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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2月27日星期日,歡迎收看399期睡前消息。

督工,幾十年來,中國有一個傳統,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要公布新一年的農業政策安排。督工你最近幾期節目連續關注了化肥漲價和東海漁業問題,怎麼看最新的一號文件?

一號文件發了幾十年,每次都上萬字,其中很多內容是和前幾年重複的,所以,讀中國文件最重要的習慣是尋找變化。必須在不同年度的文件中,找到對同一個領域的不同表述,這才是文件傳達的有效信息。

比如說,2020年的一號文件,只在第26條一句話提到了育種工作,連標點符號算上43個字。靜靜幫我讀一下:

大力實施種業自主創新工程,實施國家農業種質資源保護利用工程,推進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建設。
http://www.puan.gov.cn/xzjd/lyz/zcwj_5775248/202011/t20201104_65026719.html

南繁科研育種基地是中科院在海南的項目,利用海南的氣候提高育種效率,這句話說明,2020年國家對種子問題的重視程度一般,認為國家科研機構加強一下工作就可以了。


到了2021年,一號文件第八節全部都是育種內容,用了278個字來描述育種工作安排。刪掉和2020年基本重合的部分,再刪掉那些需要長期起效的安排,靜靜讀一下核心內容:


尊重科學、嚴格監管,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加強育種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支持種業龍頭企業建立健全商業化育種體系……研究重大品種研發與推廣後補助政策,促進育繁推一體化發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313798012053399

可以看到,2021年的文件方向是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還提出了「種業龍頭企業」概念,要用商業手段來發展育種業。這一節的小標題是 「打好種業翻身仗」。看來國家要在育種行業搞改革,從國家主導轉向企業引領,希望能徹底改變中國種業落後問題。

剛剛過去的2022年2月22日,今年的一號文件來了。依然是整個第八節都用來講育種問題。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今年的文件沒有提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在生物育種方面的說法不再是「嚴格監管」,而是直接說「啟動農業生物育種重大項目」。這裡說的「生物育種」可不是說讓生物自然生長,挑選種子,而是「生物技術育種」的簡寫,從實驗室里製造新物種。考慮到前一年說的「嚴格監管」,重大項目顯然是指轉基因育種。

之前的1月20日,農業部總農藝師曾衍德參加國家新聞辦的發布會,公開表示,農業部已經對兩種轉基因糧食開展了產業化試點。轉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產12%。轉基因玉米對草地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達95%,大幅減少了防蟲成本。

https://www.yicai.com/news/101296368.html

現在一號文件再次確認「農業生物育種重大項目」,應該是要大規模推廣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了。

生物育種內容後面的內容,靜靜幫我讀一下:


貫徹落實種子法,實行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強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依法嚴厲打擊套牌侵權等違法犯罪行為。


2021年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2022年是「強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還具體說了實施「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打擊套牌侵權。這是今年另一個重大動作。

所謂「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就是說,如果某個機構,某個企業開發了一個有明顯優勢的新品種,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可以獨享這個品種的商業利益,還可以限制其他企業或者農民搞衍生品種。不能在優勢品種上修修改改,換幾個基因和性狀就省下授權費。

至於說「套牌侵權」,就是常見的商業欺詐,把普通種子換個商標,自稱名牌種子。

國家定義「實質性派生品種」的時候號召打假,政策的導向性非常明顯,就是要在種子市場建立清晰的商業秩序,讓企業可以在種子市場放心賺錢,放心投資。從而提高中國育種水平。


前幾年國家對轉基因技術保持高度警惕,到去年一號文件還說「嚴格監管」,今年就要搞產業化推廣。

前幾年的文件讓國家機構承擔提升育種水平的主要任務,最近兩年的文件重點轉向鼓勵企業搞科研,強調保護企業的利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因為中國的現有育種能力開始限制社會發展了。

今年的一號文件發出後,農業農村部長唐仁健親自出來做了解讀。

http://www.china-cer.com.cn/changwei/2022010616359.html

唐部長把一萬多字的文件提出的重點目標總結成三個詞:


穩產量、調結構、保耕地。

其中「保耕地」是中央和地方、農業和工業、政府和資本的多方博弈,不是農業技術問題,這裡我們只討論和種子相關的「穩產量」、「調結構」兩項。

「穩產量」,是第一人口大國的吃飯需求。中國現在糧食產量世界第一,水稻、小麥自給率都能達到100%,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自從建國以來,中國解決糧食問題的基本手段是精耕細作,單位面積上投入超額人力追求高產。


