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下午1點剛過，科羅拉多州戈爾登市探員史黛西·加爾布雷斯走向沿着小山丘散落而下的一長排無名公寓樓。

地面斑駁，覆蓋着骯髒的半融化的成片積雪。在這座三層樓建築群的橙色和橄欖色外牆的映襯下，冬日裡光禿禿的樹木顯得灰濛濛的。

寒風凜冽、寒氣刺骨，加爾布雷斯就在這樣的天氣里去那裡調查一起強姦案。

一樓的一間公寓裡擠滿了穿制服的，巡警們挨家挨戶敲着鄰居們的門，犯罪現場分析人員正在拍照片，醫護人員已乘坐救護車抵達。

在混亂的場面中，加爾布雷斯顯得十分突出，她是處於男人漩渦中的一名女性，她臉很窄，一頭金色的披肩直發，擁有長跑運動員一樣的體格，身材清瘦，裊裊婷婷，眼睛是藍色的。

她走到一名警員面前，他示意她看向站在公寓外面，沐浴着冬日稀薄陽光的一位女性。她穿着一件棕色長大衣，手裡抓着一袋自己的私人物品。加爾布雷斯目測她20多歲，身高大概1米68。身材纖細，一頭黑髮，她看上去冷靜從容。

她就是受害人。

加爾布雷斯走上前去做了自我介紹，並問道，想到我車裡談嗎？車裡更暖和，更安全。女子同意了。她們坐進車的前排，加爾布雷斯把暖氣調得很大。

女子名叫安珀，是當地一所大學的研究生。正值寒假，她的室友已經回家度假了，而她一直待在公寓裡盡情享受獨處時光，晚上熬夜白天補覺，男朋友曾經從外地開車來看她，不過案發前一晚她是獨自度過的。吃完自己煮的晚餐之後，她就蜷縮在床上追劇，看《絕望主婦》和《生活大爆炸》。當她迷迷糊糊睡去時，天都快亮了，已經能聽到大樓里其他住戶準備出門上班的動靜。

她剛剛睡着，就突然驚醒了。在半明半暗的晨曦中，她隱約看見一個身影籠罩在她上方。她開始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她的臥室里有個男人。此人戴着一張黑色面罩，穿着一件灰色連帽衫，下面是運動褲，鞋子是黑色的。他手裡握着一把槍，槍口直直對着她。

「不許尖叫、不許呼救，否則我就一槍打死你。」他告訴她。

她感到體內腎上腺素飆升。她的眼睛緊緊盯着那把槍。她會記住它是銀光閃閃的，還有黑色的痕跡。

她哀求道，不要傷害我、不要打我。

她提出把公寓裡的現金給他。

「去你媽的。」他說。

她被嚇壞了。他要傷害她。他會殺了她。所以她下定決心：不會反抗。她選擇忍耐，他讓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

男子把一個綠黑色相間的背包甩到地板上，裡面有他需要的一切，裝備被他塞在透明的三明治塑料袋裡。袋子上貼着整齊的印刷體標籤：塞口物、避孕套、氛圍、垃圾。

他命令她脫掉保暖睡衣。安珀看着他從包里拿出一雙白色長筒絲襪，幫她穿上後把它們一直擼到她的大腿上。他又問她有沒有高跟鞋，得到否定回答後，他從包里拿出一雙透明的塑料高跟鞋，把鞋子上的粉色系帶纏到了她的小腿上。他再次伸手從包里拿出粉紅色的髮夾，把她的頭髮梳成了馬尾辮。他問她化妝品在哪裡，她從梳妝檯上取來了化妝包。他的指示很明確：首先塗眼影，然後是口紅，還要求她選擇顏色更粉嫩的唇彩。最後，他命令她躺在床上。他從包里拿出一條黑色的緞帶，把手背到身後，他說，然後他用緞帶鬆鬆地綁住她的兩個手腕。

安珀震驚地認出這條緞帶是她和男友一起買的，已經找了它好幾個星期，卻一直沒有找到。安珀以為是自己放錯了地方，現在她很困惑，強姦犯是如何得到她的緞帶的。

在接下來的4個小時裡，這名男子對安珀多次實施強姦。他累了就會休息，只穿着他的襯衫，喝自帶的瓶裝水。當她抱怨太疼時，他給她抹潤滑油；當她說太冷時，他就為她蓋上她的粉綠相間的被子。他告訴她該做什麼以及怎麼做，說她是個「乖女孩」，他沒有使用避孕套。

他帶了一台粉色的數碼相機，讓她在床上擺好姿勢，並命令她，這樣動、那樣扭。當一切都合他心意，就開始拍照，還會在強姦過程中停下來拍照。安珀告訴加爾布雷斯，她不知道自己被拍了多少照片。有時，他會一口氣拍上20分鐘，他告訴她，這些照片會讓警方相信他們是出於雙方自願發生關係，還說會把照片發布到色情網站上，讓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父母、她的朋友、她的男朋友。

安珀決心儘可能多地表現出人情味以換取生存機會，每當男子停下來休息，她都會問他一些問題。有時他什麼也不說，有時他們會聊上20分鐘。男子詳細地講述了他是如何獵取她的，他看起來幾乎是放鬆的。

男子說，從8月份開始，他就一直透過她公寓的窗戶偷窺，知曉她的全名、生日、護照號碼，以及車牌號；知道她在學什麼課程以及在哪裡上課；知道每晚上床前，她都會對着浴室鏡子自言自語。

安珀告訴加爾布雷斯，男子透露的所有關於她的信息都是準確的，並非虛張聲勢。

安珀還問起男子的背景，他說自己會三門外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和俄語，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例如韓國、泰國和菲律賓。他上過大學，免費的，還說在軍隊服役，認識許多警察。

他告訴安珀，他的世界「很複雜」，每個男人不是狼就是亡命徒。亡命徒從不傷害婦女兒童，但狼卻可以為所欲為，所以他是一匹狼。

安珀告訴加爾布雷斯，她始終沒有見到強姦犯的臉，但她努力儘可能多地記住罪犯的身體特徵——白人，金色的短髮，淺褐色的眼睛。她估計他的身高有1米88，體重大約82公斤。穿的灰色運動褲的膝蓋位置有洞，黑色的鞋子上有阿迪達斯的標誌。他剃了陰毛，有點胖。安珀還說，罪犯身上有個很明顯的特徵，小腿上有一塊褐色胎記。

當他結束時已經臨近中午，他用濕紙巾給安珀擦乾淨臉，並要求她到浴室去刷牙，還命令她去沖洗淋浴，看着她擦肥皂，告訴她要擦洗身體的哪些部位。當她洗完後，他要求她在浴室里再待10分鐘。

