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06年，因為無法忍受家暴，我離婚了，帶着小兒子獨自來到北京，住在髒亂的城邊村小屋。在建築隊幹活，給人搬磚，手磨得都是血，蓋房頂，四五塊磚同時往上扔，讓我接住我就得接住。100斤水泥袋我一袋袋的背。還做過鐵門，大鐵門得有多沉啊，男人扛門，我也扛門。男人能幹的活，我都能幹。為了孩子，為了生活，我能不好好幹活嗎？我當過家政工、保潔員，還做過女保安，在家具廠做的時間最長。可是孤身在外，沒有朋友，只有拼命幹活，有時累極了，大哭一場，擦乾淚，繼續幹活。

——木蘭文藝隊志願者林華，一名普通基層女工這樣描述自己初到北京時的經歷。她在2011年來到木蘭，作為1億2千萬流動女工中的一員第一次登上北京繁星劇場的舞台，向陌生人講述自己的故事。然而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生鮮有進入公眾視野的機會。

截止今日，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作為一家專門服務基層女工的公益組織，已經堅持了12年之久。十二年的工作並不曾給她們攢下什麼家底，反而時常流離奔波，債台高築。該機構的發起人之一齊麗霞女士坦言，缺乏經濟頭腦是她們的一大問題，很多用汗淚鑄就的活動做了就做了，卻鮮有轉化成流量收益的。而近兩年的疫情使得線下活動受到重重限制，本就困難的經濟條件雪上加霜。

除去依靠項目捐款和眾籌，木蘭也曾嘗試過自力更生。事實上木蘭自創始以來就經常組織義賣活動，如到附近的工地、集市去進行二手衣物義賣——二手衣物往往是愛心人士捐贈或者高校社團收集的。起初沒有交通工具，志願者們只能拿着架子、抱着衣服去賣，甚至連嬰兒車也成了運送工具，直到後來擁有了代步自行車。

但是由於缺少人力和售賣渠道的問題，木蘭義賣店一直收益欠佳，2013年以後，木蘭也組織了女工手工小組，讓心靈手巧的女工們製作手工藝品進行售賣籌款。雖然有了纖巧玲瓏的珠編手鍊、繡花鈎針，但手工作坊式的生產效率怎麼可能在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木蘭也不可能讓大家沒日沒夜地製作，影響社區姐妹們正常上班，加上女工群體缺乏專業設計知識、缺少售賣渠道等等劣勢。她們還嘗試過自行生產牛軋糖，組織「生產合作工坊」的企劃，最終利潤的8%用於股份分紅，10%作為研發團建經費，82%作為勞動分紅，按工時計算——淨收益6715元看似不少，但是用於發展的部分還不夠一個月的伙食開支。總而言之，因為各種原因，通過市場運營完成造血的嘗試屢屢失敗。

木蘭現在的基地落腳在北京市昌平區東沙各莊村的一個角落，疫情之後房租已經上漲到10餘萬一年，這使木蘭到了幾乎山窮水盡的地步。雖然十餘年的辛勤工作、認真實幹的工作態度使木蘭在圈內有了一定名氣，也有過許多知名媒體對主要負責人進行採訪、報道。可惜這些都不能解決現實的經濟困難。據齊麗霞女士所言，近兩年唯一一次帶來經濟收益的活動是在北京798藝術中心舉辦的《基層流動女工敘事》綜合藝術展對公眾開放以後，某化妝品公司的社會責任部門聯繫齊女士捐贈了一批該公司生產的護膚品。

「我們從不避諱經濟問題」, 麗霞女士在與筆者交流時感慨道：「近兩年因為疫情和政策原因，倒閉了的草根民間公益組織倒了一輪又一輪，我們其實還算好的。」沒有通過互聯網建立穩定的眾籌、月捐渠道和志願者群組是木蘭的弱勢，她和姐妹們也在嘗試着不斷改變工作方式以求生存。正如她們在女工文學小組活動上所寫：「只要有饅頭吃，就要繼續做下去。」

做公益十多年，木蘭的發起者已經不再年輕，當初的年輕女工、女大學生現在甚至有人已經成家立業有了孩子。「你們叫我姐都覺得不太合適，大了你們一輪了」，另一位機構創辦者張女士對作為大學生的筆者打趣道。不論年齡幾何，任何組織機構都需要新鮮血液更新迭代。「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你們00後肯定有不同」，除此之外，為了讓公益活動能夠更多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運營互聯網平台進行宣傳對於本就缺乏曝光渠道的草根組織尤其重要。「我們18年才學會註冊微信公眾號，抖音號也很少有人運營，只有幾百個人關注。」像在微博、B站等公眾平台註冊賬號對日常活動進行宣傳的事宜，麗霞她們或許想過，但是互聯網對於她們而言比起年輕人畢竟更為陌生，也缺乏人手專門做相關的運營服務。「許多活動我們默默做了，材料我們有了，就是沒有時間和人力放到網絡上去。」

麗霞女士坦言木蘭需要更多年輕人參與運營，可是在她們在實際活動中感受到參與社區活動的大學生明顯「沒有前幾年的大學生熱情，有活力」，她認為可能同樣是互聯網普及的緣故：年輕人更多關注網絡上發生的事，值得關注的信息太多了，相對的就更少關注身邊的事。在網絡上吵架的多了，在一線做事的就少了。

