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7日凌晨，當美軍第一枚導彈砸向巴格達時，睡夢中被驚醒的薩達姆並不怎麼驚惶。此前幾個月，美國一直忙着調兵遣將，海灣地區已經集結起美軍三個航母戰鬥群，但薩達姆充分展示了楞的不怕橫的二愣子本色，在他看來，自己手下擁兵百萬，要人有人，要裝備有裝備，跟誰打也不怵。單從紙面上看，當時伊拉克軍隊常規武器裝備，比當時的中國軍隊還要強些。薩達姆的如意算盤很簡單：美國人接受不了多少犧牲，只要把美軍拖入戰爭泥潭，遲早能把美國人的耐心耗沒，然後退兵。越南戰爭不就是如此麼？嚴陣以待的伊拉克軍隊，並沒有看到預想中的敵人，朝他們飛襲而來的，是100多枚來自美軍軍艦的「戰斧」式巡航導彈，代號「沙漠風暴」的軍事行動正式開始。此後一個多月時間裡，伊拉克軍隊始終沒有看見一個敵人，只有數千枚導彈從天而降，將伊拉克的防禦系統摧毀殆盡。與以往司空見慣的地毯式轟炸不同，這一次取而代之的，是外科手術般的精確打擊:對伊拉克參謀部的空襲，炸彈直接準確地從煙囪里鑽了進去；對飛機庫的轟炸，美軍先炸開大門，再把導彈送到機庫里；裝備先進傳感器的預警機，使伊拉克飛機剛起飛便被發現擊落，根本沒有機會升空。整個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原來，打仗還可以這樣打？後來的地面戰爭大同小異，看似強大的伊拉克百萬雄兵，在多國部隊的各種高精尖武器打擊下，如摧枯拉朽一般灰飛煙滅。這場仗打下來，美軍因戰事死亡的士兵還不到200人，給全世界上演了一課什麼叫高科技戰爭。
當時冷戰已接近尾聲，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作戰思維還停留在二戰時期，以為只要憑藉鋼鐵洪流和人海戰術就能取得勝利。直到海灣戰爭才發現，時代變了。當時伊拉克軍隊裝備的是一水兒的蘇制武器，其中T-72坦克與美軍M1A1坦克的性能對比，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發生在巴士拉南部的坦克大戰中，美軍以近乎0的代價將200多輛伊軍坦克全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T-72和M1A1同屬第三代坦克， 為何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於，兩者在信息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M1A1普遍裝備熱成像儀、先進傳感器和計算機火控系統，使美軍能夠先敵發現，先敵開火。這是因為，美軍使用的諸多高科技武器，從導彈、預警機、電子干擾機、隱形戰機，到幕後功臣GPS系統——所有這些高科技裝備，背後所倚賴的核心技術，都是半導體芯片技術。蘇聯半導體技術的止步不前，使得第三代蘇式裝備與美軍有了明顯的性能差距:蘇-27裝備的火控雷達，計算速度只有17萬次/秒，而美軍同代的F-15，已經達到了驚人的4000萬次/秒。蘇聯導彈命中率有60米的誤差，而美軍導彈只有15米。這種差距，追根溯源，來自過去半個世紀裡，兩國在半導體技術路線上的不同選擇。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歷史的每一次轟然巨變，源頭往往都隱藏在並不起眼的細節里。1947年，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企業實驗室貝爾實驗室，威廉·肖克利和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共同發明了晶體管，用於取代過去的真空管作為信號放大元件。順便說一句，因為發明晶體管，這位老兄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不過一開始誰也沒想到，這個小小發明後來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發明」，由此引發的半導體技術革命，更是徹底改變了未來世界的面貌，圍繞它的爭奪、競賽、陰謀，影響了未來世界的整個地緣政治格局。今天的半導體工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激烈異常，但晶體管誕生的最初三十年裡，整個半導體產業可以說完全是美國獨領風騷的時代。貝爾實驗室誕生了第一隻晶體管，德州儀器製造了世界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仙童半導體發明了集成電路，IBM推出了第一台跨越代際的集成電路計算機……野蠻生長，而又生機勃勃。1965年，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在《電子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預測集成到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每年將增加一倍。