離開之前，男子告訴安珀，自己是如何從屋子後面的玻璃推拉門潛入公寓的，他讓安珀在門底的軌道插入一根木銷，以確保門無法從外面打開，這樣就安全得多，能防止像他這樣的人闖入，然後他關上門離去。

走出浴室後，安珀發現強姦犯洗劫了她的臥室，帶走了床單和藍色絲質內衣，把她的粉綠色被子堆放在床腳的地板上。

安珀找出手機打電話告訴男友，自己被強姦了。他催促她立刻報警，開始安珀不願意，但最終被男友說服了，兩人結束通話後，安珀就撥打了911。

當時時間為下午12點31分。

受害人的講述令加爾布雷斯暗暗心驚：跟蹤、面罩，裝滿強姦工具的背包。這場襲擊如此令人髮指，罪犯如此老練。不能再浪費任何時間，必須立刻展開調查，就從這輛巡邏車的前座開始。

加爾布雷斯清楚，每一起強姦案都涉及三個獨立的犯罪現場：襲擊地點、罪犯的身體以及受害人的身體，它們每一個都能提供許多有價值的線索。本案犯人已經竭盡所能地試圖消滅他留在安珀身體上的證據。加爾布雷斯詢問安珀，是否同意她用又長又細的無菌棉簽採集DNA證據，用棉簽擦拭安珀的臉，加爾布雷斯只希望案犯或許百密一疏，能留下少許DNA證據。

加爾布雷斯又提出一大請求：安珀是否願意回到她的公寓，指證強姦犯可能碰觸過的一切東西？安珀再次答應了。在公寓裡，她們倆一起梳理了案件過程。安珀指給加爾布雷斯看襲擊者從床上拽到地上的被子，還有案犯在折磨她的過程中曾多次使用的浴室。整個過程中，加爾布雷斯都關注着細節：面罩是什麼樣的？安珀說不是滑雪面罩，更像是一條圍巾，他用安全別針把它緊緊地包裹在頭上；還記得關於那瓶水的任何細節嗎？是箭牌的；那塊胎記什麼樣子？安珀比劃了一個雞蛋大小的圓形。

當安珀回憶罪犯給她蓋被子的細節時，將其稱為「溫柔」。這讓加爾布雷斯困惑不已。怎麼會有人在經歷了如此殘酷的折磨之後，用「溫柔」來形容侵犯她的人？她感到很擔心，或許是這傢伙表現得很正常，又或許他是個警察。她對自己說：「要找出此人不容易」。

離開案發現場後，加爾布雷斯駕車送安珀前往大約30分鐘車程外的聖安東尼北醫院，那是距離案發現場最近的一家能夠提供專業性侵害檢驗的醫院，受過專門培訓的醫護人員會檢查安珀身體的每一寸肌膚，以尋找線索。

在檢查之前，安珀告訴加爾布雷斯，襲擊者曾說過這是他第一次作案，但安珀認為他在撒謊，「我覺得他是個慣犯。」

在返回案發現場的路上，加爾布雷斯的大腦飛速運轉，安珀的故事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一名一身黑衣的強姦犯？背包里塞滿強姦所需的一切用具？而且敢於在大白天滯留在一棟繁忙的公寓樓，花上4個小時強姦折磨一個女人？

這完全不同於她處理過的大多數強姦案。

通常情況下，強姦犯往往是受害人認識的或者至少是遇見過的人：男朋友、舊情人，或是在夜店認識的人之類。辦理強姦案通常並非偵探故事，而是要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女方是否同意發生性行為。一項全美範圍的政府調查顯示，2014年美國約有15萬名男性和女性報案稱被強姦或性侵犯，這個數字相當於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堡的人口，其中大約85%系熟人作案。

加爾布雷斯知道她面對的是一樁相對罕見的案件：陌生人強姦。此類案件比較容易審理，因為它們往往涉及檢察官所謂的「正義的受害者」。例如，一位女性在大街上被一名持有武器的陌生人抓住，她掙扎尖叫，然而最後別無選擇只能屈服；又或者是一位母親或女兒，來自一個愛意滿滿的家庭，她擁有一個漂亮的家，一份穩定的工作。她穿着得體，沒有酗酒，也沒有在城市某個骯髒的角落遊蕩。這些在檢察官看來都是最容易起訴的強姦案，因為它們滿足了陪審團對受侵犯婦女的所有期望。

安珀符合這些要求中的一部分——但並非全部。不符合的部分包括：她一直很冷靜鎮定。她曾和強姦她的人交談過，並稱其為「溫柔的」，在報警前和男友通過電話。

但這些都不會干擾加爾布雷斯，遭受性侵的女性與所有女性並無不同。受害人可能是母親、青少年、性工作者，她們或許住豪宅，或許住廉價旅館，可能無家可歸，也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可能是黑人、白人或亞裔，既有醉倒不省人事的受害人，也有完全清醒的。她們可能對性侵犯做出各式各樣的反應，歇斯底里，或克制隱忍。

遭受侵害後，有人選擇告訴朋友，也有人將秘密深埋心底，有的受害人或許會立刻報警，也有的可能會等上一個星期、一個月，甚至好幾年。

警察們會運用不同的方法調查強姦案，儘管強姦是最常見的暴力犯罪形式之一，然而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佳破案方式。有些警探推崇懷疑主義，的確存在一些女性謊稱被強姦，但就每一件性侵指控展開仔細調查是警方的職責；另一些調查員，包括一些對警察粗暴對待強姦受害人的行為表示擔憂的律師，則認為信任才是關鍵。

某大型警察培訓團體舉辦過一次致力於改進性侵調查方法的活動，其口號即為「從相信開始」。雙方爭論的核心是信任問題，在大多數暴力犯罪中，警察面對的都是明顯受傷的受害人，但是在性犯罪中，傷痕往往不那麼明顯。在法醫檢驗中，自願發生性行為的女性身上有可能出現與一名在槍口脅迫下被強姦的女性一樣的傷痕，在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的可信度經常和嫌犯的可信度同樣受到質疑。

加爾布雷斯在處理強姦案時有自己的原則：傾聽與核實。「很多時候人們會說，『相信你的受害人、相信你的受害人』，」加爾布雷思說，「但我認為這種觀點並不正確。我認為應該傾聽被害人的講述，然後依據事情的進展來證實或反駁。」

在戈爾登這樣的小城鎮，刑警們負責處理所有的案件，但加爾布雷斯逐漸發現自己對性侵案件更感興趣。曾有一起案件令她難忘：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涉嫌猥褻鄰居家的10歲男孩。兩家人私交甚篤——實際上整個社區關係都很親近：太太們會一起聚會，孩子們一起玩耍，丈夫們周末結伴出遊。這起性侵指控在部分家庭中流傳開來。「它顛覆了整個社區的鄰里關係。」加爾布雷斯說。

