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沉沒的麻風村往事丨連載

我最初是在一本名為《美在心靈》的畫冊中注意到「余宏」這個名字的。那本薄薄的精美小冊子，匯集了來自廣東省各地麻風村的11名「康復老人」的書畫作品，當翻到「余宏」的那部分時，我被那幾幅看來有些遙遠、卻充滿了時代集體印記的人物畫吸引住了。其中有一張畫的是革命電影《閃閃的紅星》里的主角「潘冬子」，畫中，人物稚嫰未脫，眼神天真而堅定，頭戴軍帽，形神兼備，能感覺出作者在創作時似乎是懷着某種特別的情愫。

幾年後，我在庾宏收藏的一張舊照中看到了這種相似的熱情——那是一張1寸半的黑白照片，照片裡，少年庾宏就像潘冬子一樣，臉龐稚嫩，姿態端正，嘴巴微微上揚，眼裡炯炯有神光，神清氣爽，看起來充滿了生機和希望。

這是他剛入伍時拍的照片。彼時，他不過13歲，和電影中的「潘冬子」年齡相仿。

|左為在書畫冊《美在心靈》中庾宏畫的潘冬子，右為庾宏13歲參軍時的照片

庾宏是家裡最小的兒子，在他幼年時，家中雖然兄弟姐妹眾多，卻算寬裕。父親和伯父繼承祖業，在鎮上開茶樓，太平日子裡，生意一度十分昌旺。抗戰期間，茶樓被日軍炸毀，父親在心痛之餘仍不甘心，又跑到鄰鎮重開了一間，但亂世之下，人心惶惶，人們時常為了躲避轟炸而東躲西藏，茶樓生意清冷，很快便倒閉了，家道從此中落。因為家裡揭不開鍋，三哥就去當了兵，父親也只能把庾宏推去親戚家的鋪頭打工換食。

1950年的「五一節」前夕，有部隊經過他們鎮上時，派了個兵找到了庾宏打工的鋪頭，遞給了他一張紙條。庾宏打開紙條一看，是三哥的字跡——他叫弟弟在五一節去探望他。

庾宏到了軍營才知道，原來三哥是動員他來參軍。年少的他太想逃離鋪頭那沉悶又寄人籬下的生活了，並未細想便答應了：「參軍就參軍。」

庾宏甫剛入伍，朝鮮戰爭就在遙遠的北方鄰國爆發了。一天，部隊突然給士兵們加餐改善伙食，晚上又組織戰士們一起觀看蘇聯衛國戰爭的電影，然後下達命令——第二天集結到佛山，乘火車去山東。庾宏估計，這是要把他們送去前線了。

然而，庾宏他們在佛山等了很久，火車也沒來。後來，通知又來了，「說你們該搞什麼工作還是回去搞什麼工作」，於是部隊又折回原來的軍營。庾宏沒去成朝鮮，便跟戰友們一起被派去修橋樑和監獄，逐漸適應了部隊的集體生活。

「後來朝鮮死了不少人，我也是好運沒有去，要是去了可能真的沒命了」。庾宏後來跟我提起這段往事時，非常誠實，他清楚軍隊紀律如鐵，「叫你沖你就要衝。」

一年多之後，庾宏所在的部隊掀起了「學文化運動」，那是為了響應毛澤東在延安時所講的話，「沒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屬於庾宏的機會和舞台就這樣悄悄降臨。

很多大學生被派來部隊給不識字的戰士「掃盲」、培養文藝骨幹。長相清秀，身材勻稱的少年庾宏就這樣被挑走，成了一名文藝兵，開始接受舞蹈訓練。庾宏也意外地發現自己在文藝方面的天賦，他總能很快記住舞步，訓練也刻苦，頗得教員的讚許。

1952年8月，經過層層選拔，表現突出的庾宏代表中南軍區（後改稱「廣州軍區」）前往北京參加全國全軍文藝匯演，迎來了他一生中最燦爛榮耀的時刻。

「最好的人，和最好的舞蹈，只要我跳，就有最好的舞蹈。」回憶自己在那場匯演上的表現時，庾宏非常驕傲——那是首屆的全軍匯演，有來自全國各大軍區11個文藝隊近1500人參加。庾宏跳的兩個舞蹈，為中南軍區拿下了獎項，他還記得，其中一支舞蹈是「反映軍民魚水之歡的」。

與我追述起這段經歷時，庾宏80歲，晦暗的眼神里充盈了光。他緊接着又說起1953年國慶在天安門前的閱兵：「53年的國慶節，在天安門經過的時候見到毛主席跟我們揮手——53年的那個隊伍裡面就有我啊，10月份的時候。」

「以前沒覺得驕傲，現在回想起來是不簡單的……我被選上可能是因為身材比較好，不像那些耕田的手腳粗重。」二八年華的庾宏，駕着雲梯在往上升騰，享受着這種飄在雲端的眩暈縹緲。

代表軍區獲獎歸來後，他已經成了部隊裡矚目的小明星。這種「翻身」是他之前不敢想象的——三四年前，他還只是一個寄人籬下搵食的落魄小鬼，如今卻成了集體的驕傲。在這個大集體裡，他得到了在那個貧窮、冷淡的家裡所沒有得到的東西——足夠的衣食，還有關注和讚許的眼光。

匯演歸來，部隊開始組織手風琴班，作為小明星的庾宏，再次被選中。他對這次機會也是加倍珍惜，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訓練，結業時，因為在30多人的班級中表現出色，畢業匯演上又是他代表班級上台進行手風琴獨奏表演。

「那時候部隊好流行手風琴，它拿動方便，隨處都見得到。」庾宏給我講，手風琴先是在蘇聯軍隊裡風靡，那時中蘇關係密切，受其影響，這種樂器也很快在解放軍的文藝團體裡流行開來。庾宏幸運地趕上了這趟時代列車，學習訓練時演奏的多是革命歌曲和蘇聯歌曲，大都是對革命事業和黨的頌揚，讚頌對集體的忠誠和集體利益至上，充滿了自豪感。在刻苦排練的過程中，庾宏對部隊集體的熱情和歸屬感，愈發加深了。

