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被忘記的蘇聯文學及其歷史遺產

文| 科爾帕基季

譯|田洪敏

在世界文學歷史進程中蘇聯文學占據特別的位置，這一位置甚至可以和古希臘文學的作用相類比，雖然很遺憾，蘇聯文學的歷史非常短暫，僅僅七十幾年。但是這段時間卻出現了一種特別的文明現象，這種文明極有可能會在未來成為人類史的一個典範，它是一個由不同文化與倫理建構的文學聚合體，至少在理想層面人類應該趨同於這種典範。

高爾基，《蘇聯的文學》，曹葆華譯，生活書店1946年版

一、蘇聯文學的基本特徵

本文中談及的蘇聯文學是基於歷史主義觀點，主要遵循蘇聯時期學者的精神倫理觀點，強調人與世界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換言之，也就是說我們思考的是作家與歷史的關係，是基於社會公共生活的文學作品。從這一觀點出發，雖然蘇聯文學的歷史和「蘇維埃俄羅斯」的歷史一樣短暫，只有74年，但這是充滿文學成就的74年。

為了論述的邏輯性，可將蘇聯文學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革命階段（1917—1934），這一階段和十月革命前的文學有着緊密聯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一階段出現了「泰坦尼克號」式的作家高爾基，現代主義與革命先鋒派文學也充分發展起來。同時，無產階級和農民作家開始出現。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廣泛流傳，很多新的文學流派與文學組織開始出現；第二個階段可以稱作防禦（動員）階段（1935—1953），文學更加組織化，作家協會起到重要作用，國家支持進一步提高，第一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得到宣傳，如《毀滅》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文學的「防禦」趨勢在國家準備戰爭、發生戰爭與戰後重建的過程中得到加強。在文學作品中反映了時代激變——與人民的敵人、間諜戰鬥，或者是正相反——「粉飾現實」，文學負有「裝扮」戰後人們並不輕鬆的生活的使命；強調文學創作的「真誠」階段（1953—1968），文學問題開始複雜化，這一時期文學的主題就是雖然仍舊是戰爭，但城市居民的心靈歷程與鄉村文學的形而上問題得到廣泛討論，如果說和前一階段的「誇張化」相比較，這一時期的蘇聯文學是關於真誠性與人性的討論；繁榮與衰落（1969—1988）：這一階段國家工業發展迅速，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所有的文學體裁都得到發展。讀者群數量也急速擴大，翻譯文學事業蓬勃發展。但是新的文學精品相對貧乏，對蘇聯社會階層的懷疑情緒開始持續增加。

魯迅譯《毀滅》手稿及三閒書屋版封面

在談到19世紀與20世紀俄蘇文學時會經常談到文學中心主義，這是符合俄羅斯文學發展規律的。在革命之前的俄羅斯，自18世紀末期開始，文學毫無疑問得到了蓬勃發展，其他所有藝術和人文科學的發展完全取決於文學並且只能與文學對等研究才具有實在意義。如哲學、繪畫、戲劇、建築設計甚至是古典音樂的發展都是在文學發展的前提下得到關注與研究的。但是這種發展只是一種「精英文化」的娛樂性質或者是興趣範疇。應該說，在當時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以真正接觸這種高雅與精英文化。而蘇聯文化恰好面臨的是文學大眾化問題。不降低水準，不從商業立場出發，不沉迷低級趣味是蘇聯文學的使命。我們生活在一個甚至就算是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也能夠知道普希金、果戈理、馬雅可夫斯基和高爾基的國家，否則個人生活便無法繼續：因為很多事情都取決於你對文學的態度。蘇聯文學的廣泛性與獨特性在於其最深刻的社會性與歷史性，它不是為了建設新社會的精英使命而存在。蘇聯文學並非試圖娛樂大眾，而是引導人們，也就是不僅教育他們過去或者現在怎樣做，最重要的是「應該怎樣做」，從高雅閱讀的讀者到剛剛開始習慣閱讀的讀者，哪怕是最不成熟的讀者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文學作品。

