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李睿珺的教育路線並非「高中-本科大學」，而是「小中專-大專」。

在那個年代，小中專里有不少村縣的中考狀元。李睿珺在特長班，專業方向是音樂和美術。他的父親是老師，母親是農民。父親本來期望兒子長大做醫生，做穩定的公務員，或者也做老師。但李睿珺理科差，童年夢想就是成為音樂家和畫家，父親若不同意他考中專特長班，他就不繼續上學了。

「音樂課上，我們學樂理，聽音練耳，鋼琴、管樂是必修課；美術的必修課是素描、色彩、國畫、書法。」李睿珺細細回憶道。學習這些課對他來說，想必是種沉浸在興趣中的幸福。

我想起《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片頭的古壁畫，其實就是他親手畫的。而在《隱入塵煙》里，李睿珺也對作曲家提出了細緻的要求：「我不要管樂，不要交響，不要那些銅管組所有的樂器，而是弦樂，裡面有一絲抽象的、合成器的、不穩定的金屬聲；要克制，弱旋律，不破壞敘事，有情感但不煽情。」他會和對方一起打磨出現在每個小節的配樂。

本來，學校的培養方向是鼓勵他們成為音樂老師或美術老師，他在畢業的時候甚至還拿到了師範類大學計算機專業的錄取通知書。而另一邊，班主任第一次在學校收發室看見了山西傳媒學院的招生簡章，鼓勵學生們也可以試試報考這裡的影視方向專業。

師範類專業學費低，還包就業分配，這又燃起了父親對兒子做老師的期待。「我很討厭計算機，覺得特別枯燥。」當時還是「586時代 [1] 」，電腦得輸入正確的代碼指令才能開機，「我跟我爸說，你要讓我大學幾年學這個東西，我可能連課都不會去上。要麼你就讓我去學我喜歡的事，要麼我就不上大學了。」

他從小就倔，在家挨揍的時候也站着不跑。父親又一次拗不過他，只得讓李睿珺得跟隨自己的意願，去到了山西傳媒學院的影視廣告專業。

[1] 586是90年代中期出現的第五代的微處理器。

創造機會

廣告導演和電影導演的發展方向差異很大，但基礎知識是互通的：剪輯課教會了他鏡頭和鏡頭之間的關係處理；視聽語言課老師分析巴贊長鏡頭理論和格里菲斯的蒙太奇有什麼差別；攝影課里有拍攝和光學的原理，光線和景別、攝影機、造型之間的關係；音樂賞析的老師會講解音樂出現的位置是如何考量的；影片分析的老師則會分析劇作是如何通過鏡頭語言遞進故事的。

在這種日常的訓練和薰陶中，大專老師們帶李睿珺重新認識了電影。大一，他兒時的音樂夢、美術夢，正式迭代成了電影導演夢。「電影帶給我的思考和衝擊力，是之前所學的音樂和美術都不能完成的。」

後來，大專里的同學有的去了稅務局、公安局上班，有的進了廣告公司和電視台。李睿珺則一畢業就想做電影，果斷從山西沖向了北京。「因為我覺得做電影的大部分人都在北京。我只能來北京。」

2003年，李睿珺開始了北漂生活。他在北大附近的一個黑咕隆咚的胡同平房裡住下，並不知道此後11年都將住在這個沒有空調、冰箱和衛生間的地方；為了找到能進入電影行業的合適職業，他連續換了好幾份工作；平時，他會抽空寫寫劇本，看看電影，等待着正式進入電影行業的機會。

這一等，三年過去了。「有那麼多人等待進入這個行業，憑什麼機會就得落到你頭上？」他這樣問自己，「既然如此，那就給自己『創造』一個入行機會。」

於是有了文章開頭「借債30萬」的故事：父母把給他和哥哥攢下的10萬元新房錢借給了他，又問親戚朋友借了20萬——即使是放在今天，一個一線城市的中產家長恐怕也不會支持孩子這麼做。

第一部電影作品《夏至》的問世，是李睿珺職業生涯最重要的起點，也讓他受盡了自我懷疑：劇本寫得不好、現場籌備不充分、指導演員沒經驗……硬着頭皮拍完了，又發現不懂發行，片子賣不出去。不僅欠下的30萬得靠拍婚禮、拍會議還錢，也讓第二部劇本拉投資變得更艱難。

