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陳曉妍

編輯｜張瑞

來源｜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guyulab）騰訊新聞內容出品，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很多小孩的問題，就是關係的問題

在上海同濟醫院「學習困難專病」門診，兒科副主任周曉迅見過很多焦慮而疲憊的父母。

診室里，有的家長細數起孩子的罪狀，邊說邊掉眼淚。在家上網課，老師在屏幕那頭點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覺。一被父母責罵，就發脾氣摔門，甚至動手打人。一位上海母親在疫情封控時和孩子在家待了兩三個月。孩子患有多動症，自從斷了藥，上網課坐不住，功課也做不完，母子間的「戰爭」每日上演。解封後複診，女人肉眼可見衰老了不少。

學習問題總是演化為家庭矛盾。那位上課睡覺的男孩，被醫生問到對父母的評價時，孩子的回答是：「沒有任何優點。」診室外的走廊上，十來歲模樣的男孩跟在母親身後，兩人冷着臉，隔着一米開外的距離。母親提醒他吃點麵包，男孩衝着她大喊：「我今天就是餓死也不吃！」

學習困難門診建立之前，同濟醫院就設有兒童心理諮詢門診，但大部分家長諮詢的問題，都離不開學習。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憂心的指標——為什麼孩子不聽話，成績不好？為什麼不願意讀書，整天打遊戲？

開學第三天，一位一年級的男孩被母親帶進了周曉迅的診室。他先是對診室里的設備來了興趣，在體重秤上跳上跳下。剛坐定，又從椅子上溜下來，摸摸聽診器，掛在耳朵上聽。但這個活力過剩的男孩其實敏感脆弱，父母說他幾句，就會大哭。新學期第二天，老師就把家長叫到學校。上課上到一半，孩子自顧自站起來，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老師提醒母親：「小孩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帶去檢查一下。」

周曉迅（左四）接診患兒和家屬圖源上海同濟醫院

像這樣被帶來的孩子，超過一半會被確診多動症（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這是導致學習困難最常見的病因。除此之外，可能確診的，還包括智力障礙、閱讀障礙、自閉症，又或者抑鬱、焦慮這樣的情緒問題。

一位日本專家給多動症取了一個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綜合症」。這個名字對應着多動症的兩種亞型，大雄代表着「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敗；而胖虎是「多動衝動症」，衝動、易怒，有暴力傾向。故事的鏈條常常這樣展開：家長們發現自己的孩子學習不如人意，還表現出種種「特異」之處，家庭內的糾正以失敗告終，他們焦急地帶着孩子來看醫生，有時也就收穫一個名叫「多動症」的症候，這讓他們確認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於生理的原因：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為孩子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受損。於是吃藥、治療，有的持續一兩年，每隔兩周就要到醫院複診，然後滿心期待孩子們康復。

但同濟醫院副主任醫師梅竹說，「小孩子的行為問題也好，情緒問題也好，背後很多就是關係的問題。」

在學習困難門診，「各種各樣的家庭都會在這裡展現。」有的家長一坐下，不允許孩子說話，先數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優點。有的家長讓孩子和醫生交流，自己坐在一邊玩手機。有時候，母親帶着小孩進門，父親就站在診室門外。醫生多次邀請，對方才勉勉強強進來。與醫生交流時，一些父親全程不說話，一些母親則全程搶話，父親沒說幾句，孩子剛說兩句，母親都會插嘴進來搶走主導權。

還有一個被帶來看病的孩子，家長告訴醫生，孩子上課分心、走神，回家做作業也磨磨唧唧，這不是典型的多動症嗎？但經過現場詢問和評估，醫生排除了這個可能。這些典型的「症狀」，是因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們認為更好的小學去，他不願意，但因為年齡小，無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擺爛」消極抵抗。

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親子間的隔膜，如果不及時干預，隨着年齡增長，情緒問題愈發嚴重，情況只會變得更棘手。周曉迅就說，那些來就診的大孩子，許多有焦慮抑鬱，或者自殘、自殺的傾向。那是情況惡化了的結果。

一位正處於青春期的女孩來到門診，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劃破的。晚上，女孩還會外出酗酒。有的男孩，則習慣了在外面打架鬥毆。

