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採訪｜姚胤米 朱麗琨 沈方偉 龔方毅李婭寧 黃俊傑 朱凱麟 賀乾明

文｜姚胤米 朱麗琨 龔方毅 沈方偉

編輯｜姚胤米 黃俊傑

自然的節律並不因為人的期盼而轉移。在吉林省、上海市等地 「全域靜止」 的幾十天裡，2022 年的春天悄然結束了它在人間的遊歷。

數千萬人因為一個宏大的目標，在家、在公司、在學校度過了數十天，被切斷日常的規律。如果不是這樣的經歷，人們很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里，有那麼多值得懷念的點滴。

過去一周，《晚點 LatePost》向上海、長春、崑山、蘇州等地被長時間封控的人收集了解封後，他們最嚮往的幾件事。

特殊時期下的快樂總是樸素的。人們第一次發現生活里曾經最不起眼的：一根蔥、一包咖啡濾紙、一張打印紙，可以變得這麼寶貴；人們從前也不會覺得，見一個人、吃一次路邊攤、甚至去一個常去的公廁是件值得期待的事。

《日食記》創始人姜老刀想去公司看看植物

姜老刀是一位上海導演，80 後，擅長用認真烹飪來治癒觀眾，有一檔著名短視頻品牌《日食記》。他的解封願望和食物無關。他想回公司看望兩位植物朋友：一位是龜背竹，一位是大葉保羅。

辦公室原本用了很多年，設施變得老舊，去年底前終於翻了新。姜老刀搬進來很多好看的盆栽植物，最突出的就是那兩位：大葉保羅像紳士一樣站在門口，龜背竹則對着前台，自信、優雅地舒展葉片。同事們很高興，經常為它們拍寫真。

照顧它們得花點心思，既不能被陽光直曬，又不能沒有陽光；每 3-4 天澆一次水，10 天施一次肥，肥料還要遵循一定的配比，以及定時定點驅蟲。在照料下，生命力在龜背竹深綠色的葉片上延展，它從剛來時的盤底大小，逐漸長到直徑 60-70 公分。

封控那天，通知來得很突然，他們差點連 CEO 酥餅（一隻漂亮的藍眼睛流浪貓）都帶不出來。在監控錄像里，時間再一次顯現它對生命的作用力：因為缺水，龜背竹的葉片一塊塊掉落，蜷成廢紙團的樣子，散落一地。直到葉子全部掉完，植物就算徹底死亡了。

圖：封控前的龜背竹和最近監控里的它

看望完植物，他還將把酥餅接回公司，跟同事們一起上班，再回到父母家裡吃一頓飯。這些事情雖然平常，但十分重要，「因為這意味着自由生活的權利暫時又回到了我的手裡。」

社區工作人員劉美麗想回鄉下吃一頓土雞蛋

兩葷一素的盒飯每天發兩次，早飯是麵包，乘以 49 天，就是 98 份盒飯。長春市社區的基層工作人員劉美麗，靠 98 份盒飯和 49 餐麵包支撐到現在。封控開始後，她和同事們搬到辦公室，集體吃住。每天早上六點，她換上防護服，帶上消毒噴壺，到負責的網格組織工作，有時深夜 11 點才能回宿舍。這 41 天，她沒有回過家。

防護服好像有一種魔力，穿上了，口渴和飢餓感就鈍化了。只有換下衣服的時候，她才敢喝幾口水，她平時最愛喝水；組織做核酸太多次了，一開始她還能記住，現在早就忘了那個數字。最忙時，她總盼着 「屁股坐一個凳子，兩條腿支在另一個凳子上」 放鬆一下。

4 月 14 日，長春宣布實現 「社會面清零」，劉美麗終於有了喘息空間。她明年就該退休了，社區工作從沒這麼忙過。有幾天，她真挺擔心的，要直接接觸確診居民、密接居民，萬一自己 「陽了」……

說到解封後的願望，她緩緩地、滿足地嘆了一聲 「哎呀……」，然後 「咯咯」 地笑起來。往年清明節，她都要帶着家人回鄉下的舅舅家，吃幾頓農村的飯菜。這些天盒飯里的黃瓜炒蛋，雞蛋凝成一坨，在和黃瓜一起封閉靜止幾小時後，腥得很。她的願望是能帶上家人，回到農村，吃一頓土雞蛋，蛋黃小小一顆，顏色濃郁，在口中嚼開，很香很香。

吃了 113個雞蛋的張女士再也不想吃雞蛋了

被封鎖在家的第 26 天，300 個雞蛋還剩 187 個。三月末的下午，得知小區出現陽性後，辭職在家休息的張女士趕到樓下的超市，只看到空曠的貨架和蔬菜區幾片腐爛的菜葉。好心的理貨阿姨告訴她，庫房好像還有一箱雞蛋，你要嗎？

從來不做飯、也沒有廚房和廚具的她那一刻鬼使神差地答應了。付款後，張女士分四次終於把 300 個雞蛋搬回了家。第二天，她沒能買到泡麵、餅乾、自熱火鍋和外賣，小區又新增 4 例確診，她再也沒有下過樓。

之後的二十多天，張女士用家裡唯一的熱水壺煮雞蛋。煮蛋第一天就不順利。電熱水壺默認到了 100 度就自動斷閘，雞蛋根本煮不熟，必須要在斷閘後連續摁十幾次。她也嘗試過煮荷包蛋，但每次都煮得稀爛。起初，張女士一天吃五個水煮蛋，後來一天吃三個、兩個，到了第 19 天，她再也不想吃雞蛋了。

封控在家的第 6 天，張女士找到了一桶過期半年的泡麵，把它吃掉了；第 11 天，鄰居在她門口放了一包薯片；第 14 天和第 23 天，她收到社區物資並參與了團購，有了一包粉條，幾根黃瓜、茄子、胡蘿蔔。

因為沒有炊具，只能撿能生吃的吃。她把黃瓜洗淨，大口咀嚼，清甜感在喉嚨里擴散，她覺得自己頭一次那麼渴望蔬菜水果。之後那些天，依然只能吃雞蛋。

最近，張女士經常做噩夢，夢到疫情要持續 100 年，驚醒後坐在窗台上，不敢睡覺，慢慢等天亮。她讀加繆的《鼠疫》，對一句話印象深刻：「如果習慣了絕望的處境，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更糟糕。」

解封的第一天，她想去吃頓飽飯，但絕對不能有雞蛋；再去公園的草地上躺着，在咖啡館裡坐一天，什麼也不做，看天上的雲，路上的車，行走的人。聽見各種聲音，就會覺得很幸福。

她想念媽媽包的餛飩、爸爸做的紅燒肉、四川路的飛龍生煎、裕興記的蝦仁蟹粉面、定西路老弄堂麵館的蛤蜊豬肝面。這一個月里，爸媽經常問起她，你在上海怎麼樣？她都說，挺好的呢，吃喝不愁，就是在家太久了，有點無聊。

大四學生余同學想上街聽人們說話

余同學是長春一所高校的大四學生。截至今天，學校已經封校管理 56 天，封閉寢室公寓 44 天。

2 月 26 日，余同學經深圳返校，因兩地風險管控標準不同，到了長春就被要求單獨隔離。他找了家旅館，交了 14 天房費，才住了兩天，疾控中心通知他出機場時 「和一位密接有時空重合」，要集中隔離。等回到學校，又要服從校方 「健康監測」 的規定。還沒等最後一次健康監測期過完，3 月 13 日，學校宣布公寓樓封閉管理。

