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國發院和騰訊新聞聯合策劃出品了「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並在騰訊新聞平台視頻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長期主義」為大主題，結合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時事熱點，對十一位教授一對一專訪，探尋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長期主義發展之道。本文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大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教育部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的全部專訪文字整理。
劉國恩教授
如何認知新冠病毒與新冠疫情
問：新冠疫情2020年全球爆發，已經持續兩年多。如今是奧密克戎毒株席捲全球，新的病毒變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對新冠疫情應該怎樣預期才比較科學？
劉國恩：奧密克戎新型變種病毒，與之前的病毒比較，是更嚴重還是變得不那麼嚴重？到現在雖不能定論，但如果從傳播速度、致死率、治癒率三個指標綜合判斷，奧密克戎的殺傷力的確在持續減輕。同時，奧密克戎病毒的傳播速度要快很多。
理論上講，病毒傳播快的前提是不能有太高的致死率，否則就會導致病毒無法依靠宿主大規模傳播下去，這是生物學的基本認知。病毒傳播得快的另外一個前提是它更為「狡猾」，隱形傳播程度更深。
從感染病例的致死率和治癒情況來看，到目前為止，最初流行奧密克戎的南非住院病例不高；英國和美國也是如此，相對之前新冠病毒的感染率確實在上升，但死亡率、住院率呈不斷下降趨勢。基於此，我傾向於認為奧密克戎病毒本身的毒性影響更輕。當然，未來也有可能發生不同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有病毒學家甚至認為，如果按照現在的傳播方式在各個國家流行，奧密克戎完全有可能把德爾塔病毒逐出人類。果真如此，奧密克戎就會成為這次新冠疫情對人類全球性衝擊的終結者，繼而演變為一種季節性的地方流行病。
問：是不是傳播力越強有可能殺傷率越弱？
劉國恩：這倒不是必然。有些病毒，比如1918年的流感病毒，它的傳播率很高，殺傷率也很大。根據新冠病毒不斷變異的數據來看，它應該越來越成為一種非摧毀性的病毒，尤其是它後期變異以後出現的情況，符合微生物進化和自然選擇的規律。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問：您是國家新冠疫情防控專家組的成員，也是其中唯一的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的角度如何看待疫情防控？
劉國恩：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的衝擊既是突發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毫無預兆地對社會經濟造成全面的大規模影響。人類在應對如此突發、大規模的危機時，初期的應急反應一般採用最古老、原始的辦法，即儘可能物理性的「切斷」病毒傳播的所有途徑。
「流行病」英文說法是epidemic disease，它也是communicable disease，從字面看，就是由人們的相互交流所感染的傳染性疾病。如果某個疾病是以人之間的接觸關係作為通道互相傳染，阻斷疾病傳播的最簡單辦法自然是切斷所有聯繫。這是最簡單粗暴的辦法，也常常是人們在對病毒認識的初期採取的應急辦法。
這種「休克式」應急療法，在快速阻斷病毒傳播的同時，大量社會經濟活動也被迫中斷。因此，現代社會採取這種方法所付出的代價要比古代大得多，因為今天社會經濟的重心不再是相對獨立的家庭自營，而是相互聯繫更為密切的現代服務業。農業規模相對狹小，可以各自在田間勞動，而現代服務業的全球互聯程度高，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市場交換和相互接觸。
隨着疫情的發展和我們對疫情病毒的認知加深，科學應對手段（疫苗、治療性藥物）也不斷提升，人類沒有理由不總結經驗、逐漸對簡單粗暴的方案完善、改進，從而進行代價更低、效果更好的精準防控。
經濟學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關於資源如何最佳配置，從而以最低的代價實現既定目標。我們在應對這場大規模的外來生物衝擊過程中，自然涉及大量資源的配置效率問題。到目前為止，儘管還沒有得到最終結論，但是我們看到，2021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新冠疫情的防控，其實已經逐漸從簡單粗暴的「一刀切」的全面管控走向更為「靶向」的防控模式，集中資源對高風險目標人群進行疫苗接種，定向核酸或抗原檢測，再根據結果進行有效追蹤或隔離，同時加強醫療資源針對重點風險人群的服務能力。
精準防控的重點在於：
集中資源對重點高風險人群進行更好地防控管理，這樣會使得我們獲益更多。如果我們把對全人群的抗疫資源用到高風險目標人群上，目標人群獲得的照顧和支持就更多，這不難理解。
低風險人群不必與高風險人群進行同樣嚴格的管控，從而使得他們不僅免於低效或不必要的干預措施，還可以繼續創造社會和生產價值，從而反過來為目標人群、高風險人群提供更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支持。
我們應該積極倡導對重點、高風險人群進行更高品質、更有效率的精準防控，保障低風險人群能夠堅持生產活動，創造財富，從而更好支持整體抗疫行動。新冠病毒的主要高風險目標人群一類是高齡老人，另一類是伴有基礎性慢病的人。針對這兩大高風險人群的抗疫，社會能否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條件和生活保障，不僅取決於財政目前有多少錢，更取決於廣大低風險的中青年人能否繼續創造經濟財富，從而為公共財政不斷貢獻力量。
如何比較新冠疫情衝擊與經濟危機的異同
