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企業家的企業理論，解釋對象是「企業理論」，解釋方法是「企業家」，用企業家來解釋企業。企業家精神是人普遍擁有的，不一定是做企業的才有。不僅馬斯克是企業家，達芬奇，貝多芬倒是企業家，並且所有人都需要發揮企業家才能。企業家這個概念有巨大的價值，不僅適用於企業，也適用於社會。比如，德魯克提出「企業家型社會」的概念，它區別與「官僚型社會」，這個概念比「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更合適。「企業家精神」應該被視為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之道。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允許個體發揮企業家才能，通過發揮企業家才能，解決了個體的衣、食、住、行與就業等等問題，教育、醫療也可以通過允許個體發揮企業家才能來解決。

企業家精神還被理解為「創造」。創造是不同尋常的行動。人的本質是創造性，為什麼這麼說？有個說法，上帝是最有創造性的，因為上帝創造了世界萬物。而上帝是按照他的樣子創造人的，所以被上帝創造的人必然也是有創造性的。這個說法似乎也表明，那些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也是最接近上帝的人，上帝進一步通過他們創造世界。

人自帶兩樣東西：創造性與道德情操。就是說，人與生俱來具有某種創造性，也有道德情操。使個體在道德情操的基礎上發揮他的創造性，經濟自然就會發展，這就是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可見，經濟發展只需要利用人的本性就夠了。由於這兩種本性都是人「自帶的」，因此也是「自然的」，市場經濟利用的正是人自帶的本性，因此市場經濟也是「自然而然」的經濟。

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概念。個體在多大程度上發揮自己的企業家才能，就決定了這個社會有多活躍，多進步，多文明。企業家越是活躍，說明法治程度越高。企業家躺平或不敢行動，說明這個地方是野蠻的，經濟也將是停滯的。

有一本書叫《企業家的尊嚴》，分析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該書作者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獲得了尊嚴，創造被尊重。當然，這一社會「氛圍」的出現，本身也是洛克、休謨與斯密等人推動的觀念革命的結果。

「企業家的企業理論」試圖回答企業理論的三個基本問題：

企業的存在

企業家的邊界

企業的內部組織

在說明這三個基本問題之前，先對企業家精神的概念予以說明。

什麼是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是普遍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只是不同人的企業家才能大小不一樣。從廣義上說，所有人都是企業家，因為所有有目的的人的行動都要面對不確定性，要在不確定性下做出判斷，採取行動。所以，企業家精神其實不是中文的「精神」概念，更是指特定的「行動」，如敢於冒險的、創新的及善於發現機會的行動。

首先把企業家這個概念首先引入經濟學的是愛爾蘭人坎迪隆，他是銀行家和經濟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叫《商業性質概論》，在書中他區分了兩類人：

第一類是收入不固定的，要通過承擔不確定性風險才能獲得回報的人，比如自由職業者，商人等，他稱這類人為企業家，他甚至把乞丐也歸為這種類型。第二類是拿固定收入的地主，工人和公務員，這類人就不是企業家。

企業家精神可以有下面四種理解：

一是指「身份」或「職業」，敢於承擔不確定性風險，具有冒險精神的某類人。如民營企業家這種說法，就包含了職業的含義。

二是指「功能」。指人所具有的創造、警覺、發現或判斷等等功能。如熊彼特重視的是企業家的「創新」；柯茲納認為企業家的功能是「發現」，他認為對企業家來說，關鍵是要「發現」目前還沒有被人注意的機會。奈特和米塞斯則強調「判斷」，他們認為「判斷」與「不確定性」的關係更密切，而沒有「不確定性」就不需要企業家，因為只有在不確定下，企業家才需要做出判斷。遵循奈特與米塞斯，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的《企業家的企業理論》一書特別強調的是「判斷」這種功能，這也是我們在下面將要詳細說明的。

