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utaro tsukata、網絡| 圖源
上海高考延期，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讓人感嘆「夢回2020」之餘，也慶幸：
多個區「社會面基本清零」，天總算要亮了。
雖然我在上海的朋友們，朋友圈暫時還沒恢復「正常」（沒開始曬咖啡和下午茶）。
但他們最近，起碼已經有精力，做點別的了。
不是跟劉畊宏跳操，而是——勸北京朋友，鄭州朋友和其他陸續疫情冒頭地方的朋友……
囤菜。
他們苦口婆心，孜孜不倦，只因為回想起前些日子的心有戚戚：
別像我一樣被封了才後悔。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我也不知道，2022年的現實會有這麼魔幻。
真不知道等我老了，跟孩子說這段經歷時，他們能不能理解。
孩子們能不能理解我還不清楚。
反正我現在，還在慢慢嘗試理解。
而理解這些魔幻現實的最好工具，也許就是心理學。
今天，壹心理就和你聊聊，上海疫情暴露的心理學真相。
「傷害迴避」的失效：
微末的網絡暴力，
被疫情煽風點火
誰也沒想到：
疫情前的上海被多少人嚮往，這輪疫情間，身在上海的人就受了多少網暴。
熱心助人的跑腿小哥，沒有想到。
原本，這是一個全員善良的溫暖故事。
跑腿小哥善良，為了讓孝順女孩的爸爸吃上飯，單程折騰了近4小時，也堅持不收跑腿費；
虹口女孩也善良，必須答謝，紅包、轉賬「被拒」後，還是給小哥手機充了200塊錢；
甚至平台都善良，直接給跑腿小哥發放了2000元獎金。
但新聞觀眾中，有人不善良：
不愧是上海人，可以這麼刻薄精明
笑死，這價格正常開工也不一定有人接單
女孩原本的生活就不順利，一句句風刀霜劍，成為壓垮她的最後一把稻草。
盡職盡責的女搬運員，也沒有想到。
半個月，3000斤大米，「送大米的姑娘」養活了3個社區。
周邊居民是開心的：家裡有米下鍋，多虧了她的辛苦搬運。
「大米姑娘」也是開心的：能為鄰居解燃眉之急，值得。
甚至被隔離在家的同事，也是開心的：站點還有人能工作，不至於太耽誤事。
但評論區里，有人酸了：
最主要是掙錢厲害
已經可以買法拉利了
可事實上，疫情期間，快遞費沒漲，「大米姑娘」每送一單，只能賺一塊多而已。
後來她說：
不想再拍啦，看着評論心裡難受。
網絡暴力，一直是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可如今，單是IP顯示上海，就能被轟轟烈烈網暴一場，也未免太過離奇。
是什麼，讓網友們越來越不「善良」了呢？
其實，面對陌生人，我們天生就會有戒備。
只不過，我們平時會注意不要「傷及無辜」，用道德和善意，壓抑自己的攻擊本能。
但是研究顯示：
在衝突升級時，傷害的欲望會變得更強，原本倚靠善良的壓抑，也會變得更難[1]。
就像戰爭上的士兵，面對敵方的平民，也收不住刀了：
都毀滅吧。
所以，上海病例外溢、各地頻頻上星。
原本善良的人，也難免遷怒。
而互聯網上負面的「星星之火」，也就隨之燎原。
「單向犧牲」的委屈：
表面的幸福之家，
被疫情撕開面具
怎麼讓一對普通夫妻「不忍了」？
讓他們一起居家隔離一個月試試。
在上海當地論壇籬笆社區，有網友的老公煮了泡麵，卻只叫了孩子沒叫她。
出去一看，果然只有兩個碗，而孩子的面大概只有一包的1/2。
剛輔導完孩子的妻子問：
既然兩包面，為什麼不三個人分？
男人說：
你可以吃其它的。
最後的結果是，孩子主動拿了碗，和媽媽分吃了半包面，而丈夫理直氣壯地吃了一包半。
無獨有偶，還有人發視頻，寫道：
疫情這個照妖鏡，把人性的真實面目都照出來了！
原來，她之前囤了牛肉，包出來的餃子剩下三十幾個，一直不捨得吃。
而老公煮出來，自己偷跑到陽台上吃掉了。
甚至吃完了，碗筷都不收，等妻子來洗。
而這時的妻子，還懷着孕。
為什麼這些習慣於付出的人忍不了了？
相互依賴理論認為，為了長久的共同幸福，人可以暫時主動放棄自身的利益；
但這個的前提是，我們知道，兩個人是共同體，現在的放棄甚至「犧牲」，會在或遠或近的未來，得到對方的回報[5]。
如果發現對方完全沒有考慮自己的利益，這個前提就破滅了。
此時自己的犧牲，就變成了笑話。
決策中的「壞消息偏好」：
疲憊的物業，
在壓力中崩盤
疫情中被罵的最慘的，就是一些社區的物業和居委會了。
博主@三天兩覺是也 發過一條長微博，大致內容是：