從軍6年後，庾宏轉業，被分去了文化館工作。1959年，韶關縣成立粵北文工團，因有舞蹈和樂器的特長，不過才22歲的庾宏順利進了團，擔任舞蹈隊副隊長兼手風琴手。

在文工團的這10多年經歷，我曾在他珍藏的舊照片中窺見一斑——二三十歲的青年庾宏，無論在個人照還是合影里，頭上時常戴着「前進帽」，身穿中山裝或軍大衣。在文工團的俊男俏女里，相貌雖然不算十分出眾，卻也不落俗。

個人照里，大部分是他抱着手風琴在動情演奏，站在一方水前、在花叢中、在天台上，胸膛挺得筆直，拉開發音箱，就像一隻開屏的孔雀。合影里，他與文工團里那些年紀相仿的同事，背靠水流、堤壩、古建築，遊山玩水留下的紀念，舉目望去，皆是意氣風發的男女。

在照相併不普及的年代，這些素材豐富的黑白照片，多少體現了文工團演員的特權。庾宏作為其中一員，有着大把機會搶先體驗時代的新鮮事物，留下屬於他自己的紀念。

在所有的照片中，有一張「送別手風琴手」顯得尤為特殊。這張被放置在疊層內的照片，像裝幀精美的明信片，外封上寫着拍攝地點「韶關黑白攝影院」。照片裡是四名年輕的風琴手，左邊一人與右邊三人對向而坐，庾宏在右邊最左側的位置。他們臉色光滑，目光澄澈，表情青澀，顯然不像是真正的送別，更像擺拍的藝術照。

但事後看來，這幅照片，竟像庾宏人生的提前預演。

|庾宏當年和文工團同事拍的藝術照

在灰心喪氣的1975年，他收到了同事的來信。同事在來信中寫道：

「別後二年多，身體好嗎？病很快痊癒了吧，盼望你早日恢復健康，回來攜手戰鬥。我很想見見你，可惜沒有機會，領導不讓去，聽說是國家保密醫院，一次送手風琴，一次送收音機，都是你妹夫來拿。他說你患的是 『慢性病』，未知其病故。需要較長時間治療。」

在信的後半部分，同事說送來了臘肉、罐頭等物品，放在了廣州某街道，叫庾宏讓他妹夫前去代為領取。信中特別強調，「領導對你很關懷」，但很快話鋒一轉，「特別是XX工作很忙，不能前來探望」。

|余宏1975年收到單位的來信封面 （張馥蘭/攝影）

這封帶着慰問性質的信，便是文工團對於庾宏這個昔日的工作骨幹能盡到的人道和情分了。看完信，庾宏沉默良久，心內冰涼。從此，在平洲醫院的他，可寄託的便只有送到手裡的手風琴了。

每到晚上孤寂難抒胸臆時，他便一個人背着十多斤重的手風琴走出宿舍，找一處安靜的地方，迎着幽靜又寂寥的月光，拉着一首又一首革命歌曲，氣勢恢宏。如今他身在遠方，還有人會想起自己嗎？那個跟自己合作的女高音會想自己嗎？那個一起跳愛情舞蹈的女演員會想自己嗎？更多時候，他想象着自己就在舞台上演出，台下是人頭攢動的觀眾，更加沉醉其中，動情忘我地表演……偶然抬頭，他發現領導正向他投來讚許的眼光——他感到欣慰，自己又為單位爭得榮耀了。

然而一曲終了，突如夢中驚醒，他發現靜寂的四周空無一人，只有一輪孤月陪伴，清風拂面。

待心緒平復一些，他便又安慰自己：歌不離口，琴不離手，一朝放下，水平就降低了。作為從部隊出來的人，即便眼下治病辛苦，也不可輕易言棄，不可辜負了單位對自己的悉心栽培，只有繼續勤練苦練，有朝一日治好病回去才能回到心愛的舞台，與劇團的同事同台演出。

反覆的心理鬥爭，讓他把手風琴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開始有護士在晚上循着琴聲找到正在動情獨奏的他，安靜地坐在一旁看他表演。時間久了，她們甚至也會主動叫他拉琴。這讓內心淒涼失落的庾宏感到一絲的欣慰，他又勉勵自己，日子再難過也要努力熬過去，他的同事、他的文工團、他的舞台還在等着他。

到了1976年，庾宏的麻風病尚未痊癒，平洲醫院卻突然「散檔（解散）」了，他和另外幾十名病人，被一艘木船送去了位於東莞縣另一省級麻風院泗安醫院。

從5年前被單位用卡車緊急載走那天起，庾宏的命運就像這艘漂在江里的木船，他在船上望着蕩漾的江水，舉目四顧茫然。

登陸島上，他站在岸邊，看着無情的江水拍打堤岸——沒有船隻，他走不了了。

「泗安最好了，藏麻風的，四圍都是海。」他清楚，申請請假外出的條件更加苛刻了，離在廣州的妹妹一家也更遠了。來到這裡後，他乾脆很少出去，也不怎麼去見家人了。不知是入院登記時工作人員的筆誤還是庾宏自己的授意，他的名字在這裡變成了「余宏」。

平洲醫院專門收治軍人幹部，病人不過幾十人，而泗安是個「平民醫院」，病人大多來自廣東各地的農村，有七八百人。在這裡，病人要每日扛起農具去田間，邊治病邊靠辛苦勞作賺取工分養活自己。

庾宏成了病人里少數的「例外」,雖然人在泗安醫病，但他仍然是韶關文工團的人，拿着單位的工資，食宿有單位供養。在別人眼裡，他每日「干手淨腳」，清閒自在，衣食無憂，像是來度假的。

