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春，上海買菜記
撰文：荷可樂
4 月 10 日，六秒鐘的全家便利店進店音被上海市民反覆轉發——「咪哆唆哆來唆來 咪來唆哆」。
這六秒鐘聽起來真實又遙遠。它本在我的生活里俯拾皆是，微不足道；但此時，這六秒好像是雞毛撣子，撣掉我記憶上的塵土。它喚醒了一種最普通的日常：我走出家門，走在馬路上，轉向一家全家便利店，六秒進店音在我進店時響起，然後落在我身後。我在藍白綠的貨架上挑挑揀揀，在三列冷藏櫥面前尋找新款飲料，最後，我選擇了可口可樂。
在上海，這個全球運轉效率最高的大都市，兩千五百萬人分工精細，協同互補，締結契約，遵守規則。在這裡，人們以為一切都有跡可循，理性足以創造生活。面對新冠疫情，上海市政府長期以「精準防控」的手段去維繫市民的普通生活：每個人的生活都盡在掌控。
然而，2022 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擊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我們仍然以安全感作為千百萬人的財富與共同的生活理想，我們想方設法維繫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運的入侵。
在上海施行全域靜態管理之時，每位上海市民至少經歷了半個月努力買菜的日子。我們知道上海物資充沛，但我們仍然為買菜犧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們在買菜中重啟了鄰里關係，重審自身的物質需求，我們也在買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為供需關係，何為分工協同，何又為政府保供。
原來一日三餐，是這樣複雜的一件事。
4 月 8 日
在上海，有一些好消息。幾個朋友收到了來自京東和天貓超市的配送，其中一單是周三下單周五到。我第一次收到了盒馬的蔬菜盲盒，就像龐博去年的脫口秀，我祈禱盲盒裡能給我加塊蔥姜蒜。
這是老謝用紐約的 IP 地址幫我搶到的菜。在社交平台上流傳着一種說法，上海之外的朋友們，更容易搶到上海的菜。
連續十天搶菜失敗，讓我身處疲憊和煩燥。終於，在 4 月 6 日深夜與老謝視頻時，我連珠炮般地批評他作為上海土著，人在國外，明明占有時差優勢，卻從來沒想着幫我搶菜；批評他每天聽我抱怨搶不到菜，卻只是聽聽而已，根本不能感同身受上海市民的痛苦。
老謝被我凶懵了，趕緊定好鬧鐘，承諾在 4 月 7 日清晨幫我搶菜。
4 月 4 日晚十九時，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城繼續實施封控管理。此後的每一天，買菜變得越來越難，眼見着盒馬從三分鐘內都有機會，變成窗口期只有三十秒，至於美團買菜，已經提前十分鐘就已經被人們點擊到卡住。
搶菜之前，我以為搶菜是短跑競賽，努力跑起來，都有個成績；搶菜之後，我意識到搶菜是過獨木橋，多數人剛出發就被擠下去了。每天，我都會看着一溜兒彩色的食品圖變成水印色，配着兩個字「失效」。它宣告了我為過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失效。
為了買菜，我每天有三個鬧鐘：十二點搶山姆或者美菜、六點搶美團、八點搶盒馬。其中，盒馬開放運力的時間從七點調整到八點，堪稱人性化改進。至於由公司創始人親自總結搶菜攻略的叮咚買菜和平價好物奧樂齊，在浦西尚未封控前，就已關閉我家附近的線上平台。
老謝搶到了 69 元 4 斤的「蔬菜吃好點套餐」，包括三個西紅柿、三個紅薯、三個黃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爛了大半）和蘆筍。想到這些菜只夠我家吃兩天，我仍然無法擺脫因為搶菜而混亂的生物鐘、夜不能寐的焦慮，我忍不住詰問，為什麼不買那個 59 元 11 斤的「普通蔬菜保供應套餐」？
「給你吃好點。」他說。
「現在主要是買多點！」我說，「我真的不想再搶菜了。」
八點十分搶完菜，刷了會兒朋友圈，一條接一條，都是搶不到菜、團購失敗的哀嚎，一個朋友說現階段唯一的解決路徑，或許就是照着前天上海電視台的教學，進行辟穀了。繼續刷，刷到前一天晚飯點，一位寶山顧村的朋友發照片說自己只有醬油拌麵吃，打個蛋都覺得奢侈——家裡只剩五個雞蛋。
又迷迷糊糊睡了一個小時，鬧鐘九點五十把我叫醒。我打算看第 146 場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的直播，副市長陳通將就全市生活物資保障做出發言。
