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 - 調休的傷，連放5天也沒法治－鑽石舞台

Apr 28 Thu 2022 23:00
果殼 - 調休的傷，連放5天也沒法治

你有沒有一種感覺：這周過得好漫長！只休息了1天，就得回來接着上6天班。

之後還有休息5天，上3天，再休1天的安排，這樣折騰一番，毀掉兩個周末後，才能回歸「做五休二」的正常節奏。

要這麼調整，是因為五一實質只有1天假，但為了湊成5天，「朝三暮四」、「拆東牆補西壁」，這樣摳摳搜搜調休出的小長假，實在是令勤懇的打工人們感到憤怒又疲倦。

調休怎麼這麼招人煩？

失去周末的痛苦遠大於休假的快樂

有人會覺得對調休沒必要有這麼大的火，畢竟從本質上看，假期並沒有少，反而多了一天假，早休晚休不都無所謂嗎？

並不，因為根據前景理論，大多數人對於損失比對獲得更加敏感，這是一種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1]。

舉個例子，假如你的老闆今天給你發500元獎金，你會不會很開心？那如果老闆先給你發1000元獎金，然後告訴你不小心多發了500元，讓你把500元退還給公司，你會和前一種情況一樣開心嗎？

雖然從理性上看，你都獲得了500元獎金，但相信第二種情況對大部分人來說在體驗上是更糟糕的。在損失厭惡的影響下，損失500元帶來的痛苦遠大於獲得500元的快樂。

同樣的道理，周末假日少休一天的損失感，也遠大於工作日多休一天的獲得感。

人們為何會如此關注損失呢？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在漫長的人類進化史中，同等強度的壞事帶來的後果往往比好事更嚴重，它事關生死，所以更關注壞事的基因代代相傳，形成了當代人類的負面偏差（negativity bias）[2]。

調休雖然給人們湊出了五天假期，卻帶來了周末雙休的損失，一減一加，總數不變，但在損失厭惡和負面偏差的影響下，人們當然會有一種「被剝削」的痛苦。

連續工作使人倦怠

調休令人不爽的不僅僅是損失感，還因為調休讓我們比以前連續工作了更長的時間。

當員工持續為工作付出努力時，身體和心理資源都會被消耗，所以人們需要在非工作時間通過充分的休息得到身心資源的恢復，讓工作導致的壓力負荷反應（比如血壓升高、疲倦感等）重新恢復到被打工摧殘之前的正常基線水平。

正如來自網友的吐槽，「人不是機器，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身體積累的debuff（不良狀態）如果不及時驅散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你願意每天醒着17小時，睡7小時？還是先連續工作34小時，再一口氣睡上14小時？後一種情況顯然讓身體承受更大的壓力。

如果員工在連續工作下無法得到恢復，便會出現一系列健康問題，如心率加快、高血壓、慢性疲勞綜合徵、失眠等[3]，工作時間越長的中國人，幸福感也會更低[4] 。

對組織來說，長工作也不一定會帶來高產出，每周超過工作時間40小時的人很容易出現職業倦怠，如精力喪失、疲憊不堪、喪失工作熱情和動力，無力抑鬱，不再願意為工作付出努力等[5]。

那麼，調休後的小長假能起到放鬆的功能嗎？未必，因為它打亂了正常的工作-休閒節奏。

工作-休閒節奏打亂帶來失控感

對於短假無調休和長假有調休，很多人更想要前者。在調休下，連續上班也干擾了人們正常的工作-休閒節奏，讓那些日常固定安排（Routines）被打亂。

大部分人都需要有秩序的日常，比如有規律的工作五天和周末雙休，這能給生活帶來穩定感和可控感，關係到一個人能否保持健康的身心狀態。日常固定安排也與生活意義感之間有很強的關聯[6]。

「今天的覺必須今天睡，今天的飯必須今天吃」。沒人願意今天餓一天，明天狂吃六頓飯，這不僅會讓人生病，也會讓人覺得這世界非常混亂。

然而，調休打亂了工作-休閒節奏，使人很容易產生失控感和受控感。人類都有一種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autonomy），也就是一種體驗到對自己行為上的控制感和心理上的自由。

對那些不願調休的人來說，調休把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損害了我們的自主需要。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員工的自我需要無法滿足，被迫工作不僅會損害幸福感和身心健康，也會帶來更糟糕的工作態度和表現[7]。

想想看，原本計劃上周日在家好好休息，卻發現要調休，只能被迫自願早起去打工；連續打工五天後，想要個正常的周末，卻發現因為調休了還得繼續上班。

這讓人很難繼續安心在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只想摸魚到放假前的最後一刻。

調休到底是哪來的啊！

在微博上搜調休，跳出來的第一個關鍵詞是：「調休是誰發明的」，看上去頗有一股尋找仇人的悲憤。

其實，調休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而它誕生之初，是對舊有節假制度的革新。

曾經，我國的假期很少，在傳統的農業觀念中，農時不等人，定期的休假制度並不是必須的。1958年的時候，每半月放一天假的制度改良都值得登上《人民日報》。

在某段特殊時期里，大家在春節也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甚至豬圈門上都會寫着「三十不停戰，初一堅持干」的口號[8]。

改革開放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呼籲恢復節假日，比如1979年1月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就刊登過一封標題名為《為什麼春節不放假？》的信。

標題蠻振聾發聵的

隨着社會越來越重視放假，在建國50周年的1999年，國務院修訂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將每年的全國法定節假日從7天增加到了10天，第一次出現了「五一黃金周」和「十一黃金周」的說法。