泗安島上還有少部分比他待遇更好的病人，他們住在用圍牆和鐵門單獨隔開的幹部區。那裡有3棟兩層平房，住着幾十名有官階的軍人和政府幹部，還有少量的華僑和外賓，有專人安排他們的膳食和日常起居。聽說有個首長脾氣是出名的臭，吃雞肉不要雞皮，還常隨意對伺候他的人大發脾氣。這樣的八卦很快便吹到牆外，成為麻風院村民閒暇時的笑談。而對於這些，當過兵的庾宏則見怪不怪。

庾宏住在「四區」的二樓，4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普通病人居住的區域被劃為4個區，其中「一區」住女病人）。雖然沒能和領導住到一塊去，他仍然有他的幸運。順着宿舍旁的泥土小徑直往下走，左邊是長勢喜人、蓋過視線的墨綠色芭蕉林，右邊有幾間專門用來盛放稻米的糧倉，前面便是青翠中綴滿星星點點黃色的菜地，不遠處「嘎嘎」直叫的是養在鴨棚里的幾百隻鴨乸，豬場裡還餵養着幾十頭等待節假日宰食給病人加餐的豬。庾宏還看到了用來打造桌椅的小木工場和編制籮筐、雞籠的竹器場，這些都是在島上隔離治病的人勤懇勞作開闢出來的一番天地。

庾宏每天起床，就沿着風光美麗的泗安島散步閒逛，在籃球場、乒乓球場、羽毛球場揮霍汗水，鍛煉身體，着實叫其他抱病辛苦勞作的人心生羨慕。但他們不知庾宏內心的悲觀絕望——先後輾轉住了3家醫院，離文工團越來越遠，熬了4年多的光景，病依然沒有治好。到了泗安後，他已甚少拿出心愛的手風琴了。偶爾想拉奏一曲，他便找一個無人的僻靜之處，對着空曠的田野和一望無際的蕉林演奏，拉着拉着，想起無人欣賞的悲哀現實，便拉不下去了。

到泗安一年後，庾宏的麻風病痊癒了。因為得到足夠的休養，在沒有特效藥的時代，他比島上那些天天勞作的病人更快治好了病。文工團每月按時打到賬上的工資，就像一副鎧甲，保全了他的面容和手腳，麻風沒給他留下任何後遺症。

然而，當時受醫療條件限制，麻風病只靠單一氨苯碸治療，復發率較高，庾宏被要求再留院觀察1年，若病情沒有反覆，方能出院。

繼續等待的日子自然是辛苦的，但至少有了盼頭。只要再熬12個月，就可以摘掉麻風病人的帽子，重新回到文工團繼續做舞蹈演員和手風琴手了——庾宏如此安慰自己，順利熬過了留觀期，醫生宣布，他治癒了。

但就在他喜不自禁將自己恢復健康、可以出院的消息報告給單位後，那個曾讓他感到自豪和榮耀的集體，那個讓他魂牽夢掛的地方，卻擔心他的回歸會影響「聲譽」，堅決不同意他回去。團里要他繼續留在島上，只要他答應，每月基本工資照付。

以前在團里時，他的榮譽和驕傲便是團里的榮耀和驕傲，可如今，他已經成了團里要甩開的包袱和麻煩了，這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

1977年，時代變革前夜，「單位」還是衣食父母，包辦一切。已經40歲的庾宏也動過去社會上另外找一份工作的念頭，但細思量之下，機會渺茫，風險巨大。他擔心別人會追究他的過往——自己是一個患過麻風又被文工團拋棄了的人，成分還是「破產地主」，如果秘密暴露，到時可能連個棲息之處都沒有。他終究沒有出走的勇氣，接受了「流放」孤島的安排——這樣至少還有工資有保障。當然，他從不認為自己適合像農民一樣能幹粗重的活，他的手是拉手風琴的手，他的腳是跳舞的腳。

我後來在庾宏的遺物里看到了粵北文工團於1995年時給他開具的「證明信」，信中寫明，庾宏是粵北文工團的演員，「因患病留院」。單位將其當作退休人員一樣贍養，每月照付基本工資，他帶着這個身份一直到死。

|庾宏入院前的工作證 （張馥蘭/攝影）

80年代初，那些高級病人一個個都走了，幹部區人去樓空。不用勞作的「病人」里，唯獨庾宏被留了下來。

庾宏是困頓的，他不知道在這個島上自己還能做什麼。手風琴拉得再好又沒人聽，他乾脆便把琴丟到了一邊，再也不拉了。他和原來講究身份、資歷、業務能力、等級的單位沒實質關係了，被徹底拋進了一個相對「平等」、求生存、講現實的小社會裡。他在麻風院裡每日想的依然是歌舞、業務、榮譽、名氣，而別的病人憂慮的是如何解決三餐溫飽、減少病痛的折磨、適應手腳肢體的畸形……如此「接地氣」的生活，讓一直習慣和沉浸在歌舞掌聲、幻想着重返舞台的庾宏感到不適。

島上並非沒有舞台，那個小舞台就在「四區」後面，集體大飯堂旁邊。每逢傳統節日，就有粵劇「大戲」上演，演員都是院裡的病人。病人里有以前地方劇團的演員，他們在平日勞作之餘，會叫上感興趣的病友一起排練，等着節日登台。

但庾宏並不認為這個舞台與自己有關係，他心中的舞台，是在軍隊、在工廠、在人民大禮堂……而不是麻風院。他覺得，這裡的舞台不過是與眾人一同苦中作樂，沒法給他帶來歡呼和榮耀，沒法撐起他作為軍人和文工團演員的驕傲身份。

人生難料，他曾經那麼努力擁有的一切，那麼謹慎努力去維護的一切，都因為麻風病中斷了。他失去了以前為之奮鬥的目標，失去了為之奉獻的集體。這裡沒有可以和他一起跳雙人舞、演話劇的演員了。粵北文工團專業的舞蹈演員，舞蹈隊的副隊長——這曾是他多麼引以為傲的身份啊，為了襯起這個身份，他曾把自己整個身心都投了進去。

