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按】9月29日，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法蘭西公學院（Le 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古希臘羅馬史研究專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逝世，終年92歲。《人如何書寫歷史》是他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對歷史的本質與目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福柯所引起的史學革命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我們特摘編《人如何書寫歷史》一書中部分章節，以幫助讀者了解保羅·韋納及其史學思想。

既然所有人都知道福柯的名字，完全不需要一個長篇的導入。最好立即進入具體的例子，以便顯示福柯的方法的現實用處，並且努力驅散我們可能不無道理地對這位哲學家抱有的成見：福柯使某種逃避人類活動和歷史解釋的權威機制（instance）物化，與連續性或者發展相比，他更加重視斷裂或者結構，他對社會不感興趣……此外，某個詞，就是「話語」（discours），也製造了很多混亂；我們要立即說，福柯不是拉康，也不是語義學；「話語」這個詞在福柯的著作裡帶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技術性含義，並不確切地意味着它所說的：他的著作之一的標題本身，《詞與物》是諷刺性的。

福柯，是完美的歷史學家，是歷史學的完成。毫無疑問，這位哲學家是我們時代非常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但是他可能也是科學革命的發起人，在這一革命周圍徘徊着所有的歷史學家。實證主義者、唯名論者、多元論者和那些以「主義」結尾的詞語的敵人，我們都是，而他第一個全面地成為這一切。他是第一個徹底的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家。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福柯的最初直覺，不是結構，不是斷裂，也不是話語：在這個詞的拉丁文語義上，是「稀有性」（rareté）；人類的事實是不尋常的，它們並非處於理性的完滿之中，在它們周圍有空間留給我們的智慧無法推測的其他事件；因為它可能是別的樣子；人類的事實是任性的，在莫斯（Mauss）的意義上，它們不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們在同時代人甚至是它們的歷史學家的眼裡似乎是這樣地不言而喻，以至於兩者都無法覺察它們。

福柯並沒有發現一個新的、直到那天還未被人所知的權威機制，叫做「實踐」：他努力按照它實際上所是的面目去觀察人們的實踐；他談論的只是任何歷史學家們談論的東西，其中包括人們所做的：只是，他着手如實地談論它，描述它的那些微妙的輪廓，而不是以高貴模糊的語言談論它們。他不說：「我發現了一種歷史的無意識，一種未經概念化的權威機制，我稱為實踐或者話語；它提供對歷史的真正解釋。啊，是的！不過，我因此將要如何動手來解釋這個權威機制本身以及它的各種變形呢？」不：他談論與我們一樣的東西，包括，比如一個當權者的實際行為；只是通過給它們去除褶皺，他使它們以其本來面目被看到。福柯向歷史學家們所說的全部就是：「你們可以繼續像一直以來始終做的那樣解釋歷史；只是，要注意：如果你們如實地觀察，通過去掉那些陳詞濫調，你們意識到有更多你們原來所沒有想象過的東西需要去解釋；有一些你們從前沒有覺察的奇形怪狀的輪廓。」

當福柯似乎把達米安駭人的酷刑與19世紀慈善家對監獄的改善相提並論時，他並不打算宣稱，如果我們能夠選擇一個以往的世紀在那裡復活，我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偏愛，因為每個時代提供不同的魅力與風險，與每個人的個人趣味一樣不均衡；他只是提醒我們注意四個真相：這種變化萬千的彼此相續並沒有勾勒出一個進步的矢量；這一萬花筒的動力不是理性、欲望或者意識；為了做出合乎情理的選擇，必須要有的，不是某種偏愛，而是能夠進行比較，並且因此接納（依據什麼樣的兌換率？）異質的且出於我們自己主觀價值層面衡量的特點與不足；而且尤其是，不應該製造理性化的理性主義，而且把異質性掩蓋在物化表象之下；出于謹慎的考慮，在估算諸多偏好時不應該比較兩個冰山卻忘記其中之一掩藏在水面以下的部分，也不應該歪曲對「事物是它所是的樣子」現在可能的評價，因為，準確地說，事物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實踐。這就是這個歷史學新方法論的關鍵，而不是更多地吸引了公眾注意力的「話語」或者認識論的決裂；瘋癲只有在實踐中並且通過實踐，才作為客體而存在，但是上述實踐本身並不是瘋癲。

福柯是純粹狀態的歷史學家：一切都是歷史的，歷史是完全可以解釋的，而且必須放棄一切以主義結尾的詞。

在歷史方面存在的只是個體的或者甚至是獨特的星座，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完全可以通過現在可用的僅有方式得到解釋。無需求助於人文科學？由於任何實踐、任何話語都有它們的錨地和它們的客觀化，談論這一個和那一個而不發生彼此摩擦似乎是很困難的，比如，談論語言學或者經濟學，如果涉及到經濟學或者語言學的錨地的話；就是在這一點，是一個福柯幾乎什麼都沒有說的問題，因為這問題有點不言而喻，或者因為他對此不大相信，或者因為他感興趣的不在這方面。除非自尊心使我盲目，因為我在就職演講中曾確信，歷史應該在人文科學的幫助之下得以書寫，而且歷史總是包含一些不變量。這些認可之後，在我看來，對於福柯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樣的：即使歷史也許能接受科學的解釋，這個科學是處於我們的理性主義層面上嗎？歷史解釋的不變量與那些「自然的」客體是同一個東西嗎？