這場發布會非常上海，政府所釋放的信號有邏輯有方法，對解決采配效率不高、物資供應節點缺乏、運力不足、價格違法等問題都給出了解決方案，最後感謝市民朋友的包容和體諒。當天，上海市商務委電子商務處發布了《釋放電商平台保供能力有關事項的通知》，對放寬電商平台在防控期間的運轉給出了細則。次日，拼多多、餓了麼以及京東到家上線更多生活必需品，近期共計將新增抗疫保供人員 3000人。
再隔一日的發布會上，副市長宗明哽咽着說，近期上海市政府有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夠，離大家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一定盡全力改進，感謝廣大市民和一線防疫人員。
這樣的上海政府令上海市民熟悉。也正因如此，多年來，上海市民對上海政府傾注了許多信任。因而，民聲不僅有憤怒，還有困惑和震驚，上海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4 月 5 日成為買菜難的升級日。許多浦西市民，比如我的鄰居們，曾根據 3 月 27 日晚間「上海發布」的信息，認為浦西將在 4 月 5 日解封。儘管他們曾擁有四天的時間去儲備物資，或是僅僅儲備了四天，又或是因為當時買菜難已經開始，或受限於居住條件——冰箱不夠大或是合租房間太小——無法儲存足夠量。
買菜的第四階段
這二十多天，我在買菜上經歷了四個階段：如平日般挑挑揀揀、放開標準但控制分量、應買盡買和時刻刻都在買，即動態買菜。
動態買菜是桃子告訴我的。我問她如何塞滿冰箱，她說就得早中晚都想着買菜，隨時隨地都刷盒馬和叮咚。聽完這話，我順手刷了下盒馬，真刷出來一塊肉。
桃子已經被封了近 40 天。3 月 4 日，桃子的小區因陽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戶 14 天。那時候她樂觀地覺得只有 14 天，盒馬下單都只買半周的量，單件數量為 1，吃光了再買新。「有一天，我們突然就買不到綠葉菜了。」她看着的盒馬購買記錄對我說，「我有逐漸感覺盒馬的菜越來越少，但我只是單純地覺得是我打開得太晚了。到了 3 月 13 日，我們在叮咚與盒馬上都買不到綠葉菜了，我無頭蒼蠅似的在嘉定區的『我嘉生鮮』上下單了一個蔬菜禮包，但已經不是當天可以送達。」
鄰居贈予了他們兩把綠葉菜。3 月 18 日，解封後，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買了超過兩千塊的食物，包括十斤綠葉菜。從山姆回家後，他們小區於 3 月 19 日再次被封。她對在山姆沒再多買點感到後悔，「現在買完菜都會後悔，覺得為什麼不再挑戰一下極限，多買一點」。
3 月 21 日，桃子給自己下單了睫毛膏和眼線筆：她覺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後來能做的，依然是在家裡買菜。
作為一名高考優勝選手，桃子以自籌複習資料、積極迎考的嚴肅態度對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條檢驗網傳的《買菜戰術手冊》是否靠譜（結論是靠譜）。她總結出多條買菜經驗：比如下單最少兩份起，四份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馬開放運力前五分鐘頻繁點擊「結算」，最少點擊十分鐘，最多的一次，她半個小時點了近五百下。
在我與桃子認識的 11 年裡，我從未見過她囤貨。她的眼影只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換新。她習慣隨手下單：網購的便利製造了物資充盈的幻想，無需儲存，點擊即得。
但日漸危機的買菜形勢改變了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買菜。為了儲存這些超量物資——囤菜必須往一個月囤——她又開始學習各種食物的儲存方法，比如香蕉剝皮放進冷凍室。
4 月 1 日，是桃子本月最好買菜的一天，東西多，下單快。她順利下單了四次盒馬。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愧疚：她買了一單泡芙和麻薯，對寶貴的運力真是浪費。
現在回看，當桃子感到菜越來越少，運送越來越慢時，正是此番買菜難的開端。她所在的嘉定區最早出現病例，該區域的生鮮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難題。4 月 7日，美團公司副總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聞廣播採訪時說道，因為疫情封控，一旦倉和前置倉有陽性感染者，就會全部被封，而騎手所處小區一旦被封控，運力也就隨之降低。
