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學有悠久的傳統。薩伊說,有人認為只有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因為道德與政治科學存在爭議,並不包含不可爭議的事實與真理,所以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科學」。薩伊所指的,正是當今的實證主義者,他們的方法使他們無法意識到,社會科學也可以達致絕對的真理,如它們像行動學一樣,建立在普遍的、明顯的公理(axioms)之上。
薩伊認為,構成我們所說的「道德科學」的「一般事實」是無可爭議的,並且也是建立在普遍的觀察基礎上的。他說:
「因此,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優勢,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獨特的和精確的觀察,確定這些一般事實的存在,說明它們的連接,並得出結論。」獲得這些一般事實,當然是從事物的性質出發的,這就像物質世界的法則一樣。我們不是想象它們,而是通過明智的觀察與分析,使它們顯露在我們面前。
按照薩伊的觀點,這一般性的事實是「原理」(principles),是政治經濟的科學,它們由一些根本性的原理,以及大量從這些原理得出的必然結論構成的。因此,對這一科學的進展來說,這些原理應該嚴格地從觀察中演繹出來,這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些原則中得出的結論,可多可少,取決於觀察者的目的。
這裡薩伊得出了行動學的另外一個要點,即經濟學家從這些公理中獲知含義的路徑,及其詳細的體系,都是他根據他自己的興趣與他正在考察的歷史事實展開的。因此,即便是在原始的易貨經濟中,在理論上演繹出貨幣理論也是可能的;但是一個原始的行動學家是否會費心這麼去做,是可疑的。
有意思的是,薩伊在那個經濟學的早期階段就看到了統計與數學方法的興起,並進行了批駁,其角度可以被視為「行動學」的。政治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的不同,也正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理論)與歷史的不同。前者確切地基於普遍觀察到的、並被普遍承認的一般原理之上,因此,「有關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完美知識是可以獲得的,因為構成這一科學的所有一般事實都可以被發現。」根據這些「無法被否認的一般事實」,可以建立「精確的演繹」,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建立在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上。但是,統計只是記錄不斷變化的特定事實的形態,統計,「就像歷史,是事實的陳述,多少是不確定的,也必然是不完整的」。
另外,薩伊預見到,從行動學的角度看,歷史與統計數據本身是複雜的事實,需要被解釋。「統計研究可以滿足好奇心,但它不能產生這樣一種優勢,即它不能說明它所收集的事實的起源與結果,說明這些事實的起源與結果,它就會立刻成為政治經濟的科學」。在文章的其他地方,薩伊還嘲笑了公眾對統計數字的輕信。「不僅如此,有時數字與計算的信息會強制性地展現在大眾面前,好像僅僅憑藉數字計算就能證明任何事情,因此就可以制定任何的規則,好像可以從統計數字中能夠得出任何的推論,而不需要藉助於健全推理的幫助。」
薩伊繼續質疑數學在構建經濟理論中的價值,他再一次回到了基本公理或一般性原理的結構。因為政治經濟學關心的是人的價值(values),這些價值「受人的能力、需求與欲望等的影響所支配,它們無法被嚴格地評價,因此也不能賦予數值來進行絕對的計算。在政治科學中,所有這些本質上都是有關原因及其結果之間的連接的知識。」雖然當時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使用還處在萌芽狀態,但是薩伊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的發掘,指出經濟學的法則是完全定性的。
薩伊說道,「比如,我們可以知道,在任何給定的一年,葡萄酒的價格將取決於相對於需求的程度而言,售出去的數量。」但是,「如果我們想提交這兩種數據,來進行數學計算,那麼,我們得出的預測數值,絕不可能與那不可數量化、不斷變化且一直在起作用的力量的作用所得出的數值一樣。這些力量有「氣候,收穫的數量,產品質量,之前釀造的庫存,資本的數量,出口的可能性,替代飲料的供應,可改變的口味與消費者的評價等等。」
對於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的性質與可能的結果,他有着深入的洞察。他說「數學方法,看上去精確,但是會嚴重扭曲人類行為的定性分析,因為它歪曲與簡化了經濟學原理的合法洞見。」
薩伊繼續說道:
「這些人(使用數學方法者)假裝在做研究,他們不能用分析性語言來闡述這些問題,不能用簡化的方法把自然的複雜性剝離,而是人為地擠壓了事實,這樣就根本上改變了問題的條件,敗壞了它所有的結果。從這種計算中得到的只是那個任意假定的公式所給出的結果,而不能有其他的推斷。」
在自然科學中,解釋性的規律或一般性原理總是通過假設實現,但在行動學中,把過度的簡化和謬誤引入到前提假設中是致命性的,因為這會導致從中演繹出的結論必然也是錯誤的。
如數學與統計學不能為政治經濟學家提供合適的方法,那麼什麼方法是合適的?答案是與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薩伊說「他會考察所提出的問題的直接因素,在確切地查明這些因素之後,用明了的(enlightened)理解,快速直覺地大致評價其相互影響…」簡而言之,政治經濟學家的法則是確定的,但是它們對給定的歷史事件的綜合性應用,不是通過假冒的數量或數學方法實現的,而是唯一地通過運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來實現的,是「明了理解的快速直覺」。(選自M.Rothbard,Praxeology a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由朱海就翻譯,標題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