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宋朝的驛站，除了運輸傳遞官方文書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為各路官員提供公務馬。不過，公務馬的使用規矩多多，不管是知州、府尹，還是憲司（主管司法的官員）、知縣，誰要是錯了規矩，挨幾頓板子還算運氣，弄不好吃上一年牢飯，也不是不可能。

據史料記載，按宋代朝廷的規矩，只有在去地方赴任、巡查審理重大案件、視察河堤海防、撫恤災民以及處理邊境事務等情形下，官員才可以使用公務馬，並憑朝廷簽發的「頭子」——公務馬使用憑證，到遞鋪借出馬匹。官員處理一般公務，能用上公務馬的機會微乎其微，至於辦私事，擅自使用公務馬，不但官員要受仗責，連私自出借馬匹的遞鋪首領乃至地方大員，都要承擔連帶責任。

宋真宗年間，廣州知州邵曄病重，他的兒子遠在湖北，心急如焚，荊湖北路轉運使梅詢於心不忍，擅自借了一匹公務馬給他，結果公務馬累死在途中。按說邵曄在當時是有名的好官，在廣州主持挖掘了南濠，使老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而深受愛戴，但一碼歸一碼，私自借用公務馬的邵公子還是受到了懲罰，而擅自出借馬匹的梅詢也被降職處理。

其實，官員就算是因處理緊急公務用上了公務馬，也不能隨心所欲。比如，騎馬不能隨便繞道探親訪友，繞道一里，打一百棍，每多繞道五里，多加一百棍，繞道的實在過分，吃兩年牢飯；攜帶的行李也不能超重，多一斤，打六十棍，每多十斤，加六十棍，行李過分超重，坐監一年。朝廷規定得這麼嚴，是為了防範官員借着乘公務馬的機會，夾帶私貨做生意。

公務馬用起來限制多多，好在朝廷還有一個人性化的做法，文官六品以上，可以發放「用馬補貼」——當時叫「馬芻粟」，六品以下，對不起，只好自己想辦法了。拿着這筆補貼，可以考慮自己養一匹馬，也可以去市面上租馬。

話說嶺南氣候炎熱，養馬成本不低，兜里特別有錢的，當然可以考慮養馬，但沒那麼有錢的官員，辦急事會考慮租馬，為瑣事出行，租條船就行了，畢竟廣州是水城，租船的費用要比租馬低多了。

官員租馬或租船——咱就統稱「打的」吧，在當時很平常。像王安石這樣的當朝宰相，在任時有朝廷提供的公務馬，退了休，一樣要「打的」。他老人家還捨不得租馬，而是租了一頭驢，騎着到處走。當然，王安石這麼做，並不只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倡行儒家士大夫節儉的美德，這麼做的朝廷大員也不只他一個。

既然朝廷大員都提倡「打的」，一般官員就更不怕「打的」沒面子啦。再說，到市面上租一匹馬，一天的花費不過一兩百文錢，比養馬划算多了，何樂而不為？

北宋年間的官員，出門騎馬、坐船是常事，轎子卻很少坐。按照儒家的民本思想，找人抬轎，那是「以人代畜」，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大多不屑為之，到了南宋年間，隨着商品經濟的發達，轎子才慢慢流行起來，市面上也出現了專門出租轎子的店鋪，不管是官員辦事，還是市井平民結婚辦喜事，只要出錢，都可以租一頂轎子來坐坐。

在宋代的廣州城，租房、租馬、租船，其實不算什麼新聞。更有意思的是，鍋碗瓢盆、珠寶首飾、衣服被褥都能租。假如你回到當年的廣州城，在城門口跟路人聊一聊今天流行的「共享經濟」，他們多半不會太驚訝，因為大宋廣州城裡什麼都可以租，算得上「共享經濟」的原始版。

發達的租賃業在惠及官員、商賈以及市井平民的同時，也給窮人帶去了一點點方便。有些人窮得叮噹響，連一件好衣裳都沒有，好在城裡還有店家提供衣服租賃，碰到一些非要穿光鮮衣服的場合，就去租一件來穿，總算能保住一個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