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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愛軍,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包括理性認知、非理性認知、差異認知和差序認知等維度,理性認知與非理性認知是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基礎性認知面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影響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共識,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認知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影響具有正向維度和負向維度。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受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引導,民本主義話語體系、西方話語體系認知都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產生差異性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差序格局」增強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立體性、豐富性和多維性。加強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認識,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


全過程人民民主包括制度化民主、廣泛參與性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的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目前,學術界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這表現在:強調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民主的新形態;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過程的制度化、協商化、責任化、參與化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全員參與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與西方民主相比較的優勢;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作用等。從研究層次來看,主要側重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宏觀研究,而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觀研究和微觀研究較少,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層面的研究相對不足。認知是政治心理體系的基礎,民主認知是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的心理學基礎。學界對政治認知的分析或理解視角不同,對政治認知所下的定義也不同。比如,政治認知是對政治現象的認識與理解,即「政治主體對於政治生活中各種人物、事件、活動及其規律等方面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政治認知是一個觀念系統,「政治認知是政治觀念體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政治主體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對政治客體,即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規範、政治功能等方面的認識與把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既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觀念系統的認識和把握,更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判斷與評價。

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內容,並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產生重大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包括理性認知、非理性認知、差異認知、差序認知四個維度,它們共同影響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理性認知與非理性認知關係較為複雜。理性認知對非理性認知進行自我規訓,非理性認知又影響着理性認知的形成和發展。每一個人對民主的理性和非理性認知不同,導致了民主差異性認知和差序性認知。人是理性的人,也是非理性的人,他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認知是集理性認知與非理性認知於一體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與非理性認知均具有群體性與個體性。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理性維度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對於發展和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作用。有什麼樣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就有什麼樣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圖景。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水平影響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水平。對民主的理性認知,一方面包括對人類民主共同價值的理性認知,另一方面包括對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民主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但不同的人們對於何為民主,民主都具有何種類型,對民主類型的偏好與選擇,對民主的價值、程序、政策的認知,對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認知,對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認知都具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價值觀』指向的乃是針對民主價值的認知、評價和支持。」現代社會的民主價值,在內容體系上已經不只是古希臘時期的人民民主這一單一價值,而是吸納了自由、平等、共和等多種政治價值的複合價值。民主價值的高度複合性內化於體制與制度之中,並形成了不同的民主類型、體制、模式和形式。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既包括對人類共同民主價值的認知,也包括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特色的理性認知,二者的關係是民主共同價值普遍性與中國特色全過程人民民主特殊性辯證統一關係。

第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影響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性質。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與理性共識的生成關係因民主主體的層次差異而存在不同的認知和共識取向。對民主主體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中所具有的抽象性、宏觀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性認知容易形成理性共識,而對民主主體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中所要求的具體性、微觀性、特殊性的理性認知容易產生歧義而難以取得理性共識。這是因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主體是多元化和多樣性的,處於不同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擁有不同的生活經歷、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最終造成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在理性層面的差異化和層級化,導致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性質認知多維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表明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性質的共識是建立在多元化、多樣性基礎上的共識,而不是單一化的共識。

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影響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的方向,這主要表現在價值層面、制度層面、規範層面和程序層面上。從價值認知層面來說,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成為並內化為民主認知主體的信仰,從而構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的有利條件。如果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價值缺少內在的信仰,把全過程人民民主價值視為可有可無的工具,或者視為權宜之計,就難以轉化為外在的行為,就不可能推進民主。從制度認知層面來說,現代意義的民主都是制度化的民主。西方的普選制、代議制、政黨制等基本制度是西方制度化民主參與的保障,儘管西方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族群主義、女權主義對西方制度化民主造成了衝擊,但依然是制度框架內的參與民主,其基本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廣泛參與是制度化的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所包括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廣泛參與的制度保障。從規範認知層面來說,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廣泛參與是規範性的參與,受到政治道德倫理規範的約束,核心是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核心的約束。從程序認知層面來說,任何廣泛的參與都必須具有程序性,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廣泛參與要受到少數服從多數並保護少數權利的基本程序的約束、立法程序的約束、協商程序的約束。無序的參與必然會導致民主的混亂局面。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方向是集價值、制度、規範、程序於一體的整體性與綜合性的發展方向,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斷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的發展方向。