加爾布雷斯與另一名調查員詢問了受害人。男孩的記憶非常清晰，他告訴警探們，嫌疑人是在一張沙發上侵犯了他，他還記得關於沙發布料的特徵。雖然只是小細節，但這足以讓加爾布雷斯相信男孩沒有編造故事，而當嫌疑人的家人同意加爾布雷斯詢問他們的兒子時，這名少年卻支支吾吾。他坐在父親身邊，還哭了起來。

加爾布雷斯與她的搭檔走到外面的門廊上。

我要逮捕他，她說。

你有把握嗎？他問。

我有合理根據，她說，就讓陪審團來裁決吧。這名少年後來在庭審中被定罪。

案發社區的居民們對加爾布雷斯頗有怨言，他們認為她粗暴而輕率地毀掉了一個有前途的孩子。加爾布雷斯卻認為這是正義：「如果他還曾傷害過其他人呢？如果他繼續犯案呢？現在阻止他，或許將來就不會有更多的受害者。」

許多警探會儘可能避開性犯罪案件，它們不像兇殺案那樣高調，沒人會想來拍攝一部關於強姦案的電影。如果說兇殺案是黑白分明的，那強姦案就充滿了灰色，而且，強姦案的受害人都是活生生的，並且飽受創傷，他們的痛苦總是赤裸裸地袒露在你面前，令你絕對無法忽視。

加爾布雷斯的宗教信仰幫助她經受住了辦理強姦案對她情感上造成的巨大衝擊，她認為自己也是在回應主的召喚，進入執法部門是為了幫助別人，而性侵案件里正處於人生至暗時刻的受害者們需要幫助。她並不總能知道如何讓他們好受一些，但她知道她必須想辦法。

「人們說，『你為什麼要偵辦性犯罪和兒童犯罪案件？』我並不享受這份工作。但總得有人去做。而且得把它做好。」

加爾布雷斯到家時天色已經很晚，已經筋疲力盡。回家前她辦的最後一件事是替安珀找個地方過夜，安珀太害怕，不敢回自己的公寓。加爾布雷斯找了名警官將她送去朋友家。

大衛已經洗好了碗，並已將孩子們哄上床睡覺，再晚點他還要去上大夜班。

夫妻倆在客廳的兩張沙發上面對面坐下。這是他們每晚的儀式，在工作和照顧孩子之餘見縫插針地挖出這短暫的幾個小時，像其他雙職工夫婦一樣交流彼此的一天——只是加爾布雷斯夫婦的話題比大多數人更陰暗一些。

這一晚也是如此，史黛西·加爾布雷斯將當天案件的細節講述給丈夫聽，那個蒙面人，那場持續4小時的施暴，以及他如何給受害人拍照。聽着，她說，最後他還強迫她去洗澡。

大衛一直在猶豫，但這些細節實在太像了。2008年，他離開戈爾登市警察局，去鄰近的威斯敏斯特市出任警官。5個月前，威斯敏斯特警方曾接到報案，在一棟公寓樓里發生了強姦案，大衛曾在那棟樓里搜尋可疑人員，那位女性也是被一個蒙面人強姦，罪犯也拍了照片，並且也曾在離開前命令受害人洗澡。

你明天早上第一時間給我們部門打電話，他對史黛西說，我們那兒有件一模一樣的案子。

科羅拉多州威斯敏斯特市，2010年8月的一天，埃德娜·亨德肖特警探開車前往莎拉的公寓樓，途中她在腦海里羅列了一連串待辦事項。16年的警察生涯在她心裡烙印了一張犯罪現場任務清單。她需要巡警們去徹查莎拉的鄰居們，去翻查垃圾桶；需要一位刑偵專家搜查公寓及附近場地；需要一名犯罪分析員來收集所有能夠進入莎拉公寓的人的記錄。各就各位，她對自己說。

當時是上午10點，天已經很熱了。公寓大樓共有三層，外部飾有橙色面板與磚砌外牆，有一座共用的游泳池，一個會所，還有一條小路。租戶都是藍領：護理助手、電纜安裝工、快餐店員工等等。

在公寓外面，亨德肖特遇到了克里斯·佩勒警官，他已經花了一上午的時間尋找目擊證人。他曾和莎拉敲門求助的鄰居夫婦談過，是他們替莎拉報了警，也是新搬來的。他們聽莎拉講述了被強姦的細節，但妻子覺得它們不全是真的。

例如，莎拉告訴鄰居，強姦犯命令她洗頭，但莎拉的頭髮一直是乾的。鄰居妻子還認為莎拉說了一些奇怪的話。她曾對他們說：「哦，你們剛搬來。這種事是你們最不想遇到的。」妻子並不認為莎拉一定在撒謊，而是覺得她的行為很奇怪。如果是我，我是不會這樣做的，妻子告訴佩勒。

這位女士的疑慮不足為奇。當涉及強姦時，受害人經常遭到質疑——不僅來自警方，也來自家人和朋友。警察與公眾都有一種感覺，即並非所有的強姦報案都是真實的。但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是不實的。犯罪學家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研究，試圖確定有多少女性在報告被強姦時撒了謊。研究結論五花八門。

專門研究性侵犯的學者們確定了一個範圍，大約2%至8%的強姦指控是虛假的，但這個範圍與一個特定的定義相關：它只計算那些警方能夠證實報案女性故意撒謊的案例，然而在現實中，這種情況並不經常發生。警察們只是放棄了他們認為有疑問的案件，不再深入調查。事實證明，虛假報案的真實比例難以捉摸，會受到宣傳、對性侵犯的不同定義等因素的干擾，而且從一種籠罩於羞恥和秘密的犯罪行為中提取具體數據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對於亨德肖特來說，她在辦案過程中只有獲得她認為「確切」的證據，才會把性侵指控當作假的駁回。曾經，有一男子帶着殘缺不全的睾丸來到急診室。由於受傷過於嚴重，醫生不得不切除了他的睾丸。男子告訴醫生，他被人持刀襲擊並被強姦了。亨德肖特花了幾周的時間去追查他提供的線索，甚至開車去懷俄明州尋找證據，但後來她發現，這名男子是某個在線色情聊天室的成員，人們在那裡進行生殖器切割。最終，亨德肖特指控他向警方報假案，是因為她找到了一段視頻，拍到該男子在使用通常用於閹割牛的剃刀和鬆緊帶殘害自己。換句話說，她把判定報假案的標準定得很嚴。

強姦案發生2天之後，亨德肖特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與莎拉會面。她倆在詢問室隔着一張桌子相對而坐。亨德肖特打開了她的錄音機。她希望，經過了幾天，莎拉能夠回憶起更多的細節。她開始慢悠悠地提問：強姦發生之前的幾天和幾個月里，莎拉的生活是怎樣的。

