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從零工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連載01

夜裡12點，遍布精釀酒吧和西餐廳的五道營或方家胡同可能還沒睡，炮局胡同醒着的只有貓。我躡手躡腳下樓，分兩趟把2塊50公斤重的蓄電池搬上自己的橙色電三輪。每塊蓄電池能續航30公里，是拎起來之前需要給自己進行心理建設的那種沉重，提手勒得肉疼。

樓梯口到胡同的三四十米，堆滿了自行車和雜物，僅夠一人出入。我嘗試讓這段距離省力些，比如掃一輛共享單車，把電池放在車框內推行，可它實在太重了，沒走10米就滑落在地上，外殼摔了個粉碎，所幸電芯和我的腳都問題不大。

2018年夏末，我是某共享單車公司北京朝陽區15個「夜班運維員」中的一個。白天領導在微信群里交代過任務——我需要在晚上開着電三輪，用內部工作軟件找到至少20輛故障單車並送到停車點，就能得到150元工資，要肯多找，公司會按每輛5塊支付報酬——這份工作有點像在北京城裡玩手機遊戲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寵物小精靈隨機分布在城市某處，你去屏幕顯示的坐標捕獲它。

待干預的車輛在工作軟件的界面上是一個個閃爍的亮點，需要「干預」的理由包括失竊、低電量、未上報、以及非運營——也就是故障車。優先處理的是低電量和非運營狀態的車，它們在地圖上會發出求救信號的紅點；隨後這信號逐漸微弱，成為黃點，被標識為「120小時未騎行」，然後是「240小時未騎行」，到這個階段，經驗豐富的運維員就不會去找了，因為多半是永遠找不到的；接下來它們會變成「480小時未騎行」，「720小時未騎行」，直到最後一點電耗光，在地圖上成為灰點。

灰點也代表失竊車。在朝陽區範圍內，系統判定有5452輛車疑似被居民故意搬回了家，比如離我20米開外，三里屯某小區6層樓中的一戶就停着一輛，這是這個城市不特別體面的一個秘密，近在咫尺，我卻找不到它。

另一些時候，工作軟件顯示單車就在河邊綠地或路旁，卻遍尋不得，有理由相信它已經被某位醉漢扔進了亮馬河裡；還有一輛壞掉的單車隔着某個非洲國家使館的鐵絲網和我面面相覷，我和門崗的武警戰士對視了一眼，放棄了請他幫我搬出來的愚蠢念頭。

那天晚上，離我最近的一輛出麻煩的單車在500米外——東土城路金孔雀大廈，系統里的故障備註是「鏈條掉了」。上一位使用者應當在開鎖後不超過3秒就發現了這個問題，隨即關鎖、報錯。然後我，也就是離他最近的運維員，趕來掃碼、在「干預類別」上選擇「鏈條損壞」，抬上電三輪，尋向下一輛壞車。

這份工作有時就像城市旅行——在神路街看到「永延帝祚」牌坊，這一端的旅途就該結束了，我開始掉頭向北去和平里。

新一些的小區在晚上12點左右總有1/3左右的燈還亮着，老社區也偶有一兩扇窗徹夜長明，在萬籟俱寂的夜晚殘留一絲白天的味道。我聽不見任何聲音，看不到人類活動的跡象，那些人們在夏夜裡熟悉的空調外機聲、鼾聲、收音機聲、電視聲、炒菜聲、說話聲、麻將聲……什麼都沒有。在最核心的北京，二三環之間的地方，我感覺好像身處荒野，打着手電沿地圖上的光點向前走，心中莫名害怕，直到把車扛到和平里東街上，才呼出一口長氣。

和平里這個地方總是讓外省小青年帶着些仰視，最頂級的那一撥兒領導人雖然不住這兒，但能在此地分到房的也算第二流的中堅力量了。在最混亂的時期，一些王孫貴胄也曾暫居於此，被抄家後，賀龍的子女曾住在和平里一區5號樓，另一棟樓里，呂正操的子女與之相鄰。赫魯曉夫樓社區相繼破敗的今天，和平里仍然保有安寧和秩序之美，中央交響樂團坐落在北街的樹蔭下，人行道旁類似街心公園的區域坐滿了打橋牌的老人。

它具備人間煙火里一切好的要素——街坊，鄰里，親和，水果店，但巧妙而精密地摒棄了不好的東西——比如混亂的治安，小餐館帶來的油污，胡同里常見的吵罵，像給共和國的建設者們精心修建的一座屬於50年代的蘇州園林。

我把壞掉的單車拉回和平里醫院對面的停車點卸下，花圈壽衣店的長明燈把四周照亮，人行道上停着幾百輛損壞的共享單車。不時有人試圖掃碼，但一輛都打不開。然後幾個同事開着廂式貨車過來，把壞車逐一登記，再送到六環外倉庫修理，修好了就重新調度投放進市區。