問：人類歷史上經歷了很多金融危機或者經濟危機。和傳統的經濟危機相比，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危機，有什麼關鍵的不同之處？
劉國恩：兩者之間的差異性非常明顯。
首先，傳統的經濟危機大多都不是突髮式的，而是有相當長期的醞釀過程，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是主要致因，慢慢積累到了一個臨界點，最終暴發，形成經濟危機。這種危機一般是以總需求疲軟不足為常見的特徵，導致供給方應對疲軟的需求，不斷下調供給，這個過程通常比較緩慢。所以傳統經濟危機的表現不會像新冠疫情一樣，突然面臨災難性的全面經濟下行，往往是某些行業首先出問題，再傳導到其它行業，最終形成一個連環下跌的衰退過程。
其次，傳統經濟危機暴發前所積累的問題有長期性，來去都比較緩慢，影響也深遠，經濟的復甦需要更長時間，一般不是半年一年就可以復甦到危機前的狀態。無論是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沒能在一兩年內恢復到正常狀態。因為傳統經濟危機並非外力衝擊，而是源於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所以來得慢、去得也慢。
相比之下，疫情影響的來去相對都可能更快。由於是純粹的外來因素所致，而非經濟體系本身出問題，因此只要病毒傳播得以管控，社會經濟的復甦很快就能進行，供需甚至可能出現所謂報復性反彈。比如2003年的SARS，不到一年時間就來無蹤去無影。對於當下的新冠疫情，雖然目前還在好多國家流行，但是通過各國抗疫措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得以控制。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已大幅恢復了相對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事實上，中國從2020年第三季度就已開始經濟復甦，其他國家可能稍慢一點，但幾乎都在2021年出現全球性的經濟復甦。人類歷史上鮮有大型經濟危機是在一年內就開始普遍經濟復甦。
如何理解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問：您認為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主要影響是什麼？
劉國恩：2020年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短期代價大過一般傳統經濟危機，導致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倒退，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倒退5%。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很多次全球瘟疫的大爆發，包括十四世紀的黑死病等，窮國遭遇的影響程度都更大，而此次新冠危機對發達經濟體的損失似乎更大。
問：這和產業結構是不是有很大關係？因為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往往占國民經濟的70%-80%。
劉國恩：發達國家經濟遭到巨大衝擊，其服務業比重更大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此次新冠疫情對人類的衝擊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交流，現代服務業自然首當其衝。傳統的農業、工業活動對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程度要求更低，主要通過工具、機器完成主要經濟活動。對於現代服務業則不然，大多數情況下需要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關係才能完成交易，比如理髮、教育、醫療、娛樂、運輸、快遞等無不如此。
當然，不同地區的自然原因影響也不能忽視。全球很貧窮的地方，比如非洲國家，主要地處熱帶，其感染率、住院率、死亡率都相對較輕。為什麼是如此？可以排除的原因是貧窮國家的應對能力等人為條件更好。因此，自然原因的作用更有可能，其地處的熱帶對新冠病毒的存活和傳播不利，紫外線更強，而紫外線是新冠病毒的天敵。地理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也許能為此提供一些解釋。
總之，新冠疫情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影響非常巨大。
但如上所述，新冠疫情畢竟是外力影響，如果防控得當，就可能實現經濟的更快復甦。根據世行、IMF等世界專業權威機構的預測，繼2021年後，2022年全球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不過，因為2021年的復甦反彈提高了經濟增長基數，2022年的增長幅度可能減緩。
另外，這次新冠疫情帶給人類創新的一個重要啟示，即人與人之間的傳統服務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更好應用，實現非人工的遠程服務的發展空間也許很大。
當然，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應用並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比如遠程醫療服務，患者跟醫生不見面，診斷和治療方案的風險可能增加。遠程醫療喊了很多年，進展的步伐一直較慢。2019年之前，由於行政部門更多關注醫生與患者不見面的潛在風險，以及患者隱私保護等問題，遠程醫療、線上服務的推進一直比較謹慎緩慢。新冠疫情以後，遠程醫療對患者的潛在風險相對新冠病毒的風險退居次位，「兩害相權取其輕」，從而大幅促進了網上醫療和數字技術在2020年到2021年間的快速發展。美國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2020年到2021年的遠程醫療增長幅度高達45倍。
中國也是如此。相關研究發現，中國上市公司在疫情之後普遍對工作結構的安排進行了數字化取向的轉型調整。相對疫情前的2019年，2020年的同比增長顯示，在普通勞動崗位招聘大幅下降的同時，上市公司對高學歷、經驗豐富、數字技術強、能遠程辦公的用工需求不降反增。並且，疫情越嚴重的地方，這種工作結構調整的程度越大。
