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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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夏日，夜讀《南渡北歸》，依然讓我從心裡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裡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南渡北歸》，講的正是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描繪了抗日戰爭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多樣的命運和學術追求。

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這一年，毛 給中國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分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去了台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堅守國外的陣地。

回望歷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國工作？「李笑着說：我不太適合

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歷史的真實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 吳晗與胡適：師生的殊途——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1948年11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下，不要跟着國民黨亂跑找死。當時這邊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給來人以著名的三句話拒絕了，哪三句著名的話呢？這裡不說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證。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着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其實，沒有誰對誰錯，每條路都有他的不確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歷史環境，本文不以當時的事例映射當下，畢竟時代在進步，國家在發展，只想以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來警醒後人，對社會起到正面的引導作用。

1948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委託，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10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麼大一個知識分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面，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1957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台。

1962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台北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一時，台灣大慟，蔣介石為之親挽：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只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壯觀浩瀚，涌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台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49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要麼就留在大陸，要麼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台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台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台灣的老百姓從心裡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着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在同院的萬里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跨掉的袁震，當晚被只有10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凌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1956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主席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詳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1966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飈，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69年10月，吳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只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何以走到這一步？當時政治的原因我們不去談它，從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來進行討論，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依然只能靠別人恩賜而無法自己掌握。

—— 陳寅恪：誰的骨頭最硬 ——

陳寅恪，自早年起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長達13年，精通多種語言。陳先生讀書只為知識，不為學位。雖學富五車，卻無一張文憑。上世紀20年代中期，清華大學開辦國學研究所時，梁啓超向校長曹雲祥舉薦他。曹校長覺得陳寅恪無「名望」、無「博士」、無「著作」，是「三無學者」，梁啓超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清華不請，國外的大學就一定要請了。曹校長一聽，趕快聘請。35歲時，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一起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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