第三,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影響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水平。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程度不同,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水平不同。從一般意義上說,全過程人民民主主體理性認知水平高,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水平就高;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水平低,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的水平就低。目前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水平低主要受網絡傳播信息的影響。網絡傳播民主信息具有典型的碎片化特徵,即便網民具有民主理性認知,也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碎片化理性認知。碎片化的理性認知與低水平認知重疊,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水平。如果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體認知混亂,就會造成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建設與發展過程出現左右互搏的狀態;如果民主認知只停留在實質結果層面,而對程序層面理性認知沒有改進和突破,就會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如果民主認知只停留在程序層面,而不注重民主的實質層面,就會導致公平正義的缺失;如果把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視為民主本身,就會延緩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設。

第四,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影響着民主決策。全過程人民民主包括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公開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個體認知會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科學決策及其決策水平的高低,「認知觀點強調個體的知識結構對其行為與決策的影響作用,其假設認為人類從根本上都是有限理性的生物,而不像計算機那樣具有無限的信息加工能力。」國外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個體的認知偏差會導致其在信息的選擇中產生選擇性接觸行為,進而使其政黨選舉決策的結果表現出一定的驗證性偏差效應。」習近平一直強調國家是否民主有效是國家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基本標誌。從立法層面來說,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缺乏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就會嚴重影響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決策水平。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性質的認識、理解、把握、判斷與評價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性質定位極為重要。如果對全過程人民民主存在認知偏失,就會迷失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方向,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設水平,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的決策科學化。何況人的認知具有有限性,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系統體系難以全面地認知,在人的理性認知具有有限性這一基本前提下,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性質認識則具有優先性的地位和作用。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非理性維度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架構決定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但制度架構在微觀層面所導致的非理性認知卻極為複雜。相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架構導致不同的非理性民主認知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常態,但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認知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處於同等地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非理性認知相對提升了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忠誠度與信任度。

第一,非理性民主認知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的性質。非理性民主認知包括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情感、態度、意志、心理等認知維度,支持和擁護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情感認知、態度認知、意志認知、心理認知等會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設與發展,民主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產生冷漠、猜疑、牴觸、怨恨等消極認知則會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設與發展。非理性民主認知具有消極作用,在西方民主社會制度之中,「個人仍然有不顧實情的意見,即對實情所包含的證據公然加以蔑視的意見。總之,個人有一些意見同知情與否無關,它先於知情,而且否認或拒絕知情。」西方民主社會在保障自由的同時,也在保障非理性認知,從而使得非理性認知起着消解民主的作用,這些非理性民主認知諸如「認同、宗教信條、意識形態信仰、種族情感等等,它們同知情與否沒有關係,並且實際上是由於被歪曲了的信息或毫不知情而得到強化」。西方民主社會的危機在於非理性浪潮的興起,使理性認知失去自我規訓的作用,導致了對西方民主的怨恨,「怨恨是一種欺瞞之泉,為了辯白自己內心的價值體驗,他便不由自主地『詆毀』存在的世界。」西方民主制度這一非理性認知的負向功能需要中國在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有所警惕,因為非理性民主認知雖然指向不同,但非理性情感依然存在。如果認知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怨恨,便會不由自主地詆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內容、形式。非理性認知與人格具有密切的關係,相關的研究表明,「相同的信息很可能對不同的個體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包含民族主義框架的官方宣傳對於威權人格高、意識形態偏左的個體而言很可能強化了其既有的態度,而威權人格低、意識形態偏右的個體很可能會漠視這些信息,甚至會產生逆反心理。」也就是說,具有民族主義框架的官方宣傳對於威權人格高、意識形態偏左的個體往往會促使其擁護全過程人民民主,而威權人格低、意識形態偏右的個體往往會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產生牴觸情緒。

