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兔主席 20220522

目 錄：

一、對新歐亞主義的一些特徵分析

二、新歐亞主義對中國的一些參考

三、中國針對新歐亞主義要注意的內容。

一、對新歐亞主義的一些特徵分析

1.俄羅斯「新歐亞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完全和共產主義沒有關係

新歐亞主義是俄羅斯傳統的「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一個「迭代發展」。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在文化、政治乃至文明上並不歸屬「西方」（主要指現在的西歐及北美），反而更多落在亞洲，要尋找和確立俄羅斯的文明身份，要依託於俄羅斯與亞洲的歷史聯繫——它是一個鏈接歐亞的文明體，並且是建立在這個文明體之上的政治體。新歐亞主義（Neo- Eurasianism）將歐亞主義做了一定的發展，在蘇聯解體後得到快速發展，目前更已發展成為主導俄羅斯外交、軍事、政治的主義與思想，甚至是某種政治意識形態。

新歐亞主義者們是大俄羅斯主義者，但又不僅止於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們見證了蘇聯成就與遺產（當時中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稱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為之感到驕傲，但又認為蘇聯的政治安排有很多硬傷和缺憾。他們希望復興現有的俄羅斯聯邦，將其帶到蘇聯之全盛時期，或者回到某個時期俄帝國的繁榮時期——當然這主要是從領土和地緣政治角度講的。雖然新歐亞主義們在經濟政策和理念上是偏「左翼」的——例如他們也批評資本主義，批評大企業及資本的無序擴張，批評英美主導的全球化——但他們的這種取態其實和當今歐洲大陸主流的極化政治沒有特別的本質區別，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因為蘇聯傳統，他們比歐洲的極右翼更能接受左翼政策。

Dugin本人當年就參加過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Front，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 「NBF」, 「Nazbols」）。我們在上個系列《「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說法國「極化」政治（無論極左和極右）可能在未來「合璧」，已經提到了這個可能性，即回歸100年前歐洲大陸的傳統。這裡，我們看看NBF/Nabols的黨旗，可以找找感覺，何為極化政治的「合璧」。

這裡面的中心，是鐮刀和斧頭。民族布爾什維克有兩個要件，一是民族主義，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請注意，這裡和正統譜系裡共產主義所要強調的國際主義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在現實宇宙里——包括廣大的東歐，包括那些加入蘇聯的「民族共和國」（例如烏克蘭），這種依託一個具體民族的主義更有市場，更能為普通人所接受和理解，因此也更具備動員力。實際上，如果沒有民族主義做基石，那麼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無法成就蘇聯，更無法在許多反帝反殖反霸的國家及民族獲得發展。

但Dugin在1998年就因政見不和退出Nazbols了。我們在上篇論及當代法國政治及上個世紀德國政治時，說過極化政治有左右「互轉」的問題。Dugin他們經歷的，其實就是在思想和主義的要件和基石里，把一些「左」的元素（例如階層）替換成右的元素。宗教、傳統，民族，都是典型的「右」的元素。

今天的新歐亞主義與蘇聯遺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只是繼承他們認為有用的政治要件。反過來，蘇聯也繼承了俄帝國的政治要件，這些政治體是一脈相承的。俄國的政治文明及歷史遠遠久於布爾什維克。所以，新歐亞主義絕不是人們傳統上理解的「共產主義」信奉者，也不會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被標籤為「社會主義者」——即便他們擁抱社會主義，大量採用與歐洲大陸一樣的左翼/極左翼經濟政策，也不會改變這一點，核心的區別在於，他們的政治理念並不是以社會主義本身為目標的，而是實現大俄國的復興，並且這種復興的導向有一定的「歷史狹隘性」——主要與地緣政治相關。

