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85歲的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賈雷德·戴蒙德，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能對人類社會與文明進行跨學科探究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啟發了比爾·蓋茨、尤瓦爾·赫拉利等一眾如今已成長為商界學界大牛的後輩。年初，賈雷德·戴蒙德教授「人類史」系列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昨日之前的世界》《劇變》等，由中信出版集團在2022年1月重磅推出新版。（友情提示，戴蒙德教授的《第三種黑猩猩》也正在路上了！）不少讀者從那時起就在留言中提出過這樣一個小小的「奢望」，想讓阿信把戴蒙德教授請出來，讓大家見見真人，和大家好好交流一下。4月21日晚7點，結合戴蒙德系列作品的全新版本，中信出版集團特邀賈雷德·戴蒙德教授與項飆教授以「人類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又將去向何處？」為題，來了一場跨洋對談，另外還特別請來了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邱昱擔任主持嘉賓。戴蒙德教授與項飆教授回望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腳步，探討現代社會所面對的危機，與書寫歷史、社會的意義。整場直播，知識密度很高，極為精彩，錯過了的朋友們也不必懊惱，以下，是阿信特地為你整理出的文字精華稿，有點長，絕對值得你收藏下來仔細品味。進入學術圈60餘載，賈雷德·戴蒙德憑藉自己的研究獲獎無數，至今仍保持着「全球唯一兩度榮獲英國科普圖書獎作家」的紀錄。《第三種黑猩猩》使他首獲英國科普圖書獎，其後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又獲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83歲又出版《劇變》……在一個碎片化表達成為趨勢的今天，他為何仍可以佳作不斷？以下，是賈雷德教授的回答。對我來說，我不覺得這是工作，我不覺得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相反，我感覺那是一種樂趣和興趣。從我3歲開始，當老師的母親就教我識字閱讀。在我3歲的時候就開始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列舉國家，列舉河流，列舉動物……我一直對語言感興趣。在前往世界各地工作的過程中，也對不同的族群產生興趣。因此，要問我為什麼要寫書，我寫書是因為這是我能做的最愉快、最有趣的事情。不過，我直到1987年我的雙胞胎兒子出生之後，才開始面向大眾寫書，那時我50歲。而在那之前，我其實一直都在實驗室里工作，已經是一名世界知名的膽囊生理學家。此外，我還研究新幾內亞的鳥類。那時，人們經常會談論世界將發生什麼，比如熱帶雨林將在2050年消失，2050年世界將面臨的問題。首次當上父親的我突然意識到，如果真能活到那一天，我都已經113歲了，但對我剛剛出生的孩子們來說，他們那時才是63歲，正值人生盛年。我認識到我兒子的未來，不取決於膽囊，不取決於新幾內亞鳥類，而是取決於世界的狀況，取決於對世界上不同民族為何有不同經歷的理解。因此，正是我兒子的出生促使我從膽囊生理學轉向研究歷史、地理、人類學和社會科學，並開始寫書。每本書通常需要耗費4到7年的時間來寫完，可是我卻每每發現，我的上一本書居然沒能涵蓋世界上所有有趣的事，因此不得不逼着我一本接一本地寫書……我最近的一本書是3年前的《劇變》，2019年出版的。我現在剛剛開始寫我的下一本新書，希望能在我90歲生日時面世。戴蒙德教授的回答，讓項飆教授非常感動，他認為，這對我們來說也具備一定的啟發意義。很明顯，他寫這些書不是為了狹義的學術目的。他寫這些書是為了解決我們所有人在這個關鍵時期面臨的一些根本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視野如此廣泛，正是因為這些問題是如此真實，如此根本，以至於不能由任何特定的狹義學科來解答。因此，這種驅動力比單純出於學術生涯考慮或狹義的科學好奇心要深得多，強大得多。我想這解釋了為什麼這些書有如此廣泛的吸引力。了解完了戴蒙德寫書的原因，直播接下來的主題就切入到了戴蒙德思想的主旨——關於人類整體的前景。在這之中，一個核心關鍵詞便是「全球化」。對此，戴蒙德教授有着自己的解釋。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已經改變了世界的規則。我這裡所說的全球化，不僅僅是交通運輸的全球化，還有全球性問題，即人們意識到整個世界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新的東西。一戰後，肺炎在全世界蔓延，但它傳播得很慢，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非常迅速。有史以來第一次，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認識到我們面臨一個全球性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但新冠疫情只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問題，最壞的情況是，新冠疫情將殺死世界上2%的人。因為新冠疫情的死亡率為2%，所以新冠疫情有可能會奪去1億5千萬人的生命。全球化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影響，我認為今天我們面臨着一種非常奇特的全球化狀況。第一，在技術層面，全球互聯程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第二，在意識形態或情感層面，世界不同地區對全球化存在深深的懷疑。第三，正如你所闡述的，對有意識的全球協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然而現在我們似乎面臨着某些矛盾。