有一回，省里組織各縣的文工團進行集中進修訓練，每個團兩個名額，一個是唱粵劇的，一個是跳蹈的。庾宏去參加進修，學黎族的愛情舞《三月三》。訓練時，他學的是男演員的動作，也偷偷記住了女演員的舞步。訓練之餘的外出遊玩他無心參與，一門心思只想着多練習新舞。

回到文工團，他便開始教人跳《三月三》，開始去衛校教，後來被邀請去軍區教。經過排練，那支舞最後在韶關公開演出，引起轟動，也讓他收穫了許多的讚譽。有個昔日在文化館的女同事，當時也被派去參加培訓，看到演出後，還打了電話專門問庾宏：「你都沒學女人的動作，你怎麼會教？」

「我為了這個節目能夠演出啊，不然團里派我去幹嘛呢，派我去當然要拿些成績出來才行啊！」

|庾宏練舞的舊照

他的努力，既是從青春期時受到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影響，也和他小心掩蓋在內心深處的危機感有關——他需要用好的表現去藏起過去，用新的身份去替換掉那個不好的「出身」——土改時，階級評定要往祖上追溯，因為家裡有過寬裕生活的過去，庾家被定性為「破產地主」，庾宏的母親在批鬥中自殺，家中最好的房屋和財產都充了公，分給了最窮的人。

從部隊到粵北文工團那些年，目睹各種政治運動紛沓而至，庾宏始終有一種不安全感，害怕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我應該怎麼做好呢？本來就低人一等了。我在思想上不願意飛黃騰達給人看，我要儘量保持低調」。

有一次，領導問他：「庾宏，你表現不錯，你為什麼不申請入黨呢？」

他回答：「我改造好自己就好了。」

「改造好自己」這幾個字，後來庾宏在跟我談話時不止提過一次。或許與他的出身有關，在文革早期尚未患病時，他曾被送去「改造」過。他遺物里有一封來信，信封上的收信地址是韶關「五七」幹校。但這段經歷，他生前只對我一略而過：「落（下）鄉我都積極去啊，有的當逃兵啊，那麼多次下鄉，（我沒做逃兵），那些最貧窮、餓死人的地方，我都去。」

他曾跟我主動談起過在土改批鬥中自殺的母親：「那些政策執行上比較過分，但我不能夠對共產黨有任何情緒，共產黨養我比我父母養我的時間還長，我對共產黨都好感激的。」還有一回，他說，等他去世了，如果共產黨能給立個墓碑就好了，上面記錄他一生走過的路，可以供他人借鑑。

這種小心翼翼，也影響了庾宏對於愛情和婚戀的態度。

在文工團時，作為舞蹈隊副隊長，少不了和女演員共舞接觸的機會。他經常和一名漂亮的女同事跳雙人舞，是那種「講男女愛情的舞蹈」。

有次公開演出，他和一個女孩演「搶親」的獨幕劇，女孩演「村姑」，和庾宏飾演的角色是一對戀人。劇的結束的動作是，女孩跳起來，踩在庾宏的大腿上，兩人一起張開雙臂，站定，如一對展翅共舞的天鵝——這個定格畫面後來還被登到了報紙上。

當表演結束，兩人退回幕後，女演員興奮地抱住了他。其實在日常的相處中，庾宏就能感到這個女孩對自己有意，但當時的他，卻像一塊木頭一樣呆住了，面無表情，也不知道說什麼好，顯得不為所動。

團里還有一個合作多年的女高音，他們經常一起去部隊和工廠慰問演出，庾宏一直為她拉手風琴伴奏。「她的聲音很好聽，唱得很高，整個禮堂都轟動，她每次唱，都至少來三次鼓掌。」庾宏一點不吝嗇對女高音的讚美之詞，甚至甘願當那個襯托她的綠葉。他常常在夜裡趴在桌子上專心為女高音寫伴奏曲，女高音也常誇他伴奏得好，大概也是想同他好的，但二人的關係最後也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還有一回，單位有個女孩約他一起看電影，兩人並排坐在一起，他聞到了女孩身上的香水味。他想，或許她是有意的，卻表面裝作什麼也不知道。

近30歲時的庾宏，在工作上表現出色，但在感情上卻始終躊躇不前。看到他這樣，領導也着急了。有一次，領導特意安排了一個與他同姓的女孩跟他學舞蹈。儘管兩人常常一起排練，庾宏也未能抓住機會。但他知道，這個女孩後來嫁給了一個演話劇的演員。

在庾宏熟悉的蘇聯歌曲《山楂樹》中，面對接踵而至的愛慕者，姑娘歡喜又憂愁地發問「最勇敢最可愛呀到底是哪一個？」而面對那些對他投擲玫瑰花、各有特色的女孩們，庾宏最終的回答是：「她們都可愛，但在我那樣的條件下，我不能去愛她們。那時我正處於革命最低潮的時期，我改造好自己就好了。」

「我們像黃鶯和百靈鳥

我們相愛如鴛鴦

我們的愛情像那燃燒的火焰

大風也不能把它吹熄」

這是庾宏最喜歡拉的一首曲子，新疆民歌《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手風琴拉出的聲音熱情奔放，一唱三嘆。但80歲時的庾宏，卻帶着一點驕傲，反覆向我強調：「別人沒有愛情會痛苦，我不會。我有這樣的境界。總之，我這個人沒什麼寂寞，我有好多愛好的。」

他的一生似乎從未接受過關於愛的教育。他在動盪年代中長大，自小目睹家庭沒落，母親無暇兼顧諸多子女，父親每日為生計發愁，這讓他沒能從家庭中感受到溫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愛和庇護。後來部隊為他提供了衣宿溫飽，也改造了他的價值觀，他會遵守嚴明的紀律和規矩，對集體忠誠、服從和愛戴。至於個人的願望和情感，是需要被壓抑的，是不被肯定和鼓勵的。未能在具體的人際關係中學會愛的他，只學會了去愛集體，愛抽象的事物，愛宏觀抽象的符號。他努力把自己嵌入了集體中，成為維持集體運轉的重要零件，相信要「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在他看來，守住自己的位置，守住對集體的責任和承諾，比愛情、比具體真實的關係更重要。