最近十幾年,機械在收割、耕地方面取代了很多人力,讓老年農民也能保持自己年輕時的產量,但中國人還是要投入上億的勞動力,去種每畝市場價值一兩千元的糧食,這才維持了國內的糧價穩定。這幾千萬中老年勞動力不是因為經濟效益才留在農業的,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習慣、興趣和文化在種地,維持了小農場的高產,還給城市送去很多零散,但總量不可忽視的新鮮蔬菜。

另外,我們在前幾期睡前消息中,密集討論了氮肥漲價問題,天然氣漲價導致全球氮肥短缺。就算中國可以靠煤制氨來緩解壓力,將來也必然因為碳排放問題增加成本。而在一號文件發布的前一天,中國剛剛和加拿大簽訂了年度鉀肥進口合同,價格比去年漲了139%。

未來20年,中國生於農業社會的農民會逐漸失去勞動能力,而化肥供應也會越來越緊張。中國人為了糧食安全必須考慮如何兩個問題,一是怎樣建設節約人力的高產大農場。二是考慮怎樣落實中央精神「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裡,而且要裝自己的糧食」。這裡的重點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質量種子,目前我國的育種水平和國外差距還非常大。所以,種子行業必須在技術和制度上做全面轉型,鼓勵企業搞科研,用生物育種,尤其是分子育種技術,給未來農場提供新型農作物。


至於說「調結構」,和種業的關係就更大了。文件里的調結構主要就是指大豆,甚至一號文件還專門用另一個章節來講一個非主糧農作物,在一號文件歷史上都很罕見。

大豆是蛋白質含量最高的主要作物,為人類提供了30%的脂肪和60%的植物蛋白質。我國2019年豆類產量2132萬噸,消費量超過一億噸,對外依存度83%。中國人的植物油高度依賴於美國供應。原因是大豆育種水平差距較大,畝產收益低,農民不願種。就算勉強種了,因為畝產不行,反而會影響其他方面的主糧自給率。

2020年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說了:「種子是農業的芯片」。眾所周知,芯片是限制中國產業升級的瓶頸產業,同時我們國家芯片生產和進口是被實質性制裁的。國家把芯片和種子放在同一個水平上討論,說明農業發展也被育種能力限制了。

現在中國的育種產業發展怎麼樣?

中國的種子市場規模世界第二,但大多數種子企業規模很小。2020年,中國種子市場前五大企業,只占了12%的市場。同樣是2020年,全球種子市場的幾大企業:拜爾孟山都、科迪華杜邦、中化先正達、巴斯夫占了52%,這就是為什麼去年一號文件提出「支持種業龍頭企業建立健全商業化育種體系」。


中國化工在國際上收購了超級企業先正達,但國內缺乏強力種子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是過去的成功經驗束縛了中國的種子市場秩序。過去幾十年,因為糧食供應緊張,有了好品種立刻就要0門檻推廣,中國並不太重視具體人員和單位的種子知識產權,這在商業化農業時代打擊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也壓制了企業投資育種技術的意願。

從組織方式看,中國過去鼓勵全國基層人員一起搞育種,建立了按行政邊界劃分的育種機構,大多數科研人員約束在屬地科研項目上,研究適合本地的幾種作物。這在農業靠天吃飯,受氣候影響大的時代有積極作用,但在21世紀已經顯得落後了,不適應資本和技術越來越集中的現代種子開發流程。


當然國有機構也有自己的優點,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適合搞基礎研究,但是在產業轉化方面,幾乎不可能和商業機構相比。種子是一個科研和產業緊密結合的行業,國有機構基礎科研多,在產業化方面一直做得不夠。所以中國許多種子企業通過「仿種子」盜用其他企業的研發成果,或者乾脆用不大的代價收買研發人員,獲得親本,自己雜交繁育,搶占市場。這進一步打擊了國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這些體制問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袁隆平的身份問題。過去幾十年,在農業育種行業內部,「雜交水稻之父」的稱號一直存在爭議,袁隆平三次落選科學院院士,1995年只能到新成立的工程院當院士。原因就是國內傳統科研團隊不重視具體人員和單位貢獻,寧可打擊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也要維護舊體制的慣性。當然袁隆平自己可以不計名利,但我們不能指望未來的中國育種科研人員都靠獻身精神來保證工作效率。這些體制問題累加在一起,再加上民間對轉基因的認識存在偏差,迫使國有機構採取保守技術路線,影響了中國種子產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但是最近這個情況有了一定轉機,那就是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們提起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主要關注點在製造業和服務業等方面,農業方面的滲透率是最低的。但現在的尖端育種技術,也和數字技術密不可分。我國的數字技術在全球領先,在部分應用場景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國,如果在育種方面發揮中國數字技術的幾個長項以及海量數據的優勢,彎道超車也不是不可能。

為什麼說數字技術可以幫助育種產業搞彎道超車?