以前，至少在大約1500年當歐洲開始對外殖民或海外探索時，世界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但這主要是通過競爭、對抗、自我利益驅動的貿易和自發的移民實現的。之後我們經歷了戰爭，我們建立了聯合國，等等。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我們試圖建立一個世界社會，並設立特定的機制來保證一定的秩序感。但不知為何，我不知道戴蒙德教授是否同意，今天的情況與以前不同。首先，我們知道，基於競爭和自我利益驅動的貿易與交流的全球互聯互通，已陷入了死胡同。實際上，很多生產和貿易活動很可能會回歸本地，出於生態保護和可持續性方面的考量。其次，協調和合作變得更加重要。然而，我們看到它是缺乏基礎的，即便有所有這些國際機構，但我認為實際上它們現在都處於相當深的危機之中，除非我們能夠在未來幾年對聯合國進行重大改革，但我不知道具體如何實現這一點。因此，全球社會架構正處於困境，而人們對合作的需求實際上比以往更加迫切。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說現在是一個新的全球時代？這是一個新的全球化，而且是以多種方式實現的，以項飆教授提到的方式，還有通過移民實現的全球化。在中國，有考古證據表明，45萬年前的中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之間有一種聯繫。45萬年前的所謂的「北京人」的化石有一個特點，即頭部有一塊印加骨，這是一種獨特的頭骨連結方式，而今天的中國人也有。還有牙齒，中國北方的人，如果我把手指伸到我牙齒後面，能感覺到我的牙齒的後表面是向外凸出的。在中國，北方人如果把手指伸到牙齒後面，會感覺牙齒像鏟子一樣是凹陷的。但中國南方人的牙齒後表面則像歐洲人一樣，是向外凸出的。45萬年前的中國人也有那些像鏟子一樣的牙齒後表面。這表明中國人的基因延續已經超過45萬年。在美國，情況並非如此。今天的每一個美國人都是移民的後代。甚至本土的印第安人也是在13000年前移民過去的。在美國，以我個人的家族和我妻子的家族來舉例，我的父親出生在現在的歐洲國家摩爾多瓦。我妻子瑪麗的父母來自波蘭。他們在二戰之後三年來到美國。關於「全球化」，最近幾年，由於疫情帶來的封鎖與隔離，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有了非常多的討論。但在戴蒙德教授看來，比起疫情，世界還面臨嚴重得多的問題，特別是氣候變化。對此，戴蒙德和項飆進行了深刻探討。世界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消耗率，即我們美國人和歐洲人消耗水、電、金屬資源和食物的速度，是不可持續的。當前的世界已沒有足夠的資源，來供發達世界繼續消費。然而，美國和歐洲卻在告訴非洲、印度，只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過上美國人的生活。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世界沒有足夠的資源。如果印度和非洲人民達到同樣的消耗率，相當於要以當前的消耗率養活900億的人口。今天的世界連養活75億人都勉強。又將如何養活900億人？所有這些都說明，要想在2050年有一個穩定的世界，就不得不降低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消耗率。所以說，我認為，50年後的世界，如果想擁有一個幸福的未來，就要打造一個歐洲、中國、印度、非洲和美國之間生活水平和消耗水平更加平等的世界。如果不能實現公平，那麼我們就會面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一個全球性解決方案。沒有國家能夠阻止大氣中造成全球變暖的二氧化碳的流動。如果我們只專注於競爭，我們都將被毀。世界的未來取決於中國、美國、歐洲、印度和日本通力合作，合作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合作解決資源枯竭，合作解決不平等問題。對於世界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加協作，我一點也不樂觀。應對氣候變化的運動已經提上日程。我們能做什麼？我認為，「南方」的作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現代化的敘事確實給我們呈現了一個相當扭曲的畫面，即每個人都應該渴望擁有歐洲人或美國人那樣的生活方式。但我們知道，從歷史上看，這種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槍炮和病菌殖民之上的。它在道德上是大有問題的，在生態上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全球南方的任務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答案。我們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有過像甘地這樣的人物，我認為他是非常有創意的思想家，深有遠見。在當時的中國和日本，還有像章太炎、竹內好這樣的人，他們對所謂的西方工業文明展開過深刻的批評，並試圖想象以另一種方式來組織我們個人和公共生活。因此，對於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巨大任務來說，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發展全球南方的文化自信，呼籲像甘地這樣的人物站起來，宣布：你們擁有所有這些物質財富，但我們並不感興趣。我們的幸福感、獲得感和你們不同。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我想這可能聽起來很不友善，但恐怕這是一場必須從觀念層面開始進行的革命。接着是全球南方的體制問題。大國應該停止干涉全球南方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可能是一個起點。我們必須要有非常冷靜的頭腦。我認為未來幾年並不容易，我們需要進行一些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宣傳以及辯論。