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出品的談話類視頻節目「枝椏」第三季今日正式上線!我們希望能在這個變動不居、被層層迷霧包裹的世界,在瑣碎困頓的日常之外,找到現代人精神生活的恆定和安穩,觸碰到真實的一角。
▲「一席·枝椏」S03E01 賈行家 正片02
好像所有人都不太討論事情的限度,
都選擇走在懸崖的兩端
我們今天談話的質量挺讓人難受的。年輕人經常在所有的發言後面打一個狗頭。這個時代運行了千百年,來到了一個所有的語言都要加一個狗頭作為幽默方式的時代。而狗頭是最不幽默的一個符號,它讓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了。在一個一切都需要加狗頭的時候,說話有什麼意思呢?但是如果不說話,我們還是人嗎?我這些天最大的一個困惑就是,不說話,你還是個人嗎?一件事情發生了,我們有些人喜歡它是真的,有些人就相信它是真的,而有些人沒有任何依據,直接說它是被創造出來的。那什麼才叫真的?我的父親母親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這代人。他們已經去世很多年了。雖然我和他們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都沒有共同的觀點,雖然也許他們的自我意識沒有那麼強,但是他們活得很有尊嚴感,他們的情感是很醇厚、很熱烈的。要是作為朋友、親戚之間相處,他們是比我好得多的人,比我有道德得多,用我們東北話說,是比我「講究得多」的人。而我完全就是一個一灘爛泥一樣的虛無主義者。我這樣的人,我自己都覺得不值得一看。當我想到和他們生命重疊的那個階段,我和他們共享的真實為什麼會成就兩代不一樣的人?我自認為應該作為我記憶起點的場景,是在80年代初期,我坐在那種有四個小膠皮軲轆、柳條編織成的嬰兒車裡,我媽推着我,從我家出來,上坡,沿着馬家溝到秋林,再回來。我會一路去看街上的人,看剛剛萌芽的樹,看春天的陽光。首先是位置。哲學家、翻譯家張卜天說,人類現在的一大困境,就是所有人都沒有位置。科學時代來臨之後,我們看到的是數字,是物理規則,而所有人在這個幾何體當中都是均等的,而這種均等是沒有「人」的。「人」成了被取消的價值和命題。其次還有環境。很多人對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態度,你不能說一定一個人代表正確,另一個人代表正確的對面,它也可能代表對環境的不同體驗。一個完全來自於自然界的人,和一個從小到大隻看電子色的人是不一樣的。然後還有質感。就像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在侯孝賢的電影裡它不是評價最高的,但是我很喜歡,因為它的質感建立得非常好。當他一個碗一個碗,一個紙捻一個紙捻去建立它的質感,你會被感動。你會發現,生活重要的不是故事,生活重要的甚至不是那些人物關係,是這個質感。最後還有節奏。你會發現,過去的人生活在一種和今天不同的節奏里。這個時間節奏、時間感也很重要,它是決定價值觀的。什麼東西對你來說重要?你這一天要怎麼去過?你一天要做多少事情?我們認為人一天可以做很多事情。而拉美人認為這一天運氣好的話,我們湊巧就做一件事。仔細想想,你很難說哪個好哪個不好。因為你會擁有一個終局思維:假如有一天,一個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躺在床上,他去想這一輩子忙忙碌碌做過的事情,哪一件事是自己想做的。