從歷史上來看,人類的育種技術經歷了3個階段。


1.0階段,是農民憑藉肉眼觀察,加上自己的經驗來篩選。

19世紀末開始,人們對遺傳規律有了初步的系統性認識,掌握了統計學工具,開始通過預先設計的雜交選育品種,這是2.0階段。

20世紀,人類發現了基因,在微觀原理上解釋了19世紀的遺傳規律。利用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人類開始嘗試利用生物學和物理學手段直接干預基因本身,育種進入了3.0階段。


分子育種技術包括轉基因育種、分子標記輔助育種,和分子設計育種三個方面,需要相互配合。分子標記育種,是給特定的優秀基因加上了「追蹤器」,讓轉基因育種工作更加精準。如果全部的標記、篩選、重組過程都通過育種實驗來完成,花費的時間和成本還是太多了。這就需要分子設計育種技術事先對可行的技術方案和技術路線進行模擬,給出規劃和預判。

但是,作物的基因和性狀之間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往往是多個基因組合起來,在特定條件下表現出人類需要的性狀。隨着分子設計水平越來越高,人腦很快就做不出合適的基因模型了,必須要人工智能來尋找合理的基因組合。

優秀的人工智能都是海量的數據餵出來的,餵得效率高不高看算力,餵得科不科學看算法。阿爾法狗在數字技術的綜合應用方面做得好,所以能在圍棋上破除神話,從無數的可能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案,打贏所有人類。


4.0階段生物育種和培養圍棋AI有點像,過去手工做實驗,一個樣本幾百個分子標記,現在採用高通量實驗模式,一個實驗室至少每年產生幾十億個數據點,完全超出個人電腦或者自己搭建服務器的應對能力,必須使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支持育種開發。

最近幾年,中國也意識到了數字技術對育種能力的促進作用。去年,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和阿里巴巴達摩院簽署合作協議,要一起做生物技術、信息技術與智能技術融合的「智慧育種」平台。而中國農大、隆平高科也和華為簽訂協議,要一起研究智慧育種。

https://www.caas.cn/xwzx/yw/313045.html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115326071/130e5ae7702001at9k

從公開報道看,農科院「智慧育種」平台項目的數字技術部分由阿里巴巴達摩院負責,領銜的是一位哈佛大學生物信息專業博士後。該團隊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幫助浙江疾控中心研發「新冠肺炎檢測分析平台」,採用全基因組檢測技術,一次對幾十萬到幾百萬條病毒DNA分子進行序列測定,把新冠檢測速度從8個小時縮短到半個小時。這種生物學和數字技術的融合經驗,是農科院最看重的能力。


網上一直有觀點,民營企業參與到育種行業,可能會對糧食安全造成影響,還有人認為市場化不利於糧食安全,可能損傷農民利益,督工你怎麼看?

我們要看到,大企業來搞農業科技,首先在集中投資方面占優勢。孟山都2019 年公司研發支出53.42 億歐元,我國10家A股上市的種子公司2019年研發支出6.69億元人民幣。孟山都一家的研發支出是10家公司總和的62倍。沒有大資本,就沒有資格搞先進育種技術。種業的競爭歸根結底是資本+科技的競爭。

當然,如果僅僅是集中投資,打破被行政區劃分割的育種機構,國有機構也一樣可以干,只要把育種體系改成垂直管理就行了。但育種並不是大力投入一定出奇蹟的地方,往往是巨額投入只能提高成功概率,不能完全避免失敗。這種規律對企業來說是市場常態,對政府或者國有機構的負責人來說,就不一定能坦然接受了,因為這些機構內部的晉升規律往往是一次失敗可以蓋過十次成功。所以,在育種投資越來越大的今天,國有機構很難做出有效突破,大企業憑藉冒險精神還有明顯優勢。