余同學被推回到他能獲得的最小活動單元——宿舍，跟另外三位室友 24 小時地共同生活 44 天，彼此之間，「毫無隱私可言」。

志願者每天發盒飯，但不按時。有一回志願者把他們給忘了，晚上十一點才吃到晚餐。盒飯早已讓他食不知味。一天，在不知是第幾份盒飯吃完的幾個小時後，一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在群里發問：「你們躥稀（腹瀉的東北話說法）了麼？」

那天，很多學生都「躥稀」了。

學校規定不許竄樓層，不許竄寢室，出寢室必須佩戴口罩，被抓到將通報批評。他們只能快速地出們去上公共衛生間或洗漱。至今 41 天，余同學從未洗過澡。

解封後，他最想做的三件事，前兩個有點矛盾：去圖書館那個沒有背景音樂的小研討室學習；去最熱鬧的街道上聽人們相互說話，獲得 「熱鬧的感覺」；第三，他要約上朋友去吃魚豆花火鍋，蘸料多放油子和辣子，那是他在長春能找到的最接近家鄉的味道。

社區志願者陳女士選擇繼續居家

泰迪狗 「酒吧」 今年兩歲了，他最近心情不太好，主人總不帶他出門，日子枯燥極了，他還不敢亂發脾氣，不然同樣會瞬間暴躁的主人將把他舉到冰箱頂上罰站。「酒吧」 只好把自己攤在沙發上，下巴憂鬱地伸出去；或者把兩隻前腳搭在窗邊，憂鬱地望向窗外。

陳女士 33 歲，是一位教師，教美術和書法，封控期間，她不需要為學生上網課。陳女士主動成為一名小區志願者，偶爾幫忙搬不太重的物資或發放抗原試劑盒，更多時候，她呆在家裡守着七八個群搶購物資包。

一開始只有蔬菜包，慢慢又有了肉包、糧油包、水果包，再往後還有了牛奶包、調料包。只要家裡缺了點什麼，她就找一個群 「接龍」。對物資充沛的渴求，成為了她解封後的最要緊的願望：去採購，把冰箱填滿，然後趕緊回家，「心裏面還是會覺得外面不安全」。

等城市再恢復些，她想回家看看父母。封控期間，她每天燒飯，燒得很不耐煩。她想到父母，六十多歲，很少下館子，每天做兩三頓飯，從來不說辛苦。「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沒吃過什麼苦。」 她說 「做個飯還能做出感悟來，真是挺不要臉的」。第三，「上班上班上班，賺錢賺錢賺錢」，一直吃老本，心理壓力太大。

一對幼兒外教想帶兒子去吃自己最喜歡的中國美食，「鍋包肉」

Bany 老師今年 31 歲，他是一位黑人外教，來自遙遠的東非國家馬達加斯加，五年前通過一個私營機構來到吉林長春，在一家民營幼兒園教小朋友英語。

家鄉的氣候和長春完全不同。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是馬達加斯加漫長、炎熱的雨季；而長春則是漫長、寒冷的冬天。在這座小城市，Bany 逐漸建立起生活。妻子 Alice 也是一位幼兒園外教，三年前，他們生了個聰明的兒子，三口人住在市郊。

為了獎勵兒子 「在這段難以忍受的時期表現得如此有耐心」，Bany 打算解封後帶兒子去吃他們最喜歡的 Chinese Food——鍋包肉、溜肉段、地三鮮——他們一家都被養出了地道的東北胃，「我們還很喜歡吃疙瘩湯，烤冷麵」Bany 說。

封控讓 Alice 第一次體會到，獲得 2 根胡蘿蔔、1 根蔥、2 根西葫蘆會像得到生日禮物那樣快樂。她的願望都很簡單：去超市 「沒有限制地購物一番」；和小家庭共度時光，不過重點是：OUTSIDE, OUT OF THE BUILDING, OUT OF THE COMMUNITY（出門，出居民樓，出小區）。她還想早日回到自己的 daily routine 中，儘管那意味着每天 5 點鐘起床，6 點鐘出門乘公交，在她安靜的小辦公室備課，一群小朋友們在等着她。

一位 Web 3 創業者後悔自己太懶

沒搬一台發電機回家

3 月中，上海疫情還沒那麼嚴重的時候，創業者 Suji Yan 在商場裡看到一台野外發電機——灌一升車用汽油就能供電一個多小時。他猶豫了一下放棄了，因為發電機超過 20 公斤重且商家不提供送貨。

封控近 30 天后，他覺得等自己出來安頓好，這是一定得買的。Suji 算半個美國流行的末世準備人士 「Doomsday Prepper」，認為現代文明的基礎設施總有崩潰的可能。2016 年，他在日本讀書時曾買了野外發電機、無人機和測輻射的蓋氏檢測器，開車進福島核事故禁區。說 「半個」，是因為搬上海之後他就什麼都沒備着。消費繁榮的上海總能在他步行 15 分鐘的範圍提供幾乎一切。

不便不在於生存或工作。Suji 的公司 Mask Network 專於在全球社交網絡上提供基於區塊鏈技術的隱私保護，團隊散落在中國、新加坡、美國等地，主要工作都在線完成。作為一個宅慣了的 ACG 人士，他在家裡常備泡麵。妻子健身，在冰箱存儲了豐富的蛋白質。他住的小區物業也足夠體貼，從不阻止團購配送，前些天京東還送了一面錦旗，感謝物業的配合。

不便藏在他平時生活里不需要注意的細節：太太喜歡在上海找獨具特色的咖啡店。現在他依然能買到咖啡豆、咖啡粉，但家裡沒有一張濾紙、也沒有咖啡機——這些在京東上都是不會很快配送的 「非必需品」。類似的，家裡也沒有一張 A4 紙，記事本都在辦公室，他的解決辦法是把筆記寫書後，再掃描進電腦。

最讓他難受的是自己不再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寄託這一情緒的有發電機，也有 Web3 網絡設備 Helium——理論上可以和其它設備組建一套網絡，在斷網時提供網絡服務。採訪次日，他帶着家人前往浦東機登機離境。等到了新住址，他將備好這些很多人會覺得毫無用處的東西。

安頓好之後，他還希望在新加坡開一次年會。近 30 天的隔絕，他只有機會出門散步一次，這讓他將團隊重聚提上日程。

最後一個願望暫時沒法實現了，他懷念附近的清真燒烤店。他甚至不記得店名，只是懷念久違的味道。他也不知道店家現在還是不是在上海。

作家顧湘盼望快遞能儘快送來小貓用的藥

過去一個月，作家顧湘沒有想創作的問題。心靜不下來，總是不停刷手機，以免錯過拼單和居委發物資的消息。

食物有時全不來，有時一起來，讓她犯難：究竟是先吃家裡品質好的新菜，還是正在變壞的老菜？近期她不糾結了，就吃最想吃的。

封控期間，她學了兩個新技能：手機錄屏，給外地朋友看她點進買菜軟件確實啥也搶不到；長截圖，因為做核酸的記錄一屏已經裝不下了。

2014 年夏天，顧湘帶着兩隻貓搬到距離上海市中心 20 多公里外的趙橋村，帶着溫和的愉悅和鄉野萬物相處，逐漸能叫出各種動植物的名字。「茶翅蝽相當活躍，在夏夜的風中飛來飛去，又停在我的紗窗上，就像人遊了一會兒泳趴在泳池邊上一樣。」 她在作品《趙橋村》中寫道。

