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一座小城。一個不到一歲的嬰兒剛剛死在兒童醫院。

對於這座醫療條件有限、醫生水平不高的小城，這並不算什麼醫療事故。

只有一位年輕醫生感覺不太對勁。

他私下將同樣症狀患者的血液，送到莫斯科大醫院化驗。

這一送，就牽出更多病人。

先是第一批四個孩子，而後越來越多的孩子、成人確診。

這引起了高層重視。

這種美國的傳染病怎麼會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 《零號病人》，億萬同人字幕組，下同

傳染病專家、少校特工、資深記者，先後來到這所兒童醫院進行調查。可查到最後，掌握了事實的他們卻全都默契地上報謊言。

豆瓣8.7，最新出爐的俄劇。

生猛，悲情，無奈。

記錄了一場鮮為人知的，名為疾病的戰爭。

零號病人

Нулевой пациент

01

疾病的誕生

1988年，蘇聯。

在埃利斯塔的一所兒童醫院，一個不到一歲的嬰兒去世了。

基爾桑醫生很自責。

但更多是困惑。

明明自己整個手術過程零失誤，「他怎麼就這樣死了」。

緊接着，基爾桑發現化膿性膿毒症患者越來越多。

由於讀過外國醫學雜誌，了解一些艾滋病的臨床症狀，一個念頭在他腦海瘋狂滋生——

這些免疫力異常低下的孩子，可能得了艾滋病。

他把猜測說給院裡的資深醫生聽，後者直接笑出聲。

-這是感染了HIV病毒的症狀

-什麼？

艾滋病？

別逗了，2.5億蘇聯人不會得這種「美國病」。

小城市的人這麼想，大城市呢？

莫斯科，中央流行病學科研所。身為所里唯一的艾滋病研究專家，大岡在一名外國患者身上發現了HIV病毒抗體。

警覺的他一連問了許多問題：吸不吸毒？只有一個性伴侶嗎？有沒有高危性行為？

對方被他冒犯的猜測激怒了。

一一給出否定答案後。

揚言要去大使館投訴。

鑑於艾滋病有傳染性，大岡決定報警。

可女同事「體貼」地阻止了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2.5億蘇聯人都不會得這種「美國病」。

聽上去像玩笑對吧。

但這就是歷史真實的一貌。

據官方數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全世界共有1500萬艾滋病患者。

而在蘇聯。

記錄在案的病例全是外國人。

難道蘇聯真是被上帝眷顧的淨土？

上至衛生部部長，下至普通民眾，確實這麼想。

這種疾病是西方生活方式的產物

艾滋病啊，是吸毒、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副產品。

是墮落的證明。而蘇聯公民又是何等正直、正確、遵紀守法。

所以——

艾滋病在蘇聯根本沒有出現的可能性

甚至。

在衛生部部長看——

艾滋病極有可能誕生於五角大樓實驗室。

不排除是美國發起的生物戰。

相信科學的大岡當然聽不進這種鬼扯。

「白痴」，扭頭就走。

科學告訴他——

我們沒有艾滋病患者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們有

02

疾病的掩埋

儘管不被理解，大岡仍然在堅持研究艾滋病。

這天。

轉機來了。一名來自列寧格勒的醫生，說她那有個病人，怎麼治都治不好，症狀很像你說的那種病。

這是一個傷勢嚴重的退伍老兵。他先是發燒、失眠，接着腹瀉、皮疹，再後來淋巴細胞是正常的兩倍，直到被確診卡波西式肉瘤。

更可怕是。

老兵年輕時是個風流人物。

泰國工作時，就跟不少當地人發生過未採取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在紀律嚴明的蘇聯軍營，也有（性伴侶）。

