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長

編者按：本文撰寫於兩年前的疫後復甦時期，其中的復甦政策建議今天依然適用，這讓我感到沮喪。原標題《失業救濟，現金補貼，放鬆管制》。

新冠疫情，人類正在面對的「自然災害」（伯南克語）。

災難面前，當啟動賑災模式，以保障民生為上，支持國民度過難關。

本文從失業救濟、現金補貼及放鬆管制三個方面提出應災之策。

本文邏輯：

一、失業救濟：調查失業人口，充實失業基金

二、現金補貼：放棄刺激思維，保障民眾生活

三、放鬆管制：增加市場信心，提升經濟預期

失業救濟

調查失業人口，充實失業基金

失業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首要問題。

失業，意味着勞動創造下降，經濟產能萎縮，家庭收入下降，負債壓力上升，消費更加低迷，經濟衰退進入惡性循環。

2020年4月4日當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達660.6萬，前一周為664萬，過去三周美國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已經超過1500萬。

這場災難導致部分市場停擺，美國失業工人快速增加。

疫情之下，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失業？

2020年3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1-2月的城鎮失業率有所上升，其中1月為5.3%，2月為6.2%。

不過，這個數據不能反應中國失業率的整體情況。城鎮失業率，針對的是城鎮勞動人口，大約為4.4億，而中國總勞動人口大約是7.7億。

另外，城鎮失業率以城鎮「失業登記」為準。現實中，多數失業者都不會去做「失業登記」。因為「失業登記」需要原單位開具辭退證明，表示「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

若按城鎮失業率6.2%計算，那麼3月份城鎮失業登記人數大概是2700萬人（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

根據奧肯定律，經濟增速下降，失業率增加。通常，GDP下滑兩個百分點，失業率上升一個百分點。

最近十年，中國GDP增速逐漸下降，從2010年的10.64%下降到2019年6.1%，十年下降了4.5個百分點。

按照奧肯定律，這十年，中國的失業率應該增加2個點以上。這十年中國失業人口應該增加了1500萬以上。

再看看近十年失業率：2010年到2015年城鎮失業率均為4.1%。2016年開始不升反降，到2019年城鎮失業率下降到3.6%。

這是為什麼？

客觀上，近些年，隨着人口紅利消失，新增勞動人口減少，每年大量勞動力退休，拉低了失業率。

排除這一客觀因素，我認為，這個數據不能反應中國失業率的全貌。為此我做了個調查：

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10.33萬億元，人均主營業務收入為117.4萬元。營收除以人均營收就是勞動人口，結果是9397萬人。

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05.78萬億元，人均營業收入為138.8萬元。營收除以人均營收的結果是7621萬人。

從2015年到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下降了4.6萬億元左右，1776萬勞動者「消失」了。當然，這個「消失」，有可能是退休、離職或被辭退。

再看2020年1-2月，受疫情衝擊，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1.62萬億元，同比下降17.7%，人均營業收入為102.0萬元，同比減少14.1萬元。按上面的方法計算，結果是6835萬人。

與2019年相比，2020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勞動人口減少了786萬人，這部分人或失業或未返崗復工。

按復工率進行推算失業人數，這裡我引用瑞銀證券的數據【1】（《疫情對勞動力市場影響幾何》，汪濤）：

以2018年為例，中國就業人數大概是7.76億，其中第一產業2.03億，工業1.42億。普通服務業失業人數大概1.91億，其中批發零售業1.13億，住宿餐飲業3200萬，交通運輸業2800萬，居民服務業1900萬。

疫情對就業人口密集的服務業、出口製造業衝擊較大。根據2020年3月底的復工率推算，服務業仍未復工或者失業的人數可能達5000-6000萬；此外工業和建築業還有2000萬人處於同樣的狀態；外貿及出口製造業失業人數將在1000萬以上。

綜合起來，截至今年3月份，未返崗就業及失業的人數規模不小。

在中國，最難統計的可能是隱性失業。

隱性失業的概念，是經濟學家瓊·羅賓遜首先提出來的，主要指勞動生產率極為低下的就業或者半就業半失業。比如國有企業中的冗員，人浮於事、無所事事，其實屬於隱性失業。

還有一類隱性失業主要來自農村勞動力：在農村跟隨父母半務農半休息的青年，以考研之名、考公務員之名的啃老族，還有工作量長期不飽和的城鄉結合部臨時工，如深圳的「三和大神」（無貶義）。