問：新技術的應用、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已經給經濟生活帶來深刻的影響，這是否可能使得人類的總體發展水平再上一個台階？
劉國恩：人類在服務業領域一直面臨勞動生產率提升相對緩慢的問題。長期以來，在可自動化程度相對更高的行業，新技術的應用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人員工資不斷上升，而產品價格越來越低。
與之相比，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產業所面臨的問題正好相反，這些行業很難通過自動化技術替代終端的勞動服務，比如理髮、音樂演奏、醫生看病等。同時，這些行業也面臨着繼續發展的需求，人員的工資也必須水漲船高。因此，在勞動生產率無法快速提高的情況下，這些行業提高工資的源泉只能來自於服務價格的不斷上升。
因此，受高工資吸引，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提高的那些行業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會不斷加入到服務領域，致使整體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整體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對此，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鮑莫爾提出了著名的「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用以刻畫上述經濟問題。
新冠疫情的發生，倒逼人類探索社會經濟如何拓展非接觸的物理空間，以保持持續發展。兩年多來，為了應對這個新挑戰，人類因此激發出來的技術創新彰顯了巨大潛力。比如，原本勞動密集型的醫療衛生服務業通過加速的數字技術應用，實現了遠程醫療的跨越式增長，這讓我們看到現代經濟有可能突破「鮑莫爾成本病」的約束，從而有望降低服務業不斷擴大對長期增長的下行影響。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與潛力
問：這兩年疫情期間，中國經濟整體的增長不錯，2020年是2.3%左右，2021年實現了8%的復甦增長。從結構上來看，三駕馬車之中：出口的表現特別好，投資表現也不錯，最疲軟的是消費。消費與服務業緊密相連，對於未來消費的發展，您怎麼看？
劉國恩：2019年之前，不少宏觀經濟學家已經很關注這個問題，就是消費在宏觀經濟里的比重相對過低，投資相應更高。消費占比過低不僅影響居民當下的經濟增長獲得感，也會影響未來的投資回報。所以，無論基於短期還是長期的影響，中國都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影響消費的收入分配結構，更好地促進增長和發展的良性關係。
從目前的數據看，我們能夠進行收入分配調整的空間不小。比較目前中國和OECD成員國的收入分配結構，OECD成員國大概每100元GDP能分配到民眾的可支配收入，平均達到60%以上，美國更是高達80%。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約72,447人民幣，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占比為44%。參照OECD成員國的平均數65%，我們仍有高達20個百分點的空間進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完善，從而更好促進居民消費和長期經濟增長。
如何理解醫療衛生的發展規律
問：根據您的研究，美國的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進一步提升，而醫療在服務業中的占比也一直在提升，這種趨勢是不是也會在中國出現？
劉國恩：自改革開放有系統的數據觀察以來，中國的增長結構其實一直這樣。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就3%左右，2020年達到7.2%，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從OECD成員國來看，這一比例在10%左右，當然他們之間也參差不齊，美國最高，接近18%。
如何理解這個趨勢的意義呢？我們不妨試問人類活着的根本追求是什麼？儘管這個問題可以從宗教、哲學等不同角度進行回答，但幸福可能是大家的共同追求。幸福有物質、精神、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因素，但幸福的根本前提是健康，即少病、長壽。
為了追求少病、長壽的健康，自然離不開醫療健康服務業。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大多數人活得明白，人類會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於有利於身體健康、延長壽命相關的產品與服務，從而促使醫療衛生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必然越來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理性配置資源的結果應該體現在上述增長結構的長期趨勢當中。
至於前述關於「鮑莫爾成本病」的擔憂，即伴隨醫療健康等勞動密集型服務產業的規模不斷擴大，能夠機器化、自動化的替代程度難以再大幅度提高，從而制約整體經濟的增長。果真如此，也無需憂懼，因為人們用降低的經濟增長換取了更為健康幸福的生活，也算是明智之舉。反之，如果為了追求更高的增長，使得幸福安康打了折扣，也許才是應當避免的本末倒置。
如何看待中國醫療改革的得失
問：醫療服務一直是社會熱門話題，比如每年的醫保藥物集采，都是大家很關注的事件。對於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您覺得真正難在哪裡？藥物集采、遠程醫療等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