孩子的敏感往往超乎大人的想象。在學習困難門診，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緒的波動，一看到父母不開心，就變得緊張、焦慮。父母則容易忽略孩子的這種特質。家長眼裡，「孩子沒心沒肺，說他後，過會兒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診室門，孩子單獨留下時，便告訴醫生：「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長把全部問題推給了孩子，「孩子沒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鏡子，反映的是整個家庭的問題，」梅竹說，「絕對不單單是孩子一個人的治療。」

這也是醫院專門設置學習困難門診的原因。家長們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學習問題，學習困難引發親子矛盾，家庭戰爭由此爆發，傷害孩子，也傷害父母，惡性循環之下，不僅導致孩子們的心理問題、品行障礙，也成為一個家庭難以癒合的傷痕。

而所謂治療，在謹遵醫囑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場家庭療愈。

家庭戰場

大概是從女兒三四年級開始，綠杉薔的家庭生活變成一個戰場，上演着權力的壓制與反抗、怒吼和眼淚，甚至幾次提到過「死」。

觸發機制，有時是女兒筆下的一個錯字，同一個字，聽寫十遍、二十遍，這次少一個點，下次又多了一道橫；有時是一個數字，寫在草稿紙上是「7」，搬到習題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寫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

她衝着女兒大吼，有時候，咆哮聲響徹樓層。好幾次，綠杉薔被氣得手腳發麻，眼前發暈，倒在沙發上。

給安妮報考鋼琴三級，幾首曲子，反覆在同一個地方犯錯，糾錯、打手心，還是改不過來。綠杉薔徹底失控，跑過去打開位於23層樓的窗戶：「都不活了，咱們倆今天一起跳下去！」

而四年級女兒的反擊是，她衝進廚房拿起刀：「你知道我去幹什麼嗎？我要自殺！」

綠杉薔在黑板上寫下女兒的常錯生字和記不住的單詞，右邊的板子貼着學習計劃表圖源綠杉薔

夜裡，綠杉薔躺在臥室的床上，被絕望感包裹着。她想到即將面臨的「小升初」，想到未來一道道需要依靠學習翻越的險峰：以後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學，沒有好的工作，這孩子就完了。她也不明白，看起來那麼聰明的孩子，為什麼就是學不好？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學了心理學，考了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證，但仍然找不到答案。

女兒安妮曾短暫地承托起她的希望。在幼兒園的畢業典禮上，安妮和另一個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兒園裡的幾百個孩子，當晚會的男女主持人。小區裡有8個年紀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認為最優秀的。

上小學後，男孩一連拿下了校級、北京朝陽區的「三好學生」，安妮的成績卻掉到了班級中游。

在綠杉薔身邊，成功教育案例比比皆是。她親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兒慢慢長大，考進了北京第四中學，當上北京的中考狀元，又在高考後，收到了北大的錄取通知書。

如果把孩子們放在同一個坐標系，在眾多上升曲線中，女兒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拋物線，隨着一起失控下墜的還有母親的人生。

親子關係最緊繃時，啪——，綠杉薔成了最先斷裂的那根線。她確診了抑鬱症。

「學習困難」四個字，在她的前半生從未出現過。綠杉薔自己在10歲左右就得過國際大獎。讀書向來不是多費勁的事情。從小到大，該拿的獎項都拿了個遍。畢業之後，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務員，一路升職為中層幹部。

但40歲這年，綠杉薔辭掉發展前景更好的領導崗位，換了一份市屬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四點下班，給了她足夠的時間監督女兒的學習。那時，綠杉薔仍認為安妮學習不好，只是「態度問題」。

「對我來說，人生在走下坡路。」綠杉薔說。失落感和怨氣沒有消失，成為日後親子矛盾的催化劑。

每天下午，綠杉薔掐着點下班，朋友間偶爾聚會，她也不敢參加。急匆匆趕回家，做好飯菜，就坐在安妮身邊死磕作業。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績好的家長，綠杉薔就追着問：「我們家孩子怎麼就這樣呢？」關係好點的朋友，都收過綠杉薔發來的卷子照片：「又考成這樣，你說到底為什麼呢？」

那時，綠杉薔還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鬱症，女兒安妮也逼近了危險的邊緣。

一天，女兒同桌的家長突然找到綠杉薔，告訴她，兩個孩子覺得上學沒意思，相約着跳樓自殺。

接受一個普通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醫院確診為注意缺陷型多動症。

安妮做過的韋氏智力測試，氣質類型為「難養型」圖源綠杉薔

據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編寫的《中國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防治指南》顯示，全國ADHD患兒大概有1461萬至1979萬人，就診率不足10%。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助理研究員王久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從2016-2020年，醫院診斷了601名多動症患兒，其中，有200個孩子合併有閱讀障礙。這家醫院，還是國內為數不多，能為閱讀障礙提供明確診斷的機構。