三是指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或角度。企業家精神指向一種個體主義方法，區別於集體主義方法。企業家精神在經濟學上是「方法論」概念。經濟學可以區分為有企業家的經濟學與企業家缺位的經濟學，前者如奧派經濟學，後者如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四是指一種不苟且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態度。如喬布斯說「活着就是改變世界」，這顯然不同於「好死不如賴活」這樣的觀念。企業家精神的反義詞是服從、馴化或按部就班地遵循命令和規定等。

在筆者看來，企業家精神有自主性與獨立性的意思。自主行動，而不聽命於人，這就是一種企業家精神。相比之下，按部就班，在既有的風氣或制度下做出選擇，就不是企業家精神。

比如家長對孩子的升學的態度：認為重要的是孩子身心健康，價值觀正確，具有不斷學習的能力，不需要考什麼名校，這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教育觀；相反，追求外在的標準，如分數、名校，這就不是企業家精神的教育觀。在有關教育問題的認識上，中國的家長還是普遍缺乏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這個詞是有制度內涵的，預設企業家的行動是道德的或守法的。企業家精神是一般性規則（法律）下的行動。依附於權力的人不能被稱為企業家。並且「法治」也是企業家精神的前提條件，法治環境對企業家非常重要，企業家與法治環境的關係，就像魚和水的關係。企業家是「法治的土壤」上長出來的樹木。沒有法治，再聰明能幹的企業家也沒有機會發揮才能。

政府的權力越大，越不受約束，那麼對企業家精神的發揚越不利。因為這會導致企業家依賴於政府，這樣企業家就喪失了發揮企業家才能的積極性。畢竟藉助於權力賺錢比賺消費者的錢更容易，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創新性的，經濟發展也是停滯不前的。

我們可以把「法治」概括為「私有產權」。私有產權一方面意味着激勵，另一方面意味着產生交換，交換會產生市場價格，而只有當存在市場價格時，企業家才能進行經濟計算，採取投資決策。

強調企業家精神，意味着個體具有做出判斷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是私有財產權賦予的。可以說，在存在私有產權的情況下，每個個體都是企業家，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況下，所有人都不可能是企業家。

企業家精神與判斷

「判斷」與人的行動關係密切，人的行動是他的判斷的產物。人通過判斷未來，決定他當下的行動。企業家是指在不確定下做出判斷的人。判斷不是給定條件下計算最大化，而是不確定下的決策。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徵，是人在不確定下做出決策。不需要企業家做出判斷的，是計劃經濟。

在《企業家的企業理論》一書中，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認為，企業家的主要職能是判斷未來的機會並承擔不確定性風險。舉個例子，地產商不一定要懂建築，而是承擔營業的風險。企業家的基本屬性不是經營企業，而是為企業的資產承擔不確定性風險的人，以獲取利潤或承擔虧損。

通常把企業家精神理解為「創新」或「發現」等等，但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把企業家精神理解為不確定下的「判斷」（決策）。這是因為判斷與不確定性特別相關。沒有不確定性，就不需要判斷。不確定性與風險是有區別的。不確定性是由人的行動產生的。由於每一次行動都是唯一的，這些事件不能被加總、歸類，求該事件發生的頻率或概率。由於沒有概率可以計算，所以不確定事件不能被保險，通過保險的方式消除不確定性。而風險事件是有概率可以計算的，如自然災害，疫情，所以是可以被保險的。

所以，企業家精神的核心不是把給定的東西生產出來，而是判斷市場機會，滿足消費者未知的需求。判斷就是在被人認識到之前，去做某事，而不是大家都認識到了，再去做某事。

企業家精神是「判斷」，不是「生產要素」，所以沒有機會成本，這一點很重要。正是這種沒有成本的東西的注入，才使一個社會避免經濟和社會的「邊際收益遞減」，不斷促進經濟增長。換句話說，經濟增長不是增加要素投入，創造財富不一定要消耗更多資源，只需要把要素不斷地導向更能滿足需求的領域，使需求的滿足在邊際上不斷改善，如蘋果手機不斷推出新版本就是例子。使經濟增長的，正是那個不需要耗費成本的「行動」，也就是企業家精神。實際上，企業家精神是唯一能夠克服邊際收益遞減，促進經濟不斷增長的因素。企業家通過創新，包括技術、產品與組織的創新，改善了勞動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使更多的資本被投入到創造財富的生產活動中，使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創新」和「發現」等這些概念都可以從「判斷」角度理解。即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才是創新，而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是判斷的結果，換句話說，創新隱含在判斷中。

