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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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研究人員流動速度非常快，這也就導致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研究者離開之後，他們招來的學生怎麼辦？是隨着導師離開嗎，還是遠程指導，亦或者學生轉組？不管怎麼樣，學生總是受到影響最大的一方。

近日，Nature針對這個事情進行了調查，並給出了具體的建議，可供參考。

一位地球科學專業的學生說：「我不想在這裡，但我也無法出去。」她於2015年開始了她的博士課程，看不到結局是什麼。「我想找一個博士後，獲得我目前沒有的指導經驗，但我當前無法完成我的論文。」

在第一年，她從幾名研究生那裡得知，她的導師在一所新大學任職。她說，當她問他關於過渡的情況時，他向她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她要麼和他一起離開，要麼接受遠程指導。她正在和她的伴侶一起買了房子，所以她決定留下來，並接受遠程指導。現在，七年後，她仍在努力尋找完成論文和找到工作所需的支持，而她原本應該在兩年前就畢業了。

項目首席科學家（PI）在積極為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提供指導時，出於多種原因可以離開他們的機構。然後，學生必須弄清楚他們是否可以與PI一起離開，切換導師或過渡到遠程指導，或者設計另一種解決方案來完成學位。

▲Jennifer Polk是博士生的職業顧問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博士生職業顧問Jennifer Polk說：「我們希望PI能夠流動。但這一舉動對博士生的影響可能嚴重到他們無法完成學位，具體取決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根據Polk的說法，PI需要儘快告訴學生他們的計劃，並透明地說明學生的選擇是什麼。

Nature與初級研究人員、PI、職業顧問和院長討論了PI離開的影響，以及博士生和博士後可以做些什麼來減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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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的影響

Polk說：「PI在學生的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所以任何干擾PI職業的事情都會極大地干擾學生的職業生涯。」PI為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提供行政援助、研究支持、資金、技術知識和職業指導。因此，PI缺席或離開會讓博士生對自己未來感到不確定。

第二名博士生告訴Nature雜誌，在印度一家研究所開始博士課程三個月後，她的PI於2020年11月離開。這位要求匿名的學生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說，在聽到其他研究生關於她的PI計劃辭職的謠言後，她的PI向她保證，她不會出事。

由於壓力和不確定性，她說：「在那個月裡，我無法做任何富有成效的實質性工作。」然後在2021年1月，她研究所的另一位教授打電話來詢問她的研究進展。「那對我來說是個好時機。我有種感覺，有人在這裡，他知道我的存在，」她說。

現在，她在一位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教授以及她最初的導師——一位人類學家的共同指導下，朝着自己的學位邁進。她欣賞他們不同的觀點，感激他們能相處得很好，並坦率地指出自己的知識有限。「我們一起用Zoom交流。我從兩位導師身上都學到了很多，」她說。

當PI離開時，對博士生的資金支持可能會消失。例如，地球科學博士生從她的PI基金中獲得三年的資金保證，但當他更換機構時，資金就消失了。她說：「我三個月沒有工資，而且沒有提示。一旦他離開，我就沒有人求助了。從來沒有任何其他類型的資金計劃。」

為了支付賬單，她找了一份兼職工作，在系裡以外的地方做了一份教學工作。另一位PI讓她當了學生，並支付了她的部分工資，但這一資金來源已經枯竭，讓她不知道如何在經濟上支撐自己完成剩下的課程——估計還有5個月。

另一個挑戰是缺乏指導，這可能會推遲研究進展，並對職業前景產生負面影響。2019年，美國一家機構的一名行星地質學博士生在PI離開該國另一端工作時面臨挫折。當她的PI離開並建立實驗室時，出版截止日期被推遲了。「這真的很令人沮喪，」她說，並指出她等了幾個月才收到關於幾份投稿的反饋。「我想申請博士後，但我沒有文章，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即將提交或剛剛提交。我覺得它本可以在兩年前提交。」

Polk鼓勵初級研究人員對自己的專業需求保持自信，但承認這樣做不應該是他們的責任。她說：「他們不能單方面讓導師遵守他們的意願，但他們當然可以發送提醒電子郵件，」她補充說，對出版記錄感到不安不應該阻止人們申請工作。「招聘從來都不僅僅是候選人A的出版物比候選人B多。」

2

個性化路徑

一些PI離開可以產生更積極的結果，這取決於PI的新職位、他們與學生的關係以及學生的個人和職業目標。

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劍橋的製藥公司Alkermes的高級科學家Pinar Gurel說：「不要認為一種選擇會損害你的職業生涯。」Gurel於2014年在達特茅斯學院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於次年在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博士後研究。