莎拉講述了她的故事。在經歷了一段長達幾十年的無愛而憤怒的婚姻後，她終於離了婚。「我只是決定不要再那樣生活下去。」她說。後來，她與一位年長20歲的男子丹尼墜入愛河。他有一個大家庭，她沒有孩子，他們一起去教堂，她在唱詩班裡唱歌，晚上他們會在丹尼家過夜。2009年10月他們結了婚，並搬入一套足夠兩人居住的公寓，但很快他就被診斷出患有癌症。成婚僅僅8個星期後，丈夫就去世了。莎拉決定搬去另一棟住宅樓內一套較小的公寓，作為承認寡居現實的第一步。她在2010年7月28日簽署了租約。13天之後遭到強姦犯襲擊。

那關於強姦案呢？亨德肖特問道，「我們談到你準備睡覺，你大約在午夜時分上床。那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你記得嗎？」

「我只記得，嗯，有人壓在我身上。我仰面朝天。我是說我是趴着的，趴着的。」莎拉說。她停了下來，很慌亂，「我們非得再重複一遍整個過程嗎？」

亨德肖特理解她的情緒。她曾偵辦過100多起強姦案，知道談論強姦過程有多難——難到讓許多女性根本不願報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不被採信。年輕的警察常常感到困惑：你想抓住這個傢伙嗎？為什麼不把細節都說出來？

對此，亨德肖特有一個標準的回應。她會說：「跟我說說你和你妻子最後一次做愛的情形。現在就告訴我。」有人會發出尷尬的笑聲，其餘則陷入震驚的沉默，他們理解了她的意思。

在詢問室里，莎拉又重溫了一遍基本情況，但她也補充了新的細節。例如，她記得襲擊者給她穿上了高筒絲襪，但她不記得它們的顏色，也不知道它們從何而來。

「襪子是怎樣穿上的？」亨德肖特問道。

莎拉答不上來。

「那你怎麼會沒看見它們？」亨德肖特又問。

「我想我當時，我想我當時是趴着的。」

莎拉還記得，強姦犯曾問過她有沒有高跟鞋。當她回答沒有之後，他從她的壁櫥里拿來了一雙她的鞋子。

「我只是有這個印象，它們可能是我自己的鞋子，但我仍然不確定。」她說。她想不起他拿的是哪雙鞋，也不知道他離開時是否帶走了它們。

亨德肖特並不氣餒。她繼續探究，試圖讓莎拉回憶起更多細節。

「那他的眼睛呢？你還記得有關他眼睛的信息嗎？」

「我完全不記得任何關於他臉部的細節，真的，我一點都不記得。」

「好吧，那也不記得眼睛的顏色？」

「嗯，我說不上來。」

「面部有毛髮嗎？」

莎拉搖搖頭。「我不確定。我不知道。」

如果說莎拉缺乏視覺記憶，那她的聽覺記憶是精確的。她知道強姦犯背着一個運動包，因為她記得拉鏈的聲音；她知道他去了洗手間，因為她聽見了他小便的聲音。儘管他曾用相機直接對準她，她依然無法描述相機的樣子。她只記得那聲音，咔嚓、咔嚓、咔嚓。

但更多的時候，莎拉的講述是雜亂無章的，是一堆時間混亂的瞬間和記憶。她竭力試圖拼湊出事件的順序，告訴亨德肖特，她知道強姦犯離開的時間，因為她看見一些小女孩在她公寓外面玩耍。她考慮了一會兒之後，在早上7點左右報了警。為什麼孩子們會在那個時間在外面玩呢？「不，這說不通。」她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

莎拉對自己故事的不完整感到越發沮喪。「你知道，大部分時間我是閉着眼睛的。」她告訴亨德肖特，「有時候是因為他正在強迫我，有時候則是我根本不想看。」

亨德肖特安慰她說：「如果記不起來也沒關係。」

莎拉破碎的記憶並沒有令亨德肖特驚訝。她很清楚，在創傷性事件中受到傷害的人的記憶往往是扭曲的，許多人無法再按時間順序回憶事件。創傷會扭曲大腦，一場車禍，一棵倒在附近的樹，目睹你的夥伴在戰場上被射殺。在那可怕的幾秒鐘里，腎上腺素和皮質醇的飆升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神秘力量，令頭腦變得對自身目睹的經歷不確定。事件與發生的時間脫節，記憶被埋葬。那些現場畫面或許會在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後在腦海中突然出現，不請自來而又無比清晰，就像突然被閃電照亮的風景。

強姦案件是特殊的。被強姦的經歷和無助的感覺對被害人記憶產生的損害，似乎是專門為了挫敗調查人員。為了忍受可怕的侵犯，許多女性會將目光從發生在她們身上的事情移開，從攻擊者身上移開。她們會專注於一個燈罩或者牆上的一幅畫，或者乾脆閉上眼睛。這意味着女性往往無法描述強姦者的外貌，或他的穿着，或所處的房間、時間以及周圍環境。

心理學家們已經在文獻中闡述了一個強大的核心細節，在記憶形成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在危機時刻，大腦會猛烈地抓住有助於它生存的某些東西。某些情況下，大腦抓住的是實際的威脅，例如一個警察能夠非常詳細地描述他面對的武器，但卻難以回憶起嫌疑人所穿的衣服，而在有些情況下，大腦記住的突出細節卻與直接的威脅無關。事實上，它可以是與被強姦的痛苦完全不相干的東西，比如，附近床頭柜上的一盞燈或遠處的一盞路燈。通過凝視這樣具體的物件，大腦可以從眼前的恐懼轉移到一個認知上更安全的地方。

密歇根州立大學在性侵犯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麗貝卡·坎貝爾表示，被害人經常把描述被強姦的經歷類比為拼圖遊戲。玩拼圖的時候，大多數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拼圖片翻成圖案面朝上。接下來，他們把碎片分為邊框片、四角片和主體片。然後，他們參照着盒子上的圖片想辦法把碎片拼起來。

然而強姦受害人卻無法完成拼圖，因為他們並未擁有全部的碎片。他們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將它們分類。而且即便他們還原畫面，又有誰能忍受凝視如此可怕的一個場景呢？「創傷記憶並不是以一種漂亮的、整齊的、有序的記憶形式出現的。」坎貝爾說。她一直在研究創傷對大腦的影響，「毫不誇張地說，它是散布在整個大腦中。」

亨德肖特的工作就是幫助莎拉拼湊拼圖。但在詢問結束時，她覺得毫無進展，沒有獲得什麼信息有助於警方鎖定嫌疑人。這個罪犯很聰明。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與他身份有關的線索。

當詢問進入尾聲時，亨德肖特決定告訴莎拉一個好消息：她的200美元的確不見了，但是警察在公寓裡找到了莎拉之前認為被強姦犯偷走的那台相機，也許她在案發後清點物品時忽略了它。