當運維員的初衷，是一場基於好奇心的遊戲。

在半個月前，我還在一家胡同里的內容創作公司上班，同事溫和、寬厚、富於耐心，老闆頗有羅永浩式的激情與人格魅力，在冬季到來前宣布員工因租房打官司的費用公司全額報銷，驅散了剛剛刮到乾淨明亮茶水間裡的陰霾。

那段時間，我反覆歸納、總結、收集、採訪、傾聽，學習如何寫出一個好故事。我們常討論彼得·海斯勒或者李海鵬怎麼寫，但多數時候面對的還是自己的境遇。

我是2017年冬季來北京工作的。做出這決定不易，看起來像是從眾加入饕鬄盛宴，或是拉上已開動列車的門把手。我在10多平米的出租屋如同瑟鼠，感覺同路人分道揚鑣，有人戰戰兢兢、哀鴻遍野，有人不再着眼於不能改變的事，然後說着「躬身入局」一類黑話進場。

與此同時，互聯網時空中有什麼東西正在劇烈變化，由那些通宵不滅的西二旗辦公樓里傳導至我們周圍。一線城市與二線拉開距離，人在北京上海深圳說的事兒，和武漢長沙重慶成都說的已不是一種東西了。似乎各行各業都深受鼓舞，加班的人走過的街道，都洋溢着興奮與力量。

來北京前，我便聽聞地鐵早高峰的恐怖，圖省事兒，就租了公司附近的房，炮局胡同甲34號，房租一個月2450元，15平米，步行上班半個多鐘頭，公交車或者地鐵都不順路，幸好有共享單車，使我從家到公司的通勤時間能保持在一刻鐘以內。

我租住在似乎是合法的房子，但我還是做好了隨時被人趕出去的準備。我住在這裡，努力體會着彼得·海斯勒和梅爾筆下的北京。

朋友們的反應有兩種，一種是基於都市傳說的浪漫想象。這兒曾是北京市局看守所，「老炮兒」們的西點軍校，著名台詞是：「鎮西單鎮東單的頑主，炮兒局全鎮。」公交安保分局還在這兒，除了常有警車呼嘯而過外，與其他胡同無異。

另一些朋友則表示羨慕，說居然只花了兩千多就住進了北京的胡同。在他們的語境裡，住胡同是有一種神秘感的，「胡同」構成了遊客心中或宣傳片裡的北京印象，是另一個北京，是遍布着咖啡廳、網紅西餐廳和Live House、古着店的北京。

許多原住民離開後，「頭部時尚博主」們一夜間轉戰北京，找胡同房屋經紀人租下了專門改造過的loft，租金從七八千到數萬。他們把生活記錄在社交平台，說住胡同接地氣，「北京人真好玩兒！」「遛鳥的大爺真逗。」「今天嘗試了豆汁兒，我可真厲害！」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也熱衷住胡同，有專門做老外生意的中介，一間稍微裝修過的普通平房就要三四千。

不過，那股風還沒吹到炮局胡同，這裡住着的是打小兒就待在這兒的北京人、開出租或為了孩子上學的遠郊北京人，還有修車修鎖開便利店以及賣菜的外地人。

天氣轉暖，騎共享單車進胡同的人越來越多，堵住過道，惹得鄰居紛紛投訴，公司行政不得不打印告示貼在牆上：請大家不要把共享單車停在門口，以免堵塞交通。

一些人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這個新生的事物及衍生的規則，大有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之意，將從有記憶起就深受其害且怒不敢言的城市積弊頑疾一掃而空。他們苦公共交通久矣，經歷過被拒載、找假幣、擠地鐵，因而極其痛恨違停或把共享單車扛回家的人——碰上就拍照去官方微博舉報，「這裡是城中村，不符合共享單車停放規範」；或者隨身備一管膠水，隨時灌在單車私鎖的鎖眼裡；要麼就拿肩去撞旁邊逆行的單車——這是真的愛共享單車啊，生怕這生意被那些素質太低的用戶給弄黃了。

不久後，胡同引進了街道物業，說要讓居民在安保衛生方面享受和小區業主同等的服務，眼下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圍追堵截共享單車進胡同，於是，圍繞着這些單車，成了一場聲東擊西的貓鼠遊戲。

就這樣，新的職業出現了——共享單車運維員，在邊界尚未劃定的衝突高發期，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工作，當街被人呼來喝去，商戶、城管、環衛工人，誰都能吆喝上一嘴。人們還沒有學會和共享單車共處，運維員沉默的三輪車斗里裝着滿滿一車單車，從城市的一個地方拉到另一個地方。

我好奇這個龐大的體系如何運轉——每天像是有無形的手如潮汐一樣把車從地鐵口分散到各個小區，再從各個小區聚攏回地鐵口。沒有任何職業比騎在三輪車上更適合觀察北京城了——我想知道他們把車拉到哪裡去，再從哪裡把車拉回來。