劉國恩：「看病難、看病貴」，是多年來一直在講的老問題。2009年國務院醫改方案推進到今天，已經10餘年，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了不小的進步。
2019年之前，中國醫療保險制度包含三大保險計劃，第一個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2億多具有正式工作的城鎮職工人群，保費由所在企業和職工共同繳納，前者為主，這是福利水平最高的保險計劃。第二個是為沒有固定職業的城市居民提供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保費出自財政補貼和個人繳費，保障水平次於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第三是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覆蓋曾經最大規模的農村居民，繳費和保障水平最低。
隨着過去10多年的醫改，各地相繼把農村合作醫療與周邊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進行二軌合一，逐漸發展成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全國城鄉居民醫保的二軌合一制度在2019年全部完成，加上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構成了中國現今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值得強調的是，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從制度上終結了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從政治角度來看非常值得稱讚，消除了城鄉的身份歧視，意義非凡。農村居民只要繳納所在地城鎮居民同樣的醫療保費，就能享受同樣的醫療保障。
與此同時，數億農村居民過去因為各種原因，醫療可及性低，不少醫療需求並未得到滿足。加入城鄉居民醫保後，醫療服務需求和可及性很有可能得到系統性的提高。因此，城鄉醫保制度必然面臨比過去更大的籌資挑戰和支付壓力。如何通過深化醫保制度改革，既使城鄉居民的醫療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又能提高醫保制度支付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將是醫保制度建設所要面臨的長期要務。
長期以來，在中國居民的醫療服務需求當中，藥品使用一直是大頭，藥占比曾經高達一半以上的次均醫療費用。儘管近年有所下降，但相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比重，我們仍然處於高位。自2018年國家醫保局正式成立以來，促進藥品合理使用的改革成為重點工作之一，其中一大亮點是正式引入全國專家團隊的系統性評價機制，為國家醫保藥品目錄的年度調整提高更為科學、客觀的證據基礎。
我們知道，建立全民基本醫療保險就是為了給大眾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提高醫療服務可及性。如果為了控費而控費，降低必要的藥物使用，顯然不對。因此，醫保目錄必須開展更為科學的分析，包括引入藥物經濟學評價。2020和2021年，我作為藥物經濟學專家組組長，有幸參與了這項工作，對擬進醫保藥品目錄的藥品進行經濟學的綜合價值評估。
如何從藥物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國家醫保目錄談判
問：您提到的評估中的綜合價值，主要看哪些指標？究竟怎麼判斷某個藥物該不該進入醫保目錄？
劉國恩：這是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藥物經濟學的評估主要考察評估藥物與參照藥物的價值增量，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量。
1、健康收益（療效）。這方面最主要考察兩個指標。一般來說，大多疾病都有一些現行的臨床治療手段，包括藥物，所以我們會把擬評估的藥物與在同適應症的現有藥物進行比較分析，看它在提升病人的健康收益方面有多大改善，關鍵的結局指標歸結到對患者生命的延長，或生存質量的提高。比如一款新的腫瘤藥，可能在生存機會上相比現有藥物沒有多大的改善優勢，但能使癌症患者處於更好的身體狀態，包括自我行動、家庭活動，也包括疼痛、嘔吐、不適等副作用更小等，都是加分項。當然，如果能延長患者的壽命、提高生存率，則更好。
2、綜合成本。在實際的治療過程中，除了藥物使用，可能還會需要相關醫療服務的支持，包括輔助用藥、急救、住院、護理、康復等資源的使用，都會儘可能考慮進成本之中。有些藥物本身的費用也許很貴，比如某款針對罕見病的藥物，一年治療費高達70多萬元，大部分患者恐怕難以承受，即使納入醫保，其支付壓力也大。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計算應用此藥後，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其他相關醫療服務的使用，有些可能增加，有些可能減少，綜合起來才能更為科學地評估總量資源的成本。
基於綜合成本和健康收益，我們進一步評估參評藥品與現有藥物的綜合價值差異，最終給出是否進入醫保和推薦價格的意見。其中，一個關鍵參數是關於健康收益的經濟價值，這需要對療效的關鍵結局指標--質量調整生命年進行賦值，即給出一個質量調整生命年的「價格」。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推薦標準，一般情況下的質量調整生命年通常在各國人均收入1-3倍的區間。例如，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在7萬人民幣左右，如果取下限，一款新藥增加一個質量調整生命年，只要總成本不超過7萬人民幣，就具有「物有所值」的優勢，從而成為專家推薦進入醫保的重要依據。
