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公司里一位新人找到我。
他很沮喪地說，感到其他同事都不怎麼喜歡他，自己無論怎麼做，都覺得很難融入這個團隊。
坦白講，他是個很Nice的人。平日裡總是笑臉迎人，毫不吝嗇對別人的讚美。但是，我從沒聽他說過一個「不」字，也沒見他與任何人有過爭辯。
我告訴他，如果你試圖去取悅每個人，那最終你取悅不了任何人。不要當「好好先生」，嘗試做一個有原則的人。
跟他聊完之後，我忽然想起在講原則這件事上，江同志就是一個表率。
於是，我整理了一些材料，以供大家學習一個。
01
1943年，十七歲的江同志告別了故鄉揚州，來到南京讀大學。
當年南京中央大學電機系只招收了八名學生，每四人一個宿舍，江同志是室友中年齡最小的。在大家的初見印象中，他「完全是一個少年」。
原「國立中央大學」大禮堂。
這位少年卻很快顯示出不一般的「處世原則」。
有一天，一位室友的父親來學校探望。
這位室友是揚州同鄉，家裡比較有錢。室友的父親邀請江同志這位小老鄉，一起去吃頓好的。
可是，江同志竟然「禮貌地回絕了」，原因是其他兩位室友沒有得到邀請。
江同志大概不想因為客隨主便的傳統，就拋棄有福同享的原則。
在他的一再堅持下，室友的父親只好邀請所有室友一起赴宴。大家都美美地吃了一頓。
這件事讓室友童宗海印象深刻，他回憶說：「我很高興，因為他的固執，我才能一起去吃飯。」
儘管對江同志而言，這樣的做法或許會「得罪」長輩一下，結果卻是照顧了更多的人。
逐漸地，江同志成為他們中的「領頭人」。
02
一個人的領袖氣質，往往年少時就能展露出來。
既然是「領頭人」，那關鍵時刻就要有果斷的反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曠日持久的抗戰以中國的勝利告終。身處「淪陷區」的江同志和他的夥伴們，高興極了，覺得國家和個人都將迎來光明的前景。
然而不久，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國民黨政府發布《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宣布「淪陷區」大學生所修的學分無效，所有人都必須參加重考。
這件事的背景是，國民黨政府對「淪陷區」人民非但沒有同情，反而抱有深深的成見。歷史學家錢穆當時批評說：「及勝利回都，淪陷區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聲，甚囂塵上，使淪陷區人民心滋不安。」
學生們當然不干，策劃着如何去抗爭。
這時，室友童宗海卻滿心歡喜地搞到了一個「餿主意」：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學生，學分可以不被取消；只要大家都加入國民黨，事情就解決了。
誰知道江同志一聽，就勃然大怒。他怒斥道：
「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國民黨腐敗透頂，人人都能看透他們。你怎麼能加入這種黨？你真是個傻瓜！」
江同志言辭激烈的批評，讓童宗海「面紅耳赤」。
人不光要有菩薩低眉，更要有金剛怒目。
在要害問題上都不表明立場，隨波逐流，那很難想象，這些年輕的學生為了解決眼前難題，就作出了錯誤選擇，日後將會有怎樣的遭遇。
1923年落成的「中大」體育館，不知他們是否曾在這運動。
03
其實所謂的原則，說到底就是價值觀。
講原則的人，既要有成熟的價值觀，也要有捍衛價值觀的勇氣。如果認為自己是對的，那就應該據理力爭，不要怕得罪人了。
1950年代末，江同志在「一汽」做動力分廠廠長時，就幹了件「得罪人」的事。
這件事跟種地有關。
計劃經濟時代，廠長管企業的生產經營，也要管職工的吃喝拉撒。當時正逢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職工吃不飽飯，有的還得了浮腫病。
得到上級首肯後，江同志和分廠的同志們，在廠外開荒種地。他們兢兢業業地耕作勞動。幾個月時間，種的大白菜就長勢喜人，又肥又大。
眼看就要豐收在望，市府領導的卻打來電話，要求這些蔬菜由政府統一回收，再「賣」給職工。
這一出爾反爾的舉動，讓江同志很氣憤，跟領導在電話里就吵起來了：
「當初不是說好的嗎，誰種誰收，怎麼變卦了呢？如果你這樣弄的話，對職工們怎麼交代？
哪怕對方比自己級別高，但江同志還是撂了狠話：
「如果堅持這樣做的話，出了問題由你們負責。〞
「保衛大白菜」事件，讓職工很受感動。他們說，如果當時江同志在上級領導面前，不敢堅持原則，菜肯定被收走，職工們幾個月的心血就白費了。
