。而「感覺（feel）」和「相信（believe）」等感性相關詞彙使用頻率的增長在2007年進一步加速。

此外，研究人員也發現公眾從集體主義轉向了個人主義，這體現在諸如「 I」/「 we」和「he」/「 they」等單複數代詞的比例上。1980年後，單數代詞相對複數代詞的使用頻率在各類書籍中均顯著提升。（見圖2）

為了使論證更嚴謹，研究區分了虛構類書籍與非虛構類書籍，在兩者中都發現了單複數代詞使用比例的趨勢逆轉。同時，感性詞彙和理性詞彙比例的變化也出現在《紐約時報》中，表明分析結論似乎並不受限於語料庫的種類，暗示此類語言轉變或許確實普遍存在。

發現語言理性的趨勢轉變後，我們自然要問，是什麼因素推動了語言理性在1850-1980年的長期增長？又是什麼因素導致其從1980年起的持續衰落？然而，語言受文化、社會、經濟等複雜因素共同影響，難以得出可信的推測。不過，反思語言變化背後的可能因素則完全可行，且也有必要。

該研究作者指出，導致1850-1980年趨勢的一種可能性是科學方法地位的提高。那時，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社會經濟效益快速增長，科學方法逐漸滲透到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各類教育和政治機構中。正如馬克斯 · 韋伯早期所言，隨着現代化社會的發展，宗教神權等唯心勢力逐漸衰微，科學技術得以「祛魅」（disenchantment）。

至於1980年後趨勢逆轉的原因，或許更加令人難以捉摸。一個直觀的猜測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互聯網崛起，以及隨之出現的社交媒體興起。各種各種的證據均表明，社交媒體對人類情感、興趣和世界觀影響顯著。虛假信息、扭曲認知以及誇張言論的傳播通過社交媒體被放大。這一猜測十分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語言理性的逆轉出現於社交媒體興起前幾十年，這說明此前存在其它逆轉趨勢的原因。對此，作者認為這可能與20世紀70年代後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有關。經濟政策的變化增大了貧富差距，多數財富被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一矛盾導致大眾產生不滿情緒，降低對理性的信任，從而產生不可逆的變化趨勢。

作者在該論文的結尾指出：「無論驅動因素是什麼，後真相時代的到來，與我們兩種基本思維模式——推理和直覺——之間的平衡有關。如果推理這種思維模式在大眾中的影響真的在持續減弱，那麼這預示着公共傳媒中看到的亂像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對此，社會可能需要找到一種新的平衡，明確承認直覺和情感的重要性，同時充分利用亟需的理性和科學力量來處理諸如全球變暖、疫情防控等各種複雜的問題。」

無獨有偶，今年8月發表在PNAS的另一篇論文「歷史中的語言記錄指出數十年間認知扭曲的激增」[2]，統計了過去 125 年，超過 1400 萬本英語、西班牙語和德語書籍中和認知扭曲有關語句出現頻率的變化。研究發現，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認知扭曲的文本激增，甚至超過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水平。

所謂認知扭曲，指的是以一種過度消極和不確切的方式思考自己、世界和未來。具體表現為「二分法推理」、「否定積極」，「過度概括」，例如當人們用消極、絕對的術語（如「我是一個失敗者」）給自己貼上標籤。由此可見，認知扭曲與個人情緒、行為和語言的變化息息相關。

以上兩篇文章分別分析了認知扭曲與語言理性的變化。從結論來看，兩篇文章是相互支持的，認知扭曲就是理性衰退的一種表現。而這兩種變化出現的時間均在1980年左右，不僅增加了結論的可信度，還表明兩者的成因很可能是相同的。從方法上來看，兩篇文章均通過分析書籍文本組成的語料庫進行社會心理研究，這種定量方法為研究文化和語言的演變提供了機遇。但同時也要認知到此類數據的局限性，研究結果有可能會受到語料庫數據組成的影響，比如谷歌圖書數據中非正式語言的增加可能與圖書數字化的趨勢相關。未來研究或許可考慮建立文本間的關係網絡，或使用詞向量等自然語言處理方法，來研究更微妙的變化趨勢。

社交媒體就像一個封閉的回聲室，身處其中的人只能接觸到支持他們已有觀點的信息，使其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當這一效應作用於政治領域時，共識、理解、和諧將不復存在，分歧、霸權、衝突將取而代之。如何打破這一惡性循環？許多研究者對此給出了可能的答案。

今年1月發表在PNAS的評論文章[3]指出，相比於陳列冰冷數據，敘述私人經歷對於彌合政治分歧更有效。這恰恰映證了斯大林的名言「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是統計數字」。該文章給我們的啟發是，私人經歷的敘述有助於博得分歧者的尊重與理解，從而達成共識。但同時也要認識到，個人經驗所支持的立場並不比數據所支持的立場更接近事實，尤其要對個人敘述在複雜話題中的誤用保持警惕。

近日發表在PNAS的另一篇研究[4]通過大規模社會實驗發現，對話者間若偶然發現彼此具有相似之處，他們在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能得以緩解。該研究為政治極化問題提供了一種方案，即鼓勵對政治問題有不同看法的陌生人群，進行目標明確的非政治話題討論。事實上，當前已有此類活動的倡議，比如德國的「Braver Angels」。

在後真相時代，理解如何跨越分歧進行溝通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政治家、記者、科學家、科學傳播者，甚至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關注這一問題。是受資本驅動而收割民智，還是堅守原則而求同存異？這是每個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1]Scheffer, Marte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51 (2021): e2107848118. doi:10.1073/pnas.2107848118

[2]Bollen, Johan et al. 「Historical language records reveal a surge of cognitive distortions in recent decad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30 (2021): e2102061118. doi:10.1073/pnas.2102061118

[3]Van Bavel, Jay J et al. 「Speaking my truth: Why personal experiences can bridge divides but mislea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8 (2021): e2100280118. doi:10.1073/pnas.2100280118

[4]Balietti, Stefano et al. 「Reducing opinion polarization: Effects of exposure to similar people with differing political view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52 (2021): e2112552118. doi:10.1073/pnas.21125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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