可是，這版假日制度中，五一隻有3天假期，休7天的「黃金周」是怎麼來的呢？

答案就是如今讓人咬牙切齒的調休：通過前後調整挪動周末，湊出一整周的假期。

調休制度的初衷不僅是為了讓大家有更連貫的休閒假期，也是為了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特別是為了促進國內旅遊業的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增加旅遊、交通、住宿餐飲等第三產業的比重[8]。

但是，在這樣的調休制度下，如果時間不湊巧，便會造成一些看上去很詭異的事情。

比如，2005年春節，人們需要連續工作9天，很是要命；這一年的國慶，大家也很不好過，連放7天假後需要連上7天班，簡直是先給人希望，再給人絕望。

所以2007年的時候又修訂了一次放假辦法，上面這種極端情況不再出現，但為了能夠湊出「小長假」，打亂工作-生活節奏的調休仍被保留了下來。

調休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嗎？

我國的調休制度從2000年正式開始實施起，直至今日仍未被廢除，但效果並不好。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根據清華大學假日制度改革課題組的調研，「黃金周」制度自實行之日起，其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大，調休對旅遊業的促進只是一種「黃金幻覺」。

這是因為，影響旅遊消費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不變，無論是旅遊性消費還是其他各類消費都會保持相對穩定[8]。

通過調休創造出「黃金周」，僅僅只是讓人們在旅遊消費的時間上更集中，對全年旅遊收入的增加並無實質性的貢獻[8]。

以1999年發布新辦法為界，前後的旅遊收入增長率沒有顯著變化[8]

不僅如此，挪用公休日拼湊「黃金周」和「小長假」還會帶來諸多弊端。

比如，集中性的休假安排人為創造出了旅遊的淡旺季，導致旅遊市場供需結構失衡，假期旅遊景區人滿為患、資源不足，平日裡卻門可羅雀、資源浪費[9]。

對遊客來說，到處都是人的體驗也不好，降低了再度旅遊的意願。新冠疫情前，就已經有不少人到了長假不想出門，只想在家裡睡過整個假期。

綜上，研究者普遍認為，「黃金周」制度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負面效應則日益凸顯[10]。

人們想要的是規律、自主、真實的假期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想要的從來也只是「休」，而不是「調」。大部分人想要的「休」，是規律的、自主的且不被打擾的休息，而不是擾亂工作-休閒節奏、被安排的、不徹底的挪假式休假。

首先，疫情的反覆使人們當下的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出門旅遊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奢望，用連上六天班換家裡蹲五天，實在是不划算，很多人更需要的是規律的休息。

疫情肆虐牽動着人們的心緒，也導致一些人曾經的日常固定安排被打亂。

有規律的日常工作生活節奏能夠緩解壓力給身心健康帶來的損害[11]，人們非常需要在這個特殊時期能保證基本的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和規律的周末雙休。

在此基礎上，擁有休假的自主權也是必要的。

我國在1994 年頒布的《勞動法》中就明確規定了實行帶薪年休假制度，2007 年的《職工帶薪休假條例》也規定了該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法，但當前仍然有很多企業不能完全保障職工帶薪休假的權益[9]。

比起調來調去的調休和統一安排的全國集中性休息，人們更想要的是能真正享有和自由支配屬於自己的帶薪假期。

一個微博調查，樣本選取有偏，

但選擇短假無調休的人依然壓倒性地多 | 微博@Vista看天下

最後，無論是最基本的規律雙休，還是自主的帶薪休假，打工人們都希望這些休假能讓人有真實的、不被打擾的休息。科技的進步使人類當前生活在一個「隨時在線（always-on）」的新時代，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越來越模糊[12]。

企業微信、飛書、釘釘......各類即時通訊軟件使我們在任何時間都能被老闆、同事和客戶找到，不少人都活在節假日仍被工作消息支配的恐懼中，能享有在一段時間裡不被打擾權利的休假，才是真實的休假。

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離不開休假自由，歡度勞動節的勞動人民，值得更規律、更自主、更真實的假期。

參考文獻

[1]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90).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In P. K. Moser (Ed.), Rationality in acti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Rationality in acti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pp. 140-170, Chapter vi, 493 P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2]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4), 323-370.

[3] Geurts, S. A., & Sonnentag, S. (2006). Recovery as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ute stress reactions and chronic health impairmen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32(6), 482-492.

[4] Yamashita, T., Bardo, A. R., & Liu, D. (2016). Are East Asians happy to work more or less? Associations between working hours, relative income and happiness i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3), 264-274.

[5] Hu, N., Chen, J., & Cheng, T. (2016).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long working hours, physical inactivity, and burnou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58(5), 514-518.

[6] Heintzelman, S. J., & King, L. A. (2019). Routines and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5), 688-699.

[7] 吳才智,榮碩,朱芳婷,諶燕 & 郭永玉.(2018).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滿足. 心理科學進展(06),1063-1073.

[8] 清華大學假日制度改革課題組 & 蔡繼明.(2009).中國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學習與探索(05),30-39.

[9] 蔡繼明.(2014).關於進一步調整完善我國節假日制度的建議. 人文雜誌(07),22-29.

[10] 安金明.(2019).基於形成旅遊經濟鏈條,促進內需大發展的中國假日制度改革研究. 經濟界(02),12-18.

[11] Hou, W. K., Lai Francisco, T. T., Ben-Ezra, M., & Goodwin, R. (2020). Regularizing daily routines for mental health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10(2)

[12] Derks, D., van Mierlo, H., & Schmitz, E. B. (2014). A diary study on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and exhaus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perceived segmentation norm.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9(1), 74-84.

作者：草芽君

編輯：Emeria、游識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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