從左至右：高爾基、肖洛霍夫、馬雅可夫斯基、特瓦爾多夫斯基

蘇聯文學始於何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並非始於20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而是更早。早期它不僅與沙皇時代的官方態度相悖，還違背了嚴格的教會傳統。它甚至與俄羅斯19世紀文學巨匠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尋神說」的創作熱情也格格不入。革命文學的真正繁榮始於1905年革命前夕，並在這以後繼續不斷發展下去。1917年10月以後，國家對文學創作給予了系統的支持。當時在作家群中有一個格言：黨給予我們一切，唯一剝奪的就是「不好好寫作的權利」，但是文學創作並非是能夠喚起百萬富翁虛榮心的慈善事業。一定意義上說，蘇聯時期對於文學教育的傾力恰好是對19世紀文學經典的保護：正是在蘇聯時期，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名字才在真正意義上為所有民眾所知曉並且願意了解他們的創作。書籍、作者故居的保護、解說性文章與廣播電視節目加速了高雅文學的宣傳。通過研究與保護經典文學，蘇聯作家也可以擁有穩定的讀者群並且獲得批評界的持續關注，作為支持者的國家甚至可以獲得一大批受過人文主義教育的專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討論，文學已成為生活的必需，它使生活充滿美感與詩意。

二、作家協會的傳統性與創新性

正如蘇維埃作家聯盟章程中所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和文學批評的主要方法，它要求藝術家們真實、具體地將革命發展過程進行歷史重現。同時，應當把現實描繪所具有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與勞動人民群眾思想改造和社會主義精神上的教育工作結合起來」。①一直到1991年擔任過作家協會主席的作家包括馬克西姆·高爾基（1934—1936）、阿列克謝·托爾斯泰（1936—1938）、亞歷山大·法捷耶夫（1938—1944, 1946—1954）；尼古拉·吉洪諾夫（1944—1946）、阿列克謝·蘇爾科夫（1954—1959）、康斯坦丁·費定（1959—1977）；吉奧爾基·馬爾科夫（1977—1986）和弗拉基米爾·卡爾波夫（1986—1991）。應該說各個加盟共和國的作家協會和每個城市的作家協會——比如莫斯科或者列寧格勒，在創辦文學刊物與報紙，組織讀者見面會，其中甚至包括在大型企業與工人讀者見面等，這些都應該包含在蘇聯文學範疇內加以研究。正是在作家協會的組織下才保證了作家群作為一個社會聯盟的統一性。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支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為一種藝術類型與國家任務相適應 。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首先出現在1932年5月23日的《文學報》，在1934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作為一個概念得到確認——是基礎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方法。在這次大會上高爾基稱「生活」（бытие）本身也是一種事業，就像是文學創作一樣，應該是不斷地發展人身上最有價值的個性部分。在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宗教教條主義的發展，當人作為「人」被高爾基思想所確認與接受時，這自然是非常「革命」的，這裡甚至可以將之與普羅米修斯的思想高度相互比較：它替代了神秘主義與唯心論的革命。

蘇聯作協辦公大樓

蘇聯文學在體系上與以往的文學究竟有什麼不同——這主要是在於文學是作為支持個人天分的事業甚至是「文學產業」而存在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如此大規模地支持文學事業並且將之與國民教育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年輕的蘇維埃文學」的創作者來說需要「紅色列夫·托爾斯泰」：蘇維埃化的、被社會所認可的、最根本的經典。凡是對蘇聯懷有崇高的敬意的作品都被歸為史詩小說的體裁，並努力創作這類長篇小說。同托爾斯泰理念最為相近的是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問世，另外還有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另一方面，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觀點不同，這些作家遵循民主文學的傳統，在蘇聯的20世紀三十代中期就已經發表了很多創新型的、不同體裁的作品。在詩歌體裁中，它包括馬雅可夫斯基、赫列布尼科夫、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創作，在散文中巴別爾、什克洛夫斯基、皮利尼亞克等後來都進入到了世界文學史進程。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之前的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最大的區別也顯現出來，蘇聯文學在於必須積極正面看待存在的蘇維埃現實，重點並非是必須過分矯飾存在的事實，而是確定生活的激情——樂觀主義寫作情緒受到肯定。這方面不應該過於簡化蘇聯當時的社會環境，比如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待當時的沙皇政府是持批判態度——這一立場也使得經典文學在蘇聯時期受到最大程度的廣泛閱讀與研究，新政府高度評價文學所具有的啟蒙和宣傳潛力。

