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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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南院長為金以林老師頒發邀訪學者聘書

論壇伊始，金以林老師介紹了共產國際解散的背景以及國共兩黨對這一事件的態度。共產國際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它主動解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期間斯大林為緩解蘇德戰場的壓力，迫切希望英美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1943年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宣告解散。7月9日，盟軍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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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6日《解放日報》報道了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

共產國際的解散，打破了國共兩黨自皖南事變後維持了兩年多相對平靜的狀態。對毛澤東和蔣介石來講，是求之不得的意外驚喜。5月20日，毛澤東收到共產國際徵求意見的電報後，就興奮地表示：「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同樣，蔣介石也是異常激動，在日記中寫道：「莫斯科第三國際宣布解散，此實為二十世紀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殊為世界人類前途幸福慶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對象，因此消除。」

5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答覆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同意解散共產國際。同時，針對國民黨有可能作出的反應，毛澤東提醒黨內幹部特別要加強團結：「一是整頓『三風』；二是審查幹部；三是保存幹部。如能實施上述各項，不犯大錯，我黨即可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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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某部戰士在學習整風文件

蔣介石首先想利用這一機會，武力解決中共，並命胡宗南加緊布置閃擊延安。同時，允許在重慶的周恩來、林彪回延安，認為中共內部已分裂，甚至認為毛會加害周恩來等人。此後，蔣介石放棄「閃擊延安」時，還在日記中自我安慰道：「匪部幹部之間及其上下已離心離德，只要我持之以久，匪必不待我攻而自滅，若我討伐則反促其團結。」

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解散前後，幾乎同時加強了對黨內的一元化領導和思想統一。

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逐步確立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真正從組織上全面行使權力，是在共產國際解散前後。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並在更大範圍內對王明開展黨內批判。對黨外和國際，毛澤東針對蔣介石3月出版的《中國之命運》進行系統批判。這種對蔣介石的半公開批判，是自抗戰爆發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正是在這一時期，王稼祥、劉少奇先後提出「毛澤東思想」，中共開始着手籌備召開黨的「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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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著《中國之命運》

在此期間，蔣介石也將國家元首「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再次拿到手。早在1931年國民黨寧粵對峙期間，蔣介石被迫辭去「國府主席」，由林森繼任。1943年8月1日，林森病逝。當日夜間，國民黨「中常會」選任蔣代理國府主席，隨後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一改主席僅為國家禮儀象徵，轉而直接掌握一切大權。從此，蔣介石不但以國民黨總裁、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總攬黨政軍大權，並再次獲得 「國民政府主席」的桂冠。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論述了他對戰後中國的設想。蔣介石對此書相當看重，不僅希望以此統一國民黨思想，還希望影響全體國民，他甚至在日記中寫道 「令中心小學與中學，每班必備」。蔣介石在確認共產國際解散的6月期間，一大工作重心就是修改《中國之命運》。他在日記中提到「修校中國之命運第二版」，多達16次之多。

蘇日戰爭是否爆發、英美對華態度，都直接影響着國共關係的發展。毛澤東、蔣介石對此的認識是一致的：影響國共關係的核心，是蘇日戰爭是否爆發。但對結果的判斷，兩人卻是不同的。

毛澤東判斷日蘇戰爭可以避免。1943年3月，毛在政治局會議上講：「日蘇不戰是世界局勢的一個樞紐，國共關係要看日蘇關係的變化。」而蔣介石的判斷則是日蘇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可最終迫使蘇聯放棄對中共的扶持。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實際論，倭必攻俄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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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開的部分蔣介石日記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自共產國際解散後，蔣介石秘密派遣何應欽、白崇禧到西安與胡宗南策划進攻陝甘寧邊區。然而蔣期待的蘇日戰爭並沒有實現。7月2日，就在胡宗南布置妥當之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接倭謀與俄根本妥協之報，頓覺憂鬱。」同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在邀請他參加中、美、英、蘇「四巨頭」會議，而「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成功，對歐第二戰線從此開始。」蔣介石不得不考慮盟國的因素，最終決定撤軍。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面對日本侵略的擴大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國共雙方都有合作的需求，但各有懷抱。毛澤東期望在民主的旗號下取得中共政權、軍隊合法化；蔣介石則借國家統一的旗號，強調政權、軍隊一統化。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立即放棄同國民黨的談判。蔣介石雖想藉此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不得不考慮盟國的態度，而擅自對中共大打出手。

在國際戰略方面，毛澤東和蔣介石最大的不同是，毛更強調獨立自主。抗戰時期，毛澤東成功擺脫了曾對中共有過巨大幫助而又有着強烈束縛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而蔣介石則更多地將中國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同盟國身上，相對較少關注國民黨自身建設。正因為如此，蔣在處理國共關係時，一定要圍繞着國際背景反覆權衡，比較得失。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係時，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局勢變化，服從、服務於國共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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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