經濟學家介入國家醫保藥物目錄調整更新的過程，其獨特之處就在於能夠基於真實世界數據，對評估藥物進行量化的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減小了利益相關方主觀意見的影響程度，應當有助於提高國家醫保藥品目錄遴選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每年國家藥品目錄的調整更新，不僅關係到國家、患者以及企業等多方利益，也涉及到滿足公眾短期需求和社會長期發展的複雜關係。如何能夠實現多方共贏，優化短期和長期目標的平衡關係，是堅持開展國家醫保藥品目錄科學評估的長期重任。
如何看待中國今後的改革與發展？
問：面向2022年及之後的中國和世界，您主要關心什麼問題？您最想推進哪方面的改革？
劉國恩：在2022年的當下，面向未來，我最大的期望是國家堅持過去四十多年以來使中國人都深受獲益的四個字——改革開放。因為改革開放，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國家發展，經濟規模躍升到全球第二；因為改革開放，才有如我這樣出生四川貧窮山村的孩子前往美國留學，並在美國北卡大學獲得終身教職後，還能返回祖國服務數年。自2006年全職到北大任教，至今又十七八年了，夢幻般的人生角色轉換，都離不開改革開放。因此，對於大多中國人而言，我想象不到還有什麼比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更健康的發展道路。
當然，在改革開放的路上，隨着國家體量的增加，中國在全球舞台的影響越來越舉足輕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要求可能更高，丈量中國的問題也會更嚴苛。對此，我們不該感到吃驚，而應該加強學習和培養在全球事務中的大國擔當角色。
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框架作為我們發展道路的基本取向和行動規範，必定有助於在全球化下為我們的繼續振興發展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和友好條件。
如何看待中國的大國角色
問：過去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逐漸強大起來之後，走過了韜光養晦的階段，對世界的影響力今非昔比。中國從傳統的人口大國，變成了真正的經濟大國、強國。中國未來需要什麼樣的大國定位和角色轉變？
劉國恩：目前中國已經是經濟大國，未來發展只要少些坎坷和折騰，經濟體量的繼續增長是大概率事件，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也會更快。與此同時，猶如人無完人一樣，任何國家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因此，大國的各種問題也自然會放得更大，面臨的批評和苛求必然越來越多。回顧歷史，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長期居於全球農耕經濟第一大國的地位。不過，因為農業文明的全球化程度過低，封建中國的內部問題並未在國際舞台暴露太多，更談不上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經驗積累。
今非昔比，當今世界處於加速信息化的互聯時代，全球化把各國全方位的發展全景拉得非常之近，相互行動越來越透明。作為快速崛起的大國，我們的一舉一動備受各國高度關注。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優化適應世界舞台主角的姿態和行動。
作為文明古國，我們具有不少自身的特色之處和比較優勢，也有不少借鑑和學習先進國家參與和主導世界事務的地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國如何應對他國的指點批評，大有學問。比如，當別人在公共場合挑剔你的國家問題之時，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態度：
一種是辯解，比如說「我們這個問題沒有你說的那麼嚴重」；或者反駁道「你們的問題比我們還嚴重」。但在國際舞台上，這種辯駁其實不太可取，不僅軟弱無力，反而成為被動的否定之否定。
另外一種態度可以完全不同，既不失大國禮儀，也更顯責任擔當，並可能贏得對方的理解甚至讚賞。針對上述指責，我們不妨這樣回應：「謝謝您指出我們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但是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這些發展過程中大家都可能面臨的問題。如果回看歷史，我們較之過去已經取得不小進步。我們還會繼續努力，更好解決包括你說的不少問題」。
其實，上述的明智應答並非紙上談兵，國家前領導人朱鎔基總理就曾在美國展示了「教科書」級的現實版本。在1999年4月訪美之際，他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回應有人提問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是極其敏感的問題，當時受到美國人的高度關注。朱鎔基總理的回答是：第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人權方面大有進步。第二，我們應以歷史觀點來看人權問題，人權是一種隨歷史演進的觀念。第三，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有改善的空間。中國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人民受歷史背景的影響，觀念根深蒂固。有關人權問題，我們願意聽聽你們的說法，也願意有對話管道。朱總理的客觀和智慧態度，面對複雜敏感問題，敢擔當、說真話，贏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評，也為中國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形象加了分。
整理：文展春 |編輯：王賢青、王志勤
特別鳴謝：《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視頻集特別鳴謝騰訊新聞及騰訊財經團隊，包括但不限於徐曇、張仲浩、郭昕妤、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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