整整24個。

大岡順藤摸瓜，找到軍營，可當請求看檔案，軍官暴怒。

我們這裡有男同、基佬、變態嗎？

注意對面一些士兵的表情。

——無法掩飾的心虛。

但心虛歸心虛，沒人站出來。

好在大岡聰明。

以「老戰友」身份打入內部後，終於得到那份檔案。

一挖不得了。

如今他們大多退役，足跡遍布天南海北。

大岡和團隊忙活很久，電話、登門、問診，驗血、排查各種潛在傳染目標後，結果出來，最最樂觀估計——

艾滋病患者，一百例左右。

大岡這邊如此。「小城鎮」基爾桑那邊就更嚴重了。先是4名孩子確診，後來越來越多的孩子和大人。這些患者中，有同性戀、婚外戀、嫖客……

一邊，是鐵證如山的科學事實。一邊，是信誓旦旦的理想主義。

流浪漢 癮君子 妓女 同性戀會感染

我們蘇聯沒有這些人

我們的生活方式不會滋生這些資本主義惡習

兩位醫生在這時終於懂了。

他們要面對的不止一場關於疾病的戰爭。

他們真正的對手，是謊言。

03

疾病的隱喻

「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為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

這是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的名言。

Sir原來不太理解。

但現在，越來越有體會。

《零號病人》改編自真實歷史。

該劇背景設定於1988年，蘇美冷戰期。

這漫畫我們都熟悉。

當時，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掰手腕。衛生領域，自然也是籌碼之一。

一個新的重疾誕生，如何闡釋、如何治療、政策是否有效、人民是否滿意，每一點，都是「子彈」。

「就如梅毒被視為羞恥的、粗俗的疾病；結核病（結核桿菌被發現之前），被解讀為一種偏執；艾滋病，因其特殊的傳播途徑，被視為對放縱的懲罰。」

眾所周知，艾滋病最先在美國爆發。

1981年，紐約和洛杉磯先後報告一些年輕的同性戀者去世。

隨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刊登了多例病人的病例報告，他們多患有卡波西式肉瘤、帶狀皰疹和淤血斑。

在去世時，這些人免疫力都遠遠低於正常人。

經由多國傳染病專家研究，這種由免疫缺損所帶來的一系列疾病的臨床狀態，被命名為「艾滋病」。蘇聯察覺到，這是個反擊美國的好機會。在克格勃無孔不入的宣傳策略下，艾滋病被賦予了疾病之外的意義。