當時恐怕沒有人想到，這個36歲的年輕人，精準地預測了20世紀下半葉人類信息革命的進程。回望半導體發展史，這個行業所有最重要的理念、技術和產品，都誕生於那個時代的美國，尤其是硅谷。二戰結束後，一份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被擺上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案頭，這份報告希望美國能夠通過巨量資金支持，激勵科學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勵企業將科技成果向應用層面轉化。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上下舉國震驚，稱之為「斯普特尼克時刻」。為了追上對手，美國加大太空競賽投入，在太空電子設備中儘可能使用硅晶體管。美國半導體技術的產業化之路，一開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美國的軍工需求。五六十年代，美國軍方的採購訂單，為硅谷初生的半導體企業提供了70%的研發經費。集成電路剛發明的那幾年，70%的政府資助來自空軍。1969年7月16日，阿波羅11號飛船登上月球，人類文明向太空邁出了一大步。在這一史無前例的宏大計劃中，共使用了100萬塊芯片。六十年代初，蘇聯與美國在尖端科技領域幾乎看不出差別。當時的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下水試航了核潛艇，掌握了一億噸級核武器和洲際導彈技術。赫魯曉夫在演講中狂妄地對西方外交官說：電子和計算機在當時還算新興產業，蘇聯人的腳步也跟的很緊。在蘇聯科學家努力下，蘇聯晶體管的問世，只比美國晚了幾個星期，1957年蘇聯便生產出了自己的晶體管收音機。
但後來的歷史軌跡證明，在20世紀最重要的技術賽道，蘇聯人卻做出了錯誤的判斷。1976年9月6日，蘇聯第11航空軍的幾架米格-25戰機正在遠東地區參加演習。當飛機接近日本海岸時，編隊中由別連科上尉駕駛的米格-25突然轉向，拉低高度避開蘇聯雷達，直接闖入日本領空。如臨大敵的美軍飛機立即升空攔截，卻意外發現，這架米格-25降落在日本北部一處民用機場——這架飛機居然是叛逃而來的。駐日美軍立刻迫不及待的控制了飛機，然後用最快的速度將其大卸八塊。米格-25的秘密，已經整整困擾了他們9年。米格-25由蘇聯米高揚-古列維奇設計局研製，1967年首次亮相，專門用來攔截美軍轟炸機。甫一問世，米格-25便刷新了各項世界紀錄，成為當時飛的最高、速度最快的截擊機，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甚至做出過以高速甩開來襲導彈的壯舉。美國人如坐針氈，但一直搞不清楚，這架飛機的性能是怎麼做到的。
別連科的叛逃讓美軍如獲至寶，但美軍工程師的拆解結果，卻讓整個五角大樓大跌眼鏡。蘇聯人的技術在很多方面都出人意料的過時，其中最讓他們驚訝的是，米格-25的電子設備使用的不是晶體管與集成電路，而是像葡萄串一樣臃腫的真空管。
蘇聯人開始在半導體領域並不落後多少，但問題是，蘇聯領導人把預備第三次世界大戰視為頭等大事，他們發現，在核爆試驗中，晶體管很容易被燒毀，而電子管抗干擾能力強的多，決策層於是腦袋一拍，決定走真空管小型化之路。
就這樣，當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在「摩爾定律」指引下狂奔時，蘇聯在20世紀最重要的技術革命中選錯了方向。當時蘇聯重視基礎教育，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量是美國的兩倍，在集中力量搞科研攻關上優勢明顯。但蘇聯的計劃經濟土壤，與半導體產業的進化規律，卻是天然的不相容。1967年，白俄羅斯一家半導體工廠壞了一台中壓斷路器，需要重裝一台，副廠長在黨委會上提出要求，經討論後報給明斯克市電子工業管理局。由於是計劃外，需求被層層上報到市計委和白俄羅斯計委，再層層審批撥款給一家斷路器廠家。等工廠最終拿到需要的斷路器時，已經是三個月過去了。因此，當蘇聯人在如此僵化的體制下埋頭追趕時，美國硅谷的工程師們，正在以每18個月將晶體管密度增加一倍的速度，將對手甩得連自己車尾燈都看不到。60年代後期，蘇聯科學家開始覺察到，美蘇在計算機領域的差距在拉大，但他們很難在自己的層面改變大局。計劃經濟的思維和模式，已經根植在這個國家的血液中。蘇聯錯過了半導體，也就錯過了後來的計算機革命，錯過了互聯網革命。這種差別在六七十年代尚不明顯，1970年代，巔峰時期的蘇聯GDP一度接近美國的70%，但之後被對手越甩越遠。三十年後，當美國進入信息社會，蘇聯整體上還停留在工業社會，與對手產生了代際的差距。吳軍博士在《浪潮之巔》中認為：「蘇聯落後的根本原因，就是錯過了半個世紀以來圍繞半導體集成電路的信息革命。」