2022 年春天，通往野外的道路都被裝上了柵欄。她只能在做核酸、領物資的時候，不停遛到隊尾，多爭取一些站在春光里的時間。

她常把趙橋村生活比做 RPG 遊戲，有時到田裡幫村民澆水、種蠶豆，村民會送她雞毛菜。在村里實行 「硬隔離」 之前，她還去給相處了兩三年的老兩口送過蛋糕。老兩口今年剛剛有手機，不會用微信。她打電話過去：你們要不要蛋糕？老阿姨毫不客氣地說 「好的呀」，然後找補一句 「你自己夠不夠吃」——不再像以往客氣半天。

這場村居遊戲原本會在 2022 年 3 月結束：趙橋村要拆了。有的村民動作快，已經把家什搬到新住處，卻在 3 月底被封在村里。天氣熱起來，有人把本來要在搬家時捐掉的舊衣服拆開，借給沒有夏裝的鄰居。顧湘感到慶幸，空調沒有提前拆。那是她對家裡兩隻貓的體恤：不希望拆空調的工人嚇到它們。

解封之後，她最大的心愿是儘快收到給貓買的藥。貓 17 歲了，其中一隻患有慢性腎衰竭。她家還有一支全新的藥，還能再用一個月。但她依然不放心，給二十多個還提供服務的寵物醫院和醫生打電話。她有時會跟貓說：你們少大便一點。最近，顧湘買的貓砂終於發貨了，不過還在佛山，前路未知。

她也想在趙橋村再好好逛一逛。她的窗戶對着鄰居家，看不到什麼風景。慰藉的是，她依然能從很多的鳥鳴中，一下子認出她最喜歡的黑尾蠟嘴雀的聲音。

漫畫家 「我是白」 想去一個固定的公廁

4 月 2 日，漫畫家我是白在日記中寫下：沒有汽車的城市天很藍。

第二天，他又記了一句：天還是好藍。

2020 年初，他只能 「以一個整體去想象武漢人的狀態」，這次他對封控生活有了更確切的體會：從 3 月中旬開始封在家裡，他時常對時間感到恍惚，「上一個中午在一瞬間之前，下一個就在一瞬間之後」。過去 6 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家畫插畫，自認為很宅。但最近也會感覺憋悶。他比之前更長地站到陽台往窗外看，對面樓里，同樣往外望的人比平常要多。

解封之後，他想先去看看身上的小毛病。最近膝蓋後面隱隱腫起來，只能先自己網搜搜症狀，第一次知道這個部位叫膕窩。他還想去跟一個最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乒乓搭子」 打球。他記得一次打完球騎車回家的場景：太陽正在落下，下班的人潮迎面湧來，旁邊的景色在快速後退。他的腦子一邊漫無邊際地放空，一邊注意跟前面的卡車保持距離，避開一些溫和的潛在的危險。封控期間，他享受這個細節不斷湧現的時刻。

解封的那一天，他想去家旁邊的咖啡館坐一下午，融入形形色色的人群、把自己從對自己的關注中釋放出來。還有，一定要去一個固定的公廁上趟廁所再回家。「我喜歡蹲廁，這樣散步也不是那麼漫無目的。」 他笑着說。

幫 2000 人對接團購的楊女士想在街邊獨自喝點酒

楊女士決定當團長不是為了別的，是她自己沒有麵粉和大米了，怎麼也買不到，只好承擔了這個角色。28 歲的楊女士是上海某培訓機構的職員，她想說：當團長比上班還累。

做團長流程繁瑣。需要甄別並聯繫供貨商、聯繫貨車並確認報價、做團購鏈接、回答群里的問題、做表格、跟團購人同步信息、貨抵達後再找人分揀、核對數量、跟蹤派送（經常會有人偷東西）。

最忙時，楊女士同時運營 7-8 個群，對應 2000 多人。總有人不爬樓看消息，也不看群公告，「一個問題回答一百遍。」 楊女士很無奈。而且，這個時候還有人擺出 「消費者姿態」，挑三揀四：大米是長的還是圓的？是什麼檢測機構的？

楊女士回覆：「我不是專業賣大米的。回答不了。要買就下單，不買就去別的看看。」 楊女士居家期間也要工作，團大米那天，她在椅子從早上 9 點一直坐到凌晨 2 點。

還有次團麵粉，司機 「非常不靠譜」。中間聯繫時不斷找理由：一會開錯路了，一會車沒電了，一會說 11 點能到、12 點能到，原本約定晚上 9 點半到，最後拖到了凌晨 1 點。貨很難找，「要不是怕他直接撂挑子，真是想罵人。」

車到了後，楊女士客氣地講，師傅辛苦了。司機倒也直接：我這麼辛苦，不如你發個紅包吧。「其實他的路費本身已經很高了，一趟貨三四千。」

封控讓她感悟到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人心」。但也看到人性的溫暖。很多鄰居會幫不會團購的老人購買物資。解封後，她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去外面的餐廳吃個飯；找個街邊的小酒吧，吹吹風喝點酒，看看路人和街道；找個陽光好的日子，去草坪上曬曬太陽，靜靜地什麼也不做地感受下大自然。

另一位團長趙晨在上海想念 「上海」

過去一個半月，幾月幾日、星期幾對趙晨不再有意義。「每 4～5 天」 成了新的時間標尺。他是上海一個小區的團長，4～5 天是開啟新一輪團購的周期。

封控徹底改變了他的社交圈。趙晨在汽車外企工作，36 歲，在那個小區住了 23 年，從不和鄰居打交道。最近因為組織團購，微信多了 52 個群和 325 位好友，大部分是鄰居，還有一些鄰居的親戚，拜託他照顧被獨自封在家的老人。在職場，他習慣高效溝通，如今已學會關心瑣碎的家長里短。遲來的鄰里情讓他一直堅持做團長。

隨着封控期拉長，趙晨團購的東西開始逐漸 「往馬斯洛需求的上層走了」。一個鄰居家裡有人過生日，想要塊蛋糕。他知道這算 「改善型需求」，但是人被關久了，太需要快樂了，便想辦法開了個巴斯克芝士蛋糕團，一天就召滿了 45 人參團。

他自己也買到了意料之外的東西——幾張黑膠碟。常去的唱片店老闆體貼老客戶，宣布即使單買一張也發貨，多買還補貼溢價一倍的閃送費，他只希望大家開心點。

圖：趙晨在封控期間買到的唱片

不過雖然團了很多東西，但茶包這種尋常的物資卻始終找不到貨源。趙晨發來了他這兩天喝的茶：是老婆用來斷奶的草本茶。

趙晨家裡有位兩歲半的 COVID-baby，正是好動的年紀，最近只能趴在陽台上看小鳥和野貓。女兒還特別愛做核酸——她還無法像成人一樣對可能的交叉感染感到擔憂——因為這是唯一的外出機會。有次檢測完，女兒問，我們可以逛一圈嗎？他沒有回答。