國企與農村的這兩類隱性失業者，過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我們主要關注農村這部分隱性失業者，他們的規模有多大？

根據人社部數據，2019年全國農民工共2.9億，其中有1.7億人外出務工。在這1.7億人中，春節返鄉的農民工為1.25-1.3億；而截至3月19日，約有1億人已經再次外出務工，也就意味着還約有2500-3000萬人未返崗。

另外，外出務工的1億農民工以及在本地的1.2億農民工，不知有多少失業。

農民工群體缺乏話語權，其中一部分農民工失業者隱藏在農村、城鄉結合部，他們或以半務農為生，或以臨時工為生。這群人其實屬於隱性失業者，工作不飽和，收入微薄。

總體來說，中國80%的勞動就業在私人企業，尤其是中小私企。新冠疫情對私人企業衝擊嚴重，尤其是是外貿企業、出口製造企業、餐飲酒店企業、旅遊娛樂企業以及廣大個體戶，導致不少工人失去工作和收入。失業和收入下降，導致消費低迷，又會惡化就業形勢。

怎麼辦？

前段時間，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抗疫模式，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中國將疫情視為一場戰役，先速勝後治理，以舉國之力控制疫情。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走了一半的路。為了戰勝疫情，國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代價，接下來另外一半艱難的路是復工復產，恢復經濟。

面對疫情災害，中國需要啟動應災模式：封城+保障——這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政策組合。

過去兩個多月，全體國民配合政府「封城封路」，市場中斷，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工作與收入。

在這場疫情面前，除了比拼個人的免疫、政府效率、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技術，還包括國家的保障體系。

這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弱點被暴露。中國失業金領取難度大，金額少，對失業者的保障作用很低。

問題暴露是好事。隨着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失業壓力也隨之增加。政府需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調取央企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尤其是失業金，降低失業金領取難度，改革失業保障制度；同時，建立覆蓋失業者、低收入者、兒童、老人的應災保障體系。

就當前而言，政府亟需給失業者、低收入者發放一筆現金，幫助國民度過這艱難的幾個月。

現金補貼

放棄刺激思維，保障民眾生活

很多人支持政府給民眾補貼，但是認為發消費券比現金好。

主要理由是，發現金，人們會存起來，不消費，無法拉動經濟增長。

這種主張，其實沒有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

到底是發消費券好，還是發現金好？

我需要問一個問題：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我們之前討論過，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不能將目的與手段搞反了。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還不是讓民眾獲得更多的財富與自由？

如果想要讓民眾收入增加，何不直接發現金，為何要發放消費券？

消費券政策希望通過5000萬消費券帶動消費，發揮槓桿效應，刺激經濟增長，還能收取稅收。

可能有些人會說，刺激消費，經濟增長，稅收增加，國民收入也增加，豈不是「一舉兩得」？

不可否認，消費券可拉動經濟增長，但作用不如現金。

為什麼？

因為貨幣的交換價值。貨幣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交換價值。在中國，人民幣可以交換任何商品，貨幣在手，交易費用最低，交易效率最高。

比如，政府發現金給民眾，一些人拿到錢後急着繳房租、水電，一些人則還信用卡、花唄，一些人可能拿錢去醫院看病，還有一些人可能存起來、做投資、給「小三」零花錢……

經濟世界，利來利往，無奇不有，個人做主，無需父愛主義和權威主義。

這樣，政府發下來的這筆錢，效用最高，價值最大，使用成本最低，對經濟增長最有利，對國民財富及自由增加最大。

若發放消費券，情況則完全不同。我以4月10日深圳寶安區發布的消費券規則為例。

消費券總額是2億，採用抽籤制，不是人人有份，全靠運氣。

消費券使用受到各種限制：

區域限制：只能在寶安區內消費，以及京東「寶安質量示範區優品專區」。

如果你居住在南山、福田、羅湖等地，正好抽到幾十元消費券，但是得驅車前往寶安消費，交易費用大增。我身邊有人抽到龍華區的消費券，也因交通成本增加而考慮放棄消費。

類型限制：只有餐飲、購物、文化旅遊、健康、汽車、寶安產品展銷、寶安購物節、扶貧八大類。

消費券，其實是計劃經濟思維，有點像當年的糧油票、布匹票。寶安消費券是以上八大類「票」。如果你幸運「中獎」了，也只能消費以上八大類。抽了汽車消費券，只能購買汽車，才能使用。目前，還沒有一個省的消費券可以購買智本社的學習會員，以及繳納房租。