這種影響，也一直延續到今天。蘇聯解體時，沒什麼像樣的半導體產業，俄羅斯電子工業所需的芯片，也幾乎全靠進口。俄烏戰爭中，俄軍墜毀的導彈被發現，裡面安裝的竟然是來自中國溫州產的電路板。海灣戰爭震驚了整個世界，作為美國的小弟，日本似乎也感覺「與有榮焉」，自信心爆棚。當時日本右翼代表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作出了本書《日本可以說「不」》，書中說「沒有日本的芯片，美國就打不贏這場戰爭。」美軍在戰爭中使用的高科技武器，確實大量使用了從日本進口的半導體芯片，美國人正開始擔心，對日本芯片的依賴會帶來國家安全。偏偏這時候，日本人不知趣地站出來打大哥的臉：「假如日本把芯片賣給蘇聯而不是美國，美蘇軍事力量會很快失去平衡。」不過，說起來美國人也怨不得別人，因為日本半導體工業的崛起，一開始全是美國人扶持起來的。日本投降後，美國本打算對日本進行徹底的去工業化，消除其戰爭潛力，不料朝鮮戰爭爆發，軍需訂單源源不斷地湧入日本，帶動了日本經濟的恢復。德州儀器發明了晶體管收音機，但將收音機賣到全世界的，卻是日本的索尼。盛田昭夫在二戰後的廢墟中，創建了索尼公司的前身東京通信。他決意發展半導體技術，專門跑到美國取經，希望從美國的西部電氣購買晶體管生產的專利授權。在美國，他看着紐約的帝國大廈不禁感嘆：當時冷戰伊始，日本地處前線，所以美國人對日本發展自己的半導體技術相當寬容，甚至還慷慨地向日本轉移了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等數百項技術。當時，幾乎所有日本企業都在如饑似渴地從美國引進技術、學習消化。美國人在演講中取笑，台上每翻動一頁PPT，都會引起台下日本人爭先恐後地記筆記。作為追趕者，日本人在半導體技術攻關上，採取了後來被屢次證明有效、今天也正在被我們使用的策略，那就是：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砸下720億日元，整合全國產、學、研界資源集中攻關，結果只花了6年時間就攻下了美國30%的內存市場。更讓美國人窒息的是，日本產品不僅成本低，質量還超過美國同類產品。惠普電腦在內存採購招標中發現，日電、東芝的產品遠超英特爾、德州儀器。1983年，靠存儲芯片起家的英特爾被日本企業逼到牆角，總裁安迪·格魯夫破釜沉舟，不得不放棄已經毫無優勢的存儲芯片業務，全面轉向集成芯片，方才起死回生。到1986年時，全球前10大半導體企業中，有6家來自日本，前三名更是被日電、東芝、日立壟斷。更讓美國人難以容忍的是，日本富士通公司提出要收購美國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公司。在硅谷，仙童半導體是神一般的存在，英特爾、AMD創始人都曾在仙童工作。80年代以前，美國半導體企業基本處於放任自主的狀態。當時美國主流思想是自由競爭，很少干預企業經營。但現在，面對以舉國體制發起進攻的日本半導體企業，美國人終於坐不住了。英特爾創始人諾伊斯挺身而出，牽頭成立了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領導這場與日本人的芯片戰爭。不過，硅谷的企業家們，以往很少與華盛頓的政客打交道，諾伊斯是產業界領袖，在政界卻幾乎毫無人脈。半導體協會的遊說開始效果不大，直到後來他們第一次祭出了一個後來屢試不爽的大招：國家安全。今天的美國從總統到媒體，無不在大肆渲染中國威脅，但如果穿越回80年代，你會發現，報紙上連篇累牘都是日本威脅論。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回憶錄中回憶：20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是「斯普特尼克危機」以來，讓美國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到外國威脅。「日本威脅論」愈演愈烈，偏偏這時候，不知好歹的日本右翼宣稱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大洋彼岸的美國政客，很快用行動告訴日本人：不，你不能。1987年6月30日這天，美國三名共和黨議員來到國會大廈前，他們每人手裡都拎着一把大鐵錘，身後還跟着大群新聞記者，很明顯是要來搞事情的。這些西裝革履的政客們，將一台日本東芝公司生產的收音機放在國會大廈台階上擺好，然後你一錘我一錘地將收音機砸了個稀爛，隨行記者舉起相機記錄下這一刻。砸收音機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不久前發生的「東芝事件」，也就是東芝公司違反「巴統」禁令，向前蘇聯出口了幾台先進數控加工機床。但更大的背景是，當時美日之間不斷升溫的貿易摩擦，尤其是半導體領域的激烈競爭。美國當年對付日本的套路，今天聽來一如既往的熟悉：制裁日本頭部公司，徵收反傾銷稅，發起貿易戰。