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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深度多元主義（deep pluralism）是一個關於全球社會結構的概念，也是對全球趨勢的經驗性反映和預測。全球社會指的是英國學派意義上的一套主要制度，它不僅在國家間運作，而且超越了國家，在跨國場域和人際場域運作。全球社會的本質和特點是權力、財富、文化、政治權威在一個具有高互動能力和強相互依存性的體系中分散分布。深度多元主義這一概念對於理解中國外交政策具有經驗和規範雙重價值。從經驗上看，這一概念使人們得以看到中國在其現代史時段一直是深度多元主義的關鍵推動者，這是中國對現代國際關係的主要貢獻之一。從規範上看，這一概念指出了共識性和爭奪性這兩種深度多元主義之間競爭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在這場競爭中可以發揮的關鍵作用。
作者考察了作為全球社會新興結構的深度多元主義，以及可能存在的共識和爭議。第二部分探討了自1949年以來中國如何成為深度多元主義的主要推動者。中國通過有意識的政策選擇塑造了深度多元主義，這不僅體現在視自己為國際行為體的自我定義上，也體現在其反霸權主義、與第三世界的團結以及亞洲地區主義之中。第三部分探討了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如何繼續以有利於自身利益以及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的方式塑造深度多元主義。
巴里·布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張鋒，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長聘教授。
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贊(Barry Buzan)提出了深度多元主義的概念，並指出深度多元主義可以以兩種方式展開——共識性多元主義和爭奪性多元主義。爭奪性多元主義指對深度多元主義的物質和觀念現實的實質性抵制，具體表現包括前超級大國（如美國）拒絕放棄特權，大國互相拒絕承認對方的地位，彼此視對方為對手或敵人，它們還將多樣性視為一個問題。
共識性多元主義意味着全球社會的主要參與者不僅能夠包容深度多元主義的物質、文化、意識形態和行為體類型上的差異，而且還表示尊重並將它們視為對多樣性的表達。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歷史的自然遺產，就像生物多樣性一樣，是人類共存的基礎。這種理解的出現是兩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和政治霸權逐漸消失，以及現代性向其他文化不斷擴散的自然結果。
除此之外，人類在處理自身面臨的如流行病、氣候變化、核擴散、大規模移民、恐怖主義、生物技術和機器智能造成的影響等一系列共同命運問題時，主體間的共同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共識性多元主義的形成。共識性和爭奪性的深度多元主義之間的區別在於，人類對這些共同威脅的反應在多大程度上是協調合作而非碎片化和衝突的。
深度多元主義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所謂的美國單極化的短暫全盛期逐漸崩潰的特定歷史環境下展開的。在此期間，自由主義秩序過度擴張。然而，事實證明自由主義和民主會隨資本主義發展移植到各地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西方的民粹主義者想阻止經濟全球化，並以更有力的形式劃分國內和國際的界限。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經濟民族主義重新開始盛行。
此外，「新興經濟體」一詞也反映出更多國家和社會在增加財富、權力和權威方面取得了成功。隨着更多的國家從外圍轉向中心以及多種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的產生，多元主義變得更加廣泛和深入。進而，當代的現代性全貌開始變得具體，因為它已經遠遠超出了創始它的精英階層，並在西方以外的社會中有效確立了自身地位。
目前，我們正在開始經歷深度多元主義。在結構邏輯和歷史環境的混合驅動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反映出深度多元主義的四個重要特徵，即超級大國的消退和反霸權主義的加強、大國的內向轉向、作為歷史遺留的後殖民主義仇恨以及地區主義的崛起。
深度多元主義是國家和人民通過珍視自己的文化獨特性發展起來的，當這種權利在相互承認和相互接受的平等基礎上擴展到其他國家和人民時，深度多元主義就成為一種共識。
深度多元化體現了全球社會結構的一般趨勢，但是我們不能把它誤解為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威脅，各國需要對它做出合理反應。若如現實主義者那般將深度多元主義預設為一種險惡的國際環境並以權力最大化的方式保護自己，會造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把深度多元主義推向爭奪性的形式，而若將深度多元主義理解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建構，則可以更好的發揮其概念效用和實踐效用。
目前，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種社會建構，並需要更有意識地繼續進行塑造。深度多元主義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其經驗性貢獻在於能夠幫助我們看到現代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推進深度多元主義的積極作用，而其規範性貢獻在於揭示了共識性和爭奪性的深度多元主義之間的爭論，以及對中國而言為何促進共識性深度多元主義那麼重要。