判斷不是「賭」，企業家不是賭徒。賭完全取決於運氣，和自身的能力無關。判斷是看到趨勢，把握機會，是基於原理的一般性預測。我們只能通過原理理解趨勢，但不能預測明天要發生什麼。或者說，人只能做一般性的趨勢預期，不能做精確預期。賭徒就是試圖做精確預期，這是理性的狂妄。

判斷是行動，不是資源。如是資源，那就是可以購買的，判斷是買不到的。判斷也是一種能力，既有天生的一面，也有後天經驗中形成的一面。企業家的子女為什麼不一定能經營成功？難以繼承父輩的事業？原因是「企業家的判斷力」是不能被完全遺傳的，也沒有父輩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

判斷意味着判斷消費者的新需求，把資源引導到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領域中，正是這種「引導」為社會創造了財富。換句話說，創造財富的，不是人的「幹勁」，而是資源被企業家配置到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領域中，如資源不是按照這一原則配置的，那麼「干」得越多，財富減少越多，這正是「大躍進」的教訓。資源的配置，是企業家藉助於市場價格，通過判斷實現的。我們可以區分在企業家的「判斷」引導下的「干」和缺乏企業家的引導，類似「大躍進」的那種「蠻幹」或「瞎干」，如一個社會缺乏私有產權基礎上產生的價格信號，那麼就很容易陷入到「蠻幹」或「瞎干」中。這提醒我們，追求經濟發展的方式，不是多投入要素，而是為企業家的判斷創造條件，如保護私有財產權。這樣，我們也回答了陳志武教授提出的「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的問題，其答案就在「產權保護」上。

但這並不是說，生產活動只需要判斷就夠了，不需要生產要素的組合，而是強調生產要素的組合本身並不會創造價值，創造價值的是企業家有關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判斷」。要使生產活動要具有「生產性」，必須具備市場環境，使企業家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

企業家的主要職能不是提供勞動或其他要素，也不是管理企業，而是做出判斷。企業家的利潤正是來自他準確的判斷。或者說，企業家判斷的回報是「利潤」。「利潤」是企業家做出準確判斷的回報，而不是使用要素的回報。使用生產要素的回報的例子，比如，工資對應的是勞動力的回報，利息是資金的回報，地租是土地的回報。企業家確實提供了服務，如讓企業運轉，經營企業，但這部分收入是「企業家的工資」，不屬於企業家的利潤。要素的回報（如工資）不可能是「負」的，但「利潤」可能是「負」的，也就是「虧損」，也就是說，假如企業家判斷錯誤，那就產生虧損。

企業家的判斷包括哪些內容呢？我們說，企業家主要判斷風險與機會，判斷包括對企業外部情勢的判斷與企業內部資本的判斷。

對企業外部情勢的判斷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周期的判斷，如能否抓住周期的低點與高點。二是對國家的發展趨勢、法治環境以及情勢變化的判斷，如李嘉誠的錢主要是依靠這種判斷賺來的，他從香港，再到大陸投資，再到英國投資，最近又到越南投資，可以說每一波發展機會都被他抓住。三是對消費者需求的判斷。這方面，喬布斯是高手，他對科技浪潮做出了準確的判斷，並做出了相應的創新。如在1981年，喬布斯在接受採訪時判斷個人電腦是「21世紀的自行車」；到了1983年，喬布斯進一步提出把「電腦裝進背包里」的設想，在那個時候的喬布斯就已經開始意識到便攜的重要性；1995年，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喬布斯在一次演講中如此預言：「以後人們不再逛實體商場，而是通過網絡來購買物品。」就在喬布斯發表這個預言的同一年，貝佐斯的亞馬遜網站上線運營；而到了2001年，當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時候，喬布斯在採訪中卻認為個人電腦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數字生活階段，他認為這個階段被數碼相機、手持電腦、手機等各種數字設備推動，而在今天智能手機成為了人類的「新器官」，喬布斯預言的數字生活成為了現實。