最後,企業天生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領域賺到所有的錢,這種本能的負面效果是壟斷,而正面效果就是企業會主動延長產業鏈,提高行業效率。比如說,在中國名聲不好的孟山都,本來是一家農藥公司,從上世紀80年代起,孟山都不斷收購種業資產,在開發轉基因種子的同時,銷售和與之配合的農藥。延長產業鏈,所以市場穩定,能不斷推出新產品。


但我們不能僅僅把孟山都的發展歷程都看做大企業的貪婪擴張,因為隨着育種技術的進步,高技術含量的種子發揮基因優勢,的確越來越需要整條產業鏈的配合。比如土壤水分、PH值、日照時數和有效輻射,還包括各種農資物流的配送,和下游的市場及電商渠道。如果完全放任農民按照自己的經驗操作,高科技產品可能反而成為破壞因素。

2015年,隆平高科的超級稻被引種到氣候條件不適宜的地區,因為沒有對農民進行適當培訓,發生稻瘟病,大面積絕收,一度被質疑虛假宣傳。所以,農業核心龍頭企業如果掌握了最新的育種技術,就必須會把產業鏈向農業各個環節延伸,最終把農業變成大平台主導的精確生產流程。

https://www.chinanews.com.cn/m/sh/2015/04-10/7196727.shtml

http://news.sohu.com/20150410/n411103466.shtml


2020年9月11日166期節目,我們介紹了中國養豬行業對丹麥等國進口種豬的依賴。171期節目,我們又分析了丹麥農業問題,指出這是一個豬肉出口量經常排在世界前三名的小國。在農業體制方面,丹麥以中等農場為主,但禁止農場主把農場直接留給子女,而是要求子女找農業信貸機構借錢,買父母的農場。如果不努力學習農業技術,不跟隨科技機構的引導,經營不善,農民不能擁有農場。

從這些例子來看,中國也必然是由一批大型科技平台負責設計農業產業鏈,農民負責執行,農民數量一定遠遠少於今天。但這應該理解為進步。現在把農民束縛在幾畝地的小農場上,種每畝價格兩三千塊的糧食,並不是保護農民,只是濫用農民種地的習慣而已。現在農民的孩子也許有一部分喜歡農業,但幾乎沒人想複製自己父輩在20世紀末的生活,所以,未來的農業必然是少數人利用科技設備,培養分子育種的農作物,搞高效率的生產。


但是,我也理解一些觀眾離開農村之後,替農民發出的擔心,這說明企業和國家行為之間應該有一條明確的邊界。

如果擔心市場化影響糧食安全,那就應該明確縱向切分種業市場,劃出清晰的邊界線。在邊界線的一邊,國有機構提供基礎保障門類的種子,由農民自主種植。但如果農民自主選擇了和大企業合作,願意在更大的經營範圍內使用自己的土地,那也要用商業規則保護增殖部分的市場規則,讓企業有信心投資育種。

如果擔心市場化影響農民利益,就應該明確橫向切分農業產業鏈,告訴種業公司的經營邊界在哪裡,也告訴農民通過種子獲利的邊界在哪裡。雙方都不允許越界,但在界限內擁有經營自由。這樣企業才能明確規劃產業鏈。

過去幾十年,或者說過去幾千年,農業既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職業,也是生存保障,還是他們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但隨着社會分工加深,包括育種在內的農業,會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資產、重科技的專業領域,拒絕資本介入是不可能的,只有劃出明確的邊界,才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發揮企業積極性。

2月8日,人民日報發布社論,標題是《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靜靜幫我讀一段: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要資本有序發展……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紅綠燈」,目的是引導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和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鼓勵支持企業在促進科技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積極作用……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就能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在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的同時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中央說「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紅綠燈」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前景。對於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代表先進生產力方向的,能填補空白形成國際競爭力的開綠燈,這既是符合中央意圖,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因此,種子行業必須劃出明確的邊界,邊界外面是禁區,裡面是自由,否則企業不會願意做育種科研。

但如果能儘快明確經營範圍的邊界,國內企業投入當前的育種市場,還有一個宏觀政策上的好機會。因為國際種業巨頭到中國開發市場,不僅要服從《種子法》,還要服從《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這個清單現在還不許外商在國內搞轉基因品種選育及轉基因種子生產。國內種子產業應該抓住戰略機遇期,利用我國數字技術優勢,做好智慧育種,保障下一代中國人的糧食安全。

好,感謝大家收看,399期睡前消息到此結束,我們周二400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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