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ADC Fetal & Neonatal Edition/The BMJ

利維坦按：

當一項技術的發展領先於時代大眾認知，便極有可能招來態度堅決的討論、質疑乃至否定。我們一方面期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安全、順從心意，這是嚮往的本能；另一方面又對即將到來的改變充滿擔憂，這是面對未知的本能。擰巴的狀態一直存在，不過其益處在於——充分的討論與擔憂能夠讓我們更謹慎地選擇方向（或至少，更好地接受不能選擇的事情發生）。而一個健全社會的概念，則總是會包括「允許人們在不損害他者權益的前提下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年3月，以色列的研究者對外宣稱，他們在人造子宮內培育出了正常發育12天的小鼠胚胎，這已經是一項很了不起的研究（小鼠的完整妊娠期約為20天）。前幾天伊隆·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也表達了對於人口出生下跌的擔憂，當然，他的主要憂慮在於，如果地球上沒有足夠的人類，那麼殖民火星的人類當然也岌岌可危。很多專家呼籲儘快將人造子宮技術提上應用日程——儘管最早的完整人造子宮於1955年就已經誕生，但倫理以及文化（母體與生育的神聖）爭議從來就沒有斷過。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416-3）

1955年人造子宮專利構造圖。© Next Natur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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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造子宮——將早產兒當做正常待產而非胎齡不足的嬰兒——是否會像其他革命性的生殖技術一樣，面臨相同的挑戰？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未來可能出現的體外妊娠技術？克萊爾·霍恩（Claire Horn）認為，在暢想未來時，我們可以通過回顧歷史，掌握推演體外發育（ectogenesis）發展路徑的關鍵線索。

幾百年來，懷孕和分娩的參與者只有孕婦及其女性親朋好友與助產士。早在保育箱變成醫療設備前，母親與助產士就已有了這一常識性概念：只有在類似子宮的溫暖環境中被緊緊裹住，新生兒才可能茁壯成長。

儘管懷孕被視為自然現象，但某些女性似乎十分歡迎體外妊娠技術的到來。時至今日，分娩時，孕婦仍危險重重，一旦情況不妙，有效的治療手段也很少。我們一直在利用科學與醫學進步，讓其他「自然」現象更加輕鬆、更容易被接受。為什麼要把懷孕和分娩排除在外呢？

或許16世紀時，鍊金術士幻想出的荷蒙庫魯斯（homunculus）正是人工孕育物的雛形。在1572年出版的《論物質的性質》（De Natura Rerum）中，巴拉賽爾蘇斯（Paracelsus）堅稱自己找到了創造微型嬰兒（這種嬰兒叫作homunculus，荷蒙庫魯斯，意指「小矮人」）的方法。他寫道，把精子和馬糞放在燒瓶內，「餵」之以血，小小的人形物就會誕生，一開始它是半透明的，40天後會逐漸變成不透光的實體。

認為精子中有小人兒的觀點流行於17世紀。從本質上說，這種觀點把孕婦視為器皿，因此，任何哺乳動物的子宮乃至燒杯，都可以取而代之。這一最早的、對體外發育的幻想，成了男性掌控生殖權的手段，他們試圖通過替換子宮來理解子宮內難以捉摸的黑暗空間。

19世紀末，由於醫生想把懷孕和分娩納入管控範圍，產科學因此得到了充分發展。醫生（大多是男性）和經過正式培訓的男助產士開始定義什麼是孕期「正常現象」，且提出了妊娠和分娩過程中應該關注的問題。

接下來幾十年裡，評估與風險管理方案應運而生，然而麻醉、常見的會陰切開術等眾多醫療手段，只是為了方便主治醫生，而非緩解產婦痛苦。醫療干預措施本身並不消極，如今，世界各地的許多孕婦都受益於保健專員的護理。問題不在於技術和干預措施，而在於使用它們的主要目的。

19世紀80年代末，在歐洲和美國的世界博覽會上，醫生們展示了首批裝滿嬰兒的醫用保育箱。觀眾們紛紛付費觀看安放在玻璃箱中的孩子，一排排裝飾性的棕櫚樹矗立其間。這些展覽令人們認為嬰兒可以在母體外發育，就像蘭花能生長於暖和潮濕的溫室一樣。這種早期的保育箱能讓胎齡不足40周的嬰兒足月發育。

懷孕和分娩已成為主流醫療實踐的關注點，這些保育箱也讓早產兒成了特殊類別的病人。在頂級醫學期刊上，評論員們討論了這項技術的目的與功效。

有些人稱讚它頗有創新，但又強調照顧體弱嬰兒的最佳策略是母乳餵養和增強母子/母女親密度。也有人認為保育箱的孔口顯然比子宮好看很多，再加上空氣和玻璃都消過毒，保育箱遠遠勝於母體。