主管的面試題只有一個：你開過電三輪嗎？

我告訴他，我開過摩的（只有兩個輪子），還駕駛過農用車（假的），以此證明自己是駕駛技術的熟練掌握者。如果這份工作需要用電三輪來舉辦F1比賽，我就是萊科寧。主管不置可否，直到我交了2000塊押金後，他才放下心來。

「這車放外面不會被偷吧？」我開玩笑地問。

「一般不會。」

領到電三輪的那一刻，我興奮異常。等把車騎回出租房後，卻犯了愁。

像從來沒養過寵物的人突然有了一隻狗或者一隻貓一樣，我完全不知道該把這個2米多長1米來寬的東西停在哪兒。它的大小足足要占8、9輛自行車或半輛汽車的位置，可胡同里的空間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大馬路邊7點到22點禁止機動車停放，我想這規則也包括電三輪。我開始思考北京城裡那些必須用三輪車幹活的人都在哪兒停車，這的確是我從沒想過的問題。來回走了三趟，我最終將電三輪見縫插針在兩輛「瘸B樂」（北京人對殘疾人三輪車的蔑稱）中間。

第二日，我睡眼惺忪下樓看車，兩位老大爺立即用手指向我——他們在談論我，眼睛卻不看我，彼此的臉衝着對方。

「是他的車吧？」

「對，就是他的車。」

「昨天晚上睡了半宿把我吵醒了，11點半一趟，4點半又一趟。」

我逐漸搞明白，是電三輪插拔鑰匙時會自動播放提示「請您遵守交規注意安全」，夜裡挺響，吵着人家睡覺了。等我走近，大爺說：「車是你的吧？放這兒一兩天還成，明天你得挪走，我兒子回來要停車，平常都用小板凳占着吶，一天沒擺出來你就給停上了。」

我連聲說不好意思，他們這才終於停止關於我的話題，開始議論月盛齋的熟食，對著名京城老字號的今不如昔進行了一致的咒罵，過了一會兒，又突然問我：「這三輪車幹嘛的？」我說，清理共享單車的，哪兒單車壞了沒人騎我就過去給拉走。

大爺說，是該清理清理，滿胡同都是，像什麼樣兒。

炮局胡同北邊是國營的奧士凱便利店，有冷鏈統一配送的豬肉、雞肉、蔬菜，沒有魚，南邊還有一家私人的超市。老闆微信名叫「豫往情深」，窗戶上卻貼着俄文——此地毗鄰俄羅斯大使館，那是一座克里姆林宮式的建築，走在街上耳邊仿佛就響起了《蘇麗珂》，俄餐廳里坐着俄國人或者懷舊的中國人。

可往西拐，走兩三分鐘進了胡同，幻夢就醒了。常有俄國人來胡同里買菜，洋蔥土豆胡蘿蔔，挑得細，有時嫌價錢高。再往裡走，可就沒有做生意的了，原本是有的，在點評網站的遺址上有些還是頗具人氣的名店，現已全部關張。

胡同里大部分房子還是很便宜的，我租的房間不久前住的是五六個簋街的服務員，我花了大力氣買牆紙家具改造，才把它打扮成正常房間的樣子。磚橫着蓋，牆薄，省物料，沒有客廳，公用廚衛，兩間10來平米的開間為一戶人家，設計使用期限20年，說是「暫時性的過渡」，但許多人也就在樓里住了一輩子。

住進去第一天，隔壁的大叔就對我說：「剛搬來是吧？規矩知道嗎？來這兒要守規矩。」

胡同里最大的規矩就是停車，開車的人不多，能停的地方更少，車主都自覺把電話留在車窗上，筒子樓和平房間有塊百平米見方的狹長空地，停了5輛車，如果最裡邊的車主打算出門，得依次打電話給前面至少3個人讓他們把車挪開。

隔壁大叔的車有時處於多米諾骨牌的邊緣，有時在中間，取決於回家的早晚。幾乎每天早上，大叔都得被電話叫醒去挪車。「您稍等，甭着急」，言語間帶着客氣從容，由不得我不讚嘆，腦子裡重複着無數遍訓練過的想象——北京話怎麼講？有里有面兒啊。

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和我一樣也是租房戶，說在這兒開酒吧把孩子接來上學，或者是因為孩子來這兒上學順便來開的酒吧。最後知道的是，他來自遠郊的平谷。

最自由的是老年代步車，車窗上常貼兩張紙：自家用、接送孩子。馬路上沒人查，還能占車位，以便兒子孫子偶爾過來過周末時方便停車。就算兒子沒車，再不濟，家門口總得占上，不然被人給占了，心裡堵得慌。大叔對大爺們客客氣氣的，背後跟我說：「知道他們開的什麼嗎，那叫瘸B樂。」