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三、蘇聯文學的成就

蘇聯作家都會期許一個圓滿結局，要麼是主人公獲得幸福，要麼就是他的事業取得成功。主人公的死亡雖然經常是蘇聯經典文學的結局，但仍能感到小說人物對生活的熱愛：英雄已經逝去，但我們的事業是勝利的，如伏·維涅夫斯基的著名戲劇《樂觀的悲劇》正是因此被人們所知曉。這一點甚至可以類比莎士比亞悲劇，因為悲劇的震撼力量就是為了讓人成為精神上的樂觀者，蘇聯文學作者和他的讀者都知道潛台詞：革命會取得勝利，蘇聯政權會取得勝利。這是理解蘇聯文學的前提，同時也契合那個時代作家的使命：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前提下產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精品包括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母親》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一部作品描述了一個無政治信仰的女性參與革命後的思想轉型，第二部中描述的是內戰和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工人的教育問題。甚至連很多極為寶貴的蘇聯文學作品名稱已經奠定其樂觀精神，如：《初歡》（費定）、《好》（馬雅可夫斯基）、《時間，前進！》等，這些作品不僅表達了對現實的樂觀看法，也表達了對一個人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信念：相信一個人只要勇敢便可以改變世界，甚至在這一意義上蘇聯讀者去理解普羅米修斯是一個英雄也並不艱難，因為他像柯察金一樣是新世界的建造者及守衛者。

費定，《初歡》和《不平凡的夏天》合訂本，1979

蘇聯作品最重要的藝術特徵就是對於理智與進步必然勝利的信仰，也就是歷史樂觀主義。具體表現則是作品必須擁有一個積極的主人公，他不僅僅是敘述的中心人物，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士，作者賦予其許多正面品質，這其中包括許多在19世紀俄羅斯文學經典甚至世界文學進程中開創性的典型人物。無論是在外國文學中，還是在現代俄羅斯文學中似乎主人公都不注重勞動、科學、工藝和技能的意義，在世界文學中這類作品屈指可數，所以不奇怪傑克·倫敦是在蘇聯獲得高度尊敬的美國作家。蘇聯文學的主人公必須是普羅米修斯的人間形象。他必須擁有強大的性格，這一點顯然迥異於19世紀的文學人物：「一個多餘人」（如奧涅金）或者是一個罪犯（如拉斯柯爾尼科夫）在蘇聯文學中作為主人公是不可思議的。

今天思考蘇聯文學必須研究針對當時時代「不同聲音」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比如今天文學史意義上的僑民文學或者是「境內僑民文學」（литература внутренней эмиграции）也應該納入到蘇聯文學進程中，這首先是因為這些作家最為著名的作品是在蘇聯時期完成，其次他們的作品恰好是以蘇聯文學的立場作為參照系的。如列昂諾夫的《小偷》與《俄羅斯森林》就是另一種蘇聯文學經典風格，作家是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獨特的思想家來創作的。在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涵蓋所有體裁的大眾文學產業，如諷刺小品作家左琴科等。諷刺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滑稽短劇甚至是諷刺史詩，偵探類作品也廣受歡迎。而我們知道，在沙皇俄國時大眾文學作品的創作水平非常低下，這些文學體裁特別流行使得蘇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中心主義國家。這其中包括今天很多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的諸如《大師與瑪格麗特》這樣的蘇聯時期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當時讀者是更加熟悉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是法捷耶夫。只要回憶一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就可以理解蘇聯文學以及它所承載的蘇聯文明內核：「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他臨終的時候，他可以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奮鬥」（Островский 361）。