我刨根問底地讓他假設，如果當年必須選擇一個伴侶，他究竟會選哪個？

「如果要選擇，就選擇那個『村姑』，『村姑』身材好一點，（跳舞）動作又伶俐，我是有點動心。」80歲的庾宏終於承認了自己年輕時萌動的情愫，然後又提起了那個女高音，「她選擇我可能更合適，我精心為她寫伴奏，但不是為了愛情，我大量的時間不是花在愛情上，而是在專業業務上。我覺得手風琴拉得好點，舞跳得好點，搞出名點就好了。」

庾宏選擇不婚，其實也有更現實的經濟問題，兄弟五人中，儘管三哥和他都吃上了公糧，但父親依然無法養活一家人，在生活重壓下，想將最小的妹妹賣掉。庾宏聽說後，堅決不同意——家中兩個妹妹，都是他從小背到大的，「他講要賣去換錢，那我作為大佬（哥哥）當然不願意了。她是我很好的妹嘛，我幾（再）艱苦也要自己養回。」

當初父親曾把年幼的他推去別人家鋪頭，他就覺得自己像被家裡拋棄了一般。他不願妹妹也經歷跟他一樣的痛苦，那是這個家庭無能的表現，是他這個哥哥無能的表現。他現在是個轉業軍人，文工團骨幹，有能耐了，要挺身而出保護妹妹。當時每月工資50塊的他，主動提出每月給妹妹20塊錢作為生活費，這樣支持了妹妹很多年，一直到她走落香港，在那邊嫁了人。

說到那段時期內心所想時，庾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保爾·柯察金，在愛情面前，也表現出了驚人的理性，他曾對第一任女友冬妮婭說：「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能屬於你和其他親人。」後來等他再遇到心動的女孩時，又想到自己還有很多的革命事業和工作要做，就問自己：「難道現在是談情說愛的時候嗎？」然後就主動毅然斷了情絲念想。

我曾一度以為，庾宏就是以保爾·柯察金為榜樣的。但後來在一個和他聊天的夜晚，他突然對我說：「我認為中國人，一生都是為了家庭，我親身經歷過我老竇（爸爸）就是這樣，他生了仔女都不少的，但是他養不起，你說死不死？沒能力養我。」

他似乎不願再步父親的後塵，最後得出結論：「戀愛搞到我不自由，不自由啊！我想搞什麼都會有點困擾，束縛。那麼多女的想要我，但我都沒有感動，我好平常心……」

後來到了泗安，也曾有個中學女老師向庾宏表明過心意,兩人還一起搭船去過廣州。但庾宏依然冷若冰霜，他知道有個男的經常跟這個女老師打羽毛球，明顯看出那人對她有意思。「我把她讓給了那個男人……有些人為了爭老婆，打鬥也有的。對我來說，我讓給別人的，我為什麼就有這個思想呢？我是軍人一個，一個轉業軍人，你一生都為人民服務，你計較那些小事做什麼？」

|庾宏舊日拉手風琴時的照片

困在島上的庾宏想來想去，既然自己無法回單位，那還得能想辦法向單位、向領導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證明自己不是累贅，證明自己一樣能發揮價值和貢獻。最終，他想到了編曲——既然已經沒有了表演的舞台，那麼便退身幕後好了。他可以將那些蘇聯老歌和中國革命歌曲進行改編，編成了一些難度更高的手風琴獨奏曲。

這個新想法鼓舞了他，他鉚足幹勁埋頭編曲，最終足足寫了3本 。有一回，終於盼來一位同事在領導示意下來麻風院例行探視，便委託同事將譜子提交給團里。

然而，直到他死，也沒有得到任何關於這些曲譜的回音。他一直懷疑是那個同事沒有上交單位，獨吞了他的創作成果。但他完全沒想到，他離開文工團十多年後，手風琴已經不再是風靡時代的寵兒了。這不能怪他，他一直活在孤島，活在過去，活在自己幻想的那個昨日的世界。

曲譜的杳無音訊，讓庾宏終於意識到，自己回不去了，他再也無法找回曾經讓自己驕傲的一切，手風琴、舞蹈、編曲，每一樣都不行。驕傲的他乾脆把這些都不露痕跡地收起來了，不見、不彈、不想，便少一份傷心。

孤獨並沒有讓他走向別人，相反，他獨自吞咽下了滿腔苦澀，轉而尋找新的寄託。在島上，輕巧易帶、唱戲時用作伴奏的二胡更加常見，庾宏也去買了一把，自學起來，「學樂器是一里通百里明」，多摸摸，勤練習，很快便就上手了。與奔放熱情的手風琴相比，二胡聲調悠長，不失為他調養心傷的安慰劑，他日日夜夜沉浸其中。有人見他彈奏得好，有時也叫他去給粵劇伴奏，他也應承了，這是興致所至，已經無關乎榮耀，無所謂了。

庾宏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適應在孤島上的生活，學習去發現在這裡的好處。他安慰自己，這裡空氣清新，這裡是自然的百花園，鳥語花香，對身心多有裨益，沒人管束，空閒自在，可以潛心培養很多的藝術愛好，嘗試很多的東西。他依然像以前一樣經常運動，跑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一項厭倦了就換另一項。他喜歡獨自去籃球場投籃，一個人站在空空的籃球場上，日復一日地訓練，練到能用單手輕鬆而精準地投三分為止。

有一日，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很喜歡畫畫，便又開始琢磨起來。

兒時他喜歡看「小人冊」上的漫畫和報紙上的插圖，臨摹過一些明星的照片。當兵時有一段時間，也曾按照領導的要求繪製一些軍事地圖。到了泗安，他養成了讀報剪報的習慣，讀報時看到有喜歡的插圖，便會剪下來收藏。他收藏的多是人物畫——革命人物、軍人或者歌舞團演員。收藏得多了，他便照着插圖上人的模樣，用炭筆一點點勾勒出人物的臉龐、五官。