關於西方工業文明發展的輝煌歷史與資源消耗率、全球氣候變化的現實等問題的討論，也很自然地引出了一個問題，即，不同種類的概念、期望和現實之間的裂縫。所以，我們讀到歷史，究竟是一門客觀的科學，還是只是一種道德故事？項飆教授以戴蒙德的一系列著作為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賈雷德·戴蒙德是個了不起的先驅，是把我們的視野擴大到這樣一個全球性的、悠長歷史的範圍的一個榜樣。他的書是重要，重塑了公眾對我們自身存在的想象，對我們的過去和未來的想象。我認為歷史不能成為一門科學。因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人類的活動。除非是自然的進化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它是一部社會歷史，它就需要被定義為是誰的歷史。征服者的歷史和勝利者的歷史，不可能是受害者的歷史、戰敗者的歷史。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如果歷史不是一門科學，那麼對我來說，歷史是一個道德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可以賦權人們去理解他們所處的位置，並指導他們如何行動。根據目前的歷史敘述，鄭和的遠航錯失了機會，因為殖民化、擴張、發達的工業以及採掘原材料等，才被認為是歷史的推動力。但這是歷史的一個版本。如果你從拉丁美洲、非洲的人民，特別是像夏威夷或瑪雅帝國幾乎被滅絕的土著人和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歷史就是規則的歷史、野蠻的歷史。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擁有多樣的敘事呢？我想，我們可以給予那些不是歷史中心的人一種力量感和目的感。然後他們可以站出來說：這是我的理解，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再次強調賈雷德的書是如此重要，他提出所有這些問題，可能會引發其他敘事方式出現，並豐富我們對人類的理解。各民族之間存在着如此大的差異，它們不會呈現歷史的普遍教訓。可我看到了普遍歷史教訓的潛在可能。第一角度是，我在新幾內亞的工作。新幾內亞人表面上與美國人很不一樣，與中國人不一樣，與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一樣。新幾內亞人直到最近還在使用石制工具，而不是金屬工具。他們沒有政府，沒有文字，他們不斷地打仗，他們是食人族。儘管如此，在新幾內亞人和美國人之間仍然有共同的基本的人性特徵。這對我來說，意味着歷史的普遍性。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展示了千年以來主要帝國戰爭背後的一些普遍的信息：如果你不發出信號，對方就會對你的行為感到驚訝。這是歷史上的普遍教訓。所以我謹慎樂觀地認為，是的，我們可以把歷史發展成科學。在本場直播的最後，兩位學者針對當代年輕都非常頭疼的「寫作」這一課題，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議。寫作最重要的是必須有目的驅動，有溝通的欲望。所以我認為這對於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長大的年輕人來說可能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往往特別看重寫作，認為寫作是一場表演。你必須遵循一定的框架、一定的體裁、一定的公式，以證明你有能力駕馭某種寫作風格，那麼你是在為幽靈寫作，為權威寫作，而權威會批准你獲得任何你想要的獎勵。如果你這樣寫，就是沒有目的的寫作，那就不要再寫了。寫作是為了交流。因此，不要擔心形式，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擔心風格、表達形式等，因為最重要的是要傳達的信息，如果有信息，那麼風格，語言會水到渠成，想法也會得到有效傳遞，因為想法和觀點是現成的。如果你沒有信息，那麼你只是在寫作，如果你把寫作變成簡單的手藝，那麼沒有人會感興趣。正如當今的社交媒體時代，矯揉造作的同理和虛張聲勢的寫作已成為了普遍的趨勢。所以我想說的另一點是，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寫長篇文章和書有很多挑戰，因為人們或讀者可能沒有太多的耐心。但同時我們的讀者，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已有了如此戲劇性的提高，特別是在亞洲和全球南方，年輕人渴望，渴望新的想法、新的分析，渴望語言，以便他們可以使用來對自己的存在進行批判性思辨。因此，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機會，可以讓我們進行有文化深度的、與公眾相關的寫作，從而影響公眾的思想，促進社會變革。因為我是老一輩的人，我用一根0.9毫米的自動鉛筆寫作，我在寫作中不使用電腦，比較低科技。這是其一。其二是關於我的寫作內容，我寫的東西不是我的專長，我的專業是膽囊和新幾內亞鳥類。為了能寫作，我必須與很多人交談，我必須大量閱讀。我的寫作是一種合作的寫作方式，我從其他人那裡學習，我喜歡從其他人那裡學習。我發現人們都很慷慨地向我講解他們的專業。然後我寫成一個草稿，我把我的草稿寄給向我提供信息的人。他們糾正我草稿中的錯誤，結果是，我寫作中的錯誤，在作品發表之前被專家糾正了，而不是在發表之後被書評者糾正。然後關於寫作的第三個建議，是我從一位偉大的英國科學家鮑勃·梅那裡學到的技巧，我覺得非常有用。他的寫作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他寫的是他所謂的潦草塗鴉，他把所有的想法都寫在紙上。然後他開始給它們編號1、2、3、4。一旦他把他的想法組織好了，他就把那個潦草的草稿一行一行地重寫，把它變成文筆優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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