左：《大師與瑪格麗特》1973年完整版

右：《大師與瑪格麗特》中譯本

換一種視角，我們可以知道在蘇聯尚未建立之前的20世紀初已經出現「文學無產者」特徵：反對經典文學遺產，其中包括在1912年流行於文壇的「將普希金從現代性的船上扔下去」這樣極端的文學觀點，而正是在1930年代的蘇聯時期19世紀文學經典才得以保護，文學經典成為培養「新的蘇聯人」的最好教材。1937年普希金去世100周年之際，在全蘇舉行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作為培養「新的蘇聯人」的另一個文學教材則是兒童文學的蓬勃發展。蘇聯文學始終存在「民族志」寫作，主要是獻給這個國家的自然書寫。首先是帕烏斯托夫斯基——既為成人也為兒童寫作，其次是普里什文，他們的作品伴隨着讀者從嬰兒到成年的整個成長過程，普通民眾的讀書生涯正是從閱讀他們的作品開始的。阿爾卡基·蓋達爾作為著名的兒童作家指出了兒童文學的使命：就讓人們日後有一天會想起，曾經有那麼一群人或許曾經被「狡猾地」稱作兒童作家，但是他們的使命是培養紅星般強大的近衛軍（Гайдар 107）。

左：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右：普里什文《卡什切夫的鎖鏈》

「不同聲音」也來自對於蘇聯文學的評價，有批評家認為其是一種「極端文學」：文學藝術手段單一、貧乏，特別是在1936到1956年期間當國家對於作家管控比較嚴格的情況下。但是考慮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即國家處於戰爭的準備與戰爭進程、戰後重建中，特別的制度遍布各個領域，所以文學也未能例外。這一時期的蘇聯文學強調嚴肅對待敵人，而對於現實生活則採取了田園詩般的抒情描寫，這一點也被責為「上了光的現實」和只是描寫「好和更好的衝突」。如果考慮到另一種寫作傾向就會發現文學環境並非如此簡單，比如特里豐諾夫作為未來的城市文學寫作者開始發表作品，也即在文學中還是可以聽到不同聲音，彰顯不同寫作個性，並非完全受控於意識形態。文學促使社會實現真正的和解的前提是我們都來自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融合了持不同看法的人士。如1940年代浪漫主義小說家、政論家詩人愛倫堡的文學聲譽達到巔峰，成為衛國戰爭時期最好的（與阿·托爾斯泰齊名）報紙政論家之一，是蘇聯文學中「西方」潮流的領導者；之後列昂諾夫逐漸成為「俄羅斯派」領袖，二者的創作風格都極為複雜，並不囿於某種文學定勢；同時，也正是在那些年，修辭學家、散文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創作了自己最好的短篇小說；還應該關注到，蘇聯文學最無可爭議的成就之一就是實現了男女平等。女性作家所創作的生產小說已經成為蘇聯文學重要體裁，她們的作品不僅引發爭議，經過篩選之後還被作為大學文學課堂的教科書。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揭露的一些弊端已處於社會辯論的中心，並在經濟生活中有所體現。在寫作之前，她們甚至試圖徹底研究小說中提到過的相關行業以期能夠深入研究社會問題，希望成為研究各種重要議題最有影響力的專家，比如一些女性作家創作的生產小說有時會在相關的部長會議上被討論。