就在買菜變得越來越難的時候，桃子依然堅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頓飯，正餐至少三個菜。
「好好做飯對我來說特別重要，這是我現在唯一可以掌控的東西。這兩年多來，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說。
居家辦公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生活里不再有新行程。隔離久了，桃子逐漸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對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堅持，這樣你才有真實的感覺，否則就會完全變成一個隨波逐流的行屍走肉。"
淨流出
3 月 27 日起，我，一位擁有四天囤貨自由的浦西市民體驗到了每日搶菜失敗和供需關係波動時的市場價格變化。菜場裡的青菜漲到 15 元一斤，老闆喊着「趕緊買趕緊買，等下 100 塊一斤也買不到了！」；知名生鮮電商實體店裡的肉鋪子，賣出了菜場感：一天一個價，不去櫃檯結賬，在肉鋪現結。
3 月 31 日，封控前一夜，朋友圈裡甚至透着一絲歡樂。朋友們如同過年一樣，曬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滿滿迎接即將到來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顯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個馬芬蛋糕，準備一天吃一個，以甜食調節情緒。她在封控前連續下館子，直到最後一刻才居家做飯。然後，她發現，她這個平時不太下廚的人，除了鹽，其他調味料都用光了。看，總有人備考了三天，最後忘記帶准考證。
不過這次考試，很快就超綱了。
封控時間拉長，目睹自己的物資處於「淨流出」狀態，而自己身處買菜失敗的循環，對未來的擔憂，讓我越來越「小氣」。
當我發現最後一塊冰鮮肉發臭時，內心掙扎再三，決定準備通過廚藝來掩蓋臭味。然挽救失敗，必須倒掉，我心生懊惱，覺得自己不僅損失了一塊肉，還浪費了蔥姜蒜；有天晚上餓了，打開櫥櫃發現只剩一盒酸辣粉，思來想去，還是捨不得吃掉這個盒馬、美團上買不到的酸辣粉：萬一，這個月我會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時候呢？
在不能產生「淨收入」前，1kg 排骨解凍後，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凍櫃；而在團購成功雞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個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現在頓頓一碗大米飯：光靠菜肉吃飽，饒是桃子家的庫存也撐不住。
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買來的五斤春筍，想省着點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經全部發黑髮霉。哎，聽說杭州每天十萬斤早筍馳援上海，啥時候我能被援一下。
我那些已經當媽媽的朋友們，或是批評孩子弄掉了一塊肉，或是以前給孩子煮多了就會倒掉的米線，現在也要留起來再吃一頓。而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官方微信，在 4 月 8 日發布了科普文章《囤的土豆發芽了直接扔？還能挽救一下！》，一位全國馬鈴薯專業委員會委員告訴廣大因為團購蔬菜包和接收社區慰問物資，而家中常備土豆的上海市民：薯皮變綠都不能吃，如果只是長出細小的白色嫩芽，可以挖掉芽，繼續食用。
朋友
3 月 29 日，我點進阿漢的豆瓣主頁，發現他的簽名被換成了：多發點朋友圈，讓我多看看你們。
我想起他身在浦東，已封十天。
阿漢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們走到外灘，遇到那些高價給遊客賣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嬸，他都會買下。他總覺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幾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有回我們從外灘走到九江路，路遇流浪漢、醉酒打電話哭訴的男子和在找工的大嬸。阿漢說，我白天被資本家鞭撻，晚上還要看到可憐的人，為什麼這麼慘。他說他覺得最難受的不是有錢人比他有錢多少，而是沒錢人比他沒錢那麼多。