「但是我有兩台相機。」莎拉說。

「有兩台相機？什麼意思？」亨德肖特問道，她原本以為莎拉的公寓裡只有一台相機。

「嗯，有一台粉紅色的索尼，然後還有一台基本為銀色的更大的照相機。」

亨德肖特知道警察找到的是銀色相機。粉色的索尼在哪裡？她派警員走訪威斯敏斯特市各家當鋪，搜尋是否有人典當一台粉色相機，然而一無所獲。

莎拉所在公寓樓的有線電視服務由康卡斯特公司的一名員工負責。正當亨德肖特忙着安排對該員工的詢問時，她接到了奧羅拉市一位警司的來電。奧羅拉是威斯敏斯特市東南30英里外的一個較富裕的地區。

這位警司通過警察之間的閒談了解到威斯敏斯特市強姦案的細節。她告訴亨德肖特，她手下有名警探曾經處理過一件相似的案子。也許他們應該交換意見。

亨德肖特終於取得了第一次案情突破。

莎拉的案子發生兩周後，亨德肖特在威斯敏斯特警察局的一個小會議室里見到了來自奧羅拉市的斯科特·伯吉斯警探。2009年10月發生在奧羅拉市的強姦案，受害人是一位名叫多麗絲的65歲離異女性。她在當地一所兄弟會宿舍做舍管，本人住在奧羅拉市南部的一個社區。她是在自己家中遇襲的。

兩人會面後，伯吉斯帶着新的希望離開了。間接證據指向一個結論：強姦多麗絲與強姦莎拉的是同一個人。如果亨德肖特能在她的案件找到突破，也許他的案子也有望解決。在將多麗絲案件歸檔8個月之後，伯吉斯將文件更新為「重新展開調查」。一切就看能否找到強姦犯的一個失誤。一個失誤，能破兩樁案子。很簡單的算術。

亨德肖特知道，強姦案——尤其是陌生人作案——的最佳破案時機通常在案發後的第一周內。每過一小時，每過一天，抓住襲擊者的機會都在持續減少。她快要沒有線索可追了。其他刑事案件也堆積如山。機會越來越渺茫。

時至2010年12月，亨德肖特感覺自己陷入了與一年前的伯吉斯相同的處境，甚至更加糟糕。因為當前，探員們有理由相信有一名連環強姦犯正逍遙法外。此人對兩名女性均實施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性侵犯，卻成功地沒有留下任何線索。沒有目擊證人、沒有體貌特徵、沒有指紋，也沒有足夠的DNA可以錄入任何數據庫。

更有甚者，亨德肖特和伯吉斯都認為此人還會再度作案。

但他們能做的卻只有等待，等待找到案犯的一個失誤，或者等待新的強姦案發生。

計算方法已經改變。不再是簡單的算術。

這傢伙究竟是誰？

2011年1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的小隔間裡，亨德肖特警探像往常一樣端着她的星巴克必點咖啡：超大杯翻轉低脂焦糖瑪奇朵。上午9點07分，她收到一封群發給丹佛地區所有警探的電子郵件，標題為：「有相似的性侵案件嗎？」

郵件中描述了頭一天晚上發生在戈爾登市的一起強姦案，襲擊者捆綁了受害者的雙手，命令被害人洗澡，還威脅要把她的裸照發到網上去。郵件底部是一個私人請求：「亨德肖特警探能否就此案與我聯繫？」署名為戈爾登市警探史黛西·加爾布雷斯。

亨德肖特並不認識加爾布雷斯，但她對郵件內容有種不祥的預感，距離莎拉被強姦已有5個多月，多麗絲被襲擊也已經過去15個月。她打電話給奧羅拉市的同行伯吉斯，告訴他郵件的事。看來最糟糕的情形已經發生，那名強姦犯又出手了。

警察們會對自己的案件持保護態度，擔心信息泄露可能危及他們的調查，但亨德肖特馬上意識到與加爾布雷斯和伯吉斯合作的可能性。「群策群力好過單打獨鬥，對吧？」她說。加爾布雷斯也是這樣的想法。她所在的部門規模很小——40多位警員服務一個約2萬人口的小鎮，聯合起來才有意義。「我對尋求幫助沒有任何顧慮，」加爾布雷斯說，「讓我們盡我們所能抓住這個傢伙。」

我們需要增援，加爾布雷斯對亨德肖特說。我們請科羅拉多州調查局參與吧，讓我們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FBI）。「此案所涉範圍比小小的戈爾登市要大得多，也超出了傑斐遜縣。」她說。亨德肖特更謹慎些。她的上司想穩紮穩打。她對加爾布雷斯說，咱們在我們局見面吧，你、我，還有伯吉斯，我們把掌握的事實羅列出來，「眼下我們什麼都不能確定，」她說，「我們還有很多調查要做。」

幾天後，三位警探圍坐在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的一間會議室里。每人都帶着一份材料，每一份都講述了一樁非常相似的案件。

受害者對襲擊者的描述有重疊。她們估計他的身高在1米78至1米88之間，體重大約82公斤。安珀看得最清楚，看見他有一雙淺褐色的眼睛，金色的頭髮。

強姦犯在襲擊過程中似乎很放鬆，就仿佛服用了精神類藥物贊安諾。他會與受害者交談，看起來很聰明，受過教育，可能是個自省的人，知道她們生活中的私密細節——那些只有親密的朋友或伴侶才會知道的事情。雖然很瘋狂，但所有的受害女性都說他有時表現得頗有紳士風度。

這名強姦犯就像機器人一樣機械地重複犯罪。每一次攻擊都是一樣的，以無情的效率重複作案。他戴着黑色面罩，臉上只露出一雙眼睛；他把女人綁起來，但綁得不緊；他花費好幾個小時對受害人反覆進行強姦，每次作案後，他都強迫受害人洗澡。

亨德肖特和伯吉斯講述了強姦犯如何要求莎拉和多麗絲擺好姿勢讓他拍照，以及他如何在強姦過程中給她們拍了大量照片。兩位女受害人都記得那台黑色的大相機及其發出的咔嚓聲。

好吧，這裡略有不同，加爾布雷斯指出。襲擊者也給安珀拍了照片，但他用的是一台粉紅色的數碼相機。

亨德肖特立刻回想起莎拉告訴她的丟失的第二部相機，正是一台粉紅色的索尼相機，被強姦犯偷走了，正與安珀案中的描述相符。即使謹慎如亨德肖特也很難否定這個結論：幾樁案子是同一個人所為。