企業內部的判斷包括對人的判斷，對資產屬性的判斷，以及如何組合資產的判斷，把權力授權給誰，怎麼授權的判斷等等，這些判斷與企業的性質問題特別相關。

判斷與私有產權密切相關。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只有把自己的財產押下去，才是承擔了不確定性風險，二是私有財產權是做出權威性判斷的條件。雖然每個人都需要運用判斷，如判斷天氣變化，但把自己的財產押下去，才是承擔了不確定性風險。換句話說，企業家必須押下自己資產的人，才是「承擔了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否則只是打工者。另外，企業家押下自己的私有財產，才獲得了判斷的權威性。他對歸他所有的財產做出判斷，才是天經地義的，相反，對他並不擁有，也並沒有獲得授權的資產，他沒有權力做出判斷。所以，只有所有者才可能是企業家，相應的活動才體現企業家精神。在公共部門中，沒有真正的企業家，只有管理者，他們所能做出的判斷是有限的。

實際上，有了財產權的保障，企業家精神就自動產生了，因為人都是追求利潤的，為了獲得利潤，他需要運用判斷來使用自己的財產，這樣就產生了「市場經濟」。促進企業家的創新，其實就是保障企業家的財產權。要注意的是，這裡說的保護財產權，不只是保護企業家目前擁有的財產，還包括保護企業家未來可能創造的財產。

企業家精神與資本

企業家精神與資本不可分。企業家的行動需要資本，沒有資本，企業家就無法展開行動。資本是被企業家使用的手段。企業家是運用資本的人。企業是企業家運用資本而產生的，是企業家的資本試驗田。

資本具有異質性與互補性。資本的異質性是指資本的屬性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即資本的屬性不取決於資本的物理性質，而是取決於企業家怎麼認識它。企業家的不同認識，意味着不同的資本屬性，如在某些人看來的廢銅爛鐵，在另外一些企業家看來是寶貝。互補性是指不同的資本要組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企業體現了資本的互補性，在企業家判斷的作用下，不同的資本組合在一起構成企業這種類型的組織。

企業家的新認識意味着資本的新屬性。企業家發現資本的新屬性，會使他不斷地解散與重新組合資本，資本被重新組合的過程就是資源被重新利用的過程。

企業家精神與企業：既有的企業理論的不足

企業家是企業的核心，沒有企業家的企業理論，如《哈姆雷特》沒有丹麥王子。把企業和企業家結合起來，可以產生一個更好的企業理論，也會更有助於理解企業家精神的本質。

現代企業理論的創始人是科斯。科斯是怎麼解釋企業的呢？他是從計算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釋企業的。他認為，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企業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科斯把這種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稱為「交易成本」，它包括尋找夥伴、談判交易條款、制訂和執行合約等的成本。企業可以通過人為的協調活動降低交易成本。科斯把企業理解為一個合約實體，企業理論就是根據交易成本高低選擇不同合約的問題。

在科斯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企業理論，包括委託代理理論和團隊理論。委託代理理論認為所有者委託經理經營企業，這產生了機會主義問題，需要監督和激勵經理人。團隊理論。團隊理論認為企業是「團隊生產」概念，既然是團隊生產，就需要有監督者來防止有人偷懶，這個監督者就是企業家，他獲得剩餘索取權。

