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22年3月21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香港疫情下的「復常」路線圖：

1. 暫緩全民檢測計劃；

2. 4月1日開始，取消對英美等九個國家的「禁飛令」，同時入境隔離天數縮短，入境者在隔離第6、7天快速測試呈陰性即可離開酒店；

3. 4月19日恢復面授課堂；

4. 4月21日分階段取消社交距離措施。

「復常」路線圖的公布，意味着香港在付出了百萬感染數量以及超過8000人的死亡數以後，正式走向了「與病毒共生」的道路，放棄了阻斷傳播鏈從而拯救生命的一切努力。

截至4月7日，香港的確診數字已經超過110萬，甚至有專家推算指香港的實際感染數量已經超過400萬，也就是已經有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感染了新冠病毒。

巨大的感染規模之下，「共生」已成為既成事實；即便是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訪港之後也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前的香港並沒有實施「全民檢測」的條件，而只能集中力量於「減少感染、減少重症、減少死亡」的「緩疫」策略，等待感染數的下降。

我們要問，為何香港會走到今天的地步？這對今天的中國大陸而言，又有着什麼樣的參考價值？

回顧香港抗擊今年1月開始的第五波疫情時候的表現，便可以輕易發現，香港並沒有「動用一切能夠動用的資源」去對抗新冠病毒。

相反，在公立醫療體系基本崩潰的情況下，占據大量資源的私立醫療卻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不願意收治新冠病人，而像醫學生等閒置的醫護人士也沒有得到動員。

於是，我們在香港的醫療設施便看到了這樣的奇觀——大量香港本地醫護閒置的同時，收治在方艙醫院的老人卻得不到基本的照顧，以至到了必須依靠內地支援才能維持亞博方艙基本醫療服務的地步。

這一情況在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鮮見——香港十八萬的公務員在這次疫情中也沒有被組織動員起來抗疫，大量人員「在家工作」而被閒置下來。

一個關鍵詞貫穿着香港抗疫進程，那就是醫療資本主義。

要理解香港醫療制度的現狀，需要先理解香港醫療制度的前世今生。

與很多人印象不一樣的是，香港醫療制度的主體並非以私立醫療為主體，而是以公立醫療為主體的。

香港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始於60年代——1964年，香港殖民當局發布白皮書，提出「直接或間接向不能從其他途徑獲得醫療服務的廣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及個人健康服務」。

1991年，醫管局成立，政府開始對公立醫院進行統一管理，所有公立醫院由政府給予撥款，並且必須遵行政府的政策。

必須強調一點，香港的公立醫療制度實際上跟英國的NHS制度都很相似，都是以稅收為主體的。注意，是公立部分。

根據香港醫管局2012年和2013年的統計數字，醫院及診所收費分別只有29.5億港幣和30.3億港幣，占醫院總收入的6.25%和7.16%，而政府資助則占醫院總收入的90%以上。政府本身才是公立醫院最主要的出資人。

而香港當前公立醫療衛生籌資的特性，使之擁有以下的特點：

1、收費低。香港公立醫院的收費並不以具體的醫療服務項目和藥物為準繩，一般不會收取手術費和藥費。

香港醫管局前局長胡定旭在2012年接受採訪時曾經提到，「不管患的是什麼病，怎麼治療，一天 100 港幣全包，這 100元就是政府定的」。

因此，對於普通病人，尤其是低收入的病人而言，在香港公立醫院治病並不會構成很大的財政負擔。

2、財政撥款占比相對高。一般而言，醫管局的政府補助約占政府財政收入的10-14%。

根據醫管局年報，2020-2021年度，香港醫管局接受了754億元港幣的財政補助；而在該年度香港政府的總財政收入為約5,911億港幣。香港公立醫療占財政收入的比例為約12.8%。

