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條新聞，很是憂慮，說是我國高等教育人口達到2.4億，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未來的年輕人，可能40%都是大學生，學歷貶值是大趨勢。
這麼多大學生，有足夠的崗位還好，如果沒有足夠的崗位，他們就會變成不得志的文人，但現實是，如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前幾天，國家統計局剛公布4月的經濟數據，說全國城鎮失業率上升到6.1%，其中16-24歲年輕人失業率為18.2%。這還是官方的數字，我們再來看看其他數據。
4月底，內蒙古教育廳在談到自治區就業情況時，說漏了嘴，透露截至4月17日，全國畢業生就業落實率為23.6%，也就是說春招結束時，四分之三的人沒有找到工作。
智聯招聘也進行了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只有46.7%的畢業生收到了offer，15.4%的應屆畢業生通過簽約找到了合適的工作。
可見，畢業生們找不到自己鍾意的工作，其實不是沒有工作，比如我們的製造業就很缺人，但大學生們絕不會去製造業，一是專業不對口，二是從認知上講，覺得去工廠是自降身份，一些服務業，如健身教練，外賣員，護工，他們也未必願意干。
在中國傳統觀念里，大學生是天之驕子，父母供你上大學，是為了讓孩子出人頭地，因此寧肯啃老，慢就業，不斷考研考公，也不能將就自己。
就算是那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薪資也遠不如預期，95後，00後，進入社會前幻想的是月薪過萬，不用996，有穩定的福利，可現實卻十分殘酷，智聯數據顯示，今年畢業生的平均簽約月薪只有6507元，低於2021年的7395元，大學生們小時候常被教導以後生活會越來越好，如今他們卻要接受生活可能變差的現實。
畢業生這麼多，又自視甚高，碰上疫情，找不到對口的工作，會發生什麼呢？我覺得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幾段話很經典。
應試教育的結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學習的唯一目的不是讓人為生活做好準備，而是只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樣的行當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
說到底，應試教育制度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這個群體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
勒龐還說：
儘管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麼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只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剩下的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賤的小秘書到教授和警察局長，有大量炫耀着文憑的人在圍攻各種政府部門的職位。商人想找到一個代替他處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難上加難，可是成千上萬的人卻在謀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納一地，就有幾千名男女教師失業，這些人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廠，只想從國家那兒討生計，而被選中的人數卻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麼目標。
不需要多說，大家自行理解。我們再看看歷史。
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就是一個不得志的文人
民國時期大學生之所以激進，很大程度在於找不到工作，1916年一份調查顯示，歸國留學生的失業率高達25%，國內培養的學生，只有20%能上大學，剩下的80%因為沒有大學學歷與政府公職無緣，由於當時中國的市場經濟不發達，大部分學生無事可做，只能參加革命。伊朗霍梅尼革命，大致也是這個道理，巴列維培養出大量的大學生，卻沒法給他們合適的崗位，他們只能投身伊斯蘭革命。
現代國家最大的風險，就是吸納不了自己培養出的高學歷人群。
旁邊還有一個國家跟我們類似，就是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也有着濃厚的科舉文化，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如今韓國的高等教育已經覆蓋大部分人口，但韓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接近30%。韓國和我們一樣，一邊是失業的大學生，一邊是缺人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韓國同樣面臨嚴重的供需失衡。
在美國，一個大學生去干體力勞動，完全沒問題，但在東亞，卻牽扯到觀念、地位和面子的問題。在東亞文化下，大學生只會去干體面的白領工作，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崗位往往十分有限。
韓國的前車之鑑，我們不能不吸取，合理的發展技術學校，削減大學數量和招生（二本大學可以大幅削減），廢除不合理的應試教育，應是我們的目標。
就當下看，當務之急是迅速地恢復經濟，疫情防控對這一代大學生的就業和心理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能做的，就是儘量縮短這段非正常時期，目前中央已經開始了穩經濟，我相信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壯大民營企業，問題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不管網上極左的風潮有多麼大，我們都必須意識到民營經濟解決了中國80%的就業，民營企業過不好，大學生更過不好。我在《疫情之下，大學生為何就業難》中提到，互聯網公司和體制內是解決大學生就業的兩大渠道，如果大型民營企業受損，就業壓力就會全部落到體制內，考慮到體制有限的吸納能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吸納就業刻不容緩。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要好。
現在的問題固然很多，但我相信，中國社會和年輕一代還是有解決問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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