3 月 30 日凌晨，我問阿漢，你吃的咋樣，他說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戶，點不到外賣了。我說我幫你買點，他說：「吃的另說，精神比較崩潰。」
「我給你打個電話吧！」我說。
「我精神崩潰不是因為沒人說話，純粹是因為未來的前景不明朗和對周遭環境的過分共情而已。」他說。
阿漢曾經確診重度抑鬱，暫緩過國外學業，但我以為他已經康復許久。
我開始幫阿漢搶菜，如上所述，我屢戰屢敗。我給阿漢發了許多買菜鏈接，毫無疑問，在四月初的上海，仍是屢戰屢敗。阿漢甚至新買了一張 260 元的山姆會員卡，但在買完那天，山姆就暫停了他周邊的配送。
外賣已經叫不到了，阿漢只剩半袋冷凍水餃。他有 24 個小時沒吃東西了，也感覺不到餓。
「累了，寧願餓着也不想搶東西了。」他說。
「我幫你買！！」我說。
「那也是不用啦。還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說。
「我只管我身邊的人啊！」
我突然想起一位寫內參的朋友，他說最近翻出前年批評武漢、去年建言西安的文，今年雖是筆力老道，但站位是不行了。再也不考慮國際觀瞻和戰略大局，只想琢磨怎麼讓人買上菜排好隊。
我去找小池，問她儲存的夠不夠，能不能分點給阿漢。我們三個是大學同學。但若不是我想起來去問，阿漢自己斷然不會求助，這似乎是一些抑鬱朋友共性。
小池是位優秀的金融女。有時候我會因為她做事太認真而感到壓力，但現在，我覺得我想錯了。
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貨都分給了阿漢，裝了五個袋子，共計十公斤，包括紅油抄手、冷凍水餃、包子、蝦滑、豬蹄、醬肉、臘腸等等。她叫了一單閃送，不斷提高加價，直到 300 元才等來接單。
阿漢開了一下午的電話會——居家工作提高了溝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 KPI 要求不變。他錯過了閃送大哥的電話，在送達一小時、志願者收工後，才去到小區門口收貨。
可是，這五袋食物並不在門口的桌子上。閃送大哥有拍照為證，自己已經送達目的地；志願者前來幫助尋找，卻毫無頭緒。
我提出報警，被拒絕。「算了。別找了。我累了。這種時候也沒辦法怪誰，我自認倒霉，大概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應該受到懲罰。」阿漢說。
我也累了，一種徹頭徹尾的無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漢小區志願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氣的只剩下小池。
此後的發展，稱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志願者，替阿漢向對方道歉，然後請對方把自己拉入阿漢小區的團購群——阿漢鮮少與鄰居來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區有團購群。
「@阿漢，給你團購了牛肉筋頭巴腦 2 斤 、肋排 2 斤、黑椒牛仔骨 1 盒、西冷牛排 2 盒 。快給我錢！」
「@阿漢，你們小區團購好好！我剛給你團了三盒蛋糕和甜點！」
「我覺得看着這麼多人過得開心，我還挺高興的。」阿漢說。
隨着情況好轉，連阿漢也有力氣去關心別人了。他的一位朋友連續三天物資告急，慌亂到在交友軟件詢問附近的人，有沒有團購。
這時的阿漢已經對團購流程稔熟於心。他在「快團團」上搜索小區名，然後聯繫開團負責人，好傢夥，居然有十幾個團購群。就像小池幫助他那樣，他先幫朋友團購了幾單，再將朋友拉入。
一種固定的「自救」程式就這麼產生：求助、被拉入身邊的團購群、團購、重獲生機。
微信群
3 月 17 日，周蘭的小區被封控了。她以為這不過是 48 小時內兩次核酸檢測，卻不想浦東疫情走勢難料，48 小時再加 48 小時，再加 48 小時，再加 48 小時……直至今日，他們已經被封控了二十天。
我翻了翻聊天記錄。3 月 15 日，我倆在楊浦區的韓國烤肉店飽餐一頓。封控前最後一頓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滿意。