第二,非理性民主認知的路徑依賴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進展。歷史制度主義認為,路徑依賴即「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着一條道路發展,那麼扭轉和退出的成本非常昂貴。即使存在着另一種選擇的情況下,特定的制度安排所築起的壁壘也將阻礙着初始選擇時非常容易實現的轉換」。路徑依賴受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是傳統文化的表現。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不但影響到群體,也會通過個人體現出來,形成思維和行為的路徑依賴。非理性民主認知的路徑依賴,主要是傳統民主認知的路徑依賴,在傳統民主認知的路徑依賴下生成民主觀念,並用這一民主觀念來解釋民主的內容和形式。「當詢問個體『民主是什麼』或是讓其對民主的某些原則進行判斷時,個體首先感知並注意到了『民主』這一概念並暫時存儲於短時記憶之中,接着將輸入概念與日常學校教育、親身經歷或是媒介宣傳所獲得的既存知識進行聯繫,編碼與解讀相關信息後存儲於長時記憶中,同時運用啟發法、隱喻、動機性推理等方式對『民主是什麼』進行判斷,進而形成對民主概念的獲取與表達。」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路徑依賴受到文化的影響,因為文化一旦形成就會具有獨立性,其思維與行為也會具有獨立性,「國家認同更可能是長期性文化浸潤的結果,而不是當下經濟、政治或社會情況的實時反映。」非理性民主認知,既是中國共產黨歷時百年不斷向人民宣傳的結果,也是傳統民主認知,尤其是民本主義認知的結果。也就是說,非理性民主認知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既提供文化基礎和現實基礎,也制約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和進步。

第三,非理性民主認知具有碎片化特徵。民眾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具有其自身的限度,非理性民主認知則因其碎片化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呈現具有碎片化形態。非理性民主認知的碎片性源於情感、信念、意識形態、價值偏好。情感對民主具有解構和重構作用,「情感主要包括高興或悲哀、歡樂或憂愁、喜歡或厭惡、熱愛或憎恨、滿意或失望等表現形式。然而,不管人們以何種方式和語言描繪複雜的情感世界,情感與人的欲望和需要之間總是相互滲透、不可分割的:某種欲望和需要得到了滿足,人就會對欲望所系的物質或對象付以價值上的認可或肯定,流露出喜悅和熱愛的情感;反之,則會在價值上予以否定,相應地表現出悲傷、失望甚至發怒等情感。」同理可證可推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欲望與需要之間也存在着距離和心理落差。在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中,當群體或個人的欲望得到滿足時,就會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價值予以肯定,否則就予以否定。民主並不一定帶來瞬時性的幸福感和尊嚴感,從而提高了否定的係數。與此同時,由於舊中國留給國人的是封建傳統比較多,民主法治傳統少,缺少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所要求的基本素養。判斷和評價全過程人民民主時又具有傳統偏好和取向,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障礙。「中國民眾對民主的認知和理解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狀態,不少民眾無法表達關於民主的真實偏好。在民主政治世界中,國家與社會運行的外部特性和內部規律的複雜性要求公民具備較高的認知素養。然而,由於個體在信仰、知識、經驗等方面存在差異,不同的個體對民主的價值與原則的認知能力有所不同,民主的知情理解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知情理解不但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存在着差異,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同樣存在着很大差異。

第四,非理性民主認知導致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刻板印象」。非理性民主認知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一旦形成就極易通過情感、信仰、意識形態等形成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固化。同時對制度、程序、價值,以及人民民主的選舉與協商、程序與實質、過程與結果等的認知順序、着眼點、着力點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認知固化。非理性民主認知的碎片性,只會導致全過程人民民主在關鍵環節、偏好次序、信息接觸渠道、擬態環境等方面的刻板印象,並形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圈層化、分流化、多中心化,進而形成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的多元化。比如,情感傾向於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質與結果的,會形成其實質與結果的圈層化;情感傾向於全過程人民民主選舉的,會形成其選舉圈層化;情感傾向於協商民主的,會形成協商的圈層化。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刻板印象」,會從各個層級、各個維度形成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忠誠感、自豪感、尊嚴感。

與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不同,非理性民主認知具有多重矛盾性,正向功能與負向功能同時並存。這不但使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與非理性認知之間存在着內在張力,而且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非理性認知內部的不同情感之間同樣存在着相互矛盾性的巨大張力。


三、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差異維度

無論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還是非理性認知,都源於三種傳統。這三種傳統包括全過程人民民主傳統、民本主義傳統、西方傳統。這三種傳統對於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多元性、混合性、模糊性,進而使得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成了觀念形態、話語形態和價值形態。從觀念形態來說,「古今中外等多種元素對地方幹部群體具有複雜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因素在於中共的民主理念,次為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觀念,複次為西式民主或民粹觀念的影響。」從話語形態來說,「中國有着悠久的政治文化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延續至今;新中國成立後,官方的社會主義民主話語占據主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的了解也越來越多。」從價值形態來說,「社會主義民主話語強調人民主權、鼓勵民眾的參與,儒家思想則主張君權天命和士大夫精英政治; 社會主義民主話語強調民主參與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西式自由民主則主張政治競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觀念形態、話語形態和價值形態的三個來源,構成了人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差異,人們從各自的偏好出發,對三個來源進行不同的解構與建構,形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混合性,也導致了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模糊性,無論是理性民主認知還是非理性民主認知,都具有同樣的特質。