這意味着，絕大部分的多動症或者閱讀障礙的孩子，既無法適應學校的學習，也無法得到家長的理解，在當下的社會價值序列中，成了一個個小小的失敗者。

拿到診斷結果，綠杉薔感受到一種極強的解脫。孩子是個好孩子，問題也不在於自己教養不當，她只是病了。一些多動症孩子通過用藥恢復正常的案例，讓她感到振奮。中樞興奮劑類的藥物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選擇性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可以減輕精力過剩。但她也在醫生和部分家長那裡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藥之後效果並不明顯，反而產生了抗藥性。睡眠不好、食慾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考慮到安妮的症狀並不嚴重，綠杉薔暫時沒有讓孩子服藥。這位焦慮的母親又開始打聽其他的療法，包括食物療法、感統訓練、數字療法等等……市面上，這類機構的廣告隨處可見，收費動輒好幾萬。

所有與多動症相關的書，綠杉薔幾乎全找來讀過了一遍，「盼望着有一天藥到病除，孩子變成我期待的樣子。」她參加過多動症孩子的教育講座和工作坊，結識了專門研究多動症的博士，以及一位美國的教育專家。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問綠杉薔，如果孩子以後沒有明顯好轉，一直都是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到接納她嗎？綠杉薔在心裡憤憤回應：你沒這樣的孩子，當然說得輕巧。

去醫院時，綠杉薔偶遇了一對從山東來北京就診的母子，是被學校老師攆來的。孩子在地鐵上跟人搭話：「老師說我有病，不讓我上課了。」男孩七八歲，充滿活力，在醫院跑來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轉圈。中午，媽媽買來漢堡，孩子舉到綠杉薔嘴邊：「阿姨，你吃啊，這個不辣。」

晚上回家，綠杉薔在微信上告訴對方的母親，孩子非常招人喜歡。聽到轉述的誇獎，孩子有點意外地問媽媽：「阿姨也喜歡我這樣的孩子嗎？」

仿佛心被撞了一下，電話另一端的綠杉薔心疼了起來。

在懷上安妮之前，綠杉薔和丈夫最喜歡看宮崎駿的動畫片，裡面的小女孩，個個活潑可愛。夫妻倆許願，將來一定也要生個波妞那樣的女兒。

不久前，兩人想起這件事，才忽然意識到，老天已經賜給他們這樣的一個女兒。安妮陽光、真誠，一點也不嬌氣。在班裡人緣很好，每天都生氣勃勃。

「我們怎麼又貪心了，」丈夫說，「當時我們並沒有求一個學習好、在學校表現乖巧的孩子。」

在學習困難門診，治療開始前，梅竹會跟家長達成治療共識——不在於分數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狀，更需要關注孩子的行為和情緒管理，以及與家庭成員、老師和同學的相處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這裡，醫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說，「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樣，孩子動了你（家長）勢必也要動，才能建立一個新的平衡。」

但接受一個普通的孩子，就像一場漫長的自我鬥爭。安妮升上五年級不久，拿回了數學第一單元測試的試卷，上面寫着刺眼的數字——76分。綠杉薔提醒自己：深呼吸，淡定。她沒有責罵安妮，也沒有像以往那樣搬來一堆習題。

但情緒還是會反覆。有一次，安妮寫一篇作文，用了兩個小時，抄了三遍，照舊出現了三個錯別字。綠杉薔又開始變得狂躁，脫口而出：「我真是後悔生了你。」

安妮像頭受傷的小獸竄回房間。綠杉薔的反覆無常給她帶來了另一重傷害。安妮哭着質問：「你到底有多少個面孔？」「為什麼你有時候對我那麼好，還給我做水果，還摸我的頭，轉過頭就說你後悔生了我。」

主流社會裡，不正常的人？

安妮確診多動症後，綠杉薔開通了一個公眾號，記錄女兒的治療過程，由此建立起與四五千個多動症家庭的連接。

她結識了許多受苦其中的家長，其中許多是母親。來自濟南的一位媽媽全職帶娃，孩子患上多動症後，丈夫怪她，連個孩子也教育不好。每隔兩三天，她就會接到老師的投訴電話，現在，她一聽見來電鈴聲就想哭。