周蘭與丈夫住在張江，都是博士畢業，分別從事醫藥與文學的研究工作。與多數浦東居民一樣，最初他們能叫外賣，也能買到盒馬和叮咚。當盒馬越來越難搶，他們能通過京東、山姆和淘寶下單成功。因為封閉緣由是 48 小時兩次核酸，他們小區一直不被認為是封控管理小區。對於何時解封，從物業到居委，都沒個說法。
「知道 27 號浦東要全域封控的時候，儘管我們沒搶到什麼東西，但因為實實在在收到了政策，這一次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畢竟已經封了那麼多久，浦東應該是解封在即。」周蘭說，「所以 28 號到 31 號，其實買菜壓力不大，六點和八點半下單都能買到。我們買得也很克制，追求每天都吃新鮮菜。而且我們能看到聯華超市一直在補貨，所以我們知道物資是不缺的。」
「我們浦西在封控前就開始搶菜了，你沒看到麼？」我問。
「我們知道，但我們覺得之後會解封的。而且覺得上海的物資很充沛，根本沒想到後來出現運力問題。」周蘭說。
在周蘭的翹首期盼中，3 月 31 日晚，上海市宣布了浦東的三區封控政策，唯有一整個街鎮都沒有陽性感染者，才能劃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範區。而對於日增兩千例的浦東來說，沒有任何一個街鎮是零陽性。
「那時候大家有點慌了，因為至少還要再封閉 14 天。肉和菜已經吃完了，米麵還有，活下去沒問題，但是正常吃東西比較難。」周蘭說。
4 月 1 日到 3 日，夫妻倆連續三天五點多起床，沒有搶到任何菜。周蘭焦慮得給我打了一個長電話，而當我詢問她的具體地址以提供幫助時，周蘭堅決不說。
儘管王振醫生說要多求助，無論是心理焦慮還是現實難題，在當下一定要多求助。但我的朋友們，好像都不願意說出口，他們總覺得有更需要幫助的人。他們這樣有收入有住所的年輕人，總不該成為受助者 。
「最開始兩天又兩天，我們覺得我們就是靶向藥治療中的靶點，自認倒霉。但我們覺得精準防控是上海的探索，我們支持這種探索，哪怕犧牲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無所謂。中國最終要放開，也必須有城市做出探索。但慢慢地，我們發現浦東幾乎封了大片，但我們還是很樂觀，覺得浦東的犧牲是為了保住浦西的自由。但最後，浦西的自由也沒保住。」周蘭說。
4 月 3 日，黎明前的黑暗。周蘭與鄰居們加上微信，拉了個群。一晚上，群里進入了將近兩百人，大多是年輕租客。周蘭問臨近小區的朋友要來賣肉大哥的電話，準備團購肉。還有群友聯繫了附近的鮮奶屋和水果鋪，對接團購。
「有個鄰居說她買多了雞蛋，可以分我一板，35 元 30 個，放在我家門口。我拿到的時候，眼淚都要出來了。」周蘭說。
她轉發了群聊記錄給我，裡面的年輕人說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會做飯，能不能換點水餃湯圓。「水餃湯圓吃光了，但能給你一個湯鍋和鹽，你自己燉肉。」群里有人回答。
「到上海來為了高薪，結果剛來就隔離，現在二十天了。」有人說。
小區裡有通行證的外賣小哥也在群里。連着兩天，他都幫居民們原價代購。但很快，根據上海市商委制定的電商平台保供細則，他不符合外出跑單要求，4 月 7 日後不可離開小區。
在他跑單的前一夜，群里不斷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賣小哥。」
「太感謝了，這麼晚還在為我們奔波。@外賣小哥」
周蘭發給我一張照片分享快樂：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氣泡水。「還有香油、生抽、洗潔精，外賣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給大家買齊，每家只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費。」她說。
賣肉大哥也在群里。「老闆能搞到生抽不？」有人問他。
「自己有點，給你了。」 賣肉大哥說。
賣肉大哥來到周蘭小區時，已經是 4 月 4 日凌晨三點半。「我們已經睡了，居然有鄰居等到了三點半。鄰居根據接龍信息幫我們和另一戶人家一共要了三份，我們今天去領肉，168 塊將近 7 斤。還讓我們先挑，我們要感動哭了哎。」周蘭說。
一個略顯誇張的說法是：現在上海各個小區最受尊敬的人，是團長。在許多時刻，是團長發起的團購緩解了居民的物資緊張，比如那位吃醬油拌麵的寶山朋友，在小區團購中，吃上了肉。
團購的成功率不高。居委會不允許、物流阻礙、平台爆單、人數不夠都可能成為失敗原因。但這並沒有打消上海市民積極團購的意願，相反，大家去聯繫了更多的團購，開拓更多的可能性。