在她的博士後兩年後，Gurel的PI，結構生物物理學家Gregory Alushin，決定去紐約市洛克菲勒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在決定離開之前，他告訴他的實驗室成員他的求職情況，並解釋了他為什麼要尋找新職位。Alushin說：「在不危及流程的情況下，儘早與員工進行清晰的溝通始終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Gregory Alushin離職後與他的實驗室成員建立了靈活的安排

在他接受洛克菲勒的職位後，他讓他的學生有機會參觀校園，並在年度務虛會上與系內的其他研究人員互動。Alushin說：「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被介紹給領域的好機會。」

與她的導師公開討論搬到紐約意味着什麼，以及為什麼在他的研究計劃方面這是一個好機會，這有助於Gurel了解為什麼Alushin決定離開，並為她未來的計劃提供了信息。最終，Gurel和Alushin達成了一種混合安排，她可以將時間分配給NIH和洛克菲勒。她說：「我會在周一早上坐火車，直接帶着手提箱去上班，然後和我的朋友或姐夫一起度過一周。」在博士後課程快結束時，她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紐約市，因為在那裡與PI一起工作更容易。Alushin甚至提出支付770公里往返的一些公共汽車和火車票。

▲Pinar Gurel在她的導師Alushin擔任新職位後想出了一個混合方案

Gurel說，這一妥協對她很有效，但只能在她和Alushin開誠布公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她補充說：「開放溝通和制定選項很重要，特別是對於年輕人來說，因為他們是該領域的新手。他們可能不知道全部選擇。」

Alushin曾希望他的實驗室成員能和他一起離開，但他願意找到更靈活的安排。他說：「他們將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優先事項做出決定，這些需求和優先事項可能並不總是與你的需求和優先事項相匹配，但我們試圖找到儘可能多的共同點。」「你想繼續你的研究計劃，但也想最大限度地減少與你合作的人的痛苦。」

3

繼續前進

Polk說，面對即將離任的導師，博士生和博士後可以採取措施加強他們的支持網絡，克服當前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學生認識到他們有權控制自己的職業和教育選擇。儘管這可能是一個有壓力的情況，但這個時期可能是反思和調整的重要時刻。」Polk建議，他們專注於個人價值觀和目標，並考慮他們成長的環境類型，這有助於激勵他們追求進步所需的資源。

例如，在PI離開期間無法使用實驗室設備時，這位行星地質學學生設計了一個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來繼續她的研究項目。她聯繫了她的本科生機構，那裡有一台機器，她可以用它來做研究。該機構很高興她能使用這台機器，並給了她一個負擔得起的價格。她的PI使用分配給學生的研究資金支付了費用。她說：「通過在本科機構更獨立地工作，我獲得了更多關於樣本和所用方法的了解，以及對數據分析和如何傳達結果的信心。「我能給出的最大建議就是專注於你的最終目標。真的很容易迷失在戲劇中......但歸根結底，你只需要完成並繼續你的生活。」

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副院長Theresa Rogers說：「學生不願意搖擺不定。」她指出PI對學生的固有優勢。但她說，有時學生需要為自己辯護，以確保他們獲得完成學位所需的幫助和支持。

▲副院長Theresa Rogers建議學生在課程開始時制定一份與PI溝通的清單

Rogers通過提醒學生，他們的院系和大學有責任幫助他們完成課程，從而幫助他們應對與PI的具有挑戰性的關係。她建議所有學生與PI一起查看溝通清單，並就如何應對困難向他們提供建議。如果需要，Rogers會介入，來幫助學生與他們當前的PI尋求解決方案，或者在極少數情況下，在大學為他們找到新的PI。

Rogers鼓勵學生在大學內外尋找導師和支持系統。她說：「當你進入一個項目時，找到一個由學生和教師組成的社區，這樣你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社區的一員，而不僅僅是與這個人聯繫在一起。」例如，當情況變得艱難時，委員會成員、系或大學以外的教職員工和其他研究生可以作為支持系統。「一旦你發現自己處於那個位置，去找你信任的人，無論是另一位委員會成員還是被指派負責審查研究生工作的人。」

擁有強大的支持網絡不僅對於幫助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在PI意外離開時走上前進的道路至關重要，而且對解決博士生和博士後指導方面的挑戰也至關重要。

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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