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體育大生意第2919期，歡迎關注領先的體育產業信息平台

授權體育大生意原創首發

編者按：本篇論文作者為國家體育總局「十四五」時期體育決策諮詢專家、暨南大學體育學院副院長梁偉教授以及廣州城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原標題為《如何提升投資者對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投資意願》。

兩位作者計劃推出4篇系列文章，分別從聯賽以及俱樂部等多個維度出發，立足中國足球的現狀，着眼於中國足球的未來，為中國足球發展積極獻言獻策。

第一篇文章從中國足協職業聯賽和半職業聯賽以及U13-U17年齡段青少年聯賽出發，引起了足球業界以及體育學術界的熱烈反響。（延伸閱讀：梁偉、黃盛華萬字論文！論足球聯賽體系建設的關鍵）

本研究從俱樂部的角度出發，提出穩定聯賽政策促進聯賽運行穩定、政府充分發揮出引導作用、俱樂部獲取彩票版權收益和俱樂部轉向平台經濟業態等4個方面的策略，以提升投資者對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投資意願。

前言

在當前中國足球實際情境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的邏輯都是在於為何選擇這個投資標的。周黎安（2007）認為：任何投資都需要在一定的激勵下發生，如果經濟參與人感覺到投資的成本收益不對稱，投資意願就會下降甚至消失。

歐洲職業足球的案例表明，經濟實力強、重視職業足球宣傳效應的贊助商以及期望通過投資職業足球實現自身目的的市場主體或個人，不再滿足於只是獲取廣告效應的贊助行為，而是通過成為股東對俱樂部實施影響，實現從一個新的行業賽道獲取資源、經濟回報甚至滿足個人愛好等目標（Egon Franck，2010）。

在中國，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同樣需要相對應的激勵和供給這些激勵的制度安排。但問題關鍵在於我們無法照搬歐洲職業足球的規則範式。由此，需要找出符合國情的方式路徑，在落實《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足改方案》」）要求的同時，提升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促進中國職業俱樂部健康穩定的發展。

1 投資意願與激勵機制

1.1 投資意願與政策激勵

一方面，民營企業較為弱勢的經濟地位使得他們缺乏發展機遇和無法抓住發展機遇。當行業或產業政策激勵帶來機遇時，哪怕短期內效率下降、預估虧損，民營企業也會抓住機會增加投資（黎文靖，2014）。

2014-2015年，《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足改方案》等政策的出台落地，輔以中國體育產業規模自2012年起平均15%以上的增速，提示投資職業足球將具備良好的空間和潛力。

由此，在中國房地產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速超過10%的支撐下，民營地產企業開始涉足職業足球領域，希望以職業足球為代表的體育產業成為自身發展再上新台階的重要機遇。資本湧入在最初激發了職業足球市場的活力，但「金元足球」導致市場泡沫化嚴重，無效率的過度投資最終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所有權關係使得國有企業要承擔政策性責任和符合政府目標，由此國有企業可以相對於民營企業更為方便的獲取地方政策資源和財務支持，從而國有企業在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時，既不會首先從經濟角度形成投資決策，也不會計較投資效率，承擔政府交代的任務才是投資的重點考慮因素。雖然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投資意願存在差異，但政策激勵的邊際效應逐漸遞減的規律卻是普遍影響。

因此，如何放大影響足球投資的政策的乘數效應和邊際效應，保持和延長政策的激勵強度與實施持久性，對於激發和維持民營企業或者國有企業的投資意願都有着重要的影響。

1.2 投資意願與投資回報激勵

投資一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回報是股權分紅收益嗎？Prigge（2019）認為：在歐洲職業足球產業結構顯現「軍備競賽」的狀況下，不能用與其他行業企業相同的標準去衡量職業足球俱樂部，也就是財務盈利能力決定了其他行業企業的生存能力，但並沒有在職業足球俱樂部中發揮出同樣作用。

這是因為在「軍備競賽」這種特殊的足球產業結構中，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競爭地位不是由盈利能力決定而是由其消費能力決定，也就是俱樂部產生資金的能力和將資金重新用於足球的能力，優先考慮股東利益的理念和行為不利於俱樂部的長遠發展。由此，投資者把俱樂部當成「現金奶牛」不僅不符合當前足球產業結構的趨勢，也容易滋生球迷不滿情緒。