（上）蘇聯偵探小說：列昂諾夫《背後一槍》&舍斯塔科夫《可怕的高度》

（下）蘇聯科幻小說：別列耶夫《水陸兩棲人》&《找到自己面孔的人》

蘇聯文學在第一個十年裡形成了自己比較嚴苛的經典寫作標準。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阿·托爾斯泰、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特瓦爾多夫斯基、西蒙諾夫等已經成為今天討論蘇聯文學所必須面對的作家，同時不能忘記，在蘇聯文學中也有一些作家是在用「非蘇聯」的文學觀在創作，甚至作家本身就是白軍出身，但是他們在蘇聯的生活仍然是被相對「溫和」對待的，這樣的作家很多已經是今天的世界著名作家，比如布爾加科夫。在研究這些作家的時候最重要的不在於他們出身履歷不同，而在於他們的天分與才華以及其寫作仍然以國家福祉為己任。戲劇也成為蘇聯文學的經典體裁，蘇聯時期的戲劇與電影獲得了世界聲譽。1950年到1960年的文學相對來講更加人性化，更加溫暖。正是在這一階段葉夫圖申科完成了自己處女詩作。無論何種體裁，詩歌、散文或者是隨筆都強調人的道德純潔與道德倫理，強調人的精神選擇，這就要求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會格外小心，細緻研究在社會生活、勞動場景以及日常瑣碎生活中的人性表現。

結語：蘇聯文學作為歷史遺產

1990年初期作為反對蘇聯文學的第一個聲音來自維克多·葉羅菲耶夫的《哀悼蘇聯文學》。在這篇文章中葉羅菲耶夫認為，蘇聯文學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的產物，加以作家人性的軟弱，渴望一塊麵包、榮譽或者不過是為了獲得權力、並非上帝而是宇宙思想的恩賜。②事實上，在談及蘇聯文學與當代俄羅斯文學進程的關係時，必須回溯蘇聯文學所引起的國際共鳴，蘇聯文學仍然在國際上被知曉。這是因為，首先，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有效的翻譯和出版制度；其次，一些蘇聯文學作品如《靜靜的頓河》已成為世界暢銷書，高爾基的戲劇在西歐數百個劇院公演；蘇聯後二十年裡出版了特里豐諾夫、艾特瑪托夫和葉夫圖申科這樣優秀的作家與詩人的作品。在蘇聯，外國文學作品的俄語譯本和蘇聯作家以俄語撰寫的作品同時存在。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每一個蘇聯人都有自己鍾愛的作家。這些作家被人們所珍愛，他們對於人民有着重要意義。另外，俄羅斯文學也被翻譯成了各種民族語言，出版業所遵守與接受的原則是必須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因此不奇怪塞萬提斯的作品被譯為北疆民族的語言，高爾基的作品被翻譯成韃靼語，塔吉克族經典作家薩德里金·艾尼（Садриддин Айни）的作品也被翻譯成俄語和烏克蘭語，而沒有當時蘇聯國家文學政策這一翻譯幾乎是不可實現的，難怪蘇聯詩人列夫·奧捷洛夫曾在詩歌中吟詠過這一文學現象：「共產主義就是走向澤良人③的丘特切夫，/是電視機旁識字的楚科奇人」（Озеров 31）。這並非是「感恩之作」，相反蘇聯國家實現了這一全民族文學教育的可能性。所以在今天的研究語境中可以發現，蘇聯文學的發展過程並不是異想天開或是「一廂情願」，雖然這在當時是可以成功實現的程序。具有「多民族性」的蘇聯文學並不能滿足所有讀者的需求，一些自治共和國的詩人和作家在蘇聯仍獲得了很高的聲望，甚至有一些作家已聞名於世界。比如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吉爾吉斯、立陶宛的一些作家。他們的歷史小說、心理小說，詩歌都擁有廣泛的讀者群。