警探們加倍努力挖掘。這幾名女性之間有什麼關聯？她們有沒有共通點能引導警方找到強姦犯？她們都去金·蘇泊斯購物，這家連鎖超市遍布科羅拉多州東部和懷俄明州，所有的受害人都和當地的大學有關係。奧羅拉市的受害人多麗絲在一家兄弟會宿舍當舍管，威斯敏斯特市受害者莎拉在搬家之前是住在社區大學附近的公寓裡，安珀本人就是一名研究生。

相似之處到此結束。多麗絲65歲，住在一片住宅小區的獨棟房子裡；莎拉59歲，最近才搬進她的新公寓。兩人都是年長的白人女性，且都是獨居，但安珀才二十幾歲，而且不是白人，她有一個室友，還有男朋友。

這些女性在年齡、種族、體貌方面都沒有相似之處，這不符合強姦案的既定模式。對受害者特點的研究，即警方所謂的「受害人研究」認為，連環強姦犯傾向於攻擊類似的目標。被害人可能是年輕人或老年人，教師或醫生，金髮或黑髮，但她們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然而此次，受害者的相似度並不足以讓警探們排除多名強姦犯作案的可能性。襲擊過程的相似性有可能是巧合，但這容易讓人想到更令人不安的情況，也許這些強姦案是由一群男人實施的，他們互相協作以擺脫警察追蹤；也許是某個色情團伙；又或許是有一對經驗豐富、頻繁轉移的強姦犯正在丹佛郊區出沒。

警探們還注意到另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2009年10月在奧羅拉市發生的第一次襲擊和2010年8月發生於威斯敏斯特市的第二次襲擊之間相隔10個月，但僅僅5個月後，即2011年1月，就發生了戈爾登市案件。在前兩起案件中，強姦犯曾用槍威脅受害人，但他沒有亮出武器，可在戈爾登案中，他亮出一把手槍直接對準了安珀，他還威脅要向她開槍。

作案間隔越來越短，手段越來越暴力。對警探們來說，這表明強姦犯越來越自信，也說明他的手法越來越熟練，警察將此稱為「作案手法漸進」。當一個罪犯習慣了常規套路，他往往會突破新的界限，冒更大的險。

2011年1月25日，亨德肖特正在開會時，已經共事已久的夥伴埃利斯帶來了重大消息，她說剛剛收到萊克伍德市強姦未遂現場留下的手套印和鞋印的照片，發現這些印記的刑偵專家是她的朋友：島本雪莉。島本擁有數學學位，但她的鞋癖令她成為專門從事鞋類鑑定工作的刑事專家。雖然，鞋印不如指紋好，它們不是一個人獨有的印記，但如果運氣好的話，它們可以透露關於壞人的信息，或許有助於識別他的身份。一個鞋印可以指向某個特定品牌——耐克或邁樂，而某些印記——鞋跟上的裂痕、鞋底的磨損圖案、高弓足之類——留下的痕跡或許能讓犯罪現場技術人員將其與某一雙鞋聯繫起來。

島本到達萊克伍德市現場時曾搜尋過鞋印，她在臥室和廚房周圍的地板上掃上一種雙色粉末，它能讓手指或鞋子留下的油漬或污漬顯現。她發現了4個明顯的印記，看起來像是網球鞋留下的。她在臥室窗外的濕土中又發現了一個類似的鞋印，當她在窗戶上刷粉末尋找指紋時，發現了一個她認為是手套的印記——一隻手掌上有蜂窩狀圖案的手套。

埃利斯調出島本發給她的圖片時就立刻認出了那個圖案，它的大小和形狀與她在莎拉公寓後面的欄杆上發現的奇怪蜂窩狀痕跡相吻合。當時，她還不確定是什麼東西留下了這樣的痕跡，現在她知道了。島本非常興奮，立刻跑到一家迪克體育用品商店，並在那裡找到一雙柔軟的黑色安德瑪牌手套，手指和手掌部位都有蜂窩狀的凸起。

下一步：鞋子。埃利斯檢查了戈爾登市同行卡莉·吉普森在安珀的公寓後面拍下的噴灑了熒光顏料的鞋印照片，它們看起來與島本在萊克伍德市現場臥室窗戶下的爛泥中，提取的鞋印幾乎一模一樣。加爾布雷斯的搭檔馬特·科爾把鞋印的圖片發到了執法部門的鞋類鑑定網站上，匹配結果出來了：鞋印出自一雙2005年3月上市銷售的阿迪達斯ZX 700網面鞋。

當看到兩位刑偵專家找到的所有證據上的關聯時，亨德肖特確信：2010年7月6日在萊克伍德市襲擊女子的罪犯與強姦多麗絲和莎拉的一定是同一個人。

亨德肖特立即致電萊克伍德市警察局。

這是萊克伍德市警探亞倫·哈塞爾接到過的最蹊蹺的案子。他被派去調查一起發生在某高檔社區內的強姦未遂案件。報案人名叫莉莉，她說在睡覺時遭到一名戴着黑色面罩的男子的襲擊。當她大聲呼救時，該男子跑去另一個房間查看是否有人在家，莉莉抓住機會逃脫了，她一頭衝出床頭的窗戶，從離地2米多的高度墜落，頭部先着地，肋骨摔裂了，背部的一塊脊椎骨也斷了。在劇烈的疼痛中，她踉踉蹌蹌地跑到隔壁鄰居家敲門呼救。

然而當警察趕到時，他們沒有發現有人強行闖入房子的痕跡，門上沒有被撬的痕跡，沒有窗玻璃被敲碎，門都是鎖着的，窗戶也是。哈塞爾與4位鄰居聊了聊，他們都沒有看見或聽見任何異常情況，技術人員沒有發現DNA殘留。「什麼證據都沒有。」哈塞爾心想。

事實並非如此。島本在現場發現了鞋印和手套印，它們與莉莉的所有東西都不匹配，但它們也沒有指向任何嫌疑人，甚至不能證實襲擊的確發生過。有一名園丁負責打理莉莉的院子，工人們會時不時進出她的房子，她還有一位年長的男性朋友偶爾會住在家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留下那些印記。

莉莉本人也是個謎。她是個不羈的人，提出了各種不同尋常的要求。她打電話告訴哈塞爾，自從發生強姦未遂後，她的貓就會抓傷穿黑靴子的人，也許警察應該尋找一個有黑靴子的人。「她覺得這是對調查有用的信息。」他寫道。

她請一位俄羅斯畫家朋友根據她的描述畫了一張襲擊者的肖像，並要求哈塞爾將其分發給媒體。畫上的男子面罩遮臉，只有一條縫隙露出藍色的眼睛和金色的眉毛，沒有其他特徵可以幫助人們認出他。哈塞爾拒絕了她的要求。