解封之後，趙晨想帶女兒去水族館、靜安雕塑公園、花市、美術館，再一起吃冰激凌。他還想騎車把上海逛一遍，「毫無顧慮地感受這個城市的節奏」。現在在家裡，他有點想 「上海」 了。

出租車司機黃林華想趕緊上路跑活

重慶人黃林華是一位出租車司機，來上海三年，在楊浦區的城中村租了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附近一百多戶都是外來打工的。4 月 1 日，城中村開始封控。最開始說只封四天。菜早就沒有了，接着，米也沒有了。

因為跑出租，他每天早出晚歸，和鄰居沒有接觸。現在上海物價很貴，他捨不得買高價菜，20 多天幾乎沒吃過菜，每天只吃一頓煮麵條，吃不飽就睡覺，有時睡到中午、下午，「睡着了不會感覺很餓。」

網絡發達，黃林華總能在抖音上看到很多人領到了油、大米、肉，但他什麼都沒有，更感受到上海對他的冷漠。封控大約半個月後，街道第一次給他發了物資：十個雞蛋、兩個西紅柿、兩根黃瓜、兩顆娃娃菜。

在小出租屋，他每天躺在床上，「心裡像貓抓」。房租每個月 1200 元，封控期間一分不少。他跟房東說，現在確實困難，能不能延後一個月交租？房東說，不行。他從沒有這麼恐慌過，「非常絕望。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一個月不賺錢，我的生活就沒辦法繼續，關在家裡，等死一樣的。」

解封後，他最想做的三件事是：開出租車掙點錢，還上前段時間母親住院，自己問親戚借的錢；吃一次大米和紅燒肉，但是買回來自己做，外面太貴了；等手裡有差不多一萬塊錢就回老家，這輩子再也不來上海。

昨天，公司給黃林華批了通行證，順利通過防疫培訓後，就能有收入了。他特別激動，給記者打來電話時都快哭了。

新手媽媽仲女士第一件要緊事是買奶粉

仲女士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公關，今年 3 月剛生了孩子。解封那一天，她想趕緊備好寶貝的剛需產品：奶粉，紙尿褲，常用藥品。

原本她是一個不愛囤貨的人，封控前想着 「不過閉關 5 天而已，家裡庫存肯定夠用」。誰知道計劃趕不上變化。寶貝喝的是純進口奶粉，封控前就是緊俏產品。眼看奶粉就要見底，她急得焦頭爛額，到處尋找同城擁有同款奶粉、願意勻出一兩罐的寶媽救急。雖然說紙尿褲和藥品可以跑腿採購，但高額的跑腿費也令她咂舌。

封控期間，她最想念的是快遞小哥。作為一個在淘寶成立當年就建賬號網購的資深買家，仲女士早已習慣了網購生活，日常的生活物資 99% 都靠網購解決。「在目前上海人民幣兌人民幣2.5:1的時間段、在靠蔬菜盲盒及不可挑選的團購套餐過活的日子裡，網絡貨品價格之合理、品類之豐富無疑是非常誘人的。」她說。於是，她提出一個口號：小區可封，快遞不可封。

解封後，她想帶着寶貝去父母家住一段時間，寶貝剛出生一個多月就遇到了封控，外公外婆只能隔着屏幕看小外孫。她還有一個願望：希望 2020 年後出生的孩子還有機會看到一個不戴口罩的世界，還有機會體驗說走就走的旅行。

互聯網創業者董先生想儘可能淡化孩子的隔離記憶

董先生家住本次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浦東新區，隔離期限比大多數上海市民都要早：3 月 12 日起連續封兩個 2 天，解封後，上了兩天班。然後，從 3 月 19 日至今，他和家人一直被封控在家。

他對解封的憧憬呈 「邊際遞減」。董先生本碩念的金融，畢業後先去了基金公司，然後和人合夥辦了家百人規模的企業。用經濟學術語來描述自己的經歷，他說這是 「宏觀上的變化以各種想得到、想不到的方式影響微觀個體」。

解封後，他最想開上新買的 SUV 載家人到南匯的滴水湖散散心，去那裡只因覺得人少。實際上，一切符合 「沒什麼景點」「人少」「有場地」「能跑」 的地方，都可能是他解封後的目的地。

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還想帶一雙兒女回老家，到山上跑跑，讓孩子見見什麼是真正的大自然、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只是無盡封閉在家、到哪裡都戴着口罩、不洗手感染病毒可能會被迫和父母分開。他迫切地想帶小朋友出一趟遠門，是因為不太希望疫情烙在孩子的記憶里。」我想每個父母可能都不希望孩子以為，我們會一直處在要戴口罩、隨時可能被封在家的世界。」

保潔主管張女士想看看自己種的菜

張女士夫婦來上海打工 21 年了，一兒一女都留在老家安徽。3 月 13 日，張女士應公司要求住進客戶公司所在的一個科技園區里。7 個後勤同事，兩人一間房間，睡摺疊床，自己帶被子枕頭。他們至今沒有出過那棟樓，天天為工區繼續做保潔，每天能吃到盒飯、水果和酸奶。

解封後，她最想和丈夫團聚，最想家。說到這裡，張阿姨有些哽咽。

她在江川路附近的一個村里租了一間房子，只有 30 平米，850 元一個月，住了近十年。前幾年，房子附近修河道時，有土地空出來，張阿姨還去 「開荒」，把土弄平整，買了種子，種了菜，現在有了半畝菜地。打工不容易，能省一點是一點。

圖：張女士的妹妹做核酸時拍到的菜地

通知進公司上班那天，她還跑到菜地種下去一些。現在地裡面應該有黃瓜、茄子、豆角、玉米、空心菜、土豆、番茄、蒜苗、蠶豆、扁豆、冬瓜、南瓜、萵筍。妹妹和她住同一個村，有一天，妹妹抓到了一個偷菜的，對方說 「我家的菜也被偷了，我沒得吃了」。

解封後，她想去看看菜地還好不好，摘一些給鄰居、朋友都送一點。她還想圍着這個科技園區轉一圈，好好看看這裡的江，這裡的湖，「我都要拍拍照」。她說：「關在裡面太久了，太憋了。好想自由，好想自由。」

貨車司機蘇先生想回家吃飯

3 月 16 日入夜，河南司機蘇先生告別家人，開着 17.5 米重型卡車一路駛往上海。為了少交高速費，他全程走國道，多花了近 10 個小時才抵達。他一路開過去，察覺到了異樣，越接近上海，入城道路越空蕩，出城的車越多。

出發前，他知道上海有疫情——前一天，通報了 20 多例確診病例。但按照疫情三年多來運貨的經驗，只要有 48 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就可以暢通無阻。但這次，收貨方說，上海可能要封控管理，「卸了貨趕緊走」。

蘇先生走得還不夠快。車剛開到江蘇崑山，他的行程碼有了上海記錄。高速卡口只認行程碼，他只剩兩個選擇：要麼回家隔離，要麼掉頭回上海。隔離費每天 260 元，這一單扣除油費，他能賺 2000 多元，如果隔離，還得倒貼近 1000 元。

蘇先生選擇在崑山一條沒修完的公路邊上逗留，那是很多貨車司機的歇腳點：沒有停車費、附近有超市。等到第 14 天后，上海的行程記錄終於消失，崑山封控。貨車司機不被允許出崑山。