這樣的領導，誰不信服呢？
所以，敢於捍衛原則，也是領導力的一部分。
04
看到這裡，有朋友或許會問：原則是怎麼樣建立的呢？
還是以江同志為例。在《他改變了中國》這本書里，有一段江澤慧同志的話，她說：
如果不理解有關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無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傳統、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
在我看來，江同志的價值觀便是由這三件事塑造的：家庭植入了傳統道德，文化培育了理性精神，而革命塑造了政治信仰。
這三個維度緊密相交，使得他在紛繁複雜的環境中，總能做出正確的抉擇。
當歷史進程來到1970年代中期，正是「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上海尤其如此。
那時，在北京擔任一機部外事局長的江同志回上海探親。
臨走時，忽然接到通知說，市革委會的人要來「送」他。這些人是王洪文的黨羽，明面上是送，暗地裡大約還有想「招攬」的意思。
江同志很討厭他們，對來送行的鄰居高同志說：
「誰要他們送？他們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來撈政治資本的。一會兒他們來了，你也別搭話，我一個人來對付他們。」
高同志回憶說：「江同志一個人不卑不亢地同他們周旋，我在一旁一聲也沒吭。」
在當時，其實有不少人稀里糊塗地上了「四人幫」的船，日後說都說不清楚。
如果沒有對原則的堅守，就會被眼前利益蒙蔽雙眼。尤其在大是大非上行差踏錯，迎來的可能是滅頂之災。
05
在私人生活中捍衛原則，只關係到個人命運；那在國際舞台上堅守原則，就關係到國家榮辱。
那是在1995年春天，「二戰」勝利50周年。眾多國家的領導人來到莫斯科，慶祝這個重要的時刻。
當年莫斯科紅場慶典視頻截圖。
那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是活動的東道主。江主席則代表中國出席。
在歡迎的晚宴上，發生了一段插曲。
只見美國的克林頓、法國的密特朗，甚至德國的總理科爾，都先後獲邀上台致辭。作為「二戰」戰勝國，中國人民的代表，江主席卻沒有被安排講話。
他感到不高興。怎麼能這樣呢？
經工作人員溝通後，主辦方非但沒有改變，還在幾位領導人講話後，撤走了台上的麥克風，準備表演節目。
如此一來，江主席也顧不得刻板的外交禮儀了。
在《為了世界更美好》這本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他走近葉利欽，直接用俄語說：「我希望代表中國講幾句話。」葉利欽當即回答：「我同意。」
只見麥克風被重新布置上舞台，江主席穩步走上台，說到：
我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所有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貢獻的國家和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中國政府和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和平、發展、繁榮的新世界而奮鬥。
話說得簡明扼要，又得體妥帖，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
我不知道那一天，堅決要求講話的江主席，會不會想起50多年前，堅持讓同鄉父親邀請全體室友吃飯的往事呢？
從南京的校園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這兩次突破「客隨主便」的禮儀，背後都體現了他對原則的倔強捍衛。
所不同的是，此時他已經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成長為一個成熟穩健的大國領袖了。
-完-
主要參考書目：
《他改變了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
《為了世界更美好》，世界知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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