還有一次，她讓哈塞爾仔細排查丹佛市周圍的健身房，尋找一名身材勻稱、身高1米83左右的藍眼睛白人男子。「會有很多人符合這些特徵。」他告訴她。報警2個多月後，她突然想起在襲擊發生前，她的電腦上曾彈出一個奇怪的無線網絡。她說，網絡的名稱叫「純粹的邪惡」。

最後，她要求哈塞爾找一位催眠師在輕度催眠狀態下對她進行問詢。哈塞爾聯繫了傑斐遜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一名調查員，他是有執照的催眠師。在10月的一個大風天，三人在萊克伍德市警察局見了面，此時距離襲擊事件已經過去大約3個月。調查員試圖以一種常見的催眠技術將莉莉導入催眠狀態，想象你在電梯裡，他告訴莉莉：電梯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她卻打斷了他，不，我不在電梯裡。她有自己的技巧，她說，我正走過一片草地。她要求調查員允許她充當一個媒介，可以替目睹襲擊的小貓、松鼠和樹木傳話。在催眠狀態下，莉莉描述了她以前沒有講過，也不可能目睹的場景。她宣稱，她看見襲擊者是如何從車庫溜進了她家，以及他如何站在窗前透過窗戶看着她。

莉莉在恍惚狀態下的陳述並沒有打動哈塞爾，也沒有打動調查員。調查員告訴我，「他認為這不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談話」，哈塞爾在報告中寫道。莉莉並沒有妨礙調查，不過在哈塞爾看來，她也一點忙沒幫上。

襲擊發生大約一個月後，莉莉在照料園藝時發現一把木柄刀插在靠近她家後院圍欄的地里。她認出這把刀來自自己的廚房，是她平時用來切西瓜的刀。這一定是強姦犯手裡那把刀，他一定是在逃跑前把它插到了地上，為什麼警察沒有在她之前發現它呢？為什麼她得打電話提醒他們這麼重要的線索？她抱怨哈塞爾「沒有反應」。

哈塞爾了解女性可能會撒謊說自己被強姦了。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有一次出警是因為某公寓有位女性報警說遭到襲擊。她說，她用胡椒噴霧擊退了襲擊者。哈塞爾發現她的臥室里到處都是胡椒噴霧，但有別的事情讓他困惑。報警女子說襲擊者扯掉了她的褲子，但他發現牛仔褲捲成一堆，就像是有人把它褪下之後抬腿從褲子裡邁了出去。隨後他又發現一張收據，顯示該女子在前一天購買了胡椒噴霧。當他就這些發現詢問她時，她退縮了，承認自己編造了整件事。哈塞爾還發現，幾周前她曾向鄰居抱怨被另一個男人襲擊。他認為她「不擇手段地想要博取關注」，他將這一案例定性為報假警。

不過，哈塞爾也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並非無所不知。他意識到，一個人與眾不同並不意味着精神錯亂。這一認知讓他在評價莉莉時陷入猶豫。「我的許多同事都說『她是瘋子』。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她有不同尋常的信仰。」

隨着經驗的積累，他也認識到將可能的受害者稱為騙子的危險性。他並不覺得自己在職業生涯之初的那個判斷是錯誤的——虛假報案浪費了警方的時間和精力。但現在作為一名警探，他意識到，如果信息提供者擔心因為撒謊而被捕，那他們就可能不願意分享線索。事實上，萊克伍德市警局高層不鼓勵逮捕報假案的人，除非是極端情況。

此外就是性侵案件特有的風險。強姦本就是一種報案量低於實際案發量的犯罪活動，指控那些已經站出來卻沒能獲得警方信任的報案人，會令強姦受害人更加不敢報案，使得強姦犯逍遙法外，而他們可能再次犯案，這將助長那種「許多婦女謊稱被強姦」的錯誤觀念。「制止暴力侵害婦女國際組織」在其警察培訓材料中指出，虛假的強姦報案往往源於「嚴重的心理和情感問題……處置此類謊報最好的辦法或許是將其適當地轉介給社會服務機構，而不是針對報假案提起訴訟」。

哈塞爾就莉莉案件提出一種理論。莉莉告訴他，她在入睡前曾喝過一種草藥茶。他上網研究後發現，有信息表明生動的夢境與飲用大劑量的茶有關。按照他的推測，莉莉可能是從一個逼真的夢境中醒來，並在清醒前跳出了窗外。這樣既能避免稱莉莉為騙子，又在證據的缺乏與莉莉的陳述之間找到折中的解釋。

但他又動搖了。神秘的腳印和手套印無法用夢境理論來解釋，而且莉莉的傷勢也很嚴重，也許的確有禽獸闖入了她家，也許他還逍遙法外。他很難下定決心。

然而，可以追索的證據太少，哈塞爾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

2010年10月，他停止了對此案的積極調查，但仍將其歸為未結案件，以備將來有新的信息出現。

莎朗·韋蘭是位好鄰居。她和丈夫蓋瑞已經在萊克伍德市的蘋果木小區生活了15年。她在當地學校教藝術和戲劇，其丈夫是一名地質學家。他們有三個孩子，一大家子住在距離湖邊一個街區之外的一棟有五間臥室的大房子裡，認識幾乎所有的人。當社區附近的一家餐館試圖擴大規模時，他們曾帶頭反對。「這是一個關係緊密的地方。」她是這樣描述她的社區的。

她特別留意住在街正對面的鄰居，89歲高齡的寡婦凱瑟琳·埃斯特斯。2010年6月14日，一個夏日星期一的晚間，韋蘭抬頭看見一輛白色皮卡停在埃斯特斯家門前的馬路邊。這讓她覺得很奇怪，當時已經太晚，不應該有工人上門，而大部分鄰居都會把車停在車庫內或自家車道上。

她給埃斯特斯打電話，「有一輛卡車停在你家門外，是有人來拜訪你嗎？」

埃斯特斯沒有注意到那輛卡車，也許是另一位鄰居家的人？他們家有十幾歲的孩子，他們的朋友總是來來往往。「我也會留意它的。」她告訴韋蘭。

半小時後，韋蘭準備睡覺了。她看了看鐘，當時是晚上10點49分，那輛卡車還停在埃斯特斯家門口，但這次她看到駕駛室里有個男人，他似乎只是坐在那裡，什麼也沒做。她丈夫記下了車牌號，當韋蘭再次來電時，埃斯特斯決定聯繫警察。她把韋蘭丈夫寫下的車牌號告訴了接線員：935－VHX。

幾分鐘後，當一位萊克伍德市警察趕到時，卡車還在那裡，但男子不見了。警員圍着皮卡轉了一圈。那是一輛白色的馬自達，看起來沒有什麼異常，他搜索了車牌號，結果顯示沒有問題。警員敲開了埃斯特斯家的門，告訴她，他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回到警局後，他為這次出警做了一份簡短的記錄，即「現場詢問報告」，他把那輛皮卡標註為「可疑車輛」。