但是，隨着經濟金融化已經深入歐洲社會，股權投資顯性收益的不易獲得並沒有降低投資者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意願。Chemnitzer et al（2015）、Willing&Westhoff（2018）等國外學者認為有4種回報方式激勵着投資意願：一是梅賽納斯（MAECENAS）。這被形容為對足球充滿熱情並對俱樂部充滿情感依戀的利他主義者，投資俱樂部主要是為了尋求本地公眾認可，進而為自己主營業務形象的提升給予助力。霍芬海姆俱樂部的Dietmar Hopp和漢堡俱樂部的Klaus Michaelkuhne是典型代表。

二是金融寡頭。他們投資俱樂部更多的是個人喜好，開放性的職業足球市場剛好給了他們滿足個人需求的機會。切爾西俱樂部的阿布拉西莫維奇、曼城俱樂部的Sheik Mansur Zayed All Nahyan就是代表人物。

三是金融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一般是私募股權公司，他們通常對與俱樂部協同發展不關心，只是期望俱樂部（或是俱樂部股票）增值，未來轉手賣個好價錢。2019年，MAPFRE AM Behavioral Fund獲取了阿賈克斯俱樂部5%的股份，該公司認為在職業足球商業模式變革和全球品牌價值貨幣化方式日趨成熟的背景下，股權投資資產負債表乾淨、管理機制完善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將會回報豐厚。

四是戰略合作者。其投資目的是為了與俱樂部產生協同效應或者是加強現有的合作夥伴關係。這種投資者一般來源於俱樂部長期贊助商或者是合作夥伴，經典案例是ADIDAS入股拜仁慕尼黑俱樂部，這類投資較為複雜，涵蓋了商業合同協議與股權兩個層面。

對於中國職業足球，激勵投資意願的回報是什麼？來自於非國有資本領域更多的是「梅賽納斯」型為主，「金融寡頭」為輔的投資者群體，他們既是滿足自身對足球的情懷，也是看到投資足球能夠從獲得土地、資金等優惠政策去攤薄其投資成本。國有資本投資者則是將地方社會效益、地方政府交代的任務完成程度作為回報評價標準。

隨着我國經濟結構的持續深化改革，在原有投資回報路徑不再適用時，非國有資本投資者的意願下降明顯。在我國對國有資本投資的監管趨嚴的現狀下，國有資本直接入股俱樂部實質是地方政府引導下的救助行為，具有一定的時代特殊性。就國有資本本身而言，在沒捋清楚如何理順投資後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問題，在沒得到地方政府明確指示且實際跟進的前提下，其投資意願並不主動積極。

因此，無論是何種性質的投資者，如何強化他們的投資意願就具有了研究價值和意義。因為以中超聯賽為例，俱樂部運營成本1.5-2個億處於保級行列、3-4個億能處於中遊行列、4個億以上能處於上遊行列，假如沒有辦法產生直接或者間接營收效益的話，即使國有資本全面介入，未來也會逐步退出，投資沒有可持續性。

2 影響投資者對職業足球俱樂部投資意願的關鍵問題

2.1 職業聯賽政策搖擺不定

民營資本投資目標是考慮回報率的穩定性，由此民營資本更為關注投資環境的穩定性。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可以影響投資的成本和投資的價值，因而，民營資本投資決定不僅在融資環境和條件上可能受到抑制，同時，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也可能影響投資的決定（郭建強，2007）。依據此觀點看待當前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投資人撤資問題，除了投資人自身主營業務遇到生存發展問題外，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聯賽運行不穩定是影響非國有資本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意願的重要因素。

1994年中國足球進入職業化進程以來的聯賽外援政策變動多達11次，近兩年更是變化了4次。2001年、2004年和2005年三次暫停或是取消聯賽升降級制度，U-23政策兩年之內從中超球隊必須派U-23球員上場，到U-23球員出場人數不少於外援出場人數，再到每個隊只要有1名U-23球員在場。

這種聯賽政策不確定性、隨意性以及臨時性條款較多的現象長期存在，放大了投資者對中國職業足球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的不確定預期。更進一步的，新冠肺炎疫情致使聯賽運行的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不僅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意願，也影響到贊助商信心，不利於俱樂部獲取穩定的外部收益預期。