我對北京不知所措，總睡不安穩，怕半夜有人踹門衝進來，也不知道如何跟本地居民相處，矛盾顯得比其他地方更激烈些。生活中有老北京朋友，友善熱情，但交談中時常隱現對逝去日子的留戀。舊日為什麼逝去？多少總和外來人口湧入有關，地鐵上不文明行為一類是被網絡討伐的重點，得加倍小心。

有人盼動遷，也有人想搬進來，為了孩子上學。胡同里老有中介豎塊牌子，寫半句話，沒頭沒尾：方家胡同，對口史家胡同小學，分司廳小學，房本14平，210萬。旁邊也看不着人影，意思可能是想要就打電話吧。有人說他們是囤房的，低買高賣，還有人拿以房養老的名義騙房子。胡同里本來就沒聽說過什麼人真賣房子，這一來，就更不敢賣了。

不少電三輪把自己當汽車，走馬路中間，我從不那樣做。

北小街東四十條路口沒有非機動車道，有一次我騎着車，大概是擋着人家路了，後面喇叭聲讓人心煩意亂。我擰電門加速，以為能從前方自行車和汽車間的空隙過去，發現錯誤時悲劇已經發生——自行車上的大爺被我帶倒在地上。大爺穿着白色背心，自行車着實破爛，和真正的交通工具相比，更像是胡同里占車位的道具。

我連忙下車去扶，看見有血從大爺眉角流下來。

「你把我給撞了，你把我給撞了……」大爺捂着額角，不斷複述這個事實，用北京腔喃喃自語，大概怕我抵賴，許是自己也需要對事實的一個確認。

我終於體會到常常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叫什麼了——冬天來北京租房的頭兩個月的感覺，以及騎着電三輪在馬路上行駛的時候的感覺——這種感覺叫慌張。

這種感覺和駕駛汽車發生剮蹭完全不同，因為我知道自己的交通工具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北京市交通法規禁止電動三輪車註冊，車重40公斤、最高時速20公里以上的電瓶車等同於機動車，需要摩托車駕駛證、道路行車證——我一個都沒有。

有些職業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刻起，就走在違法的道路上。雖然好些送快遞的、送外賣的以及胡同里那些開「瘸B樂」的老頭也這麼幹，可我又開始止不住地慌張，想自己不到1萬塊的存款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警察來了我會不會被拘留。不管怎樣，眼下我都得以堅定而誠懇的態度挺過這一關。

「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送您去醫院吧。」

大爺不作聲，緩慢地整理自己系在車簍上的袋子。並沒有東西撒出來，他反覆清點袋子裡的物品：一串鑰匙，一個只能打電話的老年手機，幾坨皺成團的衛生紙，幾個空塑料袋。

馬路牙子上聚攏來一堆看熱鬧的人，大都是幫歌華有線維護線路的農民工。我在出租房和單位門口都見過他們，這些沉默的迷彩服們把地面挖開，在胡同里製造塵土和堵塞，引來居民怨聲載道。現在，輪到給東四十二條施工了，他們此刻剛結束一天的工作，提着去奧士凱菜場買回來的白酒饅頭和豬頭肉，臉上慢慢活泛起來。

「你給我拿300塊錢吧，我自個兒去看，接下來沒事兒就算了。」大爺說出了一個遠遠低於我預期的金額，我長出一口氣，隨即又陷入忐忑——我身上沒帶現金。

我問大爺，您有微信嗎，我轉給您。大爺搖頭，「沒有」。

我小聲問旁邊一位面善的工人：「實在對不起，能麻煩您跟我換300塊錢嗎？」圍觀者中他對我的境遇最為關注，能想象出在家鄉，他肯定也是那種總在微笑、令人安心的人。大爺說300塊的時候，他似乎也和我一樣鬆了口氣。他翻了翻自己荷包，問工友：「你有300塊錢嗎？」

同伴口袋掏到一半，停下，小聲勸他少管閒事。

「拿過來吧。」他說。

工友點了3張紅鈔票給我，我微信轉賬給他。

大爺還在整理車簍，抬頭說：「你先別走。」

旁邊的工人們不停沖我比手勢、努嘴，暗示讓我趕緊走。我用眼神表示感激，等在一旁。「你留個電話，有事我還得找你。」大爺說。

我問了大爺的手機號，用自己手機撥過去，目送老大爺嘟囔着走進胡同。

我也曾在這裡得到過掌聲。

傍晚的什剎海總是擠滿遊客，附近的農民工服務員也愛來這兒抽根煙，幾位大爺像水獺似的躺在水裡曬太陽，對周遭一切熟視無睹。有拍Vlog的博主問：您不冷嗎？水獺們高貴極了，壓根不搭理。

我想加入他們，第一次下水時呼吸稍有不順暢，一位大爺指着我：「不常游吧？你別遊了。」看得出，他們對新人持謹慎態度，是好事。

不久後，我和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搭上了話，老太太每天拖個小車過來，游泳兼買菜，知道我是武漢人，告訴我，她就是在武漢出生的，當時父母「在中南局工作」。