小區有病例一周了還沒轉運；居民又只能自己下樓扔垃圾，所以免不了相互接觸。
這就導致，小區封着，病例卻只增不減。
對於工作人員的忙和累，大家當然也都明白。
但很多人還是不理解：
雖然沒有完美的方案，可很多「低級錯誤」，明明很容易避免呀？
真相是，這可能是人們在面對壞消息時的，普遍的認知傾向。
是的，雖然聽上去反常識。
但人們有時寧願聽到更糟的消息，面對更差的結果——只要不需要自己做決定。
這種決策中的壞消息偏好[6]，歸根結底，就是因為怕承擔選錯了的責任。
「居住流動」的改變：
隔壁的萍水之交，
在封控中成為彼此的錨點
朋友說：
沒想到有一天，在上海過出了一種「小時候住大院兒」的感覺。
新聞報道過一場「以物換物」的奇妙之旅。
最初，是浦東某小區的也祝譚先生，拿出12罐可樂，放在了樓下大堂，共享給鄰居們。
鄰居們下樓拿可樂，並留下點別的東西，比如：辣醬，牛奶，巧克力，拉麵，護手霜……
後來，東西越來越多，有人搬來置物架，簡直換出了一個超市。
在更多的小區里，買物資要靠團長，搬物資要靠志願者，這些都讓原本陌生的鄰居們，漸漸有了聯結。
畢竟不像熟人社會，鄰里之間三代都門兒清。
在大城市裡，誰也不知道鄰居是做什麼的，甚至不知道下個月鄰居還會不會住在這裡。
研究發現，在居住流動性高的社會中，缺少了熟人社會的聲譽約束，人們會難以相互信任、相互幫助[7]。
封樓限制了流動，反而給了鄰居交流和信任的機會。
在原子化的銅牆鐵壁上，撬動了一條裂痕。
「秩序」和「儀式」：
疫情給普通人上了一課，
生活感有多重要
今年網上流行一個詞，叫「疫氣瘋發」：被疫情氣得要發瘋。
是我本人的真實寫照了。
一個月前，每次刷到跟上海有關的信息，就會又悲又氣。
不僅自己看，凌晨3點還給朋友發。
心理學科班出身的我，當然知道壞消息傷心，熬大夜傷身。
但，就是忍不住。
信息過載後，人開始焦慮、抑鬱[2]。
但越是因壞消息而焦慮，就越希望繼續刷手機，想找點好消息來實現「焦慮降級」[3]。
然而，壞消息跑得永遠比好消息快。
所以已經信息過載的人，就忍不住一直刷下去。
除了信息過載，疫情催化的心理問題，還有很多。
《柳葉刀》的一篇綜述指出：
2021年，疫情導致全球焦慮症與抑鬱症患病率，上升了不止四分之一[4]；
中科院院士陸林在科普欄目《院士開講》中也提到：
疫情爆發以來，全球數億人出現失眠問題，新增7000萬抑鬱症患者，9000萬焦慮症患者。
雖然出現心理問題的病例只占少部分，但非必要不流動的人，是絕大多數。
學生被封鎖在校園，職場人難以外出面試，實體企業關門，親人甚至伴侶都難以見面……
現實影響入侵心理世界，打破了人們習以為常的一種感覺。
我稱之為「生活感」。
一方面，是日常中秩序感，讓我們感到可控。
每天起床出門上學/上班，周末可以出門，隨時可以點外賣……這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編織成一張大網，阻止我們跌落無常的深淵。
但疫情像從天而降的石頭，砸破了我們的日常。
這很難不讓人恐慌：
如果連這都能打破，接下來被打破的會是什麼？
另一方面，是那些「非必要」的儀式感，讓我們創造意義。
畢竟，屬於自己的生活，總會為「正事」讓步。
所以出門野餐、去環球影城等「儀式」，只能寄託給周末、假期。
直到，出門這件事成了「非必要」。
不少朋友（特別是在北京朝陽居家的）跟我抱怨：
雖說日子沒多艱難，卻就是覺得過一天算一天，生活沒有盼頭，也提不起勁兒。
如果你也有類似的感覺，又想在疫情下，找回熟悉的「生活感」。
也許，可以做這3件事：
a. 制定一個相對規律的時間表
幾點起床，幾點做飯，幾點午休……
再瑣碎的小事，也可以羅列出來。
每如期完成一件，就打個勾，再鼓勵一下自己：
我做到了！
就這樣，從一點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我們就能重新發現掌控感。
b. 允許一些無害的「越軌」
當然不是指闖紅燈、闖封控這種啦。
而是一些，原本不允許自己做、但做了也無傷大雅的行為。
比如，晚上吃一份甜食，深夜在朋友圈emo，凌晨給閨蜜打個電話……
自我控制，本來就需要耗費精力。
無力感已經爆棚的時候，就別再那麼苛責自己了。
小小地「越軌」一下，相當於打開壓力鍋的閥門。
一股「氣」出出去，繃緊的神經，也就隨之放鬆了。
c. 多交流，找支持
自己emo，容易陷入自責或責怪他人的漩渦。
但如果和別人聊天，互相吐槽，就會發現：
原來我們都一樣。