但要強調的是，他們的主義又不是簡單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如果把俄羅斯視為大俄羅斯/俄羅斯聯邦的一個子民族的話）。大概可以這麼理解：他們的小目標是確保俄羅斯民族在俄羅斯政治體裡面的絕對主導地位，維護俄羅斯聯邦現有的遺產；中目標是實現「基輔羅斯」三個東斯拉夫人後代民族的更高層次的政治統合；大目標是將原來蘇聯/俄羅斯帝國（「大俄羅斯」）里橫貫歐亞的各歷史民族與領土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聯結起來，構建一個「共同想象」、一個超民族的政治體或政治聯合，並實現對蘇聯或俄帝國的某種復興，最終對盎格魯-美利堅的政治文明及秩序提出挑戰。

這些目標都是歷史性的，而且地緣政治色彩濃厚。在這裡面，社會主義/左翼經濟政策的角色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終極目的。這與蘇聯時期是不一樣的，蘇聯領導人雖然也受到俄帝國歷史地緣政治思想的強烈影響，但還是「死硬」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他們認為，第一，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終極政治目標；第二，共產主義適用於全人類，使得他們具有一定的國際主義色彩，認為能不單純只考慮地球版圖上的俄羅斯，還要幫助其他國家。第三，過程中，民族主義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為了構建共同理想，可以讓渡一些更加「狹隘」、短期的民族主義利益——這就是歷史上俄國對烏克蘭共和國進行領土「讓渡」的安排（當然也是今日新歐亞主義不滿的主要原因）。但是，過程中，他們有沒有被俄帝國傳統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所影響呢？有沒有變形走樣呢？肯定是有的——畢竟蘇聯建立在俄國的歷史傳統根基上，擴張就是為了地緣政治安全。向周邊國家輸出革命、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建制，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與安全。

2.與中國的聯繫與區別

這一點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這裡順帶也說一下新歐亞主義和中國當代主導政治理念的區別：在中國，我們說「初心」和「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個敘事就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最初的理想。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大歷史里，去對標國際政治思想體系，可以發現，它從一開始就是具有比較強烈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色彩的，因為它是從一個民族或國家為根基出發的，以解放和復興一方國土的民族和傳統為最初訴求。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先進的舶來制度工具，在上個世紀初，縱觀及橫向比較各種主義（包括各類左翼主張後），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真正幫助解決中國問題。

在歐洲大陸里，共產主義是在一國之內的階級/階層鬥爭派生的，本身是左翼政治，和國家/民族復興無關。但推廣到其他國家和民族，就不一樣了，被認為是推翻舊社會、解放人民、確立民族與國家的政治地位、發展經濟社會等的手段。沒有這種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無法普及。所以，從國際歷史實踐來看，馬克思主義推廣到各個國家，始終會與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聯繫在一起的，始終要做「本地化」。其國際化的面目，往往是作為先進經驗出現的。而當它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有很好的結合的時候，往往就是最容易得到政治支持的時候。其實，這也是蘇聯為什麼會按照「民族國家」（各種基於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形式和輪廓去構建自己的政治聯合體（「蘇聯」）的原因。那時的領導人，譬如列寧，都能夠看到這一點。但這不妨礙在蘇聯及共產國際領導里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家都是意識形態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始終對那些與民族主義高度結合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保有懷疑態度。

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不同，在俄羅斯，共產主義已經不是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中國共產黨是沿襲政治傳承的，意識形態基礎從來沒有變化過。因此我們官方的意識形態、政治標識、指導的哲學思想，依然繼承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傳統，只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不斷地做了調整、修正（「本地化」、「歷史性飛躍」）。如果我們從大歷史角度看，這第一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能夠普及推廣的基礎；第二，在所有政治體——包括現在的美國、西歐、東歐、俄羅斯都可以找到呼應，成功的政治理念必須是各種要素的合理結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共識，引導歷史的發展脈絡。