他筆下的人物像輪廓鮮明，線條自然，靈動多樣。他畫的雲南省歌舞團獨舞演員楊麗坤讓我印象深刻——這個女演員因演出電影《五朵金花》而紅遍中國，庾宏筆下的她，是個成熟美麗的女人，臉上露出充滿希望的笑容。但現實中的她，在文革中受到批鬥迫害，一度精神失常。

如此，許多年過去了，那些過去的榮耀和熱鬧，變成了一張張剪紙、又化身庾宏畫裡的一個個具體的人。

|庾宏畫的楊麗坤

但彭海堤覺得自己並不真正了解庾宏——幾十年來，他與庾宏也不過是偶有往來，算不上是交心的朋友。他聽過庾宏抱怨，說自己已醫好了病，單位卻不讓他回去，也知道庾宏有一架手風琴——但他不知庾宏還是個舞蹈演員，因為庾宏從未向他提起過。

在與庾宏的有限相處中，彭海堤感到他有點「眼角高」，甚至有些看不起那些手腳不好的病友。庾宏的孤傲都寫在他的臉上、眼神和姿態中了，他沉寡少言，卻又無時無刻不在向外人提醒着自己的身份。很多病友就不自討沒趣了。

泗安的「村民」們大多會像彭海堤一樣尋找投機的朋友，抱團取暖、互訴衷腸，忘卻這是一個孤島，但唯獨庾宏，自己主動活成了一座孤島——那可是昔日在全軍文藝匯演上表演過「軍民魚水情」舞蹈的人啊，等到真正活在了平民大眾中間時，他卻躲開了。

庾宏近乎挑剔地選擇着與自己來往的人。他走路時喜歡避開人群，偶然遇上人，多半悶着不吱聲，或是等着別人先向他示好。同樣會畫畫的招載釗，是他願意主動打招呼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但他們之間，也只能算是點頭之交，平時接觸甚少。

與彭海堤一樣，被大家暱稱為「西關少年」的招載釗，在島上也人緣頗好。他在老廣州西關長大，父親是歸國華僑，患病入院前是個富家少爺。他為人闊綽豪爽，又燒得一手好菜，周圍常常聚攏了很多人。他少年時曾立志當畫家，因患麻風而中斷，晚年在志願者的鼓勵下，在閒暇時又提筆畫畫，畫花鳥龍鳳，色彩繽紛。他跟彭海堤多有往來，互知底細，但卻是看到畫冊後，才知道原來庾宏也會畫畫。

招載釗說，有一回庾宏在散步時經過他房間門口，看到他正在畫畫，大概是興致所至，竟破天荒主動走了進來，問他讀過多少年書，是否學過畫畫。也是在那次交談中，庾宏主動跟他提及了自己的畫作，說自己畫過女人的裸體，有一次被別的村民看到了，笑話他不該畫那種畫，庸俗下流，上不了台面。他忍不住向招載釗抱怨：「他們都不懂藝術，一個兩個有知識的都沒有。」

招載釗表示了理解，說自己看過很多藝術作品，知道有一個女畫家還專門畫自己的裸體。但對於島上絕大部分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而言，要想理解這樣高雅的藝術和情趣，實在有點勉為其難。

在這島上度過幾十年後，庾宏依然沒有融入尋常人的生活中。他孤芳獨賞，也難免過於自矜。曾經在島上的幾百個麻風病人里，並不乏有文化有才能的，說到底，是庾宏自己內心深處拒絕融入。他自矜的藝術在這裡成了空中樓閣——或許對於他來說，一直以來都是如此，藝術從來不是來源於真實的生活，不是促進人與人之間溝通和交流的媒介，而是巨大的抽象的符號，是一個人人生上升的階梯，是榮耀、身份、地位的代名詞，是他與別人區分開來的工具。

他驕傲地宣稱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他可以沒有愛人，也可以沒有朋友。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已經學會了自我麻醉：我至少還是這島上有單位、有工資的人，我醫好病了，腳好手好，很多人都殘疾了，有的缺了手指，有的少了腿，比我更慘。

他提醒自己，不能煩惱太多，否則可能會變傻。島上有病人因種種不順遂而精神失常，還有一名軍人因等不到熱水洗澡悲憤之下直接從二樓跳了下去。這些都讓他心有餘悸，提醒自己要做好自我照顧，他並不想自己的生活失控。

後來，他讀到了「毛主席總結的養生十六字口訣」，背了下來：「第一條，基本食素；第二條，飯後一百步；第三條，遇事不怒；第四條，勞逸適度。」他常常告訴自己要學會以平常心對待一切，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不管其他的紛紛擾擾。

到了90年代，島上的病人大都已治好病，終於可以自由出入。但東莞人大多知道泗安有個麻風院，對從島上來的、手腳不太好的人，既懼怕又歧視。

當時五六十歲的庾宏手腳完好，他自己不說，別人也不會知道他是從麻風院來的，於是開始經常往外走了。作為島上最有錢的人之一，他買了一輛單車，推車坐船出去，然後踩車到外面買菜，到鎮上閒逛。每次逛街回來，單車上總是掛滿了各樣不同的吃食。

十幾年前，由於「四區」人數減少，庾宏和彭海堤等人就搬去了已經荒廢的幹部區。幹部區的圍牆仍在芭蕉樹的遮蔽下時隱時現，鐵門卻已經拆掉。庾宏又住在了二樓——這正好合他心意，人更少了，可以一個人靜靜地不被叨擾。

|泗安醫院舊時幹部區軍干們住的地方

幾十年過去，泗安島上芭蕉林蔥鬱依然，但人已漸漸老了。「村民」們跟庾宏一樣閒下來了，有空便聚在榕樹下打牌、下棋。庾宏偶爾也會湊上去和他們對弈，這是他少數願意主動走近他人的時候。