「2006年，23歲，你把電影想得很簡單——實際上它並不簡單，它是個很複雜的東西——那個電影（《夏至》）的完成度很差，你把自己搞得很狼狽。」這時，我注意到他用的代詞是「你」，也許是他希望能更客觀地評價自己，又或者是他正在和過去的自己說話，「但你又很想拍第二部，於是一邊打工還錢一邊開始準備《老驢頭》的劇本。」

幸運的是，當時有一批願意來免費幫忙的朋友，他們一起去了李睿珺的甘肅老家，把李睿珺的親戚朋友們訓練成演員，精打細算地開始了拍攝。在一些電影學院教授的建議下，《老驢頭》的劇本被翻譯為英文，參與鹿特丹電影節的劇本創投比賽，先後共獲3萬歐元的獎金贊助。有了處女作的失敗經驗，第二部電影的拍攝和運作都更加成熟了。

李睿珺（右二）與《隱入塵煙》劇組在甘肅老家

劇本寫作是基本功

在李睿珺對製作電影的理解里，劇本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劇本是好電影的先決條件，也是導演的基本功。

圍繞「劇本是不是導演的基本功」這個問題，我曾問過兩個有過電影夢想、拍過短片的95後朋友，他們告訴我：劇本寫作的難點，一是把腦海中的想法落成每一場分鏡，把每一幀鏡頭語言賦予意義；二是要直接用台詞推動故事，想寫好台詞也很難。

國內影視圈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統一的說法。在好萊塢和韓國市場，有一套「先有好劇本，再立項做電影」的傳統流程；但在國內的邏輯則通常是「先有好資源（明星、錢等），再立項做電影」，對劇本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兩年前，國內影視圈還曾傳出一位劇本能力弱的知名導演巧取豪奪了多位編劇的成果，把功勞歸為自己的故事。

「想成為導演，就先學會寫劇本。」李睿珺非常果斷地回答，「我平時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寫劇本。黑澤明導演曾經給過青年導演們一樣的建議。那個時代沒有手機攝影，劇本是讓投資方看到導演潛力和作品潛力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導演唯一能規劃的東西。但在這個時代，這個建議同樣適用——寫劇本可以鍛煉導演的大局意識。

「當你寫一個長篇劇本的時候，就相當於先在腦內完成了一遍這個電影。你能夠在一個長時間的畫布上處理人物、故事、時空等關係和布局。如果像我當初一樣一上手就直接去拍，就會出很多問題。」

在李睿珺看來，自己不過是個普通的導演，談不上天賦，常人完全可以和他一樣靠努力來抵達。

從閱片量上說，他什麼電影都看，基本「碰到什麼看什麼」，並且每次觀影時都會習慣性地思考：如果是自己來拍，要怎麼處理。「這樣思考下來，會發現有些電影我這輩子也不可能做。自我認知很重要，要清楚自己的邊界在哪兒。」

故鄉與世界

「你有過不好意思提及家鄉的時期麼？」我硬着頭皮問了出來。在採訪前，我不止一次從年輕朋友口中聽到「為什麼他要堅持拍這麼土的地方」的疑惑，甚至有人覺得他本人就很土——這讓我有些憤怒。

「我從來不需要在這件事上自我和解，因為我始終沒有羞於啟齒，或者抗拒、逃避自己是家鄉村子長大的。」他倒是很輕鬆地回答，「我在很多公開場合說過，我們村里90年才大規模通電。貧窮落後不是我造成的，它既不是我的問題，也不是我的恥辱。」

李睿珺（左）與姨夫武仁林（右）

小時候，他和父親在打麥場上等風吹過來揚麥，父親會在他手上用小麥粒壓出不同的圖案；奶奶則會和他一起用紙箱裡的燈泡孵雞蛋——看過《隱入塵煙》的觀眾都知道，這些場景化作了電影裡貴英和有鐵之間最溫馨時刻的養料。

「大學畢業後，你可以隨時進入城市生活。但讓城市出生的人去農村生活多年捕捉細節，可就沒這麼容易了。」

倒是村民們在拍《老驢頭》的時候，會感到有些困擾。他們問李睿珺和劇組：為什麼要拍我們呢？電影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電影裡不都是明星嗎？應該去拍城市呀。我們的話又不好聽，我們的話也很土，我們的村子看起來也很古老，我們長得也不好看……我們能演什麼呢？

結果電影在中央六台播出後，村民們突然發現，原來「我們」的鄉村在電視裡會那麼好看、那麼漂亮；「我們」的語言似乎聽起來也沒那麼土，「我們」的形象也沒那麼丑，表演得也還不錯——李睿珺成功用他的電影及其播出平台，幫村民建立起某種自信，或者說，讓他們也達成了某種自我和解。