比如，1982年6月，美國通過釣魚執法查出「IBM商業間諜事件」，逮捕了涉嫌竊取IBM技術的日立和三菱員工，對兩家公司進行制裁。里根政府派出了一個名叫萊特希澤的人，作為對日貿易談判主將。請記住這個名字，30年後，這個素以性格強硬著稱的鷹派人物將再次坐上談判桌，只不過對手換成了中國。美日之間雖說是談判，但日本根本沒有底氣說不，最後不得不與美國簽訂《美日半導體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必須停止芯片傾銷，而且要根據美方的核算成本，以「公平」的價格出售芯片，同時保證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份額達20%以上。日本《選擇》月刊回憶了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悻悻寫到：東芝事件發生後，日本領教了觸怒美國的後果，日本半導體產業開始自主限制對美出口，放緩研發和投資，步入衰退之路。曾經霸占世界半導體十大公司大半榜單的日本公司，到2005年下滑到了3家，而到了2016年，只剩下東芝一家在苦苦掙扎。不過，過去三十年的積澱，畢竟還是給日本半導體產業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日企在上游材料和設備環節仍然具有絕對優勢——這種優勢，必要時也能夠轉化為武器。2019年日韓政治衝突中，日本限制對韓出口光刻膠、高純度氟化氫等原材料，導致韓國半導體生產線差點停工，急得三星高層趕緊跑到日本疏通關係。這也難怪，日本半導體產業隕落之路，雖說主要來自美國的打壓，但韓國人的挖坑設陷，也實在是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韓國半導體產業崛起的過程中，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落井下石，很難不引起日本人的種種怨念。今天的韓國，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妥妥的發達國家。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到上世紀60年代，韓國還窮的叮噹響，北邊鄰居的生活水平要比韓國高得多。70年代，韓國政府眼饞日本通過出口半導體產品賺取大量利潤，決定向日本學習，發展半導體產業。1983年，三星公司建立了第一座半導體工廠。此時的美國，半導體領域正被日本打的潰不成軍，節節敗退，他們正需要扶持一個小弟幫助狙擊日本，一眼便看中了濃眉大眼的三星。美國人很大方，馬力全開地給三星輸血。他們支持三星在硅谷成立研發團隊，300多名美國工程師加入其中，使三星僅僅用了3年就掌握了256K內存的關鍵技術。但當時半導體領域的龍頭企業基本都在日本，三星只能在低端芯片上混口飯吃，中高端市場還是牢牢被日本人把持。1986年，三星邀請日本事業部部長川西剛訪問三星，川西剛開始並不想去，後來推脫不開才去了一趟。迎接他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貴賓接待，美女表演傳統節目，甚至專門豎起了一座三星與東芝友好紀念碑。在一連串的迷魂陣下，韓國人提出請川西剛看看他們的半導體工廠，然後在川西剛勉強參觀後，順勢提出參觀東芝大分工廠的要求——這可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廠。作為回禮，川西剛答應了。參觀後不久，三星就把大分廠的生產部長給挖走了，然後建了一個與大分廠幾乎一模一樣的工廠。80年代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一大幫在東芝工作過的員工被韓國人挖走，光是資深的顧問，就有57人。日本NHK電視台後來還找到當事人問待遇，得知：除此之外，每名日本顧問還給一套四室一廳公寓，配備秘書、高級轎車和司機。——沒辦法，人給的實在是太多了。就這樣，90年代初，在日本半導體企業內外交困之下，三星踩着日本企業的屍體大踏步前進。1992年，三星第一次超過日本企業，成為世界最大的內存廠商，此後保持領先至今。問題是，為什麼日本半導體企業被美國整垮，三星卻安然無恙？一方面，有日本企業作為前車之鑑，三星未雨綢繆，對美國白宮、議會、貿易部門展開了強大的遊說攻勢，強調如果自己倒下，日本企業將再次壟斷市場，對美國不利。另一方面，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迫於壓力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結果美國資本如餓狼般湧入，大肆低價買入韓國企業股權，而三星，正是它們的首要目標。今天的三星，其實早已成為韓國人經營的美資企業。交了「投名狀」的三星，背後有華爾街的資本站台，不必再擔心引起美國制裁，從此開始在半導體領域高歌猛進。伴隨着電子工業的崛起，韓國人完成產業升級，步入發達國家之列。