每天早上，蘇先生在駕駛座後的小隔板上睡到自然醒。起床後和其他無所事事的司機聊聊天、刷刷抖音，有時去附近的河邊轉轉，運氣好，還能抓幾條鯽魚。貨車司機可以一整個月在車上吃住。他用隨車攜帶的液化氣爐炒菜，但為了節省，大部分時候，他儘量吃涼拌菜和饅頭。

蘇先生在崑山被困 39 天。一開始每天做一次核酸，後來變成了兩天一次，檢測點在 3 公里外，他沒有開車去——柴油價格漲了，每開一公里要燒掉 3.5 元，他捨不得，都是步行前往。

解封後，他想趕緊回家，吃家裡的熱飯、熱麵條。離開家時，天還有些涼，最近已經熱起來了，沒什麼換洗的衣服，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好幾年沒添新衣。

困在崑山這段時間，他一個人想了很多，之前自己太顧着賺錢，在外東奔西跑，只有錢能按時時回家。「沒有為自己活過。我突然感覺到挺累，活到這麼大，感覺活得不值。」 他說。

一位 3 歲的小朋友想和她的朋友 Tony 說：「我想你啦。」

小劉的封控生活已經超過 70 天，大多數時間她挺開心的。她的父母就沒這麼輕鬆了，他們對成為密接感到擔心；為集中隔離、居家隔離和小區封閉無縫銜接感到無奈；為想做可樂雞翅又捨不得放可樂哭笑不得；為終於買到幾十斤肉興奮不已。

她對這一切毫無察覺。家裡的玩具玩了這麼久，她一點也不覺得膩。她爸為此感到很驚訝，哇，「小朋友的閾值這麼高」。

解封之後，她最想做的依然是在家和媽媽玩。當然，也有想出去見的人——幼兒園的朋友 Tony。她想和他一起玩石頭剪子布，並且對他說：Tony，你好，我想你啦。

84歲的陳老師什麼願望都沒有

解封之後想去哪裡？陳老師不響。再問，陳老師說，沒有什麼地方要去。

想做啥呢？混日子。

陳老師今年 84 歲。十年前，他和妻子從上海浦西的老弄堂搬到浦東的一棟動遷安置房，住上 24 層的高樓，如今已被掛上了藍色的「封控樓」牌子。陳老師在家裡被封控了 38 天。

社區發放的蔬菜包不是專門為他這樣的高齡老人準備的。他收到過「人腳那麼長的萵筍」、幾包餐巾紙、兩斤麵粉和小蘇打餅乾。陳老師和妻子的牙齒都不好，燒飯前，他要先挑出能咬動的，再揀出沒變質的。

這個月，陳老師已經在家摔了兩次，「屁股現在還沒好」。據兒子說，陳老師有幾種疊加的老年病，4 月初就該去醫院複診，一直耽擱到現在。

陳老師有點現在年輕人常說的喪氣，此前的人生「是隨大流慣了的」。封控期間食物不合口味，他就想，紅軍萬里長征也吃野菜。4 月 23 日，浦東全部封控樓開始「硬隔離」。趕在小區裝柵欄的此前一天，孫子托朋友給他送去了 60 個雞蛋、4 箱牛奶、一些麥片和包子，陳老師分了一些給樓下同樣高齡的鄰居。對於眼下的情況，他很平靜。就算是自然災害，也總會過去——那是他二十歲出頭時發生過的事。

叮咚買菜配送員陳先生想給孩子空運一套 1500 元的樂高

每天凌晨回到酒店，32 歲的叮咚買菜的配送員陳先生總會一遍遍翻看手機相冊，看全家福照片。

這些日子，他對自己沒能陪在家人身邊感到虧欠。陳先生 18 歲南下深圳打工，做過司機、建築工、菜農，29 歲在山西老家開了個餐館，半年後遇到疫情，賠光積蓄還欠了幾十萬外債。2020 年，陳先生來到上海打工，妻子在家看孩子。

來上海後，陳先生做過餐館切配工，保安，因為覺得太無聊，應聘成為了長寧區一家叮咚買菜前置倉配貨員。自此，他每天都配送七八十單，穿梭於大街小巷，看到這座城市的光鮮和舒適。

3 月 27 日，浦東宣布全域靜態管理後，站點訂單量翻了兩三倍，他從早上六點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後，最多一天送了 216 單。回到倉里還要開總結會，再幫同事一起理貨，經常忙到兩三點，睡三四個小時，又該工作了。

他把自己的生活總結為 「三快」，騎車要塊，走路要快，吃飯要快，爭取多送幾單。叮咚會在每天下午根據站點配送情況釋放運力，他和其他騎手一樣，都希望更多的人能買到菜。

最難的一次是一個阿姨找到他，搶到的菜希望轉送給在徐匯的姑姑，老人快八十歲，不會用智能手機，斷糧兩天。那天他前後跑了三趟，想着趁志願者換班送進去，都被社區和小區攔下來，那個小區有病例，不能接收政府發放以外的物資。他拿出核酸結果，證明自己是健康的，跟工作人員講到流淚，「老人家餓兩天要出事的啊。」還是沒能送進去。

解封後，他想給孩子買以前捨不得買的 1500 塊的樂高火箭，「寄順豐最貴的那種空運。」 給父母買個按摩椅，父親做了大半輩子的煤礦工人，患風濕，有個按摩應該會舒服點。再給媳婦買新衣服，在家帶孩子照顧父母辛苦了。

他自己倒是沒什麼想買的，也沒什麼想吃的，只想睡個飽覺，不用設鬧鐘睡到自然醒。他想早點掙夠錢回老家，這場疫情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他覺得自己最該做的事是陪在家人身邊。

服裝店老闆姜阿姨想給父母補上清明掃墓

姜阿姨今年 61 歲，在長春經營服裝生意 32 年了。封控將近兩個月，她感覺很鬱悶，很崩潰，每天就是吃飯、看電視，偶爾唱唱歌、看看書，「總體來說就是無所事事」。

姜阿姨和老伴、兒子兒媳、小外孫女住在一起，生活方式比較傳統，平時冰箱冰櫃就比較滿。剛開始封控，他們不覺得危急。甚至還 「奢侈了一把」，在家吃了頓烤肉。

但封控比預想得長太久了。最先缺的是水果和新鮮蔬菜，半個月後，凍菜、乾菜消耗得差不多了，他們不得不跟着團購蔬菜盲盒。姜阿姨想，盲盒也專跟她作對，家人平時最不愛吃西葫蘆，每次都是西葫蘆最多。「哎，那也沒辦法。」 她自我開導，「來啥吃啥吧，為了填飽肚子嘛。」

姜阿姨生活富足，家人都熱愛美食，從來不 「虧嘴」。「原來我家是想吃啥就做啥，隨心所欲。現在只能是望菜興嘆……」 比如炒菜用調料，她和老伴相信 「蔥姜蒜是餐桌三寶」，以前從不刻意節省，一餐就能用掉一小碗蔥姜蒜。封控期間有好幾天，姜蒜完全斷了。後來好不容易才得到兩頭蒜、一塊姜，還得省着用。姜阿姨覺得菜味都變了：「原來是有滋有味，色香味俱全，現在是清淡無味。」

解封後，她想去菜場買自己愛吃的菜，做一桌豐盛的餐食，親戚們圍一大桌，吃飯喝酒，喝茶聊天。她還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接小孫女。封控前，兒媳帶孩子回娘家探親，趕上突然靜態管理，分開了近兩個月。還有，去給父母掃掃墓，封控跨過了清明節，她為此感到很遺憾。