一天，我去什剎海散步，剛降溫，風挺大，發現老太太已經下水了，因為一起游過幾次，我知道她的泳速差不多是其他人的3/4，今天卻被甩了一個來回都不止，而且泳姿已經不對了，沒法自如換氣，頭抬得越來越低。我脫衣服跳下去游到她身邊問：「沒事吧？」她艱難抬起頭，喘得一塌糊塗：「沒勁兒了……」

我拉了她一把，勉強能帶着她游，但心裡沒底。離我們最近的是一艘遊船，大概隔了三四十米，上面坐了4個英國人，一人手上拿瓶青島啤酒，我沖他們喊：「Help me!」

老太太還逞能，不肯上船，我說您嘴巴都烏了，嗆了好幾口水，消停點兒吧。老外人真不錯，馬上全速往這邊開，扔了泳框下來，我們像抱着球的狗被拖回岸邊。岸上的人都朝我們鼓掌，幾位下棋的北京大爺說：「小伙子，今天真謝謝你。」

老太太起初連熱水都拿不穩，後來慢慢緩過勁兒，找我加了微信。她把那4個英國人稱作「俄羅斯遊船」，然後又問我是哪兒人——「哦，武漢啊，我就出生在武漢，我爸那時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小伙子，你做什麼工作啊？」

我沒想好如何介紹，含糊地說傳媒行業，她又接住了——「我曾經是新華社記者」。

我感到她將自己想象成樂於親近年輕人的、有風度的領導，講話帶有不合時宜地誇張和對大半個世紀前的浪漫化想象，交談中過多地使用上個時代的書面語。她實際年紀也能讓我喊大媽，但看上去是個老太太，衣着打扮顯露出的半生際遇，不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過一會兒，她說要告訴我一個驚天秘密——她是某位偉人的私生女。

我很沮喪，確定她是老糊塗了。

給電三輪的蓄電池充電是強體力勞動，所以就得計算性價比，比如東邊3公里某處有8輛車，但沿途沒車，而西邊2公里處有5輛車，路上還有3、4輛，那我就該先去西邊。

同時還要和同事「搶車」。我常循着亮點來到某處，卻發現空無一物，本以為是西二旗辦公樓里那些程序員搗的鬼，但很快微信工作群里傳來咒罵聲，不止一人和我殊途同歸——原來是有人在規定的上班時間之前出來上班，把壞掉的單車不知道拉到什麼地方藏起來，然後在合法工作時間裡再掃碼消除罪證，其他人到亮點處自然就撲空了——他省力了，像猴子偷桃一樣不知節制，可其他人也很難不覺得自己被當成猴耍了。

比如一個人在剛開工的半小時內就找到了10輛單車並且一次性掃碼，就明顯說不通。領導放話嚴查，可這人居然鋌而走險，還拖着一車還沒掃的壞車在街上跑。有一次他引起了公憤，3位同事像警匪片那樣追趕地圖上移動的亮點，最後也沒能搞清是誰破壞了規矩。

尷尬事常有。西壩河附近有江浙滬城市群那麼大一片亮點，我過去看，是一片類似駕校的地方，勾開鐵門插銷，瞧見荒地上停了上千輛各家公司的共享單車，我便像兔子啃胡蘿蔔那樣，忙不迭把車往電三輪上搬。心裡想，這樣的話，每天我只用工作2個小時就能下班了。

門衛聽到動靜，攔住我，我把工作軟件給他看，他對「運維員」一知半解，大概看我三輪車上有公司的Logo，就跟我說：「這兒是交警隊的停車場，停事故罰沒車的，下次就該拘你了。」

之後群里還有同事揶揄我，這麼多車，為什麼我們都不去拿？

是的，使用軟件工作有點像在打遊戲，會讓人一葉障目，忽略常識。但遊戲不會讓人被拘留，頂多丟裝備。

在三元橋霄雲路口的牛肉火鍋店大朵快頤後，我走出門，發現剛才停電三輪的地方現在是一塊空地，我對自己說：搞什麼鬼，公司可沒有出共享電三輪啊！彎下腰想看看地上有沒有紙條、卡片，被剪斷的鎖，粉筆寫的字，或者其他能夠給出提示之類的東西。沒有，什麼都沒有，四周空空如也，電三輪車就像沒存在過一樣。

前後左右找了一圈，我確認它消失了，連同上面10多台損壞的共享單車、一個好故事、敘事弧線、劇本完成度、飽和投放、束腰、電動牙刷、素人博主、大V、MCN……全部一起消失了。

這是寸土寸金的東三環，不是大紅門、天通苑或《法治進行時》里常出現的別的什麼地方。我第一反應，車不是被偷了，而是因為違停被交管局或者什麼部門抄走了。112給了我東直門外交管隊的號碼，電話那頭說「明天來隊裡問吧，現在下班了」，又頓了頓，「不過我沒聽說今天在那一塊兒抄車」。