對此，非國有資本對不確定性經濟環境的敏感反應特點表明，俱樂部生存發展的前提應是中國足協、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協同做好創造公平、穩定、可預期的聯賽運行環境。對于敏感性較高的非國有資本投資人和投資約束性較高的國有資本投資者而言，聯賽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可能比出台扶助性政策更為重要。

2.2 俱樂部外部收益來源渠道低質量

與投資者注資的內部收益來源相對應的，聯賽分紅、比賽日現場收入、商務贊助和球員交易是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主要外部收益來源。當前，這4條外部收益來源嚴重受阻。中超聯賽的分紅由8000萬左右下滑到現今的1000萬左右；由於競賽組織因素的影響，比賽日現場收入基本為0；商務贊助合作基本為0；截止2022年冬季轉會窗口關閉，中超聯賽球員轉會支出為1493萬歐元，僅為2017年冬季轉會窗支出金額的4%，接近2011年冬季轉會窗的支出水平（Transfermarkt，2022）。

由此，維持俱樂部的運營只能依賴投資者「輸血」。進一步探討，對投資者的資金依賴導致俱樂部缺乏內部組織變革的動力，忽略了對外部收益來源渠道的建設，無法及時適應外部環境的突變。缺乏建設的外部收益來源渠道低質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俱樂部缺乏挖掘外部商機的動力。

例如，某俱樂部2015年90%的商務收益完全來自於其投資者的國內100個關聯方主體。即使2016年中超聯賽門票分成機制改變以及轉播費突破性的增長使俱樂部總收益增加了2.11倍，但占總收益59.8%的廣告、贊助等卻依然還是來自股東的國內13個關聯方主體。截止2016年6月，俱樂部在巨額虧損態勢下，仍沒有足夠動力去開拓外部收益來源渠道，而是繼續依靠投資者無利息、無擔保、無固定還款期的股東借款進行「輸血」生存。

二是作為俱樂部的重要資產，中國球員面對的更多是國內自循環內部市場，在當前中國職業足球市場接近崩潰邊緣之時，球員作為一種產品、一種資產幾乎失去了交換價值，而其價值則由於忽視青訓體系建設以及不重視對現有成年球員的合理使用從而一直處於低水平。2016年中超聯賽425名國內球員中的228人次有過出場記錄，其中僅有180人次出場時間超過1000min；2017年中超聯賽一線隊平均年齡26.6歲，高於同樣實施青年球員扶持政策的德甲聯賽一線隊的24.8歲，接近於青年人才體系飽受爭議的英超聯賽的26.8歲。

2.3 俱樂部缺乏戰略投資價值

近年來，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平台經濟化趨勢藉助互聯網的高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作為2018/2019賽季全球收益最高的職業足球俱樂部之一，曼聯俱樂部期望利用互聯網傳播迅速和交易成本低的特徵，通過降低網絡受眾消費俱樂部產品的價格來擴增俱樂部受眾規模，由此吸引更多的贊助商並提升議價資本。

另外，一些俱樂部已經不滿足於僅是服務傳統客戶群體，而是結合俱樂部股東的戰略規劃為股東和自身拓展更多的潛在客戶。2018年，拜仁慕尼黑俱樂部舉辦「FC Bayern HackDays」競賽，雖然主旨是「數字化與拜仁慕尼黑」，但是7個挑戰中的6個融入了俱樂部投資者ADIDAS、AUDI、Allianz以及贊助商SAP、SIEMENS和DHL的發展戰略，也就是移動互聯提高這6個品牌在年輕人中的應用轉化率。可見，通過拜仁慕尼黑俱樂部這個平台，「百年老店」的股東和贊助商正在與原本並非焦點客戶的群體如青少年人群產生聯繫。

2020年3月至5月，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在INSTAGRAM等4大網絡社交平台上共形成1.78億次互動，位居全球職業足球俱樂部第1位。即便如此，俱樂部仍然自行構建了「Barça TV+」流媒體服務平台，其動機是俱樂部認為通過自建平台捕獲球迷數據，可以繞開第三方社交平台，以此直接獲取流量利益且為商業生態系統構建和「巴塞羅那不僅是足球俱樂部」的認知強化夯實基礎。由此，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將球迷、粉絲等支持者資源進行引流從而跨界成為媒體公司，其數字化傳媒業務已經成為除電視轉播權、贊助、場地管理和球員轉會之外的第5大收入來源（齊飛，2019）。