住在北京大興的一對夫妻，在孩子確診後離了婚。媽媽患上嚴重的抑鬱症，把小孩帶在身邊，住在孩子的姥爺家裡。老人搞不清多動症，也不了解抑鬱症，難以忍受「不正常」的母子，天天在家發脾氣。

一位多動症家長與綠杉薔的聊天記錄圖源綠杉薔

痛苦之中，家長們帶孩子看病，給孩子吃藥，祈求自己的孩子能變得正常。但慢慢地，一種「逆反」也在某些家長心中產生，自己和孩子都那麼痛苦，真的只是因為一種病一種缺陷嗎？

大概對應試的狂熱，對成績的焦慮以及相伴隨的對孩子的高壓，是整個東亞社會的共同特徵。在《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一書中，一位中國台灣社會學博士寫下自己的觀察：「就是在一個過度將學業成績表現等於能力的社會體制中，孩子學業成績不佳，才會被視為功能減損，或是才會引發他人負面的反應，致使孩子遭致挫折。」

在醫院時，綠杉薔遇到一位給孩子取藥的父親。吐槽完孩子的成績和在學校的表現，又流露出溫情：「咱們這種孩子，還自我感覺特好，每天倍兒樂呵！」

如果沒有學習生活，多動症孩子或許是最快活的一群人。在很多家長的描述中，快樂仿佛是這類孩子的某種天賦。一位媽媽形容7歲的女兒，像一隻快樂小鳥，每天自娛自樂，時而哈哈大笑，一家人都會被她的情緒感染。

網名叫「A娃洛爹」的父親在網上寫下飛鳥與魚的比喻：兒子是一條快樂的魚，卻被要求和一群小鳥比賽飛翔，不飛就會被看不起。家裡沒礦，無法打破世界的規則，只能給小魚吃藥，讓他扭扭捏捏學飛。

可能難解的問題是，是學習，而不是快樂，是孩子們童年的「正經事」。

「現在這個社會，真的太卷，太『變態』了。」曾是學霸的綠杉薔也連連感慨。安妮六年級時，期末考試滿分700分，她考了650多分，每科平均分在90分以上。但在班裡排到了20多名，跌到全年級100名以外。綠杉薔承認，就算把當年的自己放到現在，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女兒好。

《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中的《我國中小學生自殺問題的現狀分析》寫到，導致中小學生自殺的原因，家庭矛盾共占比33%，居於首位，緊接着是學業壓力，占比26%。但報告認為，相當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衝突根源也是學業壓力，考慮間接作用，學業壓力才是首要原因。

綠杉薔嘗試「躺平」，放過孩子，也放過自己，作為母親內心僵固的角落開始鬆動。她參加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開展的正念教養八周課程。這一次，干預的對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這是一個旨在「改善父母情緒問題及無益處教養行為」的課程。課程主題上寫着：「我們能否暫時去掉對孩子的種種標籤，全然觀察他真實的樣子？」

在那次發火過後，綠杉薔預約了心理醫生，排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她突然發現，自己好久都沒有大笑過了，連笑的感覺都很陌生。

心理諮詢起了作用。去年元旦，綠杉薔陪讀三天，居然沒發過一次脾氣。安妮的爸爸也發現了妻子的變化，晚飯時，他對妻子說，感謝你這三天沒有發火，這個假期過得很愉快。

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兒給綠杉薔看手機里的微信聊天記錄。

那是一張血淋淋的照片。是一個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紙刀劃下的一道道傷口。手臂的主人屬於小區里另一個女孩子。不久之前，她剛考上北京二環內一所很好的初中。毫無疑問，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範，但手上的每道傷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殘酷代價。

像綠杉薔這樣的父母不得不問自己，到底是「不會學習」的病，還是僵化的教育體制、單一的價值評價體系，才導致那麼多的焦慮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一位華人媽媽Mana向我們展示了這種可能。她帶着患有多動症的兒子在澳洲生活。

孩子剛確診時，Mana也曾焦慮過。她從小在國內長大，在澳洲接觸最多的，也是當地的華人圈子。身在海外，他們仍是最熱衷雞娃教育的一群人：補課、上強化班、進入「精英中學」，考上一流大學。就連國內的外婆也會時不時發來老姐妹們的孫輩視頻，誰家的孩子考了鋼琴幾級，今天背了多少三字經，明天又學了幾首唐詩。直到學習障礙的出現打破了大人們的幻想。