我們反反覆覆提的一個觀點是，人類社會不同政治派別里許多價值觀其實是相通的，雖然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確會有分歧，但不是在所有議題上都非此即彼的。但在不了解具體的外界看來，觀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說，從當今歐美的角度看，會認為中國僅僅就是「共產主義」， 直接對標蘇聯，認為這是一種顛覆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制度，不僅是與西方主流格格不入的問題，而且可能復歸冷戰式的政治文明衝突，挑戰很大。但他們反而會認為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其思想理念很容易在歐美當代及歷史上找到對應、對位，並且這只是一種主要局限在地緣政治層面的力量。而且他們認為，新歐亞主義代表的其實是一種「過去」的意識形態，是回歸，但不是代表未來和未知；對他們來說，新歐亞主義更容易理解，確定性更強。所以，儘管「新歐亞主義」在挑戰西方維護的安全和秩序，但在西方眼裡，不構成意識形態層面的挑戰與威脅。

中國就不同了，西方認為，中國提出的不僅僅是地緣政治挑戰，更多的是核心政治價值、理念及秩序的挑戰。相比之下，地緣政治挑戰只是中國挑戰的一個具體「呈現」或「結果」，而且可以用軍事手段應對，但理念層面的挑戰就更讓人擔憂了。

這些均使得中國在向西方文明（包括英美及歐洲大陸）乃至日本及其他傳統社會介紹自己的政治價值、解釋自己的政治價值時，要面臨（比俄羅斯）更大的挑戰。

可以舉很多具體的例子。例如「家庭價值」（family value）——即主張一個社會需要維護一切與家庭相關的傳統價值，背後可以有許多的理念，包括道義和理念（認為家庭價值絕對正確與重要），也包括工具主義的（認為這是維護一個社會秩序、架構、穩定的基礎）。這種主張在西方屬於右翼政治的範疇，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新歐亞主義隸屬右翼政治，奉行傳統主義，當然也強調家庭價值，但他們的精神源泉是宗教：基督教/東正教，這就使得西方人比較容易相信和理解新歐亞主義真的在推崇家庭價值，對於西方右翼體系的人來說是個「加分項」——感覺「親和」了。但共產主義給人的刻板印象是主張超越家庭（甚至與家庭對立）的更大集體主義，並且始終是顛覆傳統價值的（例如主張無神論，弱化宗教），所以，如果被標籤為「共產主義者」，那麼就更難說服對方相信自己最注重的是家庭價值、主張將社會基本單位維護在「家庭」層面上。對方始終會對「共產主義者」的主張抱有懷疑，或打折扣。我們也可以想象，如果新歐亞主義採用「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標識，即便政治主張完全一樣，也會面臨無限更大的難度。