不同於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逐漸轉向雙邊市場下平台經濟的趨勢，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產業形態表現出的是由供給方和需求方構成的單邊市場，也就是投資者、俱樂部、球迷等支持者群體之間是單向關係，支持者數量的增減不會影響投資者投資計劃。隨着投資者已經不願再「燒錢賺吆喝」，因此如果想提升投資意願，俱樂部就需要充分體現出對投資者的戰略價值。

借鑑國外職業足球經驗以及依據平台經濟的雙邊市場理論。擴大球迷等支持者在俱樂部平台上的聚合規模，從而實現對單邊用戶群體的整合，為把贊助商、股東等另一邊用戶群體吸引至俱樂部平台。其後，實現對贊助商、投資者等另一邊用戶群體的吸引並與支持者產生互動交易。這種方式將有助於俱樂部融入投資者的戰略規劃，充當投資者對新業態的探路者，助力投資者多元化業務發展和利益獲取渠道增多，轉變單純的競賽產品供應商定位，體現出俱樂部對於投資者的戰略價值。

可是，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仍然缺乏創新思維以及不去服務球迷群體的消費需求。例如，雖然俱樂部重視對網絡社交媒體的使用，但是大多數俱樂部社交媒體內容質量不高；通過場地更新升級、多業態融合以及特色服務等為球迷提供更豐富的場景，吸引其進入並激發相應需求從而轉化為真實消費，然而俱樂部沒有對他們的觀賽體驗訴求、版權商品需求給予足夠重視。由此，職業足球俱樂部對於贊助商和一些志在超前布局新領域的投資者而言，缺乏戰略投資價值。

2.4 地方政府引導作用發揮不足

《足改方案》出台實施後，政府部門「越位」干預行為的改革效果明顯，但是地方政府「缺位」、「錯位」問題依然存在，尚未充分發揮出對本地區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引導作用。「缺位」層面，中國足協實體化改革完成之後，各地區職業足球俱樂部的重要事務均由中國足協及其地方足協負責管理，地方政府部門只是作為指導單位。

由此，地方政府對於本地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管理出現「缺位」，在足球精英人才培養、維持俱樂部穩定並推進股改工作等方面，地方政府不僅管理權力受限，而且解決問題的動力也不足夠。「錯位」層面，政府對於如何進行引導式管理的認識不夠，管理方向「錯位」。

例如，地方政府認為支持俱樂部就是給投資者以有關於其主業的優惠政策、土地和項目支持，通過政策和資金導向影響投資者從而間接影響俱樂部的運營發展。《足改方案》明確指出的完善俱樂部法人治理結構、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加強管理勞動合同等卻鮮少得到關注，而這些要求是中國足協及其地方足協無法獨立完成的。

從更高層次看，圍繞國家提出的「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和「健康中國」戰略，搞好當地足球環境和氛圍是地方政府更應當履行的責任和職能，然而當前部分地方政府對此還不夠重視。

3 提升投資者對職業足球俱樂部投資意願的對策

3.1 以政策穩定營造可預期的職業聯賽環境

必須充分認識公平、穩定、可預期的聯賽運行環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到足球產業和足球事業的協同發展、足球人才的選拔和提升、國家隊的建設都離不開一個穩定健康的職業聯賽。可以說，在中國職業足球領域，穩定預期就是要使職業聯賽能夠完整的持續，因此既要穩住當前、排除短期因素干擾，又要強調發展的信心支撐和行為的長遠打算。

這就要求一定要用穩定的政策去穩定各方利益主體的預期。第一，政策信號要清晰。明確的政策信號是穩預期的關鍵，各項政策導向越明確、落實越有力，各方預期就越好。要提升相關政策的穩健性，既要避免政策波動對相關利益主體的過度衝擊，又要避免他們對階段性政策的過度依賴（劉尚希，2022）。