警官要我第二天帶上發票去派出所做筆錄，我不敢讓公司知道丟車，請求現在去看監控，萬一是誤會，天亮前就能找回來呢？警官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我知道再問下去殊為不智，只能囁嚅着找補——就怕金額太小，不立案。

「立，兩千塊就立。」警官說。

我在工作群里向組長匯報了這個消息，沮喪地對幾個朋友說，遊戲結束了。

凌晨3點，我跟主管老高發微信，說車丟了。兩分鐘後，他回電話問車身編號，繼而匆忙掛斷。我想，馬上就會有人通知我去辦離職手續了。

早上8點，我又被老高的電話吵醒，他發給我一張GPS定位截圖：「你去附近試着找找看，我馬上就到。」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電三輪被哪個工作人員騎回去了？或者在交警隊的停車場嗎？一場誤會的可能性最大——公司電三輪的特徵太明顯，有哪個盜車賊會優先偷公共汽車、校車或出租車嗎？

截圖上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陽區姚家園路251號」，定位時間是「2018.9.12，8:57」，當前狀態是「已靜止19分鐘」。北京婦產醫院正對面，附近的地名不能給出任何指向性答案——印度代購非布索坦有限公司，短租公寓，益生堂藥店，廣禾堂月子食品——我的電三輪就在這些紅色的居民樓中間。

我挨個搜尋附近的小區，鼻腔中交織着沒睡好的頭昏腦漲和深夏的草木清香。在一棟樓後面，赫然出現了一抹熟悉的橙色——那是多麼可愛的橙色啊，我的車就乖乖地停在鎖住的車棚的角落。

老高出現在後方，我欲上前打招呼，他比了個不要說話的手勢，問我，在裡面？我點頭。他用眼角餘光警惕掃視片刻，小聲說，不要打草驚蛇。然後徑直走進最近的單元，左右逡巡一番：二樓，就在這裡觀察。

有老人下樓，狐疑地看向我們，是那種無論碰到什麼都會狐疑地看一眼的人，老高報以友好無害的笑臉。

躲了10分鐘，確定四下無人，我們快步向電三輪走去。老高首先打開后座蓋，「看看電池」——果然少了一個。鎖被完全撬爛了，竊賊把兩根電線絞斷，撕開絕緣膠皮繞在一起作為動力。

「這幫人一般都是先偷電池，把車子藏在某個隱蔽的地方，等風聲過了再來拿。先打110吧。」老高說。

我問他之前這種事多嗎，他說有，但真不多，最遠的一次車被弄到了廊坊。

「那能抓到人嗎？」

「抓到過，但後續非常麻煩，一般追回車就算了。」

那天也許附近發生了其他什麼緊急情況，110要我去找派出所，派出所電話沒人接，再反饋，過了很久才來了個南方口音的警官，更像文職或戶籍，看起來不常處理這類情況。

「我們覺得他偷完車之後，先把其中一個電池轉移走，把車臨時放在這裡，可能過兩天他會回來拿。」老高有些小心地對警官說。

「那些都只是你的個人想像。」警官用手機拍了兩張照片，「明天10點，帶上發票來所里做筆錄吧。」

「哎喲，您這車怎麼進來的，咱們小區規定不讓進啊。」門房阿姨發現了什麼似的，出現在我們面前驚呼道。

警官倒有些為我們生氣：「人家報警了，小偷偷了車在你們這兒放了一夜。」

阿姨的北京腔里清白帶一絲委屈：「是嗎？那我可不知道，晚上不是我值班，沒人吶。」

我打算第二天去派出所，老高欲言又止，有點難以啟齒地勸說我放棄報案，因為在他的過往經驗里，這多半是徒勞，還可能會給公司帶來麻煩——我猜也許不是每一輛電三輪都和發票對得上號。隨後，他又告訴我，根據規定，丟失的電池得自己賠償。說完就看着我，等待即將發生的異議乃至爭吵。

|我經歷的幾件小事 （作者供圖，朱寒燁\繪製）

北小街胡同口雜院裡有個修車攤，關了大半年又重開張，有路過的街坊打招呼。

「喲，還開着吶？」

「開着吶。」

我去換鎖頭，有點忐忑，從沒去過那裡，做好了被宰的準備。老闆在工具箱裡翻了翻，「喲，剛好有舊的，收你20吧」。

我問老闆，舊電池朋友說600賣我合適嗎？

「挺合適的，我拿貨就得這個價兒。」

電池在南四環的十八里店。車過分鐘寺，馬路邊出現了一個大型露天市場，菜販腳前，地上菜根帶着新土。再往南走，一頭驢向我走來。

我問自己：這裡算北京嗎？

和老高比，他老鄉顯得渙散茫然。屋裡滿是潮濕的霉味和白酒瓶，拌雞架的殘骸在垃圾桶里，樓道里有人用電磁爐炒菜，大蔥炒豬肺和土豆絲烹出經久不散的油煙。這是2017年冬天后北京僅剩不多的城中村公寓，租金1000塊一個月，是那種適應了北京後而讓我感到陌生的南方城中村。