2021年全球半導體企業排行榜，前三名韓國占了兩個（三星和海力士），放眼全球，芯片先進制程領域，三星唯一的對手，只剩下台灣的台積電。1974年2月的一天，台北市南陽街一家不起眼的豆漿店內，七個人坐在一起邊吃邊聊。這幾個人個個大有來頭，其中有台灣地區「經濟部長」孫運睿，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美國無線電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淵等。這樣幾個人坐在一起，顯然不是專程來吃早餐的，他們一邊喝豆漿，一邊討論台灣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1913年出生的山東人孫運璿，畢業於哈工大電機工程系，後來隨國民黨敗退至台灣，一直做到台灣省「經濟部」部長，一度被視為小蔣的接班人。六七十年代， 他曾主持台灣「十大建設計劃」，完成了台灣的基礎設施建設。5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先是從勞動密集型的出口替代，逐漸發展到資本密集型的出口擴張，70年代已經達到了一定高度，但接下來怎麼走？誰都沒有了主意。在美國工作多年的潘文淵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比較了解，他提出，半導體是電子工業最核心的部分，應該作為台灣產業升級的發展方向。這一建議得到了其他人的認同，興奮之下幾個人又討論了從美國引進技術的可行性。這次只花了300台幣的「早餐會議」，無意中決定了台灣經濟的未來。不久後，台灣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所，思路上大致是：台灣當局出資，公司體制運營，高薪聘請專業人才。從美國無線電公司購買的專利技術，成為台灣芯片技術的最初來源。1976年，大陸地區尚未脫離「文革」的混亂，台灣第一座3英寸晶圓廠拔地而起。他們進步神速，生產用於電子鐘錶的芯片，不到一年的時間良率便超過了美國無線電公司，以至於對方提出要買下這家工廠。這種收購或合資的套路並不少見，對於後發經濟體來說，自家產業很容易被外資通過這種方式控制。所幸，工研院深知這家工廠肩負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的使命，拒絕了美國人的提議，這才保住了台灣芯片產業的火種。1982年，慧眼識英的孫運璿從美國德州儀器又挖來一名資深專家，後來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關鍵人物。此人回到台灣後創建了一家名為「台灣積體電路」的半導體公司，今天，人們通常稱它為——台積電。那位專家，就是被稱為「台灣半導體教父」的張忠謀。今天回頭看的話，台灣當局是頗具前瞻目光的，1991年發布的《十大新興工業發展策略及措施》，把半導體、消費電子、精密機械等十大新興工業列為發展目標，電子產業逐漸成為台灣經濟的最大支柱，延續至今。90年代經濟巔峰時，台灣一個省GDP竟然能占到大陸的43.8%！當時高雄的紡織女工月薪都能超過1萬元人民幣，而上海的職工月工資只有幾百元，兩岸差距十倍不止。對台灣來說，其財富的最大來源不是金融、地產，而是實打實的工業。這裡面最重要的，又是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電子信息工業，包括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鴻海、和碩等一批世界級廠家。2018年華為被制裁，「卡脖子」中最關鍵的一環，便是無法獲得台積電生產的先進制程芯片。實際上，台積電不僅卡着華為的脖子，也卡着全球半導體工業的脖子，2021年，台灣半導體產業占據了全世界64%的產能，很多消費電子、汽車品牌巨頭，都依賴於台灣的芯片供應。兩岸一旦爆發衝突，不只中國大陸，全球的電子產業供應鏈都將被嚴重擾亂，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外部壓力。也正因此，台積電被一些人視為台灣的「護島神山」。大陸目前最先進的的中芯國際，剛剛完成14nm製程的量產，而台積電已經在進軍3nm製程，差距至少在五年以上。2021年，台積電的營收超出中芯的10倍，短時間內，我們還無法看到大陸半導體企業對台積電實現趕超。回顧半導體產業發展史，前三十年是美帝獨領風騷，七十年代後，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承接來自硅谷的技術外溢和轉移，吸引本國在美國的人才回流，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但很遺憾，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錯失了半導體產業發展早期的黃金時期，當我們終於開始抬頭看世界時，發現半導體產業的山頭，已經插滿紅旗。