這是我們（中國）在與其他社會和文化的人溝通我們的政治價值時會遇到更多的誤解和阻力，面臨額外的溝通挑戰，需要更高的溝通技巧的一個場景。這樣的場景可以舉出無數。

請注意，筆者在這裡不做任何主觀的價值主張，只是客觀描述實際情況。

3.新歐亞主義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關係。

新歐亞主義說的就是橫跨歐亞，肯定超越具體民族，因此是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他們認為狹隘民族主義是對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更大政治共同體的一種威脅，一種瓦解力量。從舊文明帝國的視角、理念、範式來看，這很容易理解——過去的超級大國都是「帝國」制式的，「帝國」幾乎一定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當然這不是說在同一帝國里，不同的民族、「各色人等」就一定可以實現嚴格的平等。民族和種族差異是存在的。這是大型政治體的挑戰，而民族主義政治所要強調、依賴、動員的就是這種情緒。無論如何，過去的大帝國並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意識。現代意義的民族意識是西方在18~19世紀構建、想象出來的（Dugin本人亦積極引用西方對民族起源的政治社會歷史分析）。在一個有很多歷史民族和社群組成的大型政治體裡，如果不同地方的人都認為自己屬於某一個什麼「民族」，都想實現政治自決，都一定會希望尋求政治獨立。其唯一的結果，就是分化、瓦解之前形成的多民族政治體。此條，普京於2022年2月份承認頓巴斯兩個共和國獨立的講話里已清楚表達：他的邏輯是否定烏克蘭民族認同本身，認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缺乏「歷史基礎」，既沒有歷史文化根基，也沒有歷史政治根基。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是「小俄羅斯」，直白點說，他們認為烏克蘭這一「民族」是不存在的，是想象的結果，背後是政治操弄。和蘇聯不少布爾什維克革命初創者一樣，普京認為驅動烏克蘭運動的都是狹隘/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和新歐亞主義一樣，他們認為這種狹隘/極端的地方主義/民族主義意識，是西方（主要是美國和英國）試圖瓦解、分裂大俄羅斯民族的一種政治手段。和新歐亞主義者一樣，普京亦責備蘇聯建國領導們在民族問題上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做了歷史性的「讓步」，把歷史上被認為是俄羅斯的土地「撥」給了烏克蘭。但分析歷史也要實事求是，這些行為在歷史上都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回到當時，俄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等等，都認為共產主義可以也應當和民族主義有所結合，通過給予民族主義者/當地人們一些「好處」，發動他們動員起來參與到更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里。他們相信，最終各個民族是可以為更大的共同事業綁定在一起的。在列寧等建國者看來，民族主義是手段，共產主義才是目的。在1920年代，蘇維埃政權還很薄弱，如果沒有和民族主義的歷史合作，蘇聯也無法構建。

但很可惜，共產主義的事業沒有在蘇聯維持下來，最後還是民族主義占了歷史的上風。這再次呼應筆者上篇寫的政治左右翼互轉的問題《「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

不管如何，對今天的新歐亞主義者來說，無論是共產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好，客觀上看，在一百多年前那個歷史時點，都對「歷史的俄羅斯」（the historical Russia）起到了「分裂」作用，瓦解了俄羅斯的歷史疆域。俄羅斯領導人們深受這種思想影響。而這種想法現在可能也已經是俄羅斯的一種主流歷史價值觀。俄羅斯領導人希望做的，是去改變已經視為不可逆的東西（「戰後秩序」）。

而對中國的經驗是，回過頭看，要維繫一個跨民族的、多民族、超民族的大國，確實不能讓狹隘的、地方性的民族主義得到發展，尤其是不能讓地方/民族意識被「政治化」，為政治所利用，成為政治驅動力。

那麼哪些民族問題不易被政治化？——服飾、飲食、生活習俗這些都不易被政治化；

哪些民族問題容易被政治化？——自然是語言、宗教、歷史等。

說到這一點，和中國的視角和面臨的場景就比較相似了。當我們講「中華民族」的時候，講的是「五十六個民族」，而非單一的「漢民族」，漢民族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五十六個民族還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尋求一個更大的、共同的命運。地方民族意識的構建，必須有利於中華民族意識的構建，而不能成為對立面、挑戰面；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政治底線。

再和俄羅斯做橫向比較。漢民族在中華民族裡的地位，有一點像新歐亞主義里俄羅斯民族在大俄國的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力量、「牽頭」的力量，雖然不會公開這樣說，但這樣說也沒有必要，因為這就是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客觀。中原正統漢地，類似於俄國構想的「基輔羅斯」後裔共同體，區別之在於中國是一統的，中原漢地是中國的核心腹地，中原漢地延續下來的中華政治統緒「不絕如線」。而俄羅斯構想的基輔羅斯已然分裂為三個主權國家，只有俄羅斯一家在真正謀求繼承這一歷史正統（如果基輔羅斯的政治想象真的存在的話）。

但無論如何，中國和俄羅斯講的國家故事，都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概念，絕對不會把政治體的邊界設在某個特定民族的身上。一方面決然會壓抑漢民族的大民族主義，而非各種少數民族大量的優惠政策（類似於美國的「平權」安排affirmative action），一方面也會提防和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及地方意識——尤其那些容易被政治化的領域。而與我們立場180度相反的，就是西方（美國為首）所做的：想方設法去探索、挖掘、扶持基於民族和地方的分裂主義意識，鼓動其謀求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立，以這種張力、矛盾、衝突達到弱化和分裂我們國家的目的。