第一,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中國特色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中國特色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體現在不同發展階段。鄧小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江澤民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習近平提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新概括,要不斷強調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倡導和宣介的認知。中國特色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是主導性的話語,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主要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導話語的認知,是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識、理解、掌握、判斷和評價。凡是有利於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和發展的,都是好的民主;凡是不利於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的民主,都是壞的民主。「民主是個好東西」應該指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個好東西。

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民本主義話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民本性話語,是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的組成部分。習近平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事實表明,「當民主思想輸入中國之後,從革命家孫中山到毛澤東,從思想界再到普通民眾,都是在以『民主』的語言表達『民本』的思想和訴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就是民本,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也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對普通中國人的相關調查也發現,70%以上的人講的民主其實是民本,以民主的語言而訴求民本」。任何話語都是在歷史中產生的,也是在歷史中發展與進步的,離開歷史構建的話語,缺少生命力和解釋力。傳統民本主義話語,不但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的情感依歸。

傳統民主主義話語核心強調的是以民為本。例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君者,舟也; 庶人,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全過程人民民主來源於傳統民主話語,比如,「中國的共和制必然是『以民為本』的民本主義思想為綱。反過來說也成立,也正是因為有了民本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天下為公』的共和制,才會有更好的民主集中制政體。」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對傳統民本話語進行創造性轉換,才能轉換成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這是因為民本主義儘管強調以民為本,但其實質依然是民是統治者的工具,民本身沒有價值性,「古時之民本主義為現代之民主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換湯不換藥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國,名為共和而實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實不至之國體而論,亦與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絕無融合會通之餘地。」但這一觀點太過絕對化,指出了二者的區別,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聯繫,更忽略了傳統民本思想是活的傳統,是可傳之統,可傳之統就可以進行創造性轉換,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

第三,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西方話語。西方話語是複雜的話語體系,不同的話語體系都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具有不同的特徵,並在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民主模式。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同的群體和個人基於個人偏好的認知,對西方的各種話語體系進行評判、評估,並試圖通過群體和個人的努力嘗試着本土化。鴉片戰爭以來的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都是概括中國人尤其是精英們選擇和啟蒙的結果,也是中體西用、拿來主義、實踐理性的結果,但都因救亡壓倒啟蒙而失敗,只有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人民民主之路,才使民主話語本土化,使人民民主落地生根。在當代,共和主義民主、自由主義民主、社群主義民主、協商主義民主、精英民主、大眾參與民主、民族主義民主、民粹主義民主、族群主義民主互相交織,錯綜複雜,形成了民主話語體系的不同分支和流派,進而造成了中國人對西方話語體系的複雜認知。現在占主導地位的民主有兩種,一種是競選式民主,另一種是協商式民主。在中國共產黨話語的引領下,競選式民主已經失去了認知性意義,協商民主的認知意義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可,並認為「西方民主話語對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產生着重要的影響。作為民主的一種方式,中西協商民主在價值訴求上仍然具有一致性。就西方協商民主而言,其『協商』表達了一種更具公共理性的選擇的要求,這對於中國的協商民主來說同樣也是適用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協商民主也是以公共理性為追求的」,並因此形成了協商民主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是中國共產黨主導的話語體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既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民本主義話語的繼承與超越,又體現了對西方話語體系的吸收和借鑑,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體系的自信、開放與吸納,體現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中的動態性和豐富性,對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體系的認知認同,增強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忠誠度和信任度。


四、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差序維度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差序維度表現在對民主認知的縱向差序、橫向差序兩個方面。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縱向差序是由全過程人民民主從宏觀、中觀到微觀的制度結構決定的,存在着對宏觀制度的高度信任到中觀、微觀民主的低度信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橫向差序是中國「差序社會」模式下的認知方式,使得民主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具有「圈群性」。縱向差序與橫向差序的認知共存與重疊增加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與發展的複雜性。