可以這樣說，從表面上看，香港的公立醫療制度其實很接近那種理想中的「免費醫療」制度——無論貧富，都可以享受到廉價的醫療服務。

然而，在今年的第五波新冠疫情下，香港公立醫療的理想被摧殘的七零八落。為何一切會變成這樣？

香港的醫療體系，是根植於香港的社會體系和政治體系當中的。所以，要理解香港醫療的困局，就要先理解香港社會的特點：

1、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大家都很熟悉；

2、香港是一個「行政吸納政治」的法團主義社會，政府依靠與自治團體的合作來管理各行業及各社會及行政部門。

資本主義在香港醫療行業的體現，即香港的法律和稅收制度對私立醫療的保護。

香港現時有13家私立醫院，占香港醫院總量的25%左右，而其中十家為根據《稅務條例》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可想而知，這樣的機構的主營業務必然是為避稅服務，所以我們在這一輪的疫情看到一個奇觀——像李首富這樣的富商以抗疫的名義「捐贈」錢款予私立醫院，但這些醫院卻會去拒絕收治香港的新冠病人。

與此同時，香港的私立醫院卻有着畸高的收費，而香港政府對此基本上沒有任何限制。就以香港最著名的私立醫院養和醫院為例，每個普通病房的每日收費是1180-1800港幣。

其中，著名的養和醫院還提供「私家房」以及「套房」的服務，前者每日收費在4000-7000港幣之間，後者的每日收費甚至可以到達10000-25000港幣，深切治療部的收費也達到每日9000-26500元；住院醫生巡視以及專科門診也需要每次1000港幣以上的單獨收費。

公立醫療和私立醫療之間巨大的收費差之下，病人必然湧入公立醫院；而極高收費帶來的畸高收入，則反過來導致公立醫療體系醫護的流失，形成的格局便是「病人流向公立醫療，醫護流向私立醫療」。

於是，公立醫院便只能以香港45%的醫院醫生（約6300人）照顧約90%的香港病人，而55%的私人醫生（約7000人）則只用照顧10%的香港病人。

相比之下，根據《2020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2020年，我國公立醫院衛生技術人員總數是529.2萬，而民營醫院衛生技術人員總數為148.2萬，兩者比例接近4:1。

其導致的結果是，哪怕沒有奧密克戎新冠疫情，在老齡化的大局下，香港的公立醫療系統實際上已經處於半擠兌的狀態——

專科門診新症往往需要輪候至少數個月甚至一年以上才能獲得診斷，而在第五波新冠爆發之前，香港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也經常達到100%以上，不少醫院的急診輪候時間也達到了八小時以上。

在第五波新冠疫情前，急症病人在急症室輪候時間過長而病逝的事情已經時有發生。

香港政府也曾打算去解決公私營醫療失衡的問題。

比如，政府在2019年4月1日開始全面推行「自願醫保計劃」，鼓勵市民投保購買政府與保險企業合作推出的住院保險產品。

但私立醫療的高收費也就必然帶來醫保產品的高保費，所以至今為止該計劃的參與者依舊不多，也就無力將公立醫院的病人分流到私立醫院。

很顯然，這壓根沒觸碰到關鍵，而是為了堵着大家不滿的嘴巴——

你享受不到醫療服務，只因你沒購買昂貴的保險產品，而不是因為香港的醫療事業做得不夠好。

法團主義同樣也是香港公立醫療人手緊缺以及由此而來的畸高收入的重要推手。

在2017年底，香港的註冊醫生總數僅僅為14290人，也就是說，每千人當中只有191名醫生—

—這一數字僅僅略高於中國內地（1.8），而低於絕大部分歐洲發達國家如德國（4.2）和意大利（4）；與傲居世界前10的人均GDP相比，香港的醫生數量無疑是過於寒酸。

香港醫生數量緊缺自然是因為香港醫療利益集團的妨礙，而要理解這點，我們需要理解香港政府對醫療行業的管理結構——香港醫務委員會。

香港醫務委員會名義相當於中國內地的「中國醫師協會」，但卻承擔了一系列內地行政部門的職能——它掌控了醫生執業資格的「生殺大權」，而且在處理醫療投訴以及引入海外醫生等重要問題都有重要的決定權。