我問他怎麼會有多餘的電池，他答：「那時候好掙錢，公司發的2塊電池不夠跑，自己又配了1塊，現在不幹了。」

這個解釋和他的微信名反差很大——他的微信叫「保證一直這樣幹下去了」。他繼續解釋，和媳婦吵架了，媳婦嫌他每份工作都干不長，沒拿上錢回來。我問他現在在哪兒幹活，他愣了一下說：「現在不幹了，沒找到活兒，工資太低了。」

「找不到車，混着唄，一個月只有4500，再怎麼幹也就5000。」

他的話和我觀察到的招聘信息多少符合。在共享單車企業招人最多的時候，有最勤奮的運維員賺過1萬出頭（每月），這樣的好光景只有一個月，接下來就降到8000，6000，現在大部分人每天出勤至少6小時，只能拿到4500的底薪。但也暫時找不到更好的活兒，互聯網企業燒一波錢，人就來了，錢少了，一些人留下，更多人去了其他正在燒錢的地方。

我想起有一次，剛出發就下雨了——秋天不該有那麼大的雨，那就還是夏天。工作群里響起爭先恐後的抱怨，其實是報備：是暴雨讓我沒法收到規定任務的單車。「十里堡的雨挺大」，「東壩也不小」，還有人發來了下雨的小視頻。不一會兒，我這邊雨停了，可同事們那邊雨似乎越來越大。看到一條「我在三里屯躲雨，腳都泡得發白了」，我終於意識到，他們描述中的雨，遠比實際上要大——因為三里屯離我不到1公里。我明白，他們中大部分人也不想幹這份工作，只想收車回家。

我在老高老鄉的公寓裡坐了20分鐘，偶爾有人大聲說話，其餘的時候這裡沉默得令人驚訝，牆角堆滿了二鍋頭，5L一大桶的那種。在北京的冬夜我也常給自己灌上幾口，桶裝酒和同品牌的瓶裝酒不一樣，它不能讓人興奮，只能讓人眩暈，然後沉沉睡去。

我決定接下來幾天在姚家園蹲守，不是為了將偷車賊繩之以法或者挽回損失，只是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會在東三環偷一輛電動車，然後存在東四環的車棚里。他是哪裡人，有其他職業嗎，有家庭嗎，穿着什麼樣的衣服，過着什麼樣的生活，是偶爾為之，還是背後隱藏着金額巨大的盜銷鏈？

我在北京婦產醫院門口來回踱步，耳邊傳來號販子的聲音。

「我們手上的號都是專家，都有名，吳亦凡鹿晗陳偉霆易烊千璽彭于晏誰更有名？」

大廳里有3個團伙，或者4個，也可能幹脆就是1個。北方跟中原口音各半，有個號販子右臂打着石膏，用繃帶吊着，還有號販子自己就是孕婦，如果不是主動上去找人推銷，沒有人會懷疑她不是個來就醫的病人。

天快黑時，我發現了可疑對象，40來歲，不太乾淨，他在小區門口站了一會兒，和老高那天看見橙色電動車時的動作如出一轍，先是探頭探腦，慢慢走到面前，發現鎖是完整的，隨即扭頭疾走，跳上自己看到的第一輛公交車。我跟着在後門上車，他在車上顯得非常緊張，剛到下一站又換乘後面跟上來的一輛車。終點站是五環外類似十八里店那種村莊。

前面堵成一片，他顯得越來越焦灼，不時打量我和四周。我非常疲倦，在炎熱的日頭下曬了一天，所有的好奇心消失了。頭一晚只睡了4個小時，我開始感到不安，覺得應該讓這件事快點結束，不能在公交車上繼續站下去。我喊司機開門，起初沒人理我，過了兩三分鐘，這輛車還沒能駛離站台，吱呀一聲門突然開了。

我扭頭跳下車，回家倒頭就睡。我想，他在目送我離開。

醒來後，所有關於他面目的記憶都像被切除了。後來，我想，至少得讓他賠償電池的損失，不過不賠也就這樣了，雖然事後想想應該這麼做，卻感到輕鬆極了。

我沒能保護自己的財產，甚至縱容了犯罪，我給自己找了一百個理由：天氣太熱，跟過去有危險，報警太麻煩，是聰明的自保。

但最後，我還是無法解釋為什麼自己明明白白地放走了偷車賊。事實指向了我一直在迴避的答案：我就是想放走他。

如果說北京教會了我什麼，那就是世上沒有一定之事，然後就是，人跟人之間終究懷有一點不那麼情願的慈悲。

什剎海的老太太已經很久沒找我說話了，朋友圈也不回復。頭像換成了一張墓地的照片，人名後綴是「同志永垂不朽」，應該是她父親，我在家屬那一欄里看見了她。

我搜索這位老幹部的信息，沒有百度百科，找到了親人建的網上紀念館。網站還是上世紀的產物，付費的都是些老年人，彈窗通知下個月就停止運營了。

網頁里簡要地介紹了老幹部的一生：抗戰時期在晉察冀軍區參加革命，隨部隊一路南下，建國後來北京，在中央機關黨委秘書處和國務院做過副處長，最後去地方上離休，去世。末尾着重提到：在大軍區禁煙局等黨的秘密戰線上做出過極為特殊的貢獻。

