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18年，台灣某著名作家逝世，留下包括特許權使用費、房產在內約50億元新台幣的遺產。這位桀驁不馴的才子在遺願中特別交代：後事低調從簡。

該作家有婚生子甲和婚生女乙，及非婚生女丙。遺囑載明：著作權贈與妻子，待甲有經營能力時移轉予甲，保險金同樣歸甲所有。丙僅獲每月生活費美金1000元至70歲，若對簿公堂或騷擾甲一家，則剝奪此權利，似乎早就預料後續可能的奪產行為。從財富傳承的角度看，這種顯然不均的分配方案無疑會構成潛在隱患；從逝者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的角度看，此案例同樣留有遺憾。

在分配方案曝出後，心有不甘的丙在社媒上對父親出言不遜，大抖所謂「黑料」，表示正積極搜集「素材」準備成書，消費作家父親的隱私作為自己吸引大眾眼光的手段。由於丙罔顧父親遺願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提供遺囑，該作家逝世37天後，不堪壓力的甲在電視節目上公開了遺囑原件，又引起輿論譁然。

點擊可查看大圖

至此，該作家後事低調從簡的遺願徹底落空。曾舌戰群儒的才子身後只得任世人搬弄是非，該公開案例引起人們越發關注在財富管理與傳承中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的必要性。

在本文中，我們將梳理境內外相關的法律，從有關案例中整理保護要點。向「死亡」這個被避諱的話題投以堅定且專業的注視，從而希望明確財富管理過程中保護逝者個人信息與隱私的重要性，正如「大數據之父」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所述的，「大數據的取捨之道是把有意義的留下來，把無意義的去掉，讓遺忘回歸常態。」[1]

各國民事法規均以「自然人」概念為民事權利主體。《民法典》第13條規定，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僅從該法條看，在死亡後包括個人信息權和隱私權在內的民事權利似乎旋即喪失。

傳統法治觀念下，「逝者」還有一個更加冰冷的概念謂之「屍體」，在法律屬性上已經被「去人化」，而更接近於「物」。《刑法》第302條規定了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屍體罪——「盜竊」「故意毀壞」是對物的侵害，而「侮辱」卻是對人名譽權的侵害，突顯出其在法律定位的複雜性。

逝者如青山，無言卻肅穆。自然人死亡後無法再親自行使相關權利或者發起救濟，但仍有三條基本路徑可使得其信息或者隱私獲得法律保護：

第一，可以由自然人生前作出有效意思表示，對逝世後個人信息與隱私進行自主安排；第二，近親屬、遺產管理人等其他在世自然人可以依法代其行使相關權利；第三，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已上升至社會公共利益高度，例如《民法典》第185條、《刑法》第299條之一以及《英雄烈士保護法》對英烈的特殊保護。第三種情況適用範圍較窄，在本文中不作細表，在下文中，我們將順着前兩條路徑，歸納法規的具體規定。

1、《民法典》

主流觀點認為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權益屬於一種有別於具體人格權的新型人格權益。[2]依《民法典》第992條之規定，人格權不得放棄、轉讓或者繼承。作為一種具有專屬性的人格權，個人信息權在自然人死後即滅失，繫於其上的信息不能作為財產被繼承，無法在遺囑中將其作為財產處分。

《民法典》同時規定，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3]；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4]可以認為，隱私信息屬於個人信息範疇下較為特殊的一種，因更高的可識別性與私密性而受到更嚴格的保護。隱私泄露並不是單純的信息泄露，還極有可能損害逝者的名譽，傷害逝者親友的感情，為此《民法典》第994條還為逝者近親屬設定了事後救濟的渠道，規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2、《個人信息保護法》

《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保法》」）第49條則對死者個人信息做了專門的規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親屬為了自身的合法、正當利益，可以對死者的相關個人信息行使本章規定的查閱、複製、更正、刪除等權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此條款為近親屬獲取逝者信息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礎，也充分體現了意思自治的原則，明確規定死者生前有權就辭世後個人信息處理做出安排。我們認為其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要點：

第一，安排的有效性，並不因為自然人的死亡而滅失，而是延及身後，獲得了一種「類似遺囑」的法律效力。

第二，可能產生對抗自然人近親屬的效果。如果近親屬試圖查閱死者的相關個人信息時，發現自然人生前對其個人信息安排了刪除或者封存，查閱請求就可能受阻。

第三，如獲得了類似遺囑的效果，那麼也將面臨遺囑繼承中常見的一些問題：當安排以書面、口頭、視頻等不同方式作出，其效力如何?如果先後安排存在差異，以哪一份為準？目前，這些問題暫缺少具體規則或判例的支撐，其落地情況依然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一方面，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立足於虛擬空間，部分消弭了文化、體制以及經濟方面的隔閡，全球立法存在着更加明顯的移植或互鑒的趨勢；另一方面，不少高淨值人士有身份規劃的需求，因此了解此方面域外法規對研究這一問題是必要的。