既有的企業理論沒有企業家精神概念，而是使用同質性、正確性與恆定性的假設。在這樣的假設下，就沒有給企業家的判斷、發現或警覺留下空間；還有，就是既有的企業理論是理性人在給定條件下做出選擇的假設，假設外在激勵是行為的決定因素，人的行為只是對外力做出響應。這種假設排除了自主性，而自主性是企業家的根本特徵。最後，既有的企業理論忽視了資本和能力的異質性，而現實中企業必然是異質的，能力必然是不相同的。

但既有的企業理論的一些思想，對於建立企業家的企業理論是很有用的，特別是產權、交易費用、資產專用性、機會主義、道德風險和合約等概念，對於建立企業理論是很有幫助的。

筆者認為，結合企業家精神的企業理論，在「本體論」上應該是以企業家的判斷為核心，在約束條件方面，可以把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不完全合約、資產專用性、機會主義和信息不對稱等概念加入。用一個比喻，企業理論的「身體」部分應該是企業家精神，「衣服」可以是上述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

然而，目前剛好倒過來了。在既有的企業理論中，沒有企業家，只有交易費用與最優合約的計算。這就變成了有名無實，光有衣服而沒有身體的「空洞物」，就像服裝店裡的模特一樣。這樣的企業理論是空洞的或本末倒置的。

企業家與企業的存在

為什麼會存在企業？科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之前經濟學家不關注。在企業家的企業理論中，這是一個與企業家判斷的成本與收益相關的問題。

企業的存在是由判斷的性質決定的。為什麼「判斷」意味着企業的存在？簡單地說，就是因為判斷具有這樣一些特徵：

首先，「判斷」不是要素，不能被使用，而是一種「行動」（判斷）。判斷也和生產要素不一樣，沒有生產成本，也沒有機會成本，所以沒有「邊際」概念。如「判斷」沒有「被使用」這回事，那就意味着沒有價格，不能買賣，沒有「判斷」的交易市場，只能在企業家的行動中體現出來。

其次，判斷是難以溝通的，因為判斷是企業家腦海中關於使用資源以滿足消費者偏好的一種新穎的推斷。企業家無法把判斷「傳遞」給他人，即便「傳遞」給他人，他人也不會相信。或者說，企業家知道自己擅於冒險，但卻沒有能力把這一點告訴他人，讓他人相信可以把自己的資產交給企業家去經營。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需要自己建立企業。通過建立自己企業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判斷。就像一個人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只能自己把他寫出來一樣。企業家雖然善於判斷，但卻不能直接從自己的判斷中獲得回報。企業家為了從自己的判斷中獲取利潤，必須創辦自己的企業，把自己擁有的資本投入到企業中，從他的判斷中獲取回報。企業家為了從自己的判斷中獲取利潤，必須創辦自己的企業，把自己擁有的資本投入到企業中，從他的判斷中獲取回報，企業是因為企業家判斷和投入自己資產而產生的。當企業家投入自己的資產，並僱傭和監督其他經濟主體時，就創造了一個「資產的連接體」，這就是企業。

這表明，企業並不是因為降低交易費用而存在，而是「企業家判斷的組織化」（這也是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所著的《企業家的企業理論》一書的英文直譯書名），是企業家為了獲取包含在自己判斷中的利潤機會而建立的組織。

企業家根據自己的判斷，對企業的資產進行試驗。企業相當於企業家的資產實驗室，企業家在企業中組合各種資產，並把這種組合產生的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看看能否獲利，如能夠獲利，達到他預期的目標，他的「試驗」就成功了。這就如化學家在實驗室中組合各種化學元素的試驗。化學元素的組合會產生驚奇的結果，恰如資本的組合會產生驚人的效果，兩者都是造福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家是「資本的實驗家」。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國企集中在上游，因為上游以大宗商品的生產為主，是不需要進行資產試驗，需求相對穩定的領域。

以上的論述表明，為了實施自己的判斷，從判斷中獲取利潤，企業家必須押下自己的資產，企業家投入的資產，就產生了企業。對企業為什麼存在的這一解釋與科斯基於交易費用的解釋顯然是不同的。