第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縱向差序認知影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全過程人民民主,無論是從制度層面還是從廣泛參與層面,都體現着民主的差序認知。全過程人民民主越在宏觀層面,人們對民主的評價越高;越在中觀尤其在微觀層面,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評價越低。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宏觀評價高,與信任有關。研究表明,「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領袖是整個國家中最重要的權威象徵,對權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賴自然會導致對政府、政治領導人的信任。」但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廣泛參與的微觀層面,因為受到具體的利益訴求、權利訴求、價值立場等影響,又由於執行具體政策的官員在利益分配里存在權力濫用現象,導致越熟悉越不信任,從而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微觀評價低。「當居民的冷漠、失落、焦慮、不安、不滿、嫉妒、厭惡、憤怒、難過、委屈、窩囊、怨恨等負面情感被喚醒時,心存負面情感的居民就會拒絕參與、難以溝通和反對抵制等不合作行為。」從而「會使基層治理陷入經典的『塔西佗陷阱』」。低信任度社會的改善,需要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系統性發展與進步。由低信任度社會變成高信任度社會,需要加強民主法治契約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打破「低信任度社會」的基本路徑,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的提升,有利於人們之間相互合作。這是因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鏈條、全領域、全方位打破了精英與大眾的界限,打破了社會之間的界限,從而實現全方位合作,合作需要信任,信任必然需要合作。

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橫向差序認知影響社會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信任與合作關係。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具有「差序格局」的社會。「家庭、鄰里、街坊屬於社群,氏族、村落等大體也屬於『社會圈子』社群。『社會圈子』是以某個個體或家庭為中心,依據差序關系所擴展出並聚集而成的一個社群」,「差序格局」的社會信任由此產生。「中國社會的『特殊信任』則以封閉網絡作為信任範圍的邊界,其特徵在於邊界內的人際互信,邊界之外則無此連帶基礎。社群成員彼此間血緣、地緣身份本身就能體現出社會資本的信任意涵。」「只要中國社會尊卑有序的價值觀和社會現實不變,『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就會繼續存在。」中國社會的這種橫向格局,決定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同樣具有差序性,即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認知由近及遠,越是具有血緣性、社群性的民主,認知程度越高;對於陌生人社會的民主,認知程度越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橫向合作,有助於打破這種圈層化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橫向合作與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有着密切關係。全過程人民民主需要理性共識,而理性共識的民主是超越群體性、圈子性的民主,它通過超越群體性、圈子性的民主,形成民主的理性重疊共識。

第三,全過程人民民主橫向與縱向差序認知的交織與重疊使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複雜化。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遷、人員流動、網絡技術的發展是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交織與重疊的基本原因。經濟全球化使人員在全球流動,打破了對一國之內民主的固化認知。中國經濟發展帶動了人口的大面積流動,打破了「差序格局」的圈子認知。社會結構變遷使得對家庭血緣關係的認知逐漸演變成對陌生社會的認知,使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過程得以實現。網絡技術和網絡社會形成了新的網民圈子,形成了網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這些因素打破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閉環,使得全過程人民民主真正體現了全過程、全鏈條、全領域、全方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的圈子化、分流化、分散化使全過程人民民主過程能夠相互制約並保持了社會與政治的穩定。

全過程人民民主要落到實處,就需要認識到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差序格局」。全過程人民民主落到實處的過程,也是面臨着複雜多變的社會困局過程。打破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差序格局」,僅靠選票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因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具有根本性、長遠性和穩定性的作用。

全過程人民民主認知既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影響着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性質、發展方向、發展水平。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使全過程人民民主內容更為豐富,形式更加複雜多樣,並不斷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不同方面,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不斷向縱深發展。但也應該看到,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性認知和非理性認知都具有差異性、矛盾性和不可分離性,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廣泛參與的建設都會受到積極與消極的雙重影響。


推薦語


基於認知的視角,本文分析了不同認知維度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影響。其中理性認知和非理性認知構成了人們對其的基礎認識,而差異認知和差序認知則進一步強化了認識的豐富性。差異與差序格局的形成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理清的。(政治學人編輯部)


責任編輯:陳晗蕾

一審:王智睿 二審:楊明 終審:吉先生

文章來源:《理論與改革》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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