她的服裝店也被劃為封控區，解封後即使開業，人們也不一定願意逛街。長春市宣布社會面清零並沒有讓她和家人能走出家門，他們住在「封控樓」。現在，她最想要的不是立馬變好的生意，而是自由。「自由太寶貴了，人如果失去了自由，真的很煎熬。」她說。

從方艙回來的馬女士想去醫院探望90歲的老父親

4 月 18 日，離家 22 天的馬女士終於回到社區。為家人做頓可口飯菜、擁抱親吻女兒這些日常小事，還得再等等。她將繼續接受 7 天居家健康監測。

「我從方艙回來了。感謝我們樓組長和鄰居們，在我們父妻倆不在家的曰子，給予我女兒的關心，非常感謝！」63 歲的馬女士用手寫輸入法，表達喜悅。

她住浦西，抗原檢測陽性那天，上海新增 2676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感染人數剛破萬。對很多不住徐匯、閔行的浦西市民來說，感染新冠似乎仍是小概率事件。確診後，馬女士多少擔心會被歧視。她不止一次跟鄰居說：「給大家帶來了麻煩，抱歉。」

被問到在方艙的生活，馬女士先是說：三餐葷素都能搭配好；年輕人總是讓年齡大的先吃；咳嗽不斷時，志願者、病友不斷催醫護給藥。但追問後，她才講，剛進去的頭兩天，餐食配送不及時、常用藥緊缺、廁所髒臭等問題比較突出。但她很樂觀。總是給年輕的病友推薦歌曲《我們是一家人》，感謝鄰里、居委街道、病友和志願者的幫助。這首歌也成了她回家後最懷念的聲音之一。

仍住院的 90 歲老父親始終是她士最想念的人，除了掛念他的身體恢復情況，她還擔心醫院被轉做新冠肺炎定點醫院後，父親的轉運和後續治療情況。解封那天，馬女士準備第一時間衝去看望父親。回家路上，她還會買齊肉蛋菜和油鹽醬醋，和物資匱乏的這一個多月做告別。

「我堅信我的家庭也會在風雨中堅強挺過來。迎着美好生活前行。」 馬女士住進方艙的那天說。現在她仍這麼盼着。

馬女士的女兒王同學在等着抱抱她

得知爸爸抗原檢測陽性的那一刻，王同學眼淚馬上掉下來了。兩天前，媽媽剛被接去方艙。爸媽都 『中』 了，感覺家裡的靠山都倒了。父母都有基礎疾病，需定期服藥。方艙常用藥配備有限，患者很容易物資庫存見底。

有一次她漏接了爸爸從方艙打來的電話。一小時後回撥，無人應答。再連打四小時，仍無人應答。她發動了一切親戚打電話。王同學腦補了各種可能性，越想越不好。第五個小時，通了——爸爸只是睡着了。

她自己也擔心。在疾控中心安排的抗原、核酸檢測安排基礎上，她又自購了十幾份抗原檢測套裝，每天自測。

王同學是音樂劇演員。平時排練對燈光、聲音、造型、舞美都有要求，封控期間能做的實在有限。她想念劇場和跟搭檔深夜對劇本。想儘快回到被迫離開這麼久的舞台，撿起基本被耽擱光的工作，「可能是音樂劇演員的職業宿命感」。以前覺得 「煩死了」 的音樂劇開場前的場鈴聲 「等燈等燈」，是她此刻最想聽的聲音。

她還想陪家人去逛個超市，散個步。最重要的，她特別想抱抱剛從方艙回來，仍居家隔離的媽媽。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們發稿的此刻，這個願望將最先實現。

另一位從方艙出來的肖同學想囤東西

在得知自己很大概率將去方艙時，肖同學趕緊把貓緊急轉運到了朋友家。然後，她突然覺得 「無所謂了」，腦子裡只有 「盡人事聽天命」。

她本堅持核酸覆核陽性前不去方艙，但最終決定和室友一起接受被轉運，相互有個照應。妥協是種痛苦。她不想占用公共資源解決個人問題，也不想和基層的人員起衝突。當沒有一個確切的對象可以責怪時，巨大茫然襲來。

解封以後，肖同學最想吃火鍋，還要逛街、去商超囤東西。疫情讓她對物質有一種迫切的掌控感。洗碗機一定要買，封控期間高頻率做飯，她感覺整天都在洗菜洗碗洗鍋。往年此時，媽媽會從福建來上海給她過生日。媽媽很愛也很會做飯。封控期間，肖同學和媽媽的聊天多了很多，但她沒有什麼都告訴媽媽，沒有很情緒化，主要是討論做菜，還有互相告知所在地的疫情進展。

她還想在解封後趕緊換個租住的房子。居家隔離放大了 「老破小」 的不足，物業和居委功能性不太強、各方面保障比較差。她想從 「30 份團購經常湊不起來」 的老小區，搬到各方麵條件更好的地方、住更大更舒適的房子，「萬一以後被封是常態呢？」

不喜歡黃燜雞的陳先生想簡單地吃個黃燜雞

「就吃樓下的黃燜雞。」 陳先生重複了兩次解封後最想做的事。他其實不是特別愛吃黃燜雞，但其他的願望近期比較難實現，「就不想了。」

4 月中旬，上海疫情緊張，他就職的世碩電子——第二大 iPhone 代工廠和碩的子公司——暫停生產。他和同事在宿舍接受封控管理。

陳先生 26 歲，平常很少一個人吃飯，即使吃宿舍樓下的自助小火鍋也要找個伴。封控前的那個晚上，他從餐廳走回宿舍，把同事送回各自的住處，戴上耳機，點開歌單隨機播放，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了兩小時。之後，他的微信運動步數從每天 2、3 萬掉到 400。他想念走路走到很熱然後買一罐冰可樂的感覺，說到這裡，他煥發了年輕人的活力：「就算凍死在冬天裡，我也要說可樂不冰怎么喝！」

最近兩周，他收到的配餐飲料里，大部分是牛奶和礦泉水，只有一次是可樂，而且還是百事可樂。他迅速把它喝掉了。因為職級不夠，他的宿舍沒有冰箱。他得趕緊抓住這稍縱即逝的快樂。

讀高三的姚楚兒想去看看也在讀高三的好朋友

今年 4、5 月，是姚楚兒中學時代最後一次備考季。4 月初，老師和同學一起被被封在學校，周末也要上課。備戰拉長讓她疲憊，也有些遺憾：她在蘇州一所國際高中就讀，原本希望在出國上大學之前多陪陪家人。

疫情貫穿了她的高中生活。高一時，她作為主要負責人，組織同學為武漢捐款。現在拍畢業照的計劃因疫情延期，畢業旅行也不知能否實現。時間久了，姚楚兒看電視劇時會下意識覺得公交車上的人應該戴上口罩。

解封那天，姚楚兒想去見一位參加國內高考的好朋友。3 月 13 日，朋友在封校 30 多天後短暫地放了一天假。她們很珍惜那個夜晚，一起走了兩萬多步。路上，她們遇到一個 「只在小學時見過的豆腐攤」，買了一份，一起蹲在路邊吃完。第二天，蘇州疫情管控升級，朋友緊急趕回學校。3 月下旬，姚楚兒獨自在那條街上遛彎，豆腐攤已經不在了，她也和朋友失去聯繫——朋友只能用學校發的、只配了一個按鈕用於呼叫家人的 「小靈通」。