企業家在企業中擁有產權，才能實施判斷和承擔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假如沒有所有權，那麼資產的屬性會被置於公共領域而引起未來的不必要的爭端。企業家在企業中投入自己的資產，使企業家具有做出判斷的權威，能夠在企業內部進行授權，明確資產使用的責任主體等。

企業家判斷的對象是企業的財產。企業家最終是通過對企業資產的使用來實現判斷的。企業的資產可能是作為經營者的企業家投入的，也可能是其他股東投入的。作為企業經營者的企業家可以判斷和利用其他股東投入的資產，但一定要投入自己的資產。其他股東也是企業家，雖然不一定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

企業資產的組合和企業家的判斷密不可分。企業家的不同判斷，產生不同的資產組合，不同的資產組合產生不同的產品與服務。企業資產組合隨着企業家判斷的變化而變化。如企業家發現資產的新屬性，那麼就需要對資產進行重新組合。企業的資產是跟着企業家的判斷走的。沒有成為企業家判斷對象的資產不是資產。

企業的邊界

企業的邊界如何確定，企業的邊界在哪裡？企業為什麼不是無限大？這是企業理論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它解決的是「企業家使用其判斷以組合資源的商業試驗的範圍」的問題。

企業降低了交易成本，不僅包括市場的交易成本，還包括企業內部資產試驗的成本，如發現資產新屬性所需要的討價還價的成本，這才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中，不涉及這種資產試驗的成本，這是因為這種交易成本是企業家試驗產生的，而在科斯的理論中是沒有企業家的，所以也就不涉及這種類型的交易成本。

企業雖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企業內部畢竟還是存在組織成本，當企業家擴大其規模，降低資產試驗的成本時，企業的組織成本也上升了，這就限制了企業規模的擴張，也就是說企業是存在邊界的。

在邊際上，隨着企業的擴張，企業降低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會下降，而組織成本則在邊際上上升，當兩種成本在邊際上相等時，就決定了企業的邊界。當在邊際上，降低的交易成本大於組織成本的提升時，企業就擴張，相反就收縮。

企業的邊界是變化的，特別是通過兼併、收購、資產剝離和其他重組方式都會引起企業邊界的變化。企業的邊界取決於企業家駕馭、試驗資產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又取決於企業家的判斷。企業邊界隨着企業家對資產屬性的試驗，以及對資產組合的試驗的變化而變化，這個試驗過程也就是企業家的判斷、決策的過程。

那麼企業規模為什麼不是無限大呢？這是因為如企業規模過大，把相關的生產要素都整合進企業之後，要素價格消失，而要素價格是企業家判斷的依據，也就是說，如無要素價格，企業家無法進行判斷，這樣就限制企業規模的無限擴張。

企業的內部治理（內部組織）

企業內部治理解決的是「管理者如何把富有企業家精神的激勵委託給企業的下層」的問題。

企業治理的目標是確保資產的使用與企業家的判斷相一致，手段包括產權如何安排；機構怎麼設置，如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怎麼分工，如何提供激勵機制；如何提供激勵機制，如何實施監督等。

企業內部治理問題可以視為所有者如何管理派生判斷的問題，所有權的配置被視為解決之道。企業內部治理問題涉及企業內部的兩種判斷。

一是原發判斷，這種判斷也被稱為高階判斷，由擁有資產的企業家做出的。所有者可能參與，也可能不參與企業經營，但必須是承擔不確定性風險的，他們被稱為資本家-企業家，或所有者-企業家，他們實施「決策控制權」。

我們把在企業中投入最大比例資產的企業家稱為「老闆」。老闆做出原發判斷，他會將部分或幾乎全部的決策權授予下屬。所有者可以由董事會代表。董事會決定哪些決策權可以交給經理人。所有者做出財產使用和選擇管理財產的經理人的最終決定。