在對自我關懷的定義中，有一個成分叫「普遍人性感（common sense of humanity）」：
生而為人，大家遇到的不順、失敗都是很普遍的；
想逃避、會焦慮等「弱點」，也是人性共通的[8]。
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會自怨自艾，覺得自己是全天下最不幸的那個。
而其他人熬過這段時光的經歷、經驗，也能供我們參考，給我們力量。
寫在最後
這段時間，無論是不是身處封控。
似乎所有人，都在瘋狂懷念2019年。
我們懷念的，其實並非那個往前10年最爛的收尾。
而是電影院裡，姑娘靠在男友肩頭，餵彼此吃爆米花；
是景區打卡處，父母給孩子拍下一張張珍貴的回憶；
是沒課的學生到處亂跑，異地的情侶假期重逢；
是無論室內還是戶外，沒有口罩遮掩的肆意的笑。
懷念的，更是一種基於「確定」而來的「安全」。
但是，沒有人能回到2019年了。
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意識到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減輕身心的負重，有餘力就幫助彼此。
最重要的，是努力過好屬於自己的日常。
世界和我愛着你。
參考資料
[1] Han, X., Zhou, S., Fahoum, N., Wu, T., & Han, S. (2021). Cognitive and neural bases of decision-making causing civilian casualties during intergroup conflict.Nature Human Behaviour, (5), 1214-1225.
[2] 趙禮, 管健. (2022). 信息過載性抑鬱的形成機制及對社會心態的影響.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59(1), 8.
[3] 張眾良. (2011).動機衝突對強迫行為的影響. (博士學位論文). 西南大學
[4] Santomauro, D. F., Herrera, A., Shadid, J., Zheng, P., & Ferrari, A. J. (2021). 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 2020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Lancet, 398(10312).
[5] Kelly, H. H., & Thibaut, J. W. (1978).Interpersonal relatinos: 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 Wiley.
[6] Barasz, K., & Hagerty, S. F. (2021). Hoping for the Worst? A Paradoxical Preference for Bad New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8(2), 270-288.
[7] Yuan, B., Yang, C., Sun, X., Yin, J, & Li, W. (2020). How does residential mobility influence generalized trust?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4), 026540752097691.
[8] Neff, K. (2003). Self-compass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Self and Identity, 2(2), 85-101.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不確定的日子裡，我們唯有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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