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在序言第27段中明確規定，GDPR並不適用於逝者的個人信息，但成員國可對處理逝者個人信息的方式制定規則。在GDPR的國內化進程中，各歐盟成員國對自然人離世後相關數據權利規定，基本遵照以下模式：

延長模式：丹麥《數據保護法》第２條第５款規定，該法與GDPR適用於逝者離世後十年內個人數據的保護。

代行模式：意大利《數據保護法》規定，GDPR第15條至第22條中規定的數據主體的權利，可以在自然人死後由對該數據之保護享有利益的數據主體、死者代理人或者有值得保護理由的家庭成員作為代表來行使。

英國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執法機構信息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發布的一份官方文件[5]認為，雖然《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沒有對逝者信息附加特別保護，但是逝者信息在一些情況下仍然具有敏感性。

首先，尋求獲得逝者信息可能會涉及生者的個人信息，例如國民醫療保險、社會服務人員以及死者親屬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援用包括FOIA在內的隱私法規對其進行保護。

其次，如尋求獲得與逝者死亡情況直接相關的信息，特別是逝者曾在醫院或其他護理機構接受過治療的信息的情況，可能涉及逝者健康記錄的披露，ICO將採取保護措施以防止其不正當地披露。

最後，ICO明確，病歷中包含的逝者個人信息受到《病歷查閱法》（Access to Health Records Act）的保護。無論是由治療患者的醫生直接持有，還是間接獲取信息的第三方都對其負有保密義務。在病人死亡後，這種保密義務將繼續適用。

在新南威爾士州，申請獲取保存在公共部門的逝者信息受到《政府信息公共獲取法》(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 Access Act, GIPA)的制約。GIPA規定，死亡超過30年逝者的信息不再被視為個人信息加以保護，其他信息則需要根據有利於披露的因素（與死者關係、使用信息的動機、促進對公共事務討論和公共資金監督等）與不利於披露的因素（是否違反信息保護原則或健康隱私原則）進行綜合判斷。如果訪問申請被拒絕，可以向信息專員或者州民事、行政法庭尋求外部救濟。[6]

聯邦層面對公告數據庫中的逝者信息進行分層保護。[7]對於去世超過20年的逝者，可以通過提供合理的證據，例如訃告、省級人口統計數據等來獲取相關信息。對於去世不足20年的逝者，僅遺產執行人或管理人有權獲取逝者信息，且只能出於履行法律責任和處理遺產之目的。

在安大略省，《個人健康信息保護法》[8]（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PHIPA）是一部專門的個人健康信息立法。在PHIPA中，就個人健康信息而言，「個人」被定義為，過去或現在所收集或創建的信息所涉及的個體，並且強調「無論其在世還是已去世的」（whether living or deceased），明確表明該法的保護範圍平等及於逝者，具有領先和示範的意義。與聯邦法規類似，PHIPA也規定，逝者的遺產管理人或者對遺產負有管理義務的人可以經一定申請程序獲得逝者健康信息。

2022年6月3日，《美國數據隱私和保護法》( American Data Privacy and Protection Act )草案同時獲得了參眾兩院和紅藍兩黨的支持，有望成為聯邦層面的隱私專門法，填補立法的空白，但草案並未就逝者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作規定。

在此之前，《身後隱私期望和選擇法案》（Privacy Expectation Afterlife and Choices Act，PEAC）是一部專門法。PEAC於2015年7月1日在弗吉尼亞州生效，[9]允許遺囑執行人有限訪問逝者離世前十八個月電子記錄（不包括電子通訊內容），超出此範圍的訪問需要獲得法院的批准。PEAC同時確認可使用遺囑設置執行人的訪問權，但是禁止使用死者帳戶發送電子郵件或者發布內容。

《統一受託人訪問數字訪問法案》（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 UFADAA）於2014年出台，借鑑了傳統遺產立法範式：資產所有權人可以決定死後的資產處置，當所有權人死亡時，遺囑執行人可以當然地控制它們。這一做法遭到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隱私倡導團體的反對，批評集中於遺囑執行人可能違背死者遺願，以死者無法預料的方式侵犯其隱私。因此，修訂版的《統一受託人訪問數字訪問法案》（Revised 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 RUFADAA）規定遺囑執行人不再對電子通信內容（私人電子郵件，推文，聊天）擁有訪問權，除非死者生前明確授權。[10]相比UFAUDAA，RUFADAA對死者隱私施加了充足的保護，已在大部分州獲得通過。[11]