商家限制：消費券指定商家使用。

這不僅限制了消費者，降低了消費券的使用價值，還對其它行業及企業不公平，甚至引發尋租空間。

山東發放了旅遊消費券，一些幸運者為了使用消費券被「逼」上泰山，景區一時人滿為患。

門檻限制：滿XX減XX。

比如，餐飲消費券滿500減150，滿100減30。為了省150，你還得搭進去500。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

假如1000人抽得3000元的汽車消費券，效果如何？

可能只有100人選擇購車，假如購車均價20萬，政府花費30萬消費券（900張券回收），直接拉動汽車消費2000萬，汽車購置稅200萬，政府賺了170萬稅收收入。

假如1000人（低收入者為主）獲得3000元現金，效果如何？

可能有200人拿來繳納房租，200人還花唄、信用卡及貸款，200人存起來，100給子女購買書籍、培訓課程、文具、玩具，還有人可能拿出一部分去餐廳、超市消費……

這種經濟效果似乎比較難計算，到底哪種效果好？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認為，人們的消費行為主要取決於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暫時性收入」。即便政府發放的現金是「偶然所得」，人們也會基於過去及當下收入、長遠預期來安排支出。

事實上，基於永久性收入假說的理性消費安排，比消費券這種短暫性、強迫性的消費安排，更有利於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甚至認為，只有在代際交疊模型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戴蒙德模型，資本增長黃金律）——如個別家庭將政府發放的現金給子女購買書籍、保險。

如今，全國各地都在發放消費券，但是不少消費券淪為「雞肋」：富人不稀罕，窮人消費不起。

消費券以及任何經濟要素受到的約束越多、限制越多，其交易費用越高，效率越低，價值越低，對經濟增長越不利，對政府稅收增加越不利。

更重要的是，當前疫情是一場災難，在災難面前，政府首要職責是保障民生。

政府要放棄經濟刺激的思維，啟動應災模式：不是刺激經濟，而是保障民眾生存；告別「釣魚式」刺激政策，踏踏實實地「急群眾之所急」。

有些人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三五個月沒有收入完全能夠應付。

中國儲蓄率確實遠遠高於歐美國家，但是儲蓄極為不均衡。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中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人均存款47萬，其儲蓄額占全國總儲蓄額的50.4%。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過着「赤字」生活，即靠借貸、往年儲蓄或父母儲蓄維持生計。

2019年，西南財大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庭大約有40%的存款為零，換算成人數，大概有5.6億的人存款為零。

過去兩個月，銀行信用卡違約及信貸違約數量有所增加——預警信號。

所以，大疫之下，中國政府需要突破經濟刺激的思維，啟動更高級別的應災模式，發放現金，保障民生。

什麼才是應災模式？

我這裡使用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調查與研究中心甘犁與何青整理的數據【2】：

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啟動了應災模式，採用「兜底」的方式應對「大雪災」（新冠疫情）。在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中，5600億美元是直接補貼給家庭與個人的現金，占美國GDP的2.9%。合計年收入不超過15萬美元的夫婦可獲得2400美元，每個孩子還可額外獲得500美元。

加拿大的居民現金補貼達475億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亞的居民補貼為249億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補貼為59億新元，占GDP的1.3%。印度的居民補貼為1.7萬億盧比，占GDP的1.2%。韓國的居民補貼為9.1萬億韓元，占GDP的0.5%。

中國香港與中國澳門的居民補貼，分別為790億港元和96.8億澳元，分別占GDP的2.7%和2.3%。香港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可領取1萬港幣。

英國對利潤低於5萬英鎊的個體經營者每月發放2500英鎊，至少發放3個月。德國拿出500億歐元，占GDP的1.5%，補貼給中小企業及個體戶。

應災模式第一點是給民眾發放大規模、覆蓋面廣的保障性現金，目的是保障生存，而非小規模的以刺激經濟為目的的消費券。

目前中國各省市消費券加起來不過五六十億，假如最後是100億，也只占中國99萬億GDP的萬分之一左右。今年是中國脫貧攻堅、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建議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快速地一次性給民眾發放大規模現金。