之所以問世，是因為美國五角大樓陰暗的生物實驗。

之所以大規模流行，與美國拋棄道德觀念、無視社會文明的墮落文化息息相關。

謊言重複一千次、一萬次，就成了真理。

這種疾病是西方生活方式的產物

當然。

不全來自於自上而下的洗腦，相當一部分民眾，是主動擁抱謊言。

相信蘇聯不可能有這種病。

那隻要嫖客加錢，一切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馬上就安全了。

相信艾滋病就像鼠疫、黑死病，得了只能等死。

那放棄艾滋病人，也就迴避了良心和道德本該面對的譴責。

這種看似愚蠢至極的腦迴路，其實很好用——

道德上，將患者矮化。邏輯上，把錯誤歸咎給患者。

更重要是。

把艾滋病患者踢出正常的人類隊伍。那我們「正常人」當下沒有出路的痛苦，才可能得到暫時的安息。

一切就像《讓子彈飛》那句流傳頗廣的台詞。

在《讓子彈飛》，「麻子」和「牧之」是文字遊戲。「不願意」「更願意」和「特別願意」三者之間，是人們對所懷偏見從淺到深的執念。

△ 《讓子彈飛》，左 馬邦德（葛優 飾），右 張牧之（姜文 飾）

求真曲折而痛苦。

所以。求真反人性。

而承認自己錯誤，更是反人性。

放在病上。

「麻子」，本是一個事兒，指向一種疾病在人身上留下來的痕跡（或者天生就有）。

可它卻逐漸成為人的指代。

姓張就是張麻子，姓王就是王麻子。

△ 《讓子彈飛》，假張麻子（胡軍 飾）

所以人們在恐懼什麼？很大程度上不是恐懼疾病本身，而是恐懼疾病的隱喻，恐懼疾病所帶來的負面印象。

劇中，一名少女得了艾滋病，第一反應是怕。不是怕艾滋，是怕父親——「別告訴我的父親，他會殺了我」。因為深受疾病的隱喻影響的蘇聯人，早已把艾滋等同於墮落、放蕩。

比起艾滋。

未婚先同房是家族更不可接受的羞恥。

04

疾病的土壤

從這個角度說。

疾病，只是《零號病人》浮出水面的一角。

水面下的冰山，是一個社會病了。

劇中，你其實找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反派。

但所有人都難逃其咎。

按今天的認知，那些關於艾滋病的荒唐的定義，完全是不值一駁的笑話。

但還是那個問題。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相信？

愚蠢？

當然。

自私？

也有一部分原因。

但更沉重的現實是——

那些簡單可笑的騙局之所以能騙到你，往往在於我們主動上繳了追問、質疑的權利。

把話說得更直白點。

當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選擇沉默時，那留下的聲音，一定是謊言。

你敢想嗎——

全蘇聯，有條件檢測艾滋病的實驗室只有五個。三個在莫斯科，兩個在列寧格勒。

但。

沒有人覺得這空蕩蕩的現實有什麼不對。

另一面。

劇集一直在強調大岡和基爾桑這兩位醫生的為人。

他們崇尚理性、尊重科學，是為數不多對艾滋病有深刻認識，並願意全心全意為病人付出的好醫生。當他們發現，艾滋病在蘇聯的爆發，不單由於血液傳播、性傳播，而很可能是衛生部下發的免疫球蛋白攜帶了艾滋病病毒時。

他們撞到了真正的鐵板。

——那批藥迅速被衛生部給下令銷毀。

而下令的，正是大岡的父親老岡（衛生部副部長）。

他不敢再對那批藥物進行檢測。他怕死。更怕被定罪。

許多前輩勸兩位醫生算了吧。

理由多姿多彩。

但基爾桑表示，這種事我永遠明白不了。

大岡則生氣到要搧父親巴掌。

可當我們以為真相即將大白，反轉來了——小醫院出身的基爾桑出於現實考慮，還是選擇了沉默、消聲。而大岡，西裝革履，一臉正經地坐在攝影機前，他那麼順滑、自然地也開始了似曾相識的表演。

他說，此次艾滋病爆發的原因，是埃利斯塔兒童醫院的工作人員經常違反規範。

醫院工作人員使用未經消毒的注射器僅更換針頭

以他為榮的女友，關了電視轉身就走。像他曾經那樣憤怒。

「白痴」！

可大岡真的是白痴？

究竟是現在的大岡不懂事，還是以前的？

此時此刻。

再度回味老岡們對大岡那些耳熟能詳的規勸。

如果你想公告全國

我很擔心會開始另一種流行病

恐懼的流行病

一種奇妙的輪迴就此形成閉環。

從基爾桑到大岡，從大岡到老岡，沒有一個人有真正的惡意，他們就像一個個精妙的齒輪，無情緒地運轉着。

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在某種更高信念的驅動下，將一個個謊言，充滿善意地釘入人民的身體。

如你所見。《零號病人》不吝於展現疾病的隱喻、政治的複雜、人性的多面。但更深刻的一點在於——他毫不留情地演示了真相與謊言的鬥爭。

真相併不美好。

謊言也不一定長着邪惡的臉。

一切就像現實那個尾巴。

蘇聯對此次事件進行了長達十二年的調查，結果——

1989年開始調查75名兒童和4名成人在埃利斯塔兒童醫院感染艾滋病一事由於時效期滿於2001年停止調查未公布肇事者的名字

哦。

還沒完。

《零號病人》在結尾，還是給了觀眾一個小彩蛋。

2013年，莫斯科，老去的基爾桑接受記者採訪。

記者提到，已經成為院士的大岡，在研究結果中讓大眾相信，埃利斯塔之所以爆發艾滋病，是工作人員操作不當，而跟免疫球蛋白無關。

基爾桑打斷了記者——

深受痛感折磨的他認為。整個艾滋病事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一個人有勇氣站出來，去承擔責任。哪怕是在事後。

而他們這些當事人，只有一個訴求。相當簡單——

在Sir看。

《零號病人》這個結尾相當刻意。

——但Sir也相當喜歡。

它刻意在故事已有定案後，「畫蛇添足」地加上當事人的看法；刻意在使用早就落伍的黑白影像，企圖混淆歷史與當下的邊界。

甚至，刻意致敬了《殺人回憶》。

△ 上《殺人回憶》朴探員（宋康昊 飾）

但這正是Sir愛到不行的原因。

朴探員和基爾桑在這裡的凝視，像極了一支冷箭。

它穿越屏幕，刺向兇手，也刺向每一個看電影的我們。

你是否聽見遠方的哭聲。

你再仔細聽聽。

這哭聲到底來自遠方，還是胸口那顆還在跳，還有溫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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