此外，《健康保險攜帶和責任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確立的隱私保護規則被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認為適用於逝者健康信息，保護期限為自個人死亡之日起50年內，在此期間同等保護逝者健康信息與生者信息，[12]是各司法管轄區中對逝者健康信息保護期限最長、標準最高的。

如上部分梳理，各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規普遍較 「年輕」，或對逝者信息的適用未加片語。相對在世自然人，逝者信息保護也缺乏有效救濟機制，這些都造成了實務的困難。因此在本節中，我們嘗試從數個已公開的高淨值人士身後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案例入手，進一步探究深層原因，歸納保護要點。

香港某著名企業家一家是輿論的焦點，被記者跟蹤蹲伏早已是常態。1996年，其夫人因心臟病猝死於家中。媒體稱其妻為表貞烈跳樓自盡，多位瞻仰過儀容的人士不得不出面闢謠。記者還想方設法獲得了報警筆錄，騷擾已經退休的管家，添油加醋勾勒出多個版本的謠言。

由於未在第一時間做好信息保護工作，謠言在此後帶來了一系列困擾。該企業家喪偶後未再婚，還在亡妻母校捐建教學樓以表悼念，仍不能避免被借題發揮，曲解捐建用意，給予世人深刻的警示。

死亡信息，包括死因、死亡時間、死亡地點等。高淨值人士通常更容易吸引公眾關切。在自媒體時代，一舉一動都有可能被放大和曲解，更遑論生老病死大事。對死亡信息妥善保護，對內有利於保持家族穩定與和睦，減少對家族成員帶來二次傷害的可能；對外有助於維護家族聲望，避免占用公眾資源或引起不必要的輿論關注和討論。

就傳統資產如銀行存款，2008年，台灣某企業家在美國考察時病逝，享年92歲，生前未留遺囑。子女們在清理遺產的時候發現其在瑞士銀行有327億元新台幣的巨額存款。由於未做好身後規劃，也未留下存取信息和授權，子女受困於瑞士銀行嚴格的保密制度不能獲得存款，只得坐觀這筆財產流失海外。

就新形態資產如加密貨幣，2013年，美國某著名比特幣投資人M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其父在此後的三年一直嘗試獲得M留下的價值1.93億美元的加密貨幣資產，但因缺少對應的私鑰而一籌莫展。據報道，M將私鑰分開存儲，沒有給包括父親在內的繼承人留下足夠線索，導致這筆財富被凍結在blockchain.info的託管賬戶上。[13]

雖然不能直接作為遺產繼承，一些與財產關涉的相關信息仍然在財富傳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高淨值人士的財產通常數額巨大且構成複雜，對於傳統財產來說，如果在生前未給繼承人或者遺產管理人留下充足和清晰的財產信息，可能會給遺產的清點和繼承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與困擾，輕則增加遺產繼承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重則導致遺產的流失。對於加密貨幣這樣的虛擬貨幣來說，如果未做好相關信息的留存和保護，可能直接導致遺產被封存在區塊鏈上永不見天日，而一旦泄露則容易被其他人竊取。

2020年1月，某著名籃球運動員在一場直升機墜機事故中喪生。其遺孀A通過律師向警方提交申請，要求將事故地區劃為禁飛區，並禁止攝影記者進入，得到了警方承諾。

然而不久後，包括事故現場死者殘軀、驗屍記錄在內的照片被泄露到互聯網，給這個家庭帶來巨大的二次傷害。據悉，事故現場按照規定只有驗屍官等有權攝像，但是幾名當值警員違反規定使用手機拍攝了照片並傳播。

A方律師發布聲明，這是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隱私權的侵犯，也是對人類尊嚴的破壞，他被委託對洛杉磯警方提起訴訟。2021年3月，A方勝訴，法院判令公開拍攝並傳播照片的警員姓名和調查細節，並授權A方在後續的訴訟中使用這些信息。

在此案例中，律師的兩項工作有代表意義：

第一，保護突發事故的現場。事故發生後A方及時向警方提出訴求並獲承諾理應是教科書式的處置，但因警員玩忽職守而功敗垂成。如有可能，在獲得許可且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律師可親自在場。

第二，對侵犯隱私者進行追責。在臨終場景，醫療機構人員、媒體工作者乃至家族成員都可能成為責任人。此案例中，面對來自強力執法部門的侵權者，一般來說維權較困難，但A方仍然在律師的協助下取得了初步進展。

需要指出，追責機製作為補救之策，自有威懾和制裁作用，但律師在逝者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的工作中更多的仍然是做好「守夜人」，採取措施進行事前防範，讓逝者個人信息和隱私與家族財富一起平穩傳承。

為了做好私人財富管理有關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工作，有兩個目標是私人客戶律師應當事前確立的：