1973年，當日本半導體工業完成起步，即將對美國半導體巨頭髮起衝擊的前夜，一支來自中國的考察團悄然而至。考察團13人都是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專家，帶隊的是中科院半導體研究所副所長王守武。王守武是中國半導體技術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他放棄美國普渡大學教職回國，1958年領導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晶體管工廠，中科院109廠。這樣看的話，中國半導體產業距離世界潮流，似乎並不遙遠。但很可惜，沒有輸在科研起跑線上的中國半導體，卻在產業化競賽中被越甩越遠。王守武帶團訪日時，中日正值蜜月期，當時出國不易，大家都很珍惜這次機會，一趟下來，把東芝、日立、NEC、富士通等看了個遍。這一看，發現差距不小，日本已經開始採用3英寸晶圓生產線，而國內還在為小規模集成電路的質量問題頭疼。但讓考察團意外的是，NEC表示願意將全套先進的3英寸芯片生產線轉讓給中國——如果引進，這條產線將比台灣地區領先3年，比韓國領先5年。NEC開出的報價是5000萬美元。回國後，王守武向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錢學森匯報情況，錢學森無奈地表示有心無力。除了缺錢，更麻煩的是當時的政治大環境，引進國外技術，當時被批判為「洋奴主義」，是「事關國格」的路線問題。從NEC引進技術一事，只好不了了之，而這，只是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極小縮影。當大洋彼岸的仙童、英特爾開始在硅谷嶄露頭角、新技術層出不窮時，中國正經歷一輪又一輪的「運動」：王守武被停職批鬥，備受誣衊和誹謗；麻省理工博士畢業的謝希德，被整成走資派後，每天工作是掃廁所；半導體物理學獎黃昆，被隔離審查，發配到北京郊區勞動改造……50-70年代，國內動亂不安，國外封鎖壓制，中國半導體產業彷徨前行，舉步維艱，錯失了產業早期的黃金三十年。1977年，全國有600多家半導體工廠，但它們一年的生產總量加起來，只有日本一家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錢學森晚年曾感慨：「60年代我們全力投入兩彈一星，我們得到很多；70年代我們沒有搞半導體，我們為此失去很多。」從更深層次來看，傳統製造業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半導體產業背後，是可怕的摩爾定律，是指數型增長——這意味着，在沿襲自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前沿技術的飛速發展。改革開放後，打開國門後我們才猛然發現，中國半導體產業已被遠遠拋在後面。更嚴重的是，除了少數業內專家，絕大部分人尚未意識到差距之大，追趕難度之高。1977年，人民大會堂召開科技界座談會，鄧小平問王守武：80年代後，國家部委先後組織三大「戰役」，對半導體技術發起攻關。比如1995年啟動的「909」工程，投資100億人民幣，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親自掛帥，萬眾矚目，不可謂不重視。但很遺憾，投建的上海華虹廠遇到了行業低潮期，而國內當時又沒有人了解三星越虧越要投的「反周期」理論，因此華虹備受爭議，最終還是沒能趕上摩爾定律狂飆突進的腳步。這場當時幾乎讓人絕望的追趕，直到新世紀到來之際，才終於再次迎來轉機。今天我們在媒體上所熟知的芯片公司，幾乎都成立於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2000年中芯國際，2001年展訊通信，2003年中星微，2004年華為海思……這些明星企業，匯聚了大批80年代出國、在美國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科技人才。新的血液，新的機制，終於開始給中國半導體產業注入足夠的活力。事實證明，在任何高科技領域，只要給予合適的大環境，中國人做的絕不會比別人差。在芯片設計和封裝領域，華為海思、長電科技等飛速崛起，僅僅用了十餘年時間，就進入了領域內第一梯隊。但在最複雜也最艱難的芯片製造領域，中國半導體產業經歷了血雨腥風，至今仍面臨着卡脖子危機。回首過去風雨之路的崎嶇坎坷，如今仍泰山壓頂般的壓力，總讓我想起鮑勃迪倫那首成名作《blow『in the wind》：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2020年4月，華為手機業務達到頂峰，歷史上首次超越三星，登上全球第一的寶座。從崛起到登頂，華為用了十多年才走到這一步。然而，令人唏噓的是，僅僅一年後，被美國制裁的華為迅速跌落，榮耀被迫賣掉，高端的P系列由於缺少芯片，無法繼續延續。十年奮戰，就這樣一夜間付諸流水。