4 月下旬，朋友借別人偷偷帶的手機給姚楚兒發了一封信，傾訴臨考焦躁。她在回信時引用了近期讀的《存在主義咖啡館》中的話：就算這種境遇難以忍受，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動上決定如何去看待它。

聽障人士、籃球運動員倪珍佳想找塊更好的訓練場地

直到關懷物資終於送到了家裡，媽媽在視頻里說：「豬排比巴掌還大」，倪珍佳才終於放下心來。她是上海的一位籃球運動員，3 月 20 日，像往常的周末一樣出門訓練，之後去隊友家玩，意外地被封在了隊友家。

倪珍佳對 「與世隔絕」 的理解比絕大多數人更早更深。她 1 歲時因病患上聽力障礙。在幼兒園，戴着助聽器會被視為異類。別的小朋友說：你是啞巴。她努力地說：我不是。但他們依然走開了。

2017 年，倪珍佳開始打籃球，更多地感受到與人連接的力量。去年她代表上海隊參加全國殘運會，獲得第七名。作為隊長，她制定了更嚴的訓練計劃：每周末都去離家將近 30 公里的免費籃球場帶着大家一起訓練。

解封後，她想跟一位球館老闆再談談，給團隊爭取個更好的訓練場地。她還想跟爸媽好好吃頓飯，那是她從小到大都認為最幸福的時刻，「每次吃飯我的話最多，說完米飯都涼了」。被封之前的幾周，倪珍佳在兩個咖啡館打工，一周只能跟家人吃一次晚飯。她有點後悔。

她本來會在 3 月 26 日出現在上海 YOUNG 劇場開幕演出《美好的一天》的舞台上：20 位生活在上海、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人講述自己的人生。她鼓起勇氣報名成為素人演員，她希望讓更多人知道，聽障人士也在努力讓自己生活得更好。

那出舞台劇，未能如期上演。

住在WeWork里的李女士每天都在照顧小魚

夜幕正在降臨。昔日鬧騰的上海蘇州河畔此刻只有少量執勤保安和周邊居民。往來交通逐漸減少，直到九小時後接近於零 —— 上海浦西也將進入全域封控狀態。

那是 3 月 31 日晚上六點。巡查完辦公室的李女士收拾東西回家，她是浦西一家 WeWork 的保潔主管。當李女士回到家時，得知樓上和樓下鄰居都已確診新冠。在當時看來不難選的選擇題擺在眼前：回家，和家人一起作為密接隔離 14 天；回公司，等五天後浦西解封。

猶豫一小會兒，李女士決定回公司。還有兩位保潔同事、兩位社區保安因為同樣原因回來了。

當時他們覺得只封五天，衣食起居不太難克服：辦公室有電磁爐和鍋碗瓢盆，肉、蛋、菜、米麵、油等則在回公司路上順手買了些；衛生間有熱水和水桶，可以洗漱；之前因家裡被封而臨時住公司的同事還留下了床褥。

五天之後，4 月 5 日早八點，上海通報前一天全市新增 13350 例新冠確診、延續指數級增長態勢。浦西各區的病例也在增長。

浦西解封無望。食材開始告急。老同學得知後託了兩層關係把足夠五個人吃十來天的蔬菜、雞蛋、調味料，以及一些肉禽製品送進來。之前結識的快遞員、外賣員幫忙採購。寫字樓的物業公司也把他們登記到屬地居委，從而接收保供物資。

二十多天下來，李女士感覺很無聊也很焦慮。只盼早日和家人團聚，再去超市買好多好吃的，為他們做上一頓自己最拿手的滷牛肉。她還想給遠方父母多寄點營養品和生活必需品。因為防控，本打算來上海複查胃癌晚期術後恢復情況的父親只能留在重慶等待。

在給我們的手寫回復里，李女士說，生活再難也要努力笑着面對，一切總會過去。

圖註：李女士發給晚點記者的手寫信

封控期間，她一直幫助會員照看公共區的花草綠植和小魚小蝦。說起幾乎所有綠植都好好活着、小魚自由自在地游着，公共區仍充滿盎然生機時，她有些自豪。

產品經理劉佳想去看看公園裡的小狗

劉佳是上海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經理，30 多歲。最近的封控經歷，讓她體會到耐心、悲傷和憤怒的過程。

她生活在上海最大的小區，官方說住了 3.6 萬人，也有人說是 5 萬人，團購很難進來。其他區的朋友有的能叫到耶里夏利的外賣，幾公里外的同事能團購到山姆，劉佳則很難買到零食、麵包，對着朋友圈感慨「上海摺疊」。

還有一些變化。她每天在早餐前先給 3 盤蒜苗、1 株生菜、2 根蔥、2 個蘿蔔根及若干其他菜根澆水，「其他菜根」 因為沒有顏值或者無法炒菜被安置在雞蛋托盤裡。早餐少掉的環節是做手沖咖啡，咖啡豆快要用完了，暫時還沒辦法團購到新豆子，劉佳不捨得喝。

最近，她每天的情緒都消耗在跟樓組長生氣上，但希望保持這個憤怒感，不再輕易接受道歉，因為這能讓她「感覺自己還活生生」。居家需要建立生活規律。劉佳每 2-3 天在家練一次瑜伽，她感謝自己還有工作和愛好。

她不是第一次被封控，上一次在家隔離了十幾天，但那時管理還不嚴。第一次隔離解封後，她曾大晚上騎共享單車去不遠的地方兜風。這次解封後，她應該會先在小區散散步，然後打車去市中心吃東西，永嘉路有個公園，裡面有很多小狗，她想去看看；再去吃好吃的麵包，去瑜伽館練習。

入職後從未去過公司的設計師想見見同事

「糟透了」。焦慮化成不明原因就流出眼眶的淚水和舌頭上的一溜燎泡。28 歲的互聯網設計師阿白最近的日子就是這樣的。

她每天夢裡都在清點家裡必需品的存量，清晨醒來還要搶菜、關注每日新增確診人數、防控政策變化，完全無法好好工作，但工作依然需要推進，只能壓縮睡眠時間。

封控期間最可怕的是患抑鬱症的男朋友斷藥了。疫情初期，藥物存量還有三周，「這個節骨眼不到最後關頭，不想冒着感染的風險再去配一次」，她決定再等等，「結果等着等着就封城了」。

藥品存量不到一周的時候，依然看不到解封跡象。阿白開始向居委求救，也在一些緊急配藥通道登記，一直沒得到回應；有朋友建議她去微博發布求助信息，但當看見還有那麼多更危急的求助者尚且沒有得到幫助，她就打消了念頭，「不想與他們競爭公眾注意力」。

由於驟然減藥，男朋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戒斷反應，阿白不得不在朋友圈和各類群里發布求助信息，想看看會不會有人還有存藥、願意分一些。公司領導注意到她情緒波動，安排同事幫忙解決。阿白是疫情中期線上入職的，甚至還沒去過公司、沒見過同事，但已經與同事們建立起線上友誼。兩天後公司幫阿白送到了藥。