第二，要保持戰略定力。在《足改方案》總體框架下，要主動運用漸進性的方式，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問題，防止政策「一個賽季一個樣」的影響預期，減少風口式、脈衝式、短期化、收縮性的政策出台，不能因為國家隊備戰或者是國家隊成績好壞而發生政策的根本性變動。

總的來說，對職業聯賽要加強預期引導和做好預期管理，以政策穩定營造可預期的聯賽環境，就是既要穩定各利益主體對聯賽甚至於中國職業足球發展的預期，又要樹立各方對中國足球改革的堅定信心。總之，一個穩定健康的職業聯賽是俱樂部生存乃至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搞不好聯賽，一切都無從談起。

3.2 政府要發揮出對職業足球俱樂部發展的引導作用

政府部門應當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去解決問題，優化和活化中國足球整體環境，充分發揮出對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發展的引導作用。首先，財政、稅務等國家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應當積極採取投資、消費、稅收等手段，通過提供公務服務產品、制定和修訂法律等方式去優化中國足球環境。

其次，國家體育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應當指導中國足協及其地方足協對職業足球俱樂部發展的各類資源進行分類、優化和政策配套。對於經營性資源可通過市場化手段、遵循市場規律，交由市場主體運作，政府部門協同足協按照「規劃、引導；扶持、調節；監督、管理」的原則去配套政策。對於足球公共產品等非經營性資源，政府與足協需要承擔起提供、調配和管理義務，按照「公平公正、基本托底、有效提升」的原則去配套政策（陳雲賢，2019）。對於俱樂部青訓體系等准經營性資源，政府與足協應依據市場需求和社會大眾接受度等來確定是由市場主體運作還是列入公益性事業範疇。

第三，地方政府為本地區職業足球俱樂部減稅降費。當前出台的稅收優惠政策為職業足球俱樂部帶來了福利，例如，梅州客家足球俱樂部2021年僅生活性服務業增值稅加計抵減政策這一項就享受減免稅額11萬元；2022年出台的增值稅留抵退稅更是在4月份就退稅21.2萬元（南方日報，2022）。廣州足球俱樂部、廣州城足球俱樂部和深圳足球俱樂部利用《關於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降低了的外援成本。

進一步而言，地方政府應當鼓勵和支持職業足球俱樂部註冊落戶自由貿易試驗區，通過自貿區的政策給予俱樂部更多的稅收優惠。在降費方面，建議地方政府本着穩企紓困、激發市場活力的理念，減免訓練競賽場地租金、降低安保費用、降低競賽組織費用。據估算，上述三項費用的優惠將會為俱樂部減少數百萬元的運營成本，無疑為俱樂部的生存發展創造了良好空間。

3.3 俱樂部獲得足球彩票版權費的收益

《足改方案》提出要「積極研究推進發行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為競猜對象的足球彩票」，此類足球彩票如能真正落地發行，無疑會為包括職業足球在內的中國足球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

那麼，足球彩票的部分收益能否劃撥給俱樂部以用於維持運營和建設發展，這個問題值得探討，其意義在於中國職業足球還未能構建出全方位、全過程產業鏈的現狀下，彩票收益有助於改善俱樂部當前需要股權投資者「輸血」生存的狀況，甚至部分俱樂部能夠產生盈利，由此減輕投資者「足球俱樂部是燒錢無底洞」的顧慮，降低俱樂部因資金困難解散或退出的概率。

那麼，足球彩票收益應當以何種形式分配到中國職業足球聯賽，進一步的，彩票版權費收益如何分配給各級職業足球俱樂部？對此，在有關部門做好風險研究，確保彩票發行工作健康、可控，同時惠及足球事業發展的基礎之上，研究者提出思路：首先，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與中國足協應當借鑑中國國家體彩中心購買歐洲職業足球聯賽競猜版權費的方式，將中超聯賽競猜版權售給體彩中心，通過談判獲取到投注額1%-3%左右作為版權費收益。其次，中國足協提取版權費收益的10%。第三，剩餘版權費收益按照中超聯賽占80%、中甲聯賽占15%、中乙聯賽占5%的金字塔型結構分配到聯賽層級，其後平均分給各俱樂部。第四，中國足協可以制定相關規定，要求俱樂部獲取到的版權費當中按比例專款專用於青訓體系建設。