比如，2019年醫委會便否決了4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的議案。

冠冕堂皇的話說了一堆，實際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怕外人搶了自己飯碗，拉低了自己的價格。

醫委會的32個委員當中有24席是醫生，而其中16席都是由傾向醫生利益的團體選出，而只有8席來自非醫學界的組織。

這樣的構成，可想而知他們的利益取向永遠是自己人，而非人民。

這種情況下，醫委會不僅對引入外地醫生極為抗拒，一部分醫生更曾經主張削減醫科生的學額。嚴控醫生數量，人為造成短缺，價格自然就上去了。

愛看港影港劇的都知道，醫生是優秀學生的報考首選。原因無他，利益最大

也是因為如此，每當港府想要進行醫委會改革，就會變成一場政治鬧劇。

2016年的醫委會改革草案就被妖魔化為「赤化」和「引入一帶一路醫生」，並且引發了香港醫科生以及醫生團體的抗議。而在新冠疫情下率先反對歧視內地援港醫護的，也正是這些醫學團體。

回過頭來看香港醫療的困局，它實質上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逐利衝動和行業自治互相促進的結果。

2007/08年度，香港醫管局的員工支出僅為245億港幣，而到了2020/21年度，則暴漲到576億港幣，漲幅遠超同一時段香港人均GDP的漲幅。

為了捍衛這一巨大的利益，香港的醫療行業便走上了極端保護主義的自利排外之路，而失去了醫療從業當中應有的對人民、對生命的責任心，而香港公立醫療亦因而走向衰退之路。

香港的模式在全球以資本主義為絕對多數的環境下，其實並不特殊，不過是略加極端而已。

事實上，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才會擁有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為人民服務的醫療制度。

這也就是為什麼，面對新冠的衝擊，全球只有中國能夠長期維持「動態清零」政策，保護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免於新冠的威脅——

因為只有黨領導下的中國公共衛生和醫療系統，才能打破利益集團對公共服務的壟斷，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各個充分展露制度缺陷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又如何能不在中國的面前，惱羞成怒呢？

於是有了新冠溯源潑髒水，於是有了特朗普以及各國保守派口中的「中國病毒」，也就有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集體性妒恨。

於是，各國政治能量甚大的醫療利益集團開始了各種輿論攻勢。

從20年開始，以紐約時報、彭博新聞等為首，一直在發布各種歪曲、污衊中國抗疫政策的文章，攻擊角度各種各樣。

而如今，這些文章的發布的頻率也隨着傳染性增強、致病性下降的奧密克戎變種的出現進入了新的高峰，我們的「動態清零」政策也成為了新的唱衰對象。

事實上，縱使奧密克戎致死致病率下降，可其危險對於從未感染過新冠的中國人來說依舊相當危險。

當前中國依舊有5200萬60歲以上的老年人沒有完成全程接種，而且第三針接種率也只有不到50%，再加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以及緊缺的醫療資源加老齡化狀況，當前中國社會在奧密克戎前是非常脆弱的。

況且，一旦中國全面「放開」，十四億人口加入傳播和變異戰場，以中國巨大的慢性病和免疫缺陷人群的基數，將會為新冠病毒提供一個絕佳的「養蠱場」，新的變種也就更可能在中國出現。到時候，我們也許又要被扣上「變種製造者」的新帽子。

如今光是封城幾座，都給醫療系統帶來極大混亂，若是真正開放，考慮到上述情況，後果不堪設想。

畢竟連相對發達的香港，在奧密克戎下的死亡率都已達到了千分之一。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社會是絕不可能承受全面「與病毒共存」所帶來的社會代價的。

因此，我們一邊要抵禦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的輿論攻擊的同時，一邊要吸取香港的前車之鑑，大力警惕資本主義式的逐利集團對人民利益的暗中侵蝕。

前路何方，可能就連最資深的專家也無法預測。但請不要迷惘，維護我們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保護最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就是我們最最清晰的底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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