於是這樣的段子應時而生：「我已不記得我在哪個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麼龍，買了什麼東西，付錢沒付錢，轉賬還是現金，送貨不送貨，哪天送貨，自取嗎，哪裡自取……」
市場價格
這些天，為了被絞殺的自由與時間，我身邊很多女生都哭過。我的朋友小白無緣由地哭，哭着沖窗外大喊，把空蕩道路上熄滅的聲控路燈給喊亮了。
「你還記得我們天天討論冬奧會的那段日子嗎？像他媽的上輩子。」小白同我說。
「我們這些倒霉蛋心態已經崩了。我現在看到誰曬公司發的物資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說。從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曬物資，她就覺得殘忍：她是個沒有歸屬的自由職業者。
「我們每天給公司當牛做馬的也沒收到物資呢。"我與小劉齊聲道。
「現在秀啥不殘忍。」小劉補充道，「我們在這裡搶菜失敗，那邊說團購了兩萬多塊 Shake Shack；老小區測個核酸，名單都捋不清楚，那邊已經是彭于晏測核酸的照片漫天飛；老小區裡的鄰居一天打好幾個電話催居委會拉走陽性患者，那邊是業主立約居家隔離，被認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個城市本就是多空間摺疊。只是多數時候，各空間互不相通，我們只在同溫層里生活，也只在同溫層里比較。從未有一刻，像現在這樣，每個空間在同層攤開，第一空間越發狹窄，第三空間依舊暢快。
三月底，上海幾個知名中產小區開啟了幾輪能彰顯業主素質——又說是保衛房價——的 PK。一個接一個地團購快餐 Shake Shack，團購總價從一萬到兩萬，再到三萬。而在四月的同一天，古北豪宅在開窗口演唱會，明星亮相；而寶山的平民小區在窗口大喊：我們要物資，我們也是人。
在某些時刻，全城封控彰顯了一種表面的「平等」。比如老破小里的老人與浦江高樓的年輕中產，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萬的我與年入千萬的基金經理，都在盒馬搶菜。
而對於有些人，全城封控會是小賺一筆的機會。
儘管光明乳業發布的成團價格是三千元，但我們小區的送奶工要求我們必須團滿六千元。一個普遍現象是，你在團購中往往只能選擇貴价商品，比如 99 元四盒饅頭，或是 32 元 950ml 的光明致優牛奶。
牛奶團購經歷了兩次失敗，第一次因為團不到六千元，第二次團上了六千元，卻被送奶工突然提價至九千元。鄰居們好言相勸，送奶工不為所動。
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淚。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們小區的房價，就知道我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時事維艱，為啥要割我們韭菜呢？
但很快，我的眼淚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 98 元的物資盲盒，被以增加品類——比如餃子皮和食用鹽——為由，加價到 118 元、再到 138 元，最後變成 218 元。最終，98 元套餐里的那隻雞不翼而飛，赫然登場的，是 218 元套餐里的兩盒午餐肉。
頻繁的漲價並沒有影響成交量。20%的居民退款後，立刻又有 20%的居民補單：只要能送到就行，他們說。
儘管上海市物價局對連鎖賣場嚴控售價，但只要供需關係不平等，就有縫隙。在徐匯區的一個跑腿群里，跑腿小哥發出了自有渠道的禮包價格：2.5 斤排骨、4 斤蹄髈和一包蔬菜，合計 400 元。跑腿費另算，基礎費 100 元，多戶拼單則再加 10 元/戶。
400 元成為跑腿代購的常見價格，朋友小白買了四十袋泡麵、四十個雞蛋、一瓶可樂，加上跑腿費一共 400 元；小芸則幸運得多，她買了一隻雞、一打雞蛋、一盒 1.4 L 的光明優倍和 3kg 的光明酸奶，再加上三袋青菜，加上跑腿費才收她 400 元。
在黃浦區徽寧路菜場，小商鋪捲簾門半開，暗示着尚在營業。跑腿小哥代買食物，給市民的報價比商鋪報價要多上 30%-15%。而電話那頭的市民，無一不應允。
「我的閃送為什麼沒人接單？」老楚問我。
「你開了多少價？」
「38 元/8 公里。我導師很久沒吃到綠葉菜了。」
「你先加到 100 元試試。」我保守地回答。
安迪·沃霍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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