如果說願意參與社區活動的大學生還只是「積極性不如之前」的話，願意留下來做長期志願者的年輕人更是鳳毛麟角。麗霞也承認這和木蘭的客觀條件有關：簡陋的住處，微薄的工資和辛苦的工作，理想和情懷在現實面前總是易碎的。說道這裡，麗霞對同她一起創立木蘭的姐妹充滿了敬佩：「她們不像我是在社會上闖蕩了幾年出來的，都是女院（中華女子學院）的大學生，一上來就跟我們一起吃苦…」她認為大學生應該多一點理想主義者。

作為法學專業學生，筆者此前一直關注流動女工在工作生活中的基本權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她們是否更易遭受家庭暴力、性騷擾等問題。木蘭此前在社區內進行的調研活動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雖然疫情之後城中村人口的流動性加劇導致木蘭難以得出精確的定量分析，但由於木蘭長期紮根一線提供社區服務，仍然能了解到不少家庭暴力的實際情況，她們還通過日常聊天、發放問卷等方式了解到社區居民對家庭暴力的認識、會不會選擇警力介入以及背後的邏輯等信息，而這些信息正是法學學者、法科學生難以接觸到的。

據齊女士所言，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丈夫對妻子動手」屬於家庭暴力的範疇，但也有觀念頑固者持較為保守的觀念，或者「犯渾」時不管不顧。對此，介入時需要更加慎重地考量。「比如有時候我們甚至能撞見施暴過程…需要考慮有時候，比如你本來不介入他可能打一下，介入了他要打十下；或者（女方）會考慮到孩子等因素即使挨打也不會希望警察介入或者打官司，你報警反而和她們成了仇人了，但也不能放着不管，就需要一些調解的手段；再比如說假如是熟識的街坊鄰居，那麼我們也許可以阻攔，否則可能導致情況惡化……光去宣傳《反家庭暴力法》上面的內容可能沒什麼用」此外，非肢體形式的冷暴力（如經濟控制）則更為隱蔽也更為普遍：「我們遇見過不給妻子錢用的或者給的很少的，也遇到過任何花錢都要盤問用途的……」麗霞女士說了很多作為一線社會工作者的調研經驗，這些都是課堂上難以獲取的知識，也是如何讓反家庭暴力相關法律從紙面上落到實處所需要的知識。

由於城中村人口的流動性加劇，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問題也凸顯出來。據麗霞女士了解，在木蘭所在的東沙各莊村僅有一所公辦學校，而大量流動人口的證件不齊導致他們無法將孩子送往公立學校就讀。由於附近唯一的打工子弟學校已經關停，孩子們只能到遠在二十餘公里開外的別村或別區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住讀，一周或者一月往往只能見父母一次。即使如此，由於北京的就業生活日益加重，加之疫情等種種因素，已經有許多流動人口選擇將孩子送回老家讀書成為留守兒童；甚至有家長將孩子送到河北讀書。

上述情況下，女童的受教育權更加飄搖。據齊麗霞女士所言，雖然年輕一代工人不再持有嚴重的重男輕女思想（比如讓姐姐輟學打工供養弟弟讀書），所以至少當地流動兒童的性別比差距並不懸殊，但是女孩仍然在教育過程中面臨隱性排斥——這一過程可能是緩慢而隱蔽的。「比如女孩子和男孩子同樣是回到農村留守，女孩子往往承擔更多家務，對成績可能就不那麼重視。本來教育資源就不夠，加上各種家務農務分散精力或者本身不那麼好學的話，女孩很可能就會自己『厭學』，然後『自願』輟學去打工；但家裡卻會因為『男生要是沒文化以後混不開』而逼着男孩去讀書，對女生就不會有這個要求。」

對於上述種種基層流動女性所要面臨的現實，木蘭一直在嘗試記錄並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多年以來一直在對基層流動女性進行訪談對話並編寫成女工口述史。在798進行流動女工專題藝術展覽時，木蘭將搜集來的錄音材料集中起來，在牆面上掛了20餘副耳機。只要戴上耳機就能聽到工友本人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故事。此外，她們正在計劃將口述史已經整理完成並徵得本人同意的部分內部出版，目前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已經印出了十多本小冊子。此外木蘭還一直嘗試以歌曲、攝影作品等方式喚起公眾對這一群體的關注，讓她們的聲音能被更多人聽到。據麗霞女士透露，木蘭文藝隊正於婦女節期間創作歌曲，但。

1908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的勞動婦女同全國紡織業2萬餘紡織女工為了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而舉行罷工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擁有選舉權。這正是婦女節最初的來源。受其影響，詹姆斯·奧鵬漢寫下這樣的詩句：

當我們前進，前進在美好的時光

在成千上萬個昏暗的廚房和灰濛濛的廠房裡

我們感受到照射進來的明媚陽光

為了讓人民聽到我們的聲音：

「麵包加玫瑰，麵包加玫瑰」

當我們前進，前進，我們帶來更美好的陽光

婦女的覺醒代表一個族群的崛起

在別人休息的時候，不再有苦工和臨時工勞動

……

在木蘭，許多姐妹訴說自己被拖欠工資，、性騷擾的經歷，也有姐妹說明明自己比男同事工作更努力卻因為生育、結婚等問題得不到升遷；而家政工則更難通過法律渠道保障自己的工資。和城市人一樣辛勤工作，為社會添磚加瓦的她們想要平等地融入城市的生活，想要合理的社會保障，不想年老後回鄉卻老無所依；更不用說想要得到尊重，想要有豐富自己精神空間的機會,想要美好的生活早日實現……

所以她們要放聲歌唱，要讓人們聽到她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