第二天清晨，韋蘭偶然向窗外看去，並注意到那輛卡車不見了，她不再擔心了，埃斯特斯也是。

社區又恢復了正常，韋蘭直到8個月後看到一則當地新聞時才又想起那輛白色皮卡。

2011年2月初，萊克伍德市有位警探走向犯罪分析員達內爾·迪吉奧西奧的隔間。他參與此案是為了尋找莉莉遇襲和其他幾件強姦案之間是否存在更多的關聯。在一次情況通報中，他得知強姦犯曾跟蹤這些婦女，並從她們家中帶走了內褲。他知道迪吉奧西奧有各種各樣的數據庫可以挖掘。他想問問她，能不能查查是否有報告內褲被偷的入室盜竊案，而且她能否當天完成搜索？因為專案組準備第二天開一個大型會議，回顧案件中的所有證據。

迪吉奧西奧差點放聲大笑。她可以用數據庫搜索很多信息，但不包括這個，「如果我發現我最喜歡的內褲不見了，我會認為它一定是卡在褲管里的什麼地方，或者是洗衣機把它吃了。我絕對不會想到去報警。」她告訴這位探員。

迪吉奧西奧已經習慣於接到各種不可能的要求。她告訴來諮詢的警探，她或許沒有研究內褲盜竊案的數據庫，但她可以用她的製圖軟件標記出莉莉家方圓400米內曾被舉報的每一輛可疑車輛和每一個可疑人物。

「雖然好比大海撈針，」她說，「但這是我能做到的。」

當天下班前，她找到了她要的「針」：8個月前埃斯特斯的報警電話記錄，當時她舉報了停在她家門口的可疑的白色卡車。在迪吉奧西奧看來，這起報案的地點和時間值得注意。6月14日這個日期比莉莉遇襲僅僅早了3個星期，而埃斯特斯家距離莉莉的家只有幾個街區。

「嗯，」她想，「為什麼那麼晚你會出現在那裡？你不屬於那裡。」

第二天早上，即2011年2月9日，哈塞爾和迪吉奧西奧驅車前往威斯敏斯特市警察局。當他們走進警局二樓的房間時，迪吉奧西奧驚訝地看見已有大約二十幾名警察和FBI特工圍坐在一張長長的會議桌旁。亨德肖特和加爾布雷斯都在場，還有伯吉斯和FBI丹佛辦事處的資深特工喬尼·格魯辛。此時距離安珀被強姦已經過去35天。

形勢並不樂觀。加爾布雷斯調出了她的主要嫌疑人，那個被指控性侵犯的大學生弗蘭克·塔克的手機記錄。結果發現，安珀被強姦時他正在韋爾市滑雪。當他被帶到警局問話時，他展示了自己小腿上的斑記。安珀以為那可能是她在強姦犯身上見過的胎記，結果發現是一個藍色的圓形火焰紋身。

FBI的ViCAP數據庫（FBI建立的收錄了數千種犯罪信息的數據庫，目的是為了抓捕連環殺手與連環強姦犯。地方調查人員懷疑有連環作案時，他們會將儘可能多的犯罪細節錄入ViCAP數據庫。然後，FBI分析人員會梳理懸案檔案，希望找到匹配的線索。）比對結果也未能奏效。格魯辛和加爾布雷斯與堪薩斯州勞倫斯市的警探們討論了後者之前調查過的困擾大學城的一系列強姦案。案件之間存在關聯的可能性是誘人的，但堪薩斯州調查人員遇到了和科羅拉多州這一屋子警察所面臨的相同的難題。他們能夠把手頭的強姦案件聯繫起來，但他們無法確定嫌疑人。

科羅拉多州調查局分析員劉易斯報告了亨德肖特要求做的測試——將威斯敏斯特市的DNA樣本與奧羅拉市和戈爾登市的樣本進行比對——的結果。他們只有一次機會，因為測試程序已經破壞了提取到的少量細胞。但他們發現這些DNA樣本的確是有關聯的。這一結果雖然無法鎖定罪犯，但偵探們現在終於有了具體證據來佐證他們心中共同的懷疑，即強姦多麗絲、莎拉和安珀的是同一個人，抑或是來自同一個家族的多名男性。

威斯敏斯特警察局負責與媒體打交道的特雷弗·馬特拉索警司意識到，他將不得不向媒體公布，有一名連環強姦犯在丹佛郊區四處作案。而且，他還必須承認，警方對罪犯的身份尚無頭緒。他腦子裡千頭萬緒，警方應該如何告知公眾？公眾能提供什麼可能有助於縮小嫌疑人範圍的線索？他又將如何回答記者們必將提出的那個問題：警方認為強姦犯是否會再次作案？

迪吉奧西奧聆聽着警官們分享他們掌握的一切證據，她不確定是否要匯報自己的發現，畢竟，這只是一份關於一輛白色卡車曾停在莉莉家附近的報告。在他們開車去開會的路上，她甚至沒有將此事告訴哈塞爾，她不想讓自己顯得很傻。也許調查人員會因為她是犯罪分析員而非街頭警察而否定她，也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她是女性而輕視她。執法是男人的世界，即使有亨德肖特和加爾布雷斯，房間裡大部分還是剪着短髮的高大的白人男性。「在這一行，女性必須與眾不同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她說，「你必須有足夠的實力來保持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強大到被人們稱為悍婦。你必須找到自己的位置。你還是要做你自己。」

參加會議之前，迪吉奧西奧並沒有意識到這名強姦犯有多殘忍，也不清楚他已經襲擊了多少位女性。「這對我來說是新聞。」現在會議開始散場。一些警察起身三五成群地交談。其他人則準備離開房間。

迪吉奧西奧最終決定說出來。

「我查了一下可疑車輛和可疑電話的記錄，」她對在座的警察們說，「我不確定這是否有價值。我發現了一通電話，是關於一輛白色卡車上的一名男子。」

加爾布雷斯當時正在和另一名警察交談，說到一半她就停了下來。迪吉奧西奧剛剛說了什麼？「白色卡車？」加爾布雷斯腦海中立刻閃現錄像帶中出現過的那輛白色卡車，在安珀被強姦當晚它曾繞着安珀的公寓樓轉圈。

「你有什麼細節嗎？」加爾布雷斯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

迪吉奧西奧帶着她的筆記本電腦走向加爾布雷斯，她用車牌號追查到一輛1993年產的白色馬自達皮卡，錄像帶上的卡車也是一輛馬自達。

登記的車主是誰？加爾布雷斯問道，她的眼光在屏幕上飛快移動着尋找答案。

迪吉奧西奧已經做過調查。她又調出另一個文件。那是白色卡車車主的駕照圖片。

駕照上方是車主姓名。

（本文選自上海譯文出版社《謊報》，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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