我設想，對於福柯這就是問題真正的關鍵點。不可迴避的不變量，能否至少在一些地方，組成一個科學真理的體系；或者人們是不是不能超出對歷史趨勢的一種簡單類型學研究；或者這些不變量能否歸結為一些形式化的命題，歸結為如斯賓諾莎的卷三或者是《論道德的譜系》那樣的哲學人類學，這些對他毫不重要：主要點是，人文科學，如果一定要有科學的話，不應該是對一些自然客體的合理化，不該是一種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生的知識；它們首先要以對這一客體的一種歷史分析為前提，也就是說一種譜系學，一種對特定實踐與特定話語的揭示。

經過史學家的處理之後，那些不變量是否能夠組織為一個假定推衍的體系？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對它的興趣仍然是第二位的：科學並不求助於一種精神的建構性活動，求助於一種存在與思維之間的共識，一種理性，而是更為謙卑地求助於這一事實，在某些領域，萬花筒的變化，發牌的變化，各種形勢組合的變化碰巧形成一些相對孤立的系統，一些類別的伺服機制，它們像這樣是可重複出現的；在自然現象中就經常是這樣；至於說，想要知道是否在人類歷史中，至少在這裡或那裡，它也是這樣，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但又是雙重地有限的。它旨在思考這些現象是怎樣的，而不是問大寫理性的要求是哪些；它完全不能通向貶低歷史的解釋，因為它不是科學的。科學並非知識的高級形式：它是符合「系列模式」的知識，而歷史的解釋，則區別每一種情況去討論「原型」；根據這些現象的性質，前者以合乎格式模型為不變量；後者，則有還更加合乎規範的真實性。雖然完全是根據形勢的，後者在嚴格方面不輸於前者。實證主義要求這樣。

對於福柯，歷史的樂趣不在於不變量的制定，無論它們是哲學的還是在人文科學之中組織起來；他使用這些不變量，不管它們是什麼，以便去解除不停地再生的理性主義。歷史學是尼采式的譜系學。這就是為什麼依據福柯，歷史學被認為屬於哲學（這既不正確也非錯誤）；無論如何，它遠離傳統上賦予歷史學的純粹經驗主義的使命。「不是或者將不成為哲學家的請不要進入這裡。」以抽象的語詞書寫，而不是以某種時代的還帶着地方色彩的符號去書寫的歷史；看起來在到處發現片段的類似，到處勾勒類型學的歷史，因為一種以抽象詞語的網絡書寫的歷史，比一種軼事片段的敘述提供較少生動逼真的多樣性。

這個幽默的或者是諷刺的歷史消解了外表，這使得福柯被當作一個相對論者（千年的真理，如今的錯誤）；歷史否定自然客體並且主張萬花筒，這使得我們的作者被視為一個懷疑論者。他既非前者也非後者。因為一個相對論者認為，跨越幾個世紀，人們對同樣的客體思考不同的東西：「對於人，對於美，這些人這樣思考，而在另一個時代，那些人對同一點那樣思考；所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就是這裡，對於我們的作者，毫無理由地使自己不恰當，因為準確地說，問題所涉及的點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並非同一的；而且，對於每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真相是完全可以解釋的，沒有什麼不確定的猶疑。我們可以肯定，福柯是贊同有關人類所提出的僅是它能解決的任務的那句話：每時每刻，人類的實踐總是歷史的整體使它們成為的那樣，因而人類總是時時刻刻與其自身相符合；這對它並沒有任何美化。對自然客體的否定也沒有導向懷疑主義；沒有人懷疑瞄準火星的火箭歸功於牛頓的計算可以安全地抵達那裡；福柯也沒有懷疑，我希望，福柯自然有道理。他僅僅是喚起注意，一門科學的對象和科學的觀念本身不是永恆的真理。而且很顯然，人是一個虛假的對象：人文科學並不因此而成為不可能的，但是它們被對象的改變所支配，這是自然科學諸學科也曾經熟悉的歷險。

福柯式的歷史譜系學因此徹底完成了傳統歷史學的綱領；它沒有把社會、經濟等等擱置一邊，而是以另外的方式組織這個材料：不是以世紀、民族，也不是文明，而是各種實踐；它所講述的情節是人們在其中曾看到真理的一些實踐的歷史，以及人們圍繞着這些真理而鬥爭的歷史。這種新模式的歷史學，這個「考古學」，如它的發明者所稱，「在一種通史的維度上展開」（《知識考古學》，第215頁）；它並不專攻實踐，話語，冰山隱藏的部分，或者更準確地說，話語和實踐被遮蓋的部分與顯現的部分是不可分的。在這個方面，在福柯那裡並沒有進化，《性經驗史》沒有創新，它把對一種話語實踐的分析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史聯繫起來：《臨床醫學的誕生》已經把醫學話語的改變植根於體制，植根於政治實踐、醫院等等。由於本質而不是由於選擇，一切歷史都是考古性的：解釋與闡述歷史就在於首先全面地感知它，在於把所謂的自然客體與使之具體化的特定實踐聯繫起來，並且解釋這些實踐，不是基於某個唯一的動力，而是基於這些客體植根於其上的全部相鄰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