那些相信保育箱或許是升級版「子宮」的人，受到了法國醫生斯特凡·塔尼爾（Stéphane Tarnier，這項技術的創造者之一）高傲發言的鼓舞。他聲稱自己正站在體外妊娠技術的最前沿。

塔尼爾及其同事創造的保育箱不是全自動化的，需要人類（主要是護士）24小時維護。但很多人將其視為自動化設備，對人類看護者視而不見，某雜誌記者甚至把保育箱叫做「人造養母」。

©Wellcome Collection

關於懷孕、分娩和避孕的爭論在幾代女權主義中非常突出。因此，人造子宮在女權主義文學中屢見不鮮也就不足為奇了。「體外發育」這一術語最早源於作家兼生物學家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J. B. S. Haldane），1923年，在劍橋大學邪學社（Cambridge Heretics Society）發表演講時，他曾提及此詞。

霍爾丹暢想了這一場景：到了20世紀60年代，所有嬰兒都將通過人造子宮出生。他的演講後來被集結成文，其朋友與同事紛紛做了回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護士兼作家維拉·布里頓（Vera Brittain）便是其中之一。在《翠鳥：一夫一妻制的未來》（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中，布里頓認為人造子宮不是打開烏托邦之門的鑰匙。相反，為了通往更美好的未來，我們要促成兩個「進步」，一是使分娩與妊娠安全無痛的科技進步，二是父母共擔育兒責任的社會進步。

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上世紀70年代著有《性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經常被誤解成不加批判就接受體外孕育的狂熱科技實證主義者。

沒錯，費爾斯通確實曾宣稱懷孕是殘酷的，她認為生殖生物學是導致性別不平等的暴政。在她的設想中，某個世界會利用某種形式的人工妊娠技術使生育勞動公有化，並將孕育重擔重新分配給整個社會。但她也警告道：「鑑於當代的科學家很少是女權主義者，甚至不是女性」 ，我們必須用懷疑的眼光審視體外發育技術。

很多有陰道和子宮的人，一看到手術鉗或窺器，難免心生恐懼、創傷發作。詹姆斯·莫里安·西姆斯（J. Marion Sims）是窺器的發明者，常被稱為「婦科之父」，他推崇白人至上，在未施麻醉、未獲病患許可的情況下，殘忍地用黑人少女試驗窺器及其他醫療技術。黑人婦女、土著婦女、有色人種婦女、殘疾婦女及貧困女性一直被區別對待，她們不僅無法獲得安全科學的護理，還會成為優生學家攻擊的靶標，其生殖健康因而受到了損害。

當代女權主義評論人士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對人造子宮的擔憂，她們認為有人可能會利用這一技術脅迫並傷害孕婦，特別是那些無緣獲得生殖護理的孕婦。粗暴的醫療手段和技術一直在傷害產婦，體外發育技術也將是其中一員。

目前，正處於初級開發階段的技術可以使胎齡早至21至23周的嬰兒在母體外健康地存活。這些初級人造子宮模擬了子宮的環境，將極早產兒放入人工羊水中，令其繼續生長。

胚胎學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進展。2017年，兩組研究人員成功讓胚胎在實驗室中發育了14天（譯者註：據「14天準則」規定，在體外培養人類胚胎的時間不得超過14天），證明了人類胚胎在沒有母體滋養的情況下，可存活的時間比之前公認的時間更久。2021年，魏茨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科學家稱已成功令母體外的小鼠胚胎進入了器官發育階段，如果倫理許可，他們希望能用人類胚胎再度進行實驗。

（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586-z）

研究人員常常會謹慎劃定研究成果的使用界限，他們強調人造子宮旨在幫助極早產兒，而非推動體外妊娠技術發展。儘管發明者們有此警告，這些創新技術還是令人們既期待又憂慮（人們擔心它們會突破倫理，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

費爾斯通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工妊娠為何產生？由誰創造？為誰創造？她說的沒錯。由於成本高昂、資源占用密集，人造子宮很可能只能在設備精良的新生兒病房中使用。但如果人體試驗真能成功，有能力接受這種護理的極早產兒家庭必將獲得實實在在的益處。

稱這些技術為全自動妊娠技術的媒體報道，其準確性並不比19世紀80年代末針對保育箱的新聞報道更高。但是，如果妊娠的某些階段（也許某天會變成全階段）可以在母體外進行，我們又該如何加以看待呢？問題的答案可能取決於對技術開發、設計及用途有發言權的人。

高級護理專家、父母、護士、孕婦陪護和助產士可能會對如何應用人造子宮才最有益有不同的見解。想想這個場景：人造子宮可以輕易適用於資源不足的環境，或單人在家中就可輕鬆進行操作。

這些想法可能看起來遙不可及，但體外發育技術的未來是未知的。幾百年前，保育箱裡的嬰兒讓維多利亞時代的觀眾暢想了人類生命如同奇花異卉一般被孕育的場景。藉助發展中的當代技術，我們可以預想體外孕育領域尚未成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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