3.4 俱樂部轉向平台經濟業態，體現出對投資者的戰略價值

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需要跳出單純的足球競賽產品供應商定位框架，充分利用球迷、粉絲等用戶資源，轉向雙邊市場的平台經濟業態。這種發展方式的基礎在於中超聯賽球迷群體當中18-29歲人群占比34.6%、30-39歲人群占比47.2%，該數據與中國新媒體用戶年齡分布對應，2019年29.53%的新媒體用戶年齡為26-30歲，31-40歲占比為43%。

此外，1995年後出生的中國人當中有97%認為科技已經成為正規教育的一部分。另一組數據顯示，超過80%的旅遊市場主力人群為40歲以下，25歲以下人群旅遊消費增速達到48%；2019年第1季度中，57.6%的消費金融人群年齡在35歲以下，男性占比62%。

這些數據對應起來可以看到，「高科技+社交互動」可被視為俱樂部拓展支持者資源的重要方向，以及俱樂部的支持者與消費金融、文化旅遊產業目標客戶群體的吻合度較高。由此，俱樂部轉向雙邊市場的平台經濟業態，充分利用球迷等支持者資源，有助於體現出對投資者的戰略價值。

其實現路徑在於：首先，俱樂部需要重視賽場環境升級並建立專門負責支持者用戶資源獲取和管理業務的部門，通過「高科技+社交互動」擴大支持者在俱樂部平台上的聚合規模。具體在於要做好比賽場地更新升級、競賽和訓練場景的多業態融合、提供有吸引力的特色服務、激活網絡用戶群體等有助於放大俱樂部和職業足球賽事的「娛樂」功能。

其次，以支持者流量為基礎，以用戶數據庫的建立和分析、流量數據的分享和融合將贊助商、投資者、支持者群體等圍繞俱樂部平台進行整合，促使潛在消費圍繞俱樂部並產生粘性。為目標消費者營造消費情境、吸引其進入並激發其需求轉化為真實消費的能力，為贊助商和投資者帶來商業價值，激發出平台經濟所特有的同邊和跨邊網絡效應。

第三，俱樂部作為平台核心，與投資者協同構建涵蓋投資者、贊助商、以互補品提供商角色進入的消費需求供應者等主體（群體）商業生態系統。例如，為滿足外地球迷在觀賽同時順便旅遊的消費需求，允許旅行社、酒店等進入合作，使其扮演看球和旅遊一體化這個互補品的提供商角色。在開放平台的同時，俱樂部通過設定規則對與俱樂部有關的商業行為進行控制，既解決商家的「搭便車」行為，也擴大了贊助商的選擇範圍。

例如，選擇共享汽車企業作為贊助商，通過合作帶來的優惠促使觀賽球迷主動選擇該服務商在賽前、賽後的交通服務。這樣，賽事觀眾得到了優惠的服務，贊助商獲得了宣傳流量，股東也因為贊助商數量增多而減少投資壓力。最終，充分發揮平台所形成的商業生態系統內的主體能動性，為俱樂部平台當中的多邊用戶群體帶來利益。

最後，投資者在其投資的俱樂部所構建出的商業生態系統中，聚焦與自身多元化戰略發展的客戶群體重疊、利潤源相同、自營效率高於外包效率的領域，藉助俱樂部業已形成的市場力量進行槓桿傳導，通過投資併購或者是依靠已有流量、技術等資源對這些目標領域進行包抄，是投資者實現自身主業多元化戰略的方式選擇。

4 結論

如果投資職業足球俱樂部仍然還是成本收益的極度不均衡，那麼將無人願意投資，即使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進行投資也是心不甘情不願的，甚至以此為籌碼進行利益博弈，當利益博弈未能達成均衡時，俱樂部將再次陷入困境。

由此，如何吸引投資者長期穩定的進行投資是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生存發展的關鍵。但聯賽政策的不穩定、俱樂部外部收益來源渠道受阻、俱樂部缺乏戰略投資價值以及地方政府引導作用發揮不足等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意願。

對此，研究提出穩定聯賽政策促進聯賽運行穩定、政府充分發揮出引導作用、俱樂部獲取彩票版權收益和俱樂部轉向平台經濟業態等4個方面的策略。

註：本文所用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