在企業中，企業家擁有剩餘索取權，其理由並不是既有的企業理論所主張的那樣，是因為企業家擁有的物質資產不會跑路，而是因為企業家投入自己的資產，承擔不確定性風險，擁有做出原發判斷的權威。

二是派生判斷。派生判斷，顧名思義，是從原發判斷中派生出來的，是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的管理者或技術人員做的判斷。

派生判斷是通過老闆的授權產生的。老闆授權給經理，經理可以進一步將自己得到的派生判斷授予下級員工，這樣產生了層層的授權關係。獲得授權的經理是「代理企業家」，代表老闆做出委託的或派生的判斷，這種判斷也被稱為「次階判斷」。代理企業家只能在被授權範圍內部做出判斷，但是，如他們在企業中也投入資產，也擁有了部分的企業所有權，那麼他們在自己投入的資產的範圍內做出的判斷屬於他們的原發判斷。

為什麼需要授權給下屬呢？因為做出原發判斷的企業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也希望利用自己所不具備的知識，這樣就必須授予員工做出派生判斷的權力，讓員工也發揮企業家才能。企業就是一個層級，是一個從原發判斷到派生判斷的一層一層的授權關係，「企業」的治理問題就是因為存在着這種一層層的授權關係而產生的。

企業治理的問題的產生，進一步而言，是因為員工有生產性企業家精神與破壞性企業家精神。

生產性企業家精神是指員工具有增加企業價值的判斷能力、警覺性、創造力或創造性，包括發現資產的新屬性。

破壞性的企業家精神，是指員工可以把自己的才能用來做壞事。如經理可能會利用企業的資產和老闆授予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益，比如接受客戶的賄賂等，如員工帶着企業的技術與客戶離開，或員工以其他方式從企業家那裡攫取租金等。

員工有破壞性企業家精神，意味着老闆在授權時產生監督問題。也就是說，企業家既要把決策權授予經理或員工，又要限制員工濫用派生判斷，以避免員工以減少企業價值的方式去創造或發現新屬性。也即，既要鼓勵員工的生產性企業家精神，又要限制他有害的企業家精神。既要把決策權授予員工，又要限制員工濫用代理權。

企業的最佳組織結構（內部治理）就是鼓勵員工發揮生產性的企業家精神，同時抑制非生產性的企業家精神。也就是說，讓破壞性的代理企業家精神最小，讓生產性的企業家精神最大。這需要合理的授權來解決。授權的前提是企業家擁有最終決策權，也就是擁有權威。這意味着企業內部不是平等關係，是等級制關係，這與市場是不一樣的。

如前所述，企業治理是派生判斷的管理問題，而這裡管理是藉助於所有權實現的，換句話說，所有權在管理派生判斷中扮演重要角色。所有權使企業家擁有權威，使企業家不需要就資產的單個屬性進行討價還價就能做出決策，這樣就降低了做出企業家判斷的難度，也降低了信息、溝通和締約成本。

所有權使企業家具有做出原發判斷的權利。有了這個權利之後，企業家就可以對員工，也就是代理企業家進行約束，規定他可以幹什麼，不可以幹什麼，不需要和員工討價還價就能確定後者的行動範圍，這樣就降低了交易成本。

所有權的配置以及相關的合約安排，是管理員工的派生判斷的關鍵。擁有所有權，使企業家能夠行使原發判斷，對判斷進行授權，並對下屬的派生企業家判斷或代理企業家精神進行管理，把代理企業家的積極性引導到生產性努力的方向上去。換句話說，所有權賦予企業家調整合約，約束員工的權力。可以說，企業正是因為所有權具有這種功能而產生的。

要補充的是，在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的《企業家的企業理論》一書中，沒有提到經理人市場的重要性。我們說，使企業家（老闆）能夠挑選出優秀的經理人，對能夠對經理人的能力做出判斷的因素，除了企業家的判斷力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存在一個發達的經理人市場。如前所述，企業家是沒有市場價格的，而經理人是有市場價格的。經理人價格的存在，為企業家挑選與判斷經理人提供了依據。