這位母親的幸運之處在於，她更少感受到來自家庭內部、學校，以及社會的壓力。Mana的丈夫本身也患有多動症，他勸說妻子，孩子只是性格跟別的孩子不一樣，應該接受孩子的不同。丈夫告訴Mana，小時候，他經常被老師投訴，「他上課不行」「他多動症」。媽媽從沒維護過他，反而幫着老師，在他心裡烙下異類的標籤，讓他從小就有着創傷記憶。

16歲，丈夫從國內搬到澳洲，在他成年，擁有選擇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棄大學的入學資格，他厭惡讀書，轉而選擇自己喜歡的技校學修車，打過幾年工，後來自己創業——意思是，即使無法成為世俗意義上的「優等生」，也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而在澳洲，還有一整個社會支持系統。在學校，老師們大多都經過專業培訓，知道怎麼幫助多動症孩子，作為在學校的觀察者，老師也會寫評定量表，幫助醫生診斷。情況嚴重的，學校還會專門為他們設置特殊班，每兩位老師帶六個學生。

多動症孩子容易在長期的負面評價中，積累挫敗感和低自信。但Mana的兒子在學校里，幾乎每個學期都能拿獎。除了學習，學校還會設置一些關於品行的獎項，比如有責任感，或者願意助人為樂。

孩子在學校獲得的獎狀圖源Mana

但在國內，就算是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對多動症有足夠了解的老師也並不多。

上初一後，安妮的數學成績常低於班級平均分。答題漏步驟，卷面也不夠乾淨。這是一所唯分數論的中學，數學老師當着全班的面批評她，「無藥可救」。在安妮拿回家的卷子上，綠杉薔都能感受到老師的煩躁。上面打着碩大的「X」，連紙張也被劃破。

狀況嚴重一些的孩子，如果破壞課堂秩序，就算能避免被老師勸退，也遭不住其他家長的投訴，甚至可能會被班裡的孩子孤立。

綠杉薔並不埋怨老師。家裡有一個多動症孩子都會焦頭爛額，更別說在幾十個孩子聚集的班級里。「這不是老師的問題，是教育大環境的問題。」

而在澳洲的華人圈子裡，Mana發現，被視為天資聰穎、最擅長學習的華人孩子，在青春期出現崩潰、抑鬱的心理問題的，也不在少數。在當地人看來，很多華人家長的上名校的執念是難以理解的。

與學習困難抗爭了三年，如今，綠杉薔正在學着怎麼當一個甩手掌柜。這是應對女兒進入青春期而改變的策略。這個最叛逆的年齡，讓父母們如履薄冰。她決定把重心全部放在維護親子關係上。「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跟她做朋友，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

她慢慢相信，在醫院確診，不意味着孩子一輩子就「完了」，「不合適學習，肯定有適合的事。」綠杉薔所在的家長群里，幾個媽媽開始討論，孩子擅長做甜點，造型精緻，口味也很好，那麼長大了當個麵點師也不錯。喜歡插花和瑜伽的，未來能走的路又多了兩條。

這也讓綠杉薔想起，女兒安妮喜歡電子音樂，自己就會做大量筆記，啃英文原版電音雜誌，這讓她的英語PET考試一次通過；她愛打籃球，入選過校女籃隊，代表學校拿到過北京市朝陽區冠軍……綠杉薔想，無論哪一項成為她日後的職業選擇，能讓她安身立命，或許也不錯。

如今，女兒寫不完作業的晚上，綠杉薔不再執着於熬夜完成，而是和丈夫一起慫恿她休息一會，或者出去轉轉。

周末的時候，其他孩子都在學習，安妮卻總被爸爸拉着出去騎自行車，或者坐在綠杉薔的小電動車後面兜風。女孩喜歡戴着耳機聽歌，或者跟媽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學校里發生了什麼，最近又喜歡哪些歌星。

綠杉薔的手機歌單里，有一首齊豫的《女人與小孩》。是她懷孕時最喜歡單曲循環的一首歌。當初那個年輕的媽媽，小心翼翼捧着隆起的腹部，發誓要給孩子最好的愛。她很久沒聽過這首歌，但歌詞記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這個小孩是不是一個禮物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再原地踏步陪他長大給他很多很多的愛讓他擁有自己的靈魂和夢因為一個小孩是一個神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