據我的觀察,當你和一個臨終的人聊天,他不再和你談大問題了,不再和你談人類的主要事業,談我們集體、共同體的命運,大命題他不談了。你會聽他講他小時候的事。我們討論真實,其實討論的就是這些事,是一個一個的細節。我最喜歡的布羅茨基的散文是那篇《戰利品》。他寫了好多很深刻很冗長的文章,但是我仔細想,他寫的《悲傷與理智》的第一篇《戰利品》是最感人的:講他從小到大看到的午餐肉罐頭,看到的一輛汽車、家裡大大小小的唱片,用這一個一個的事情去連綴一種情感,去抒發他對很多事物的惆悵、眷戀以及仇恨。我一開始會認為他是找一個小切口,找一個小的東西來以小見大。不是。那就是他的世界。那才是他的世界。我現在想,那是對的。你的世界真的是由觀念構成的嗎?有幾個人的世界是觀念構成的?大部分人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具體事物構成的。我們今天的很多討論,之所以陷入了狗頭的境地,可能是因為所有人都不太討論事情的限度,好像只有這兩條路可走,中間這一帶都是不能走路的地方。中間都是可以走路的地方,甚至唯一不應該走的就是最極致的兩端。極致就是真正的危險,你已經沿着刀尖上一側、沿着懸崖的兩端在走路。中間那麼大的地方你不走,就走懸崖的地方。這是我小時候我媽一直在罵我的一件事情:你為什麼非要走到馬葫蘆蓋上去?但是我們今天所有人都走到那個馬葫蘆蓋上去了。就像一條船,所有人都跑到一邊去,不管這一邊是左邊還是右邊,你都會知道這條船是什麼下場。02
我的父輩有一個比我完整的世界,
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
我姥姥不認字,但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個智者。我的父母,他們的教育也止於他們那個時代,雖然他們在那個時代也算知識分子,但是對今天的事情他們是不懂得的,如果他們活到今天的話。但他們有一個比較完整,起碼比我完整的世界,他們能夠說得清、體驗到,並且用行為去履行自己所相信和感知的。像我姥姥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接觸的事情不多,就是她生活的周邊,但是沒有一樣東西是她不能夠掌握、不知道本質的。她做飯是挺動人的。她做的魚你永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吃到。她從18歲到快80歲,60多年她一直在燉這個鯉魚。她就是燉得比任何人都好吃。她不懂得和不理解的東西,她會認認真真說「俺不知道」。而她理解的東西,她一定會說出一個讓你很難拒絕的道理。在為遠方的事情打得不可開交,朋友圈互相拉黑,結果你們倆沒有一個人去過那兒,沒有一個人會說那兩個語言中間的任何一個字,不認識那裡的任何一個人,然後你就可以指責生活在那兒的任何人。這究竟是為什麼?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放任自己愚蠢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步?其實這是全世界範圍的現象,就是一個家庭、一些朋友、老同學為了所謂的大事大非分道揚鑣。和父輩湊到一起,說到一些問題,最後不歡而散,一兩年不說話。問題是不值得。真的輪到你拿起什麼東西保衛自己的生活,你在這個事件中間的時候,你的態度很重要。我說別人的時候也在說我自己。我一點都沒有過上我倡導的生活。這也許是所有當代人的一個特徵——我們都是落在一隻共同的豬身上的烏鴉。03
為什麼年輕人
對這個世界不會再有話好好說?