有人擔心兩個問題：

一是大規模發現金，是否引發通脹？

這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因股市崩盤疊加疫情，美聯儲開啟「無上限」QE，美國聯邦政府推行2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難免引發通脹或資產價格泡沫擔憂。

再看中國的情況。2020年4月10日央行公布，3月末，廣義貨幣餘額達208萬億，同比增長10.1%。同時，中國2月CPI一度超過5%，3月回落到4.3%，但是與GDP、家庭收入增速及存款利率相比，CPI水平依然偏高。

大規模現金的資金來源是關鍵。如果是銀行「印錢」，通脹風險會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是來自政府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發放現金，通脹風險則小得多。

當然，中國的財政系統與貨幣系統並非獨立，財政擴張往往伴隨着貨幣擴張。從「糊塗賬」來看，僅3月廣義貨幣增加了10.1%，市場上錢增加了這麼多，但如果沒有到民眾手上，是不公平的。

建議政府使用1-2萬億（占GDP的1-2%）的特別國債及地方債券，給數億個人提供現金補貼。

現金髮放重點對象為湖北疫情家庭及新冠患者家庭、失業者、低收入者、貧困家庭、老人、兒童及中小學生、未就業大學畢業生、租房家庭、失業且肩負房貸家庭。發放方式必須公開、透明及低成本，如退稅、貼息及直接領取等。

二是會增加政府債務風險？

2019年中國中央層面的公共債務占GDP的37.7%，美國這一數據是106%，日本是222%，德國是68.3%，法國是122%，印度是69.8%。

同時，中國政府擁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如土地、央企、外匯等等。政府只要盤活國有資產包括部分低效資產，稍微提高行政效率，便可擠出大量現金出來。

放鬆管制

增加市場信心，提升經濟預期

當前，經濟恢復的挑戰是預期問題。

國內控制疫情的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預料，但經濟恢復的難度也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

控制疫情，可以通過政府權威來快速實現。但是，信心與預期藏在每一個人心裡，很難通過行政命令來解決。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還不知什麼時候能結束，半年、一年，也可能兩年。市場信心低迷，很多人選擇降低消費，增加儲蓄，減少投資，以抵禦不確定性風險。

海底撈漲價，遭到各種討伐，顯示出市場信心脆弱，收入悲觀的個人對物價上漲頗為敏感。海底撈不得不出面道歉，恢復原價。

如何才能恢復市場信心，提高經濟預期？

消費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是發放大規模現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民眾的安全感增加，市場預期也會得到改善。發放現金對消費端的作用比較大，對投資的拉動相對間接。

投資端，改善預期最有效的方式或許不是基建拉動，而是放鬆管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放鬆管制，不是放鬆疫情防控，而是放鬆經濟管制——放鬆人口流動管制，優化小攤販管制，降低准入門檻，促進資本、土地等要素流通。

市場預期下降的局面，中國曾經在80年代末、90年代末都出現過。當時恢復市場信心的關鍵辦法是改革，主要是放鬆管制。

1989年到1992年中國經歷了社會風波和通貨膨脹，加上國際局勢突變，外資投資信心和國內市場信心低迷。但是，1992年明確了市場經濟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美資蜂擁而入。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市場，朱總推動國企改革、房地產市場化改革，引入私人資本，增加投資信心。

今天我們面臨這種局面，政府需要堅定的向市場讓利，向私人企業讓機會，放鬆管制，吸引資本，支持就業與創業。

比如，放鬆對小攤販、小作坊的管制。

在中國，小攤販、小作坊個體戶規模在1個億左右。疫情期間，他們無法出門做生意，生存艱難。政府應該放寬對他們的限制，讓他們活動起來謀生，解決生存問題。

如今中國可能有上億人失業或未返崗，找工作困難，創業又沒資金，政府應當鼓勵、支持廣大農民、農民工、小商販低成本擺攤，開設小作坊，開設養雞場、養豬場。

這可能是社會基層人解決就業、保障生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或許可激活千萬以上的就業規模。

在金融危機期間，經濟學家厲以寧也建議放鬆管制來擴大就業：「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麼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3】

有人提出，大量擺攤、開養豬場會造成環境污染。過去幾年，過度追求環保政績及城市形象，大拆養豬場，驅趕小攤販。

只要劃分好區域，設置好一定的標準（不能過高），可降低髒亂差程度，與店鋪商家利益衝突不大（不同細分市場）。

最重要的是，民眾的生存權大於形象政績。

又如取消汽車限購政策。

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如果放開汽車限購，購車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車市。