老人留下4個子女，老太太是老二，住在北京石景山分配的宿舍，她的三弟留在地方學校，是經濟條件不太好的知識分子；小妹去了美國。家人們很懷念這位革命者，會定期來留言版傾訴，有老太太的大哥寫給父親的詩：偶入革命緣書草，中原大學掩硝煙，字師坪上同文死，一段輝煌無人知。

另一條留言是老太太的小妹的，我找到了她的博客。這位美國華盛頓州勞動部門雇員寫道：爸爸——我在美國時，常常看到一些白髮的老人，每當看到他們，我都有一種奇怪親切與震驚的感覺，因為我想到了您，在這個世界的西方，我看到了一些很像您的人。

我從這個家族的隻言片語中拼湊出老太太的人生，她確實是新華社下屬雜誌的記者，CNKI能搜到她寫過的稿件，最近一篇是在2001年採訪某大學校長，以及某德國女士來北京減肥——那時這種事是能上新聞的。

「我只能像在大海邊採摘貝殼那樣，拿出幾片敬獻讀者。」這是和她講話風格一模一樣的寫作，在用過去的語言真誠展望未來。

2007年底，三弟暗示她精神出現了狀況，「大姐還是不讓人省心」，招來了老太太在評論中的咒罵，說他們是黑社會。

我感到不可思議——她告訴我的那些真假難辨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真的，或者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自編自導自演，虛構了一個父親和網上墓地（這可能性並不大）。但我唯一確定的是，她推着小車每天乘六號線去什剎海游泳。

最後一條留言裡，我知道老太太為何不再出現了——她於2019年年底去世了。

就像被歷史裡鑽出的一隻小蟲叮了一下，須臾間不見蹤影，紅腫卻從皮膚慢慢泛起來。

北京是一個飽含心機和袒露所有毫不衝突的城市，我懷疑北京本質包容，什麼人會在不包容的地方待上那麼多年呢？我的睡不安穩只是把一些東西奇觀化了。我還意識到，我們大驚小怪的，只是他們的生之日常。

我閱讀過和平里的歷史，在那些部長樓和中央芭蕾舞團之間，政界，商界，文藝界人士的年輕時代，他們經歷過很多事，日後寫下的回憶錄里充滿了辛酸，對有些人來說痛苦極了。為了忘記，許多人四散各地，或者乾脆出國。在該篤定時虛無，在令人痛苦迷惘之事上篤定，這是生存手冊。

那段時間裡，我每天都會遇到一輛晚歸的出租車，司機大概就住胡同里，不知道是土著還是租房子的郊縣司機，有時在上班前，有時在收工後，黑夜裡，對面照來一束大燈，我就知道他來了。不論戶籍身份，此刻我們要分享一條逼仄的窄縫，我把電三輪盡力彎到一邊，問，能過嗎？司機叼着煙，探頭眯了眯眼睛，說：差不多。於是兩車交會，胡同里復歸黑暗，只剩下貓在人們在深層和淺層睡眠的交替進行中。

辭職那天，我去找老高告別，在附近請他吃了頓便飯。我問他吃烤鴨還是羊肉，他說：「都可以啊，不過我不太吃羊肉。」

我很好奇他的工資，他苦笑：「你猜我一個月拿多少錢？」又伸出五個指頭：「5000，好在包三餐，還有幾百塊交通補貼。」說起來是領導，並不比運維員收入更多，非常累，不用去外面找車，但是要做統計數據報表，電話得24小時開機，萬一有三長兩短，得馬上去現場處理。

老高是一個英俊體面的業務員，衣着整潔，五官清秀，他在邯鄲近郊付了房子的首付（他家在邯鄲最偏遠的縣城），7000一平，貸款30年，父母幫還貸。結婚時他妻子不僅在彩禮上讓了步，還選擇不去外地務工留在家鄉工作，和父母一起帶孩子，他對此不能更心滿意足。他每個月的生活開銷很少超過1000元，其餘都打回家裡，所幸那套房子在市場上表現不錯，短短一年時間，房價已經漲到近萬元了。

我建議他去廣州深圳上海找機會，他肯干，心思縝密，容易獲得更大的舞台。

「沒辦法啊，老婆孩子都在河北，如果家裡有事，3個多小時就能回去看看。」

文章由 網易文創丨人間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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