我們今天鼓吹的各種療愈方式,都是讓你迴避那個終極意義的。好像告訴你做了這個事情,你的生活就有意義了。其實也不見得。如果你是一個鏈條的一環,你是很難看到什麼意義的,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嗎。這是現代人的一大痛苦,也反映了一種代際差異。而我上一代中的很多人,他們還是相信一些人之為人的東西的。就因為我們進入到了這麼一個工具理性的時代;只剩下極致權力的尺度和錢的尺度,人被擠出去了。就像我們這代人還是覺得,我們是有機會進入到一個潮流里去的。那時候如果你到北京、深圳,只要你願意付出更多、加更多的班,你可以和當地人一樣買上房子。就算不考公務員,不進體制,而是進入任何一個欣欣向榮的行業,你都有機會在那裡尋找到一個位置。而現在的90後00後,大部分不會認為自己還有機會。大學畢業,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一年的積蓄還不一定夠得上一平米的房子。那樣的話,年輕人一定對這個世界不會是有話好好說的狀態。他不會再想跟你講道理,因為你沒有跟我講道理。而他們反擊的方式除了調侃、躺平以外,他們的憤怒還會轉化成一種集體語言。但它是最慫的一種集體語言,會找一個最安全的對象去攻擊。04
當每件事情都被記下來的時候,
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們在七八十年代過的是一種類似於宋代筆記小說里的城市生活。它是城市,但它是一種農村邏輯。我們小時候最大的遊樂場是什麼樣的呢?是一種廢園。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它就被廢棄了,裡面的植物沒人照管,長得比你個子還高。這個廢園裡會有一輛老公共汽車,就剩一個鐵殼。它往往會變成一群孩子盤踞的一個據點,迸發出無窮的魅力。現在你會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小孩在哪兒呢?就是你沒有給他提供一個好的確認自我和反叛的出口。今天的孩子天天和爹媽在一起,和其他的孩子不在一起補課見不到面。你挺希望他來發泄一下他的憤怒的,因為這對他的成長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發現他自己都已經沒魂了,被抽空了,天天目光呆滯地做那些卷子。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在我們小時候,路燈底下就有大團大團的蝲蝲蛄。我小時候就玩那個東西,因為這蟲子傻,好抓。後來蝲蝲蛄沒有了,究竟是不是因為環境的惡化,它存疑。有可能是因為城市的擴張,城市化的水平一下子太高了。就像我們家變成老城區之後,連蚊子都沒有,因為沒有樹,樹都被砍掉了。你不知道這個城市是出於對工業化的熱愛,還是對舊景觀的憎恨,它砍樹砍得非常沒有必要。過去的樹本來就有,你為什麼要砍掉它呢?這件事情我一直很想查一查是誰幹的。我覺得每一個城市都應該去查一查,那些對它的景觀起着決定作用的人是誰?這些人都值得被記下來。究竟那個砍掉嵇康腦袋的人是誰?能不能把這個人的名字記下來?不只說那個皇帝是誰,不只說那個憎恨他、看他打鐵的人是誰,砍掉他腦袋的人是誰?這很重要。你會不會把你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臨終前過一遍,坦然地和孩子講,還是會說那事不怨我。成年人是沒有這句話的。成年人自己面對死亡,面對自己成年以後做的每一件事情。05
我們應該有能力、有尊嚴,
從生活中找到對問題大體的方向感
前兩天我去了趟四川。四川的朋友說起了一個老現象:5·12 地震之後,四川好多地方打麻將都賭得很大。我的這個四川朋友是在高新企業工作的高收入人士。他說:「我都不敢去跟那些地方的農民打麻將,覺得那個輸贏肉疼。一宿輸了半年的積蓄他也不難受,因為他說,一場地震也沒了。」這個厄運給了他一個新的視角。我們現在經歷這個事情,如果它能過去——當然我還是希望它能過去,理論上講也應該能過去——大傢伙過去之後,給你留下的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東西:除了無盡的傷痛和更多的麻木,還有一些逐漸沉默下去的故事之外,我們有沒有一種開放性的結論?我們身在其中的時候,說的都是一些表面的問題和相關的概念。但是我們也說不清,當你摘下口罩的時候,你和今天的自己有什麼不一樣了?有哪些你過去認為很重要的事情不重要了?或者不重要的事情現在變重要了?我們應該有能力、有尊嚴,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對問題大體的方向感。而這個方向感可以是你和別人很好的一個溝通原則。因為我見過,因為我是這樣感受到的——如果我們有希望擺脫狗頭的狀態,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希望。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對身邊的人、對自己的生活還有一點興趣?而這個興趣我認為是自我意識的一個來源,而且它是實實在在的自我意識。我們真的能像哲學家那樣,把這件事、把自己孤懸起來去想嗎?沒有幾個人能做到。做不到的時候假裝自己做到也很痛苦,因為你騙不了自己,你騙不了自己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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