華為在全球攻城略地的背後，隱藏着一條門檻極高的高科技食物鏈。在這條食物鏈上，華為處在台積電下方，沒有台積電生產的芯片，華為的手機業務只好停擺；而台積電又處在荷蘭ASML（阿斯麥爾）的下方，沒有ASML提供的光刻機，台積電就無法製造最先進的芯片。製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機，1億歐元一台，排隊買還不一定買到。那麼阿斯麥爾呢，它是否已處在這條高科技產業鏈的頂點？仍然不是，阿斯麥爾是系統集成廠商，它的上方，還有一群隱形冠軍，比如其中有一家，叫蔡司。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之際，從諾曼底登陸的美軍勢如破竹，納粹德國敗局已定。這時候，巴頓將軍率領第三集團軍，不顧破壞《雅爾塔協定》的風險，闖入劃給蘇聯的東德區域，但他們的目標不是軍事要地，而是位於耶拿的蔡司公司。蔡司公司創建於1846年，在二戰期間為德軍生產望遠鏡、測距儀、航空攝像機等。當戰爭快結束時，美國和蘇聯都已未雨綢繆，開始考慮搶奪德國的科技資源，而蔡司公司，被美國列為接收的首要目標。美軍占領耶拿後，本來打算用600輛卡車把整個蔡司公司整個搬走，沒想到蘇軍推進太過迅速，美國人措手不及之下，只能將蔡司最核心的100多名員工運到西德，在那裡建了個新蔡司。如今，製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機，需要用到極度精密的光學透鏡，目前全世界只有蔡司能夠做到，別無二家。這種獨門絕技背後，是蔡司在光學領域長達百年的技術積澱。除了蔡司提供的光學鏡頭，ASML還要用到來自美國Cymer公司提供的光源系統，整合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工藝，完全可以說，光刻機是西方現代工業體系的集大成，是人類工業革命以來製造業皇冠上的明珠。任正非曾感嘆：我們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已經習慣了只要砸錢就行，但芯片只砸錢不行，還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1993年，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來到位於烏克蘭的黑海造船廠，討論將「瓦良格」號航母繼續建造完成並移交給俄羅斯的可行性，旁邊的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忍不住插嘴說「瓦良格號已經不可能完成了」，然後他繼續說出了那段著名的話：「如果想要瓦良格號完工，我需要蘇聯、黨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工業軍事委員會，以及6000多個相關專業和8000多家配套廠家，總之，需要一個偉大的國家才能完成，可是這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要發展世界一流的半導體產業，需要目光長遠、有戰略性規劃的政府支持，需要鼓勵創新、容許失敗的土壤，需要不斷拓展前沿的一流高校、研究所，需要能夠耐住寂寞沉下心搞研發的企業家，還需要年薪百萬的頂級工程師。一言以蔽之，這是真正的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是一場國家層面的隱形戰爭，而它的輸贏，直接關係着一個國家子民的福祉。「因為你的投票，你的孫輩都會做着高薪工作。」這是前幾天，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在鼓動國會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時喊出的口號。這項法案，美國計劃投入2800億美元，可以說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法案之一。推出芯片法案也好，封禁EDA、禁售光刻機也好，美國人這套組合拳目的很簡單：牢牢把控產業的頂端，保證自己的國民能夠繼續喝着咖啡拿高薪，順便將中國釘死在產業鏈的低端。化用劉慈欣《三體》中的一句話就是：回望整個半導體產業發展史，小小芯片，奠定了人類信息時代的基石，也改寫了一些國家地區的命運，有的搭上時代列車，步入發達經濟體之列，也有超級大國因而落寞衰頹。對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來說，雖然道阻且長，彎路走了不少，但突破重重封鎖，實現產業自主，其意義比之當年兩彈一星，也不遑多讓。我們的未來，也將由這場事關國運的終極競賽來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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