企業家型社會

企業家理論可以再做一些拓展，即從「企業」拓展到「社會」。我們不僅要有「企業家的企業」，還要有「企業家的社會」或「企業家的國家」。什麼是「企業家的社會」或「企業家的國家」？簡單地說，就是國家為企業家服務，只要企業家的行動符合普遍正當的法律，國家都不應該干預。一個社會，從根本上說需要建立「企業家型社會」或「企業家友好型社會」，而不只是「重視民營企業」，後者意味着當需要民營企業的時候，重視一下，不需要的時候，可以不重視，這樣就把企業家當作是服務政府目的的手段，實際上，應該倒過來，政府服務於企業家的目的，這就是上面說的「企業家型社會」或「企業家友好型社會」。

「企業家型社會」區別於「官僚型社會」，後者指官僚主導的社會，企業家聽命於官僚，服從官僚，這樣才有生存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的財產權其實是沒有充分的保障，他們往往是「成也官商關係，敗也官商關係」，如胡雪岩就是這樣例子。

德魯克概括了「企業家型社會」的幾個特徵：

一是企業管理模式和商業實踐不限於商業領域，而是被政府、科研機構和其他非贏利組織所普遍接受。

二是中小企業是一個社會繁榮的基礎。

三是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成為一種價值觀，是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基本面。

四是管理成為一種新技術，被普遍使用，使國民經濟走向企業家型經濟，使國家進入企業家型社會。

如一個社會把管理水平提升一下，那麼巨大的財富就可以創造出來。提升管理，首先要讓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讓企業家在管理中扮演主角。

「管理」的反義詞是「官僚化」或「行政化」，官僚化不創造財富，是浪費財富。目前中國的國企、教育、科研與醫療等都還是官僚化組織，不是企業家型的組織，就是說不需要發揮企業家才能（運用判斷），只要服從就夠了。事實上，除了政府外，其他機構都應該企業化運作，這樣才有競爭帶來的效率。經濟發展並不需要政府增加投資，只需要去體制化，增進一個社會的企業家精神就夠了。

企業家型社會還是官僚型社會，面臨選擇。目前中國還不是「企業家型社會」，仍然是傳統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企業家是在官僚體制之下的。從傳統社會進入到企業家型社會，才是文明的飛躍。當下，有一個尚待突破的理念構成了邁向「企業家型社會」的一個阻力，那就是人們尚未正確認識國家與個人的關係。

「市場經濟」應該理解為企業家主導的時代或「企業家型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切制度都為創造服務，企業家獲得高度的尊重。企業家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都是由普遍正當的法律說了算，而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說了算。

企業家型社會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就是把創造視為美德的價值觀。相比之下，傳統社會把權力、地位與身份視為榮譽。

結語

上面，我們把企業家精神理解為「判斷」，並且從「判斷」的角度解釋了企業的存在，企業的邊界與企業的內部治理三個問題。

福斯教授與克萊因教授強調企業家精神是「團隊」概念。企業家精神，不僅體現在企業家個人身上，更體現在整個公司中，我們可以稱之為「企業的企業家精神」，如蘋果公司就是非常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華為公司也類似地通過員工持股，把員工變成所有者，使整個企業都成為創新主體。如何構建「企業的企業家精神」，是管理的重要內容。

企業家精神有三個層面，即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體，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與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後者也被稱為企業家型社會或企業家友好型社會。企業家精神應該成為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之道。企業家精神是個體的、和平的與合作的。對於解決人類的困境與衝突，包括疫情與俄烏衝突都有啟發。由於政客往往是從「國」出發來思考問題，這種思維與從企業家出發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思維完全不同，會導致衝突。企業家精神以交相為用的方式滿足需求，這樣使問題自然消除，政府要做的，是為個體發揮企業家才能提供法治框架。企業家精神是人類問題的終極解決之道。（本文為作者2022年5月15日在「通衡浙商俱樂部」所做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