解封初期，她不敢在外太久，頭一個想去的地方還是醫院，陪男朋友再把藥囤上三個月……斷藥的日子真的太可怕了。如果街上不算擁擠，就去看看家附近的涼拌菜和排條有沒有開門，再掃蕩一點咖啡可樂，買到好吃的就回家窩着。等城市平靜後，她想去公園吹吹風散散步，和拯救她於水火之中的小區團長吃頓火鍋，去公司見見那些安慰她的同事們。

一位匿名的拼多多員工想擺脫只剩工作的生活

來到上海幾年的他第一次在新聞中知道，這座城市有 16 個區，上百個社區，很多沒聽過名字的街道和超過兩千五百萬常住人口，這些人和他一樣，都被困在了家裡。

他是一名拼多多員工，加入公司三年，生活只有兩點一線。每天早上 11 點前到公司，晚上經常 12 點後到家，偶爾還要值夜班。每兩周休息的那一天，他會在家睡覺，打遊戲。他在上海沒什麼朋友，不外出，不逛街。和大學同學們聊起上海，他會開玩笑說自己在 「上海富士康擰螺絲」。

4 月 1 日，浦西開始封控，他第一次擁有了雙休。但假期來得沒有那麼簡單。HR 給出的要求是，各個小組安排一部分在家辦公的員工輪流請事假，請假員工不寫日報，不發工資，但該完成的工作還是和平時一樣。

居家辦公對拼多多是不得已的舉動，3 月下旬，拼多多總部所在的長寧區出現了多起本土傳播病例，員工們收到了 HR 發來的保供證明，可以向社區申請回公司繼續上班。在一位員工居住的小區出現疫情，跟領導申請居家辦公，公司建議他自費住到公司附近的酒店，「不耽誤上班，比請假划算」。

疫情確實讓他效率變得更低了。平時在公司一個下午就能完成的需求，居家後，拖了兩個星期。封鎖在家的第三周，他就開始無心工作。

上周一中午，有人敲門，開門發現門口多了一個籃子，裡面有兩張雞蛋餅、一盒牛奶和一張手寫感謝字條，來自他幫助過的 501 號住戶。他隱隱記得，那是一個頭髮花白的阿婆，和他外婆差不多年紀，經常樓下花壇邊休息，見到人總是笑眯眯的。有一次在樓梯間遇到，他扶她下過一次樓。

等到解封，他想去拜訪阿婆，給她買點水果和牛奶，再說聲謝謝。疫情讓他學會要過好自己的生活。他對只有工作的生活感到厭倦了，想在解封後去大街小巷走一走，靠腳步來感受這座城市。不過他特別強調，出去走要等解封後過一段時間再施行。剛解封如果外面人太多，他擔心感染。

被疫情耽誤了婚禮的楊律師想不戴口罩地吹吹風

楊律師去年底才換工作到上海。按照原本的計劃，在上海的第一個春天，她將完成婚禮儀式。

3 月 17 日，社區要求全體居民居家 48 小時，之後就是綿長的 「2+2+2+2……」。到了 28 日，突然通知可以出門採購物資。楊女士去了趟超市，全程佩戴口罩。回來後沒幾天就 「陽了」。「買 15 塊一斤的菜，還得新冠。」她挺不開心。

新冠曾讓楊律師短暫地喪失了幾天味覺，尤其是甜，「變成了奇怪的味道，很難形容」，只能嘗出檸檬茶里的一點點酸，口香糖也變成涼涼的、味同嚼蠟的感覺。等待轉運的 10 天裡，老公也感染了，連發 6 天高燒。為老公燒飯時，香油味啊、油煙味啊、菜的鹹淡啊，統統辨別不出來。——「一個味覺失靈的人做飯，真的艱難。」

家裡沒有儲備藥，得不到任何醫療救助時，他們只能靠物理降溫硬抗。感到絕望的同時，楊女士又感到慶幸，自己還年輕，身體素質好，可以熬過來；也慶幸他們沒有小孩，老人不在身邊，「這樣病毒不會傳染給他們」。她比以往更思念家鄉和家人，有了一些辭職回家的衝動。

解封的那天，她想睡到自然醒，起床洗個澡化個妝，然後去海底撈大吃一頓。吃完回家睡個午覺，下午去江邊散步，不戴口罩吹吹風，「在方艙的時候全天戴口罩，回家之後又足不出戶，特別希望能自由呼吸，感受一下春天、或夏天的風。」 到了晚上，再大吃一頓，shopping 一下，為夏天購置新衣。

「封控可能在未來一個月內結束，但疫情之後，渺小的我們可能面臨更大的人生挑戰，以及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經濟蕭條。」 她說。

投資人路先生也想去公園吹吹風

路先生是一位投資人，在上海已經被封控四十餘天。剛開始，他狀態還挺好，心情也比較自然，最近一周，他感覺解封遙遙無期，看到很多防疫亂象，對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也變得悲觀，他有點胸悶壓抑，很憋屈。

解封後他最想帶娃去公園溜達，坐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吹風，吃個有大量冷飲的燒烤自助；再到公司上幾天班，在家裡呆久了，人變得有點無法專注，對時間的流逝也變得不敏感了；條件允許的話再去游泳。

封控期間，他最想念的是正常條件下與親朋好友的面對面交流。封控期間的最大感悟是塞翁失馬，所有的好事都有壞事，所有的好事都會帶來壞事，如果沒有從更高的層次來理解的話，看到的會是一個個的循環。「世事無常，多點敬畏心，多做對世界對別人有價值的事。」 他說。

三甲醫院的白醫生想回醫院接診

回家的那個夜晚，白悅發現路旁的行道樹已經從枯樹長到枝繁葉茂，街道上沒有行人和車輛，只能聽見風穿過樹葉的聲音。

白悅是上海一所三甲醫院的內科醫生。這是她一個月來第一次踏出醫院大門。從三月初上海開始出現零星疫情，醫院便要求醫生們不再回家，在醫院內閉環管理。4 月 17 日晚上，她接到通知，沒有打完三針疫苗的醫護撤出醫院，次日起醫院將作為定點醫院，收治感染病例。

接到這個消息時，她的第一個念頭是：可以回家了，能好好睡一覺。因為一些客觀原因，她沒能打完三針疫苗，成為了這場消耗戰中少數能中場休息的醫護。

過去近半個月，院內的醫護越來越少，更多人被抽調到方艙和核酸一線。現在，一名醫生需要負責十幾個中重症病人，處理數倍的查房、會診，還有人員減少而增加的 24 小時值班。很多個夜晚，她都不能睡覺。

家人的近況也讓她擔心。三月末封控開始，家裡的米麵油幾乎消耗殆盡，她很自責，怪自己沒有多準備一點食物。後來，在每天僅有的幾個小時休息時間裡，她一直在刷手機，只因小區的團購會在不定時出現，生怕錯過了救命糧，那時她將不能安心工作。幾天後，終於幫家人買到了一袋大米，她團購到一些蔬菜，品質不好，但不重要了。過去一顆包菜吃一天，現在吃三天，每頓飯只炒一個菜。

從 24 小時忙碌到突然靜止在家隔離，她愈發想念日常生活，一頓正常的飯菜；跟好朋友見面，一起逛街聊天；跟家人一起散步，看場電影。解封後，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醫院，疫情讓很多病人沒能來醫院看病。這些年來她見過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對不幸的經歷感到同情。這次疫情，作為親歷者她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現在，她覺得一家人能平安在一起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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