小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中國跟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是比較相似的，或者換個角度說，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主張。他們也能夠理解我們的主張。在這一條上，新歐亞主義又和歐洲及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因為：

——歐洲都是按照「民族國家」（nation-state）劃定邊界的，已經脫離了舊式的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封建國家形態。這些國家通過擴張，超出歷史疆域，一度構建了多民族帝國，但一來這些帝國不是真正意義的超民族帝國，而是構建在種族主義基礎上的殖民國家，二來在去殖運動下，歐洲國家的版圖大部被打回歷史原型（「民族國家」），與昔日帝國越來越遠。這一條也並不為歐洲大陸目前為數不少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所改變。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一個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但所不同的是，從全國層面看，美國的多民族是「混居」的，融通的，沒有舊大陸所有的這麼多複雜的歷史經緯，歷史民族、歷史領土、歷史邊界與疆域、歷史格局、歷史統序，歷史矛盾、歷史衝突、歷史傳承等。同一情況也適用於「五眼」裡面的另外「三眼」——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眼」國家裡，有「四眼」都是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他們不太能理解舊大陸的歷史帝國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這是俄羅斯/新歐亞主義和歐美的一個最主要的認知隔閡。前者是傳統帝國的延伸，後者要麼是高度細分的民族國家，要麼是後天生成的移民國家。但很遺憾，同一隔閡也適用於中國：我們也是多民族、跨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體——相比俄羅斯，我們並沒有「少」一個隔閡，而是「一個也不漏」。

不過話說回來，世界絕大部分其他國家都是多民族政治體，「民族國家」這一安排，主要是歐洲大陸的產物，也只在歐洲被發展至極致。所以，從民族、歷史、文明的角度講，那些經歷過複雜歷史經緯的傳統大國會比當代西方更加容易了解中國；在西方內部，舊世界（歐洲大陸）會比美國等移民國家更容易理解中國。

但美國是主導西方乃至世界政治價值理念的。我們回看西方內部，歐洲的國家按照民族的原則，被切割得越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每家力量都很小，只有加總在一起才能形成合力，發揮影響力。但因為數量多，他們又很難統籌起來。一總體統籌，搞歐盟，搞歐洲一體化，各國就會在議題上分化、分裂，並認為歐盟太官僚、不民主、不能反映各國的自主性、獨立性、主權等，結果是各國滋生極化政治，然後歐洲處於分裂態勢。

與此同時，美國則成為西方世界裡唯一一個超大型的多民族、超民族政治體，集合力量最強。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問題，即種族矛盾問題，以及因為族群分裂而無法推進社會主義的問題。但綜合國力是第一位的：這些都不妨礙美國對歐洲「降維打擊」。

也如筆者之前反覆討論的，由於美國的民族身份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構建的（自由、民主、美國憲法等），所以，他們很容易用政治意識形態（而非民族、文明）的角度去投射、理解其他國家，例如他們認為蘇聯不是俄羅斯文明的某種延續，當代中國也不是中華文明和政治統序的延續，而是「共產主義陣營」。美國這種片面的、缺乏歷史維度的視角，會主導和影響其他英語國家、影響西歐，並進而輻射、影響到歐美所主導的政治生態圈及信息生態圈（在亞洲，包括日本、韓國等傳統國家）。

（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

俄烏危機：引入一些大歷史視角（一）

俄烏危機：引入一些大歷史視角（二）

俄烏危機：引入更多大歷史視角（三）

德國案例及十點小結——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視角（四）

烏克蘭的疆土——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五）

頓巴斯問題——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六）

光復「新俄羅斯」的夢想——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七）

基輔羅斯與俄烏分野——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八）

蒙古統治、歐亞主義及中美俄博弈——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九）

俄國收回「烏克蘭」及「戰後秩序」討論——俄烏危機下的大歷史（十）

短小的十一條：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視角

「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