過了70歲後，庾宏的手腳總是不自覺地抖，已經沒法踩單車了，他走路時便推着那輛單車，靠它維持身體平衡。再後來，單車變成了輪椅。幸好他有錢，能打電話叫「的士」進島來載他往返，他帶着輪椅上車，到了地方就一個人推着輪椅去逛街。

我是在2015年年初第一次見到庾宏的。那時我常常去找彭海堤，有時路過那棟樓，總會見到一個老人身前推着一張輪椅，緩緩地跺着碎步挪動，就像老掉牙的留聲機一樣，轉得格外慢。不過他看起來不急不躁，嘴裡時常輕聲哼着歌。那棟樓澆築了高出地面的水泥板，他的輪椅時常卡在小斜坡那裡，有時好不容易向前推動一點，身子卻又往下倒退了幾步。我曾上去幫他推過一把。

後來我問彭海堤這人是誰，才知道他就是「余宏」——知道原來他就是我憑畫冊里的作品一直想象的「那個從文工團來的人」，心內不禁有點失落。

之前搬過來住在幹部區的村民大都已去世，住在二樓的那排房間的只有庾宏一人了。我特意上了二樓去探訪他。他的房間坐北朝南，天氣好時，陽光在窗外的樹葉上閃爍，顯得有點刺眼。但進了庾宏的房間，就一下子暗沉下來，他的東西堆得又多又亂，讓房間顯得逼仄沉悶，想來他身體不好不便收拾，也可看出平時少有人來走動。

他的臉色也有點灰暗，倒是眼上那對飄曳着的雙眉給了他添了幾分精神氣。他頭髮梳理整齊，衣着講究，抵減了些許落魄感。

後來我又去了幾趟泗安，但都沒見到他，聽說他心臟不好外出住院了，喜歡上了住院，便故意拖延着不走。我第一次聽說有人喜歡住院的，倒也新鮮，再細問之下，才知道是因為他在醫院裡日夜有護工照顧，而他在島上沒什麼朋友，沒有人等着他回去，無牽無掛。

這一年庾宏78歲，即使年輕時身體平衡能力超群，晚年的他還是滑向了難以自控的境地，生活上很多事已經力不從心。

2016年春節前夕，沒有工作，未來不定，有些落魄的我臨時決定跑到泗安島上過這個春節。島上有各樣顏色的花，有芭蕉樹和龍眼樹，道路兩旁都是濃綠的大榕樹。黃昏時分，夕陽在空中抹開了橙紅色，常有白鷺從濕地中齊聲飛起。對於想要逃避現實的人來說，實在是個桃花源。

正是在這個春節，我遇上了從外面住院回來的庾宏。因為身體狀況日漸變差，他被安排轉入「三區」一樓，搬進了一位剛去世不久的老人的房間。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就坐在他身旁，和他一起看電視。屏幕上的舞台光彩炫目，莫文蔚穿着一身驚艷的華麗禮服款款出場，紅色的嘴唇輕輕抬起，深情地唱起了：

「當你老了，頭髮白了，睡意昏沉

當你老了，走不動了，爐火旁打盹回憶青春

多少人曾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

庾宏坐在電視機旁1米開遠的地方，一動不動地盯着屏幕。房間裡燈光寡淡，熒幕上絢爛的光色反照在他衰老暗沉的臉上。他眼神憂鬱呆滯，頭戴毛氈帽，瘦小的身體縮在厚厚的長領大衣里，活像一尊舊時代的雕塑。

剎那間，我的腦中流淌出一個感受——這首歌似乎就是為庾宏而寫、而唱的。在新舊時光暗明交匯的碰撞中，我仿佛從聲色奪人的莫文蔚眼裡看到了那個年輕時意氣風發的庾宏——他也曾是那個時代的明星，像莫文蔚一樣站在高光匯集的舞台上，面對台下上千的觀眾，或者跳一支熱烈昂揚的舞蹈，或者忘我動情地拉一支手風琴曲……而現如今，他已垂垂老矣，那場麻風病，最終使他在這孤島上蹉跎終老。

|在房間裡的庾宏 （張馥蘭/攝影）

唱完歌，庾宏似乎感到我對他的過去很感興趣，竟主動對我說起在文工團的一些經歷來。又對我說：「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他很聰明，心裡又有很多要傾訴的東西，我就順水推舟，問他能否跟我講他的故事，他爽快地答應了。

他告訴我，他原姓「庾」，參加工作後才改為「余」，「因為參加工作之後發覺這個姓很多人都不會寫，我們兄弟就改了這個，就為了方便，沒其他意圖。」——這是他自己的說法，在我後來看到的他的工作證上，依然是「庾宏」。

他主動提出，明天早上可以去外麵茶樓，邊喝茶邊聊天。我說茶樓人多吵鬧有些不便，他便說：「開間房就好，不吵，直接去就有了。不怕，我有單位，我有工資的。」

他選的這個茶樓在望牛墩，開車都要半個多小時，顯然是精挑細選過的。他身板挺直，一身深灰的外套，一件黑色的夾克，一條灰色的圍巾垂在身前，頭上是一頂橄欖色的尖頂毛氈帽。茶樓里，他對我說：「我經常一個人來這裡喝茶，我父親就是開茶樓的，我很留戀這樣的生活，他發家就在茶樓。」

|在茶樓里的庾宏 （張馥蘭/攝影）

我們從茶樓回來不久，庾宏便去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島上的手腳殘缺的村民都喜歡開這種穩當的「殘疾車」，按理說，過去手腳靈便的庾宏應該是看不上這車的。可車剛到手，他還在練習怎麼騎，便不慎連人帶車摔倒了，好在摔得不重。他向醫院投訴，說自己摔倒時沒人來扶他。醫生看到他的平衡能力已不足以開電動車，堅決不同意他繼續騎了，那輛嶄新的車便被丟到一邊去。

他靠自己外出的努力失敗了，但別的事情上仍我行我素。醫生說吸煙不好，不要再抽了，他則說醫生們沒有研究徹底——他的兄弟不吸煙都比他死得早，他自己現在80多歲了，肺也沒什麼問題，還可以繼續抽下去。