電影第一次把李睿珺帶出國門，是在2007年。他要前往帕特雷市，參加第9屆希臘國際獨立電影人電影節，為《夏至》領取最佳影片特別獎。「第一次出國，最深的感受是能認識到世界另外一個角落的人。你能見識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建築、樣貌、服飾、飲食……」他一條條認真地列舉。你看，有人曾誤認為他創作靈感的母題是土地和自然，但其實他最關注的還是人和生活。

片場裡的李睿珺（左）與海清（右）

花自己的生命做電影

大概世上所有的導演、所有的創作者，都要經歷被人誤解的考驗。「比如從第二部電影到現在，一直都有人說我在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又比如有不熟悉我的網友覺得我沒去過西北，說西北都是山，不可能有我鏡頭裡的平原；還有人看到《路過未來》拍了深圳，就來問我是不是要轉型做商業片。」

其實，我還見過更討人厭的說法：有人說《隱入塵煙》「是用力過猛的細節呈現了偽現實主義，內里卻是犬儒主義」；還有人用「導演喜歡在咖啡館裡寫劇本」佐證這是一部「供中產『觀看』的農民電影」——他們不知道李睿珺的大部分劇本其實是在中關村圖書大廈的免費小板凳上完成的。

「誤解是正常，世界在誤解中運行。」他淡淡地說，像是對誤解已經刀槍不入。

他對商業片的金錢誘惑，似乎也是刀槍不入。自打好幾年前就開始有各類型的商業片找他合作，但凡是劇本無法打動他、或者他單純覺得自己不合適的，都會直接回絕，甚至幫忙引薦別的導演來拍。

「導演是要花自己的生命去做電影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做一部電影的周期比身邊同行更長，可謂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都在為同一部影片賣命。對他來說，消耗的時間是無法用幾十、幾百萬的酬勞來衡量的。

「不喜歡的電影，你讓我去監視器跟前工作、講戲，多一秒鐘我都不願意，都是煎熬；喜歡的電影，天天見也不會覺得討厭，甚至覺得愉快，要是幾天不見還會想念。這就跟『找對象』是一個道理。」

找投資方和合作夥伴，也像找對象。「你得找到脾氣相同、都能看上對方的人。既能彼此欣賞對方的優點，也能接納對方的缺點，甚至審美和價值觀也是接近的。」

大概是最近我自己在做Q2的OKR復盤有點走火入魔——我又問李睿珺，你有沒有一些工作上的目標，或者會把哪個導演的成就視作目標。

「沒有，我沒有給自己特別的定目標的方式。甚至不會給自己寫劇本設置截止時間，也沒有因為找不到資方而特別地焦慮。」我有點被震撼到。因為在旁人看來，這麼多年他都在和電影帶來的資金問題纏鬥。但他說，找不到錢是正常事，要「學會接納這種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在為職場Bonus做採訪的時候，我們總會問對方「反共識」的理念。而在李睿珺的身上，「反共識」的特質達到了一個波峰。甚至有點點反商業。

商業的邏輯，總是追求挖掘一個可複製的賺錢標本。李睿珺則認為，觀眾看電影是想要看不一樣的電影，複製一個賣座的類型給觀眾，在他看來就是抄襲，是重複，是對觀眾的不尊重。「我的方式是用我的真情實感，去消化生活中的一切，把它變成文字，變成劇本。實實在在地思考，它更適合怎麼做出來給觀眾。」

聊到這兒，關於對「李睿珺如何從白手起家到成為好導演」的問題已經有了清晰的答案，我恨不得馬上告訴我那幾位憧憬成為導演的朋友：趕緊開始練習寫作、寫腳本；不要害怕你的失敗，不要害怕被誤解，也不要忘記回憶和故鄉；記得遵從內心，做你認為最好的電影。

紅利人物Q&A

BONUS Q&A

職場Bonus：電影裡有幾句台詞還蠻有詩意的，平時嘗試過寫詩或者除劇本外的其他文體麼？

李睿珺：陳凱歌《霸王別姬》，西奧·安哲羅普洛斯《塞瑟島之旅》，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

李睿珺：沒有刻意想過要突破、創新、嘗試，只會根據打動自己的故事，去找最適合這個故事的鏡頭。

職場Bonus：今年戛納電影節有三位獲獎導演都是95後（陳劍瑩《海邊升起一座懸崖》，黃樹立《當我望向你的時候》，拍攝成本只有5000塊錢的李家和《地兒》），想對正在崛起的後浪新秀導演說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