1、保護信息不丟失

對於委託人來說，一些信息諸如遺囑、接班人計劃、財產信息、遺願等是故去後需要留存在世界上，並被平穩且如實傳遞給繼承人或者其他相關人員。這一過程需要律師審慎履職，使用法律工具對其進行周密的保護，必要時可與數據安全專家開展技術協作。

2、保護信息不泄露

保障信息傳承的同時，律師也應審查全流程中可能造成信息外泄的風險源並及時採取措施。當然，死亡並非都可預料的，如前文所述，逝者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在突發事件中面臨着更為嚴峻的挑戰，需要律師提前設計應急的響應方案和保護措施。

1、協助委託人將信息保護工作納入身後規劃

信息保護工作不僅關係到委託人身後的社會評價，也關係到家族團結、家族聲望和財富傳承，有律師全程參與的必要性；而《個保法》第49條對委託人在世時做出的信息安排效力予以承認，一定程度掃除了法律方面的障礙。在遺囑起草階段，可以就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和信息的保存、刪除、移轉設置專門的條款；在遺囑執行階段，律師因其專業和獨立的特點，可作為相關信息安排執行人的優先考慮人選。

2、逝者信息的整理-保管-公開

在私人財富管理過程中開展信息保護工作，可保持「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治理思維，遵循整理-保管和公開的三步法則：

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律師並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還可以協助委託人進行信息（尤其是財產信息）的背景調查和清點，列明清單提示委託人是否有遺漏。為避免意外狀況的影響，對於這些信息的整理應該儘早開展。

保管：對於有實體的資質文件，需存儲在安全可靠的環境；對於電子版文件，儘可能進行加密、離線和分別保管，記錄文件MD5碼以保障文件不被偷換和篡改。徵得委託人同意後，可對文件製作副本或進行公證。在有多份遺囑且內容相牴觸的情況下，《民法典》廢除了公證遺囑優先的規定，而轉以最後的遺囑為準，[14]因此對最後一份遺囑的保管就尤其重要；如委託人對遺囑進行更新，也需要及時與律師取得聯繫並同步，以確保遺囑效力不生爭議。

公開：遺囑若在生前泄露，容易引發家族成員之間的爭端；若向外界公開或者泄露，就將家族財富暴露於大眾視野，也並非高淨值人士所樂見。因此，委託人可以對包括遺囑在內的信息的公開時間、範圍、方式進行安排，在身後由律師執行公開程序。

3、起草保密協議和保密規範

如果外部的醫療人員、照護人員接觸或者掌握了委託人隱私，而相關服務協議中對於身後隱私的保護並不完備，則可能需補充簽署保密協議；接觸了相關信息的遺囑執行人、與遺產分配有關的家族成員，也可安排簽署保密協議，避免別有用心者將相關信息作為工具，挾持或者影響財富的傳承。

4、「被遺忘權」的行使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指數據主體有權要求數據控制者永久刪除其個人數據而被互聯網記錄所遺忘，除非數據的保留有合法理由。被遺忘權因關涉「隱私保護」和「言論自由」間的微妙平衡而引發了激烈討論，有學者認為我國《個保法》第47條已經在立法層面部分認可「被遺忘權」。[15]

作為一種新形態的個人信息權，被遺忘權實質上是一種刪除請求權。委託人可以依照《個保法》第47條以及第49條規定，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委託人逝世後刪除相關信息（如持有的社交媒體賬戶數據），並由律師協助和監督執行。實踐中一些信息處理者已將相關處理方案寫入用戶協議或提供單獨申請通道，例如，Facebook用戶可以預設置在去世後永久刪除賬戶，[16]嗶哩嗶哩則為年滿14周歲的用戶提供將賬號轉為紀念賬號或永久註銷的選項。[17]此外，如相關信息的展示和披露侵犯了逝者的名譽權，律師還可幫助逝者近親屬以《民法典》第994條為依據，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不少高淨值人士希望世界銘記其不平凡的一生，自己的精神、主張或者倡議可流傳、感召後人，於是選擇捐建或者捐設獎學金的方式，蔭及後人並提示自己來過這世界的證據。在留下美名與讚譽的同時，一些信息和隱私需要利用法律工具加以固定和保護。

我們也應意識到：玉無完璧，人無完人。在不擅長遺忘的互聯網前，無人希望自己的瑕疵、隱私被牢記或放大，給身後乃至在世親朋帶來不盡困擾。就像巴西作家保羅·科埃略筆下的修道院長盧卡斯在主持布道時祝福諸信徒「願我們都被遺忘」，在信息時代對逝者信息和隱私施加適當保護，不僅是法律發展和完善的必然，也是法治文明對生命給予的尊重與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