他對我說，之前他外出住院，跟照顧他的護工妯娌兩人聊天時，得知她們家庭負擔重，便主動資助她們，一個每月給80塊，一個每月給70塊。回泗安後，護工發了短信給他，「你因為給予而快樂」。說到這裡時，他露出了天真的笑容，就像小學生做了好事被老師表揚了一樣。他說自己樂意幫助他人，是受到同是軍人的雷鋒同志的影響。

又有一回，他講到前些年時，昔日的文工團團長曾寄給他一本書，書名叫《人間重晚晴》，又寄語：「庾宏，如果我有生還可以寫作的話，我肯定寫你幾筆。」他又為此而高興：「他就是表揚我了……他希望我保持晚節。」

誠實地說，我覺得文工團的領導們是該感謝庾宏——幾十年來，他連回單位看一眼都沒有，但他至死都保留着當年的工作證。團長几句空話，庾宏也樂於聽，他這個接受了幽居麻風院大半生安排的演員，實在太需要撫慰，太需要有所相信了。

每每談起幾十年前突降他身上、改變他命運的麻風病時，他就感嘆：「人生難料啊，坐牢刑滿還能釋放，麻風沒得釋放。」

然後又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你好好寫」。

2018年後，我去泗安的頻率沒以往那麼多了。我聽說庾宏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在一次中風之後，他已經生活不能自理了，成了義工照料的對象。

對於前來照顧他的義工，庾宏顯得挑剔而苛刻，敏感又多疑，時常覺得別人做得不夠好，甚至懷疑他人靠近他是另有企圖。有一回，他懷疑義工偷了他的衣服，後來這名義工把他的衣服找了出來，謎團才解開。但他的言行最終傷害了義工，雙方不歡而散。

之後，他試過直接僱傭島上的村民幫忙，但終究沒人受得了他。

有一回，庾宏意外摔倒，下不了床。招載釗於心不忍，主動過去給他打掃房間，還做了飯給他端過去。這樣堅持了一個月，招載釗也堅決撒手不管了。

我去泗安時常在招載釗家吃飯，每次問起庾宏，他便不住地搖頭嘆息。面對愈來愈差的身體，庾宏愈加封閉，精神狀態也愈加不穩定。他時常在大白天將窗門緊閉，將煙蒂扔一地。難得房間的門敞開時，進去看他，一進門整個房間裡都籠罩着一層煙氣，到處都是濃重的煙味和濕霉味，讓人窒息。庾宏在屋裡昏昏沉沉，很難跟人有任何實質的交流。他不再講究衣着搭配了，白天就直接穿着睡褲。

有一次我去看他，見滿地煙蒂和白灰，便對他說不要把煙蒂亂扔，這樣會增加前來打掃的人的工作量，他竟順從地點頭。但等下次再來時，煙蒂仍然隨地都是，房間的空氣也一如既往。到了後來，我也不太願意往庾宏的房間去了，我不知該如何與他相處，更不知該如何安撫他。

庾宏的內心築起了更高的心牆。身上的現金用完了，相熟的社工和志願者主動提出幫他去取，但想到要說出銀行卡密碼，他就拒絕了——島上絕大多數的老人因為身體殘障或者行動不便，需要取生活費時都會放心地交給工作人員，但有單位有工資的庾宏，卻從來都是自己去取錢。

等他身體恢復了一點，勉強可以下床了，便像往常一樣拖着輪椅緩緩出門——幾乎從不向人伸手的他，只能拉下面子去找人借錢解急了。思來想去，願意幫助他的大約也只有彭海堤了。

他問彭海堤身上有沒有現金，彭海堤回答他：「有1000塊。」

「可以借給我嗎？」

「你不是有大把錢嗎？怎麼需要跟我借？」

「錢在銀行卡，能不能先跟你借一下？」怕彭海堤不答應，庾宏又補充道，「我給你寫借條。」

無人知道在最後的日子裡，庾宏的內心起了什麼變化，那個驕傲的他，拖着已幾乎不聽使喚的雙腳，挪着碎步，顛着身子勉力走到了老太太阿崧面前，主動向她示好1。

他問出的話有幾分笨拙：「華嬸，你過來給我煮飯吃，互相幫助，兩個人可以聊聊天。」

但這一切未免太遲了，對於阿崧來說，此舉顯得草率而唐突，她並不喜歡這個平素孤僻，如今已年老色衰體弱的老男人，於是直率地回答：「我有說答應你嗎？」

阿崧坐在輪椅上，一邊推着輪子，一邊把庾宏趕了出去——她自己有一隻腳截肢，常年要靠輪椅代步，她丈夫在2017年去世前常年都臥病在床，她日夜辛勞地照顧了幾十年。如今，她照顧自己都費力，自然不會再找罪受再去照顧另一個男人，更何況是如此難以相處的庾宏。

在2018年12月一個早上，當人們發現庾宏時，他已經走了。他滾落在床邊的地面上，再也沒有醒來。我是從島上的鐘各伯伯那裡得到庾宏去世的消息的，他發來的微信消息是：余寵走了。

後來，我問過招載釗對庾宏的看法，他回答：「庾宏沒什麼的，他個人有些高傲，但不是那種愛攪是非，興風作浪的人。」這是他對庾宏善意的評價。

6年前在庾宏房間的歌聲，模糊留在我的記憶里，它們可能是《喀秋莎》，可能是《山楂樹》，可能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可能是任何一首革命歌曲……但它們不是什麼具體的內容，不是某個具體的形象，而是一個浩大的喧鬧的時代的聲音，是巨幕下威嚴的人物，是一些抽象的符號，任何一個具體的人靠近它，都會被它巨大的力量吸附進去，稀釋掉自己的聲音，變得面目模糊。

直到現在，我還是偶爾會聽那些齊整又熱烈昂揚的革命歌曲，從裡面尋找和感受那個舊時代的氣息，不經意間，我時常會想起庾宏，因為他就站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