雖然深度多元主義體現了強大的結構性力量，但是它仍為能動性留下了很大空間。為了國際和平與發展目標，尤其在建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方面，中國必須基於「體系利益觀」來促進共識性的深度多元主義。
當前，中國關於深度多元主義的想法體現在廣泛使用的「中國特色」一詞中。「中國特色」一詞源於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計劃。從那時起，「中國特色」的概念就滲透到了國際關係的學術爭論和外交政策爭論中，並一直占據重要地位。正如崔順姬和巴里·布贊所言，中國長期以來的「中國特色」表明，中國希望保留獨特的文化和政治，以抵禦進攻性的自由普世主義的侵擾。
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確定當代中國促進深度多元主義的三個具體形式，即反霸權主義、與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對亞洲地區主義的促進。
從革命成功後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看出，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層面上傾向於採取某種形式的深度多元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自身和新興的全球社會。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塑造深度多元主義，使其有利於自身利益以及地區和全球社會的共同利益。鑑於目前主流的深度多元主義是爭奪性多元主義，中國最好的選擇是追求爭奪性多元主義和共識性多元主義的結合。
中國需遵循兩大原則：第一，在無法避免爭論的情況下儘可能地遏制爭論並做出改善，而在合作機會超出所爭論議題的情況下儘可能地積極爭取合作機會。第二，中國需要發展一種「體系利益觀」，即 「讓體系運轉」，以便圍繞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問題形成共識和共同體意識，使助長競爭和爭論的問題難以立足。
這些原則對中國的反霸權主義、與第三世界的團結以及促進亞洲地區主義而言具有明確政策含義，也在過去七十年裡對深度多元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未來，中國需繼續抵制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以可持續的方式支持「南方世界」(the Global South)的發展，使這些國家和人民能夠在財富、權力、文化和政治權威向非西方擴散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同時，中國必須使自己的地區政策更加連貫和一致。
深度多元主義描述了全球社會新出現的結構性趨勢，其中權力、財富、文化和政治權威在一個具有高度互動能力和強相互依賴的系統中分散分布。作者認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深度多元主義的演變。冷戰以來，中國一直堅持反霸權主義、支持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立場，這有助於削弱超級大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在冷戰期間與第三世界團結一致，在冷戰後追求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從而提高了「南方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支持亞洲的地區主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又採取具體措施支持東盟領導的地區合作，從而使地區主義成為深度多元主義的一個普遍特徵。
然而，中國在促進深度多元主義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尚未解決。共識性多元主義意味着全球社會的主要參與者不僅要包容深度多元主義的物質、文化、意識形態和行為體類型差異，還要尊重甚至重視它們作為多樣性的一種表達的價值。相比之下，爭奪性多元主義意味着存在對深度多元主義的物質和觀念現實的實質性抵制。歷史表明，中國有時明顯地朝着一個方向發展（如毛澤東時期更多表現為爭奪性多元主義，鄧小平時期更多表現為共識性多元主義），而有時，特別是在地區層面，則同時朝着兩個方向發展。
中國應當更進一步塑造共識性多元主義，使之既符合自身利益，又符合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為了實現國際和平與發展的目標，特別是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必須基於「體系利益觀」，促進共識性的深度多元主義。在亞洲地區，中國的地區政策與美國糾纏在一起，這要求中國在對美國的政策中改善爭奪性的深度多元主義，同時對其鄰國採取一致的安心戰略。★原文來源：Feng Zhang and Barry Buzan, 「The Relevance of Deep Pluralism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5, No.3, 2022, pp.24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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