以深圳為例，搖號人數突破127萬，但3月份的普通小車增量指標只有6690個，其中搖號指標3334個，競價指標3356個。月增量指標與搖號人數比只有0.52%，缺口巨大。

以15萬經濟型用車為例，3月競價指標平均成交價為41303元，占購車款的27.5%，競價車牌大大提高了購車成本。

有人提出，取消限購，會加劇道路擁堵。

問題是，解決道路擁堵的辦法不應該通過限購來解決。可以說，汽車限購限行，是解決道路擁堵問題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本。

北京汽車保有量比深圳低，道路比深圳寬敞，為什麼堵車更嚴重？這與北京的城市規劃很大關係。北京人口分布不均衡，通州人口扎堆，早晚通勤加劇擁堵，大量單位用地阻礙道路規劃與車輛通行。

再看香港，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狹小，但四通八達，交規嚴格，車流速度快，交通擁堵程度低。

擁堵問題應該多從城市規劃、交通執法、道路標識、公共交通、停車費差異化定價等方式來解決。

汽車限購、車牌拍賣，在法理性上值得考究。這其實「已上車人」對「未上車人」設置的一種資源爭奪障礙。

在中國，放鬆管制的增長空間依然很大，尤其要素市場的潛力巨大。

2020年4月9日國務院頒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簡稱「意見」）。

這份文件備受國內經濟學家的關注，普遍認為，這是一份觸及靈魂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文件。

為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商品市場已經市場化，但是要素市場尚未市場化。所謂要素主要指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經濟資源要素。

要素受到制約，導致供給側出問題，資源配置不充分，導致大量浪費、產能過剩及創造不足。

以勞動力市場為例。

勞動要素受到戶籍、體制等限制，無法充分流動，競爭程度弱。很多農民工進城，無法落戶，無法給子女提供好的教育。

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深圳的情況更嚴重，常住人口1300萬左右（2018年），戶籍人口435萬，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3.5%。

到今年3月份為止，中國還有2500-3000萬人農民工未返崗。這次疫情可能會成為中國人口流動的拐點，一部分人或留在家鄉附近或省會城市，不再考慮北上廣深及遠距離大城市就業。

這份「意見」明確「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打破戶籍制度，有助於幫助農民工進城，吸引農村過剩勞動力，解決第一部分提到的大量的「隱性失業」問題，讓他們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用品。

又如土地要素市場。

中國的土地要素市場，所有權無法流轉，只能交易使用權。這導致土地資源難以激活，土地流轉程度極低，資本變現能力極差。

近些年，中國一直在探索土地改革，尤其是農村集體土地入市。這份「意見」再次提到：「制定出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指導意見。」

如果農村的宅基地可流通、可抵押，農民可以通過宅基地抵押貸款，獲得開辦養豬場、養雞場、小作坊及種植果園的原始資本。這樣有利於農民就業與增收。

由於集體土地的交易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社會資本進入農村開發產業容易遭到村霸、地頭蛇欺壓，交易費用奇高無比。這導致農村土地及農業長期處於資本匱乏的狀態。

至於農村集體土地如何入市，目前還有很多爭議：私有化，還是股份制；所有權流通，但使用權受限；只交易使用權，但強化使用權保護。

不管怎麼改革，只要集體土地交易合法化，便有大量的社會資本願意投資。

如此，一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激活農村土地；二可以增加私人資本的投資信心，在低迷的市場中拉升投資預期；三可以增加土地供給，打破土地壟斷，降低城市居民的購房成本，增加消費動力。

再如資本要素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社會融資以借貸為主。股票市場備受詬病，資本試圖進入但「恨鐵不成鋼」。

股票市場，需要打破審批制，採用註冊制，淘汰不合規的上市公司，不斷地換血。這份「意見」提出：「改革完善股票市場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信貸市場方面，主要是利率市場化，放鬆利率管制，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

目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正在引導利率下降，但是與國際相比，中國利率水平依然太高，中國私人企業及家庭承擔着過高的信貸成本。

如果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利率順利下降，社會資本的投資信心會增加，可以改善經濟預期。

參考文獻：

【1】疫情對勞動力市場影響幾何，汪濤，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2】甘犁提7500億計劃：給老百姓發錢，甘犁，何青，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調查與研究中心；

【3】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厲以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