左：《靜靜的頓河》手稿

右：《靜靜的頓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當代俄羅斯對蘇聯文學的研究興趣相對較高。許多人都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勇敢甚至冷酷的精神所折服，它在今天當代俄羅斯文學進程中破碎的後現代世界中具有很大的價值。很多讀者發現自己在新俄羅斯時代成為了一個保守派與愛國者，這主要是因為蘇聯文學對其童年和青年產生的影響。正是這些作品建構了普通讀者的思想：是理解快樂、誠實、勇氣、尊嚴的定義的精神基礎，人們發現越是在不甚明了的俄羅斯時代便越無法迴避蘇聯文學。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缺乏的足夠的人性、創造力與戰鬥精神都可以在蘇聯文學中尋覓，某種意義上它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簡直可以與「黑暗年代」之後的文藝復興相媲美。但是從從今天的文學教育事實來看，在十一年級學生的教科書——《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2000年版）中只收入了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和特瓦爾多夫斯基的作品，並且對他們的學習只是走馬觀花而已。雖然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遺產，一些蘇維埃傳統被現代俄羅斯文學繼承，但是試圖完全消除這一傳統的傾向也不斷加強。蘇聯時期的閱讀量很大，數以百萬計的各個年齡，職業和民族的人都熱愛閱讀，然而現在大眾閱讀正不斷消失。一部蘇聯時期的文學作品的發行量通常是10萬份（實際上需求量遠高於發行量），而21世紀初期的俄羅斯，通常卻只有1000或者2000份。已很少有人會讀書，出版商也正在力求回到只有受過教育的貴族（約占全國人口的1％）讀書的羅蒙諾索夫時代。

左：高爾基《母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中：馬雅可夫斯基《好！》，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右：特瓦爾多夫斯基《瓦西里·焦爾金》，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而從文學體裁角度出發，我們發現史詩性長篇小說是蘇聯文學所特有的，歷史小說極為流行，作家認為他們應儘量還原歷史真相，而蘇聯解體後的一些作家所創作的歷史小說則是致力於編造或者戲說歷史吸引讀者。同時，應該注意到：今天廣受歡迎的科幻小說在蘇聯時期已經獲得長足發展，讀者非常喜歡幻想類文學。創作過此類作品的作家除了阿·托爾斯泰，還有別利亞耶夫的《世界主宰》《水陸兩棲人》等。現代俄羅斯科幻小說卻多充滿神秘主義：魔法、暴力或是兼而有之。這些作品大多有「不小心穿越」的情節（古人穿越到未來或者未來的人穿越到古代）。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蘇維埃時期流行的科幻小說在培養飛行員、科學家、宇航員與極地探險者這一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沒有阿·托爾斯泰的作品，我們不大可能會取得第一顆衛星的發射和第一位宇航員飛入太空這樣的成就。除了歷史、科幻小說，鄉村寫作也在蘇聯解體之後式微，很難出現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和拉斯普京的《告別馬焦拉》這樣的優秀鄉村文學作品：幾乎不關心政治局勢，反而經常站在其對立面——拒絕工業化、強調宗教的重要性，崇拜「軟弱的人」，拒絕集體化，甚至是完全拒絕現代文明。

左：阿斯塔菲耶夫《魚王》

右：《拉斯普京小說選》，內含《告別馬焦拉》

蘇聯文學首先是創新的，它反對過去和現在的「資產階級」文學，其精神基礎是科學性而非宗教性，沒有神秘主義，強調在母語的基礎上，在新老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作；蘇聯文學始終屬於民眾，具有反精英品格，因此它是值得信賴的，作家成為一個社會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蘇聯文學不具有商業性，它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獲得錢財，但由於它擁有前所未有的發行量，又給國家帶來了豐厚收入。蘇聯文學的重要的目標之一即為改善社會。近幾十年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完全丟失掉了原則性。文學產業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最大利潤。但是，同樣的現代文學也從大眾文學轉向精英文學，大眾文學在逐漸消失。而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蘇聯作家和詩人的作品對於那些想了解蘇聯現實，希望俄羅斯進一步發展的所有人來說都是必需的。對於蘇聯作家的研究也將不僅限於在俄羅斯國內，蘇聯文學傳統中的現實性和浪漫主義相融合的這一特點必會被沿用下去，這應該成為一種良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