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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作為猶太人和大屠殺時代的倖存者，那場二十世紀的災難是美國文藝批評家和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一生嘗試理解和反思的主題。他希望找尋中歐人文主義遺留於廢墟塵埃中的痕跡，這些痕跡存在於那些接近過沉默邊緣的作品中。對沉默的接近追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作為語言動物的人類，既能以勇氣和利他精神來行動，也會有野蠻、自私、搶地盤的心態和不理性行為，其知性怠惰與貪婪習性永無止境——這種奇怪的雙重性，有時會讓人類自毀和自虐。「文以載道」的語言，能夠解決這一雙重性嗎？在一些倖存者作品的語調中，斯坦納聽出了荒涼的聲音；荒涼也許比選擇遺忘的明媚聲音更符合時代。這種聲音試圖追問和理解大屠殺延續下來的悖論：現代暴行以親密甚至必然的方式，起源於人文主義文明的心臟。


文｜蒲實

一種倖存者


2020年2月，美國文藝批評家和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去世。通過他一生的思考和寫作，他令人信服地向着這些問題的答案核心逼近：為什麼公認的文明傳播媒介，未曾對政治暴行進行過充分抵抗？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勢和非人化的誘惑之間，存在怎樣尚不為人所知的紐帶？是不是正是從文明內部生長出來的觀念，為野蠻的肆虐鋪就了道路？

美國文藝批評家和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
1940年1月，11歲的喬治·斯坦納從法國移民到美國。納粹點名的時候，他碰巧躲過。雖然沒有親歷過大屠殺，但他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受傷的倖存者」。歐洲發生的大屠殺與他的猶太人身份密不可分，這種身份無論在哪裡都伴隨着他。他的名字未出現在納粹的花名冊上，僅僅是因為偶然的好運而已。身處大洋彼岸，那段歷史深處古老的仇恨仍然糾纏縈繞着他。
斯坦納的父母在1924年就離開了維也納。他的父親是銀行資深法務人員，卻在自由開放的維也納文化下，嗅到了對猶太人的仇恨即將爆發的氣味。實際上，那個曾經輝煌的維也納是納粹主義的搖籃。它的反猶市長盧埃格爾正是希特勒的榜樣。在斯坦納看來，納粹主義和「最終解決」的瘋狂根源，更像是奧地利民族性的反應，而不是德國的反應。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於1876年開業，它曾是奧地利乃至全歐洲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園
早在1933年以前，他的父親曾不斷提醒仍留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的親友潛在的危險性。所有人對他的悲觀和緊張預言只是一笑置之，認為他犯了猶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斯坦納的許多親友都拒絕離開歐洲，希望與希特勒和平共處。他父親的洞見和警覺是無助的。
大屠殺是20世紀頻發的極端暴行，從索姆河、凡爾登到古拉格群島，從集中營、亞美尼亞大屠殺到盧旺達種族滅絕，從柬埔寨、印尼到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它們都是對人類的蓄意謀殺。這些大規模的屠殺是怎麼發生的？究竟是什麼賦予了這些屠殺動機和自以為的正當性？「說不出口的羞辱、拷問和屠殺技術，出自於從未解決的對魔鬼的信仰；只須指明這種種惡行，就足以使語言留下傷痕，去除語言中的人性。」這就是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一書中試圖探討的主題：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可能正是歐洲基督教出於自我仇恨而在地球上創造出來的、以具體呈現想象的地獄鏡像；通過大屠殺，「時空變成了苦難的靜止永恆」。

1933年5月，猶太人的書籍及其他「非雅利安」書籍毀於大規模焚書
20世紀的屠殺如此之多，認識到它們非人性的恐怖，進行深刻的反思，卻不是與屠殺同步發生的事。紐倫堡審判在歷史書里是一場戰爭結束後似乎不證自明的正義審判。通過對審判過程的理解，我才意識到，身處歷史之中的人，與歷史之後和之外的人對那段歷史的意識完全不同。2006年BBC拍攝了紐倫堡審判的專題片，分三集。最恐怖的是這樣一個細節：受審判的納粹高官在庭上觀看了集中營的錄像後，紛紛露出震驚厭惡的表情；儘管他們對集中營的暴行有零星聽聞，但並未阻止。在政府文件中，納粹空軍總司令戈林曾有過談及關押猶太人數字的記錄，但他對猶太人死亡的「具體手段和方式」並不知道，只是把它作為一項移民政策來理解，甚至認為法庭提供的屠殺規模難以置信，從技術上根本不可能。正是現代通信，把這些正在發生和過去發生的恐怖事件的信息和圖像推送到人們眼前，才讓我們對它們超乎想象的殘暴有了切身認識，產生了「感同身受」的情感，由憤怒到想要介入——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紀錄片出現在電視畫面中，我們再也不能對無法承受之事視而不見；這種知情產生了悲傷情緒，悲傷讓我們稍微心安，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己的罪惡感。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逐漸麻木和遺忘。

紐倫堡審判
斯坦納盯住不放要不懈追問的是：在這些悲傷情緒之外，難道我們不應該感到巨大的驚愕嗎？這些大規模戰爭、大屠殺、大型烏托邦政治工程的解體，參與其間的每個執行者和犧牲者都變得不再像人；人性的門檻被一再降低，甚至人類自身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人類是如何從一個自由繁榮的時代，集體無意識地跨越那條非人性的界線的？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輝煌的文化為何未能阻止這一切？為什麼這種文化反而造成了大屠殺中普遍存在的共謀現象？很多共謀尚是未解之謎，歷史已揭露出了冰山一角：無論是英國皇家空軍還是美國空軍，他們都曾低飛着炸開過法國監獄，營救出法國抗德游擊隊的隊員，卻對每天造成9000人死亡的毒氣室視而不見；儘管已收到猶太人和波蘭地下組織的懇求，德國政府也公開表明過「最後的解決方案」要靠鐵路運輸才能實現，英美空軍也沒有轟炸過通往貝爾森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鐵路線；當納粹國防軍和黨衛隊湧入蘇聯，蘇聯的情報機構迅速注意到他們在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斯大林卻出於不為人知的原因禁止將此事實公之於眾；在烏克蘭，當地人還幫助德國人圍捕躲藏在地窖和樹林裡的猶太人。
當我們閱讀發生在集中營內的殘暴故事時，斯坦納思考的是這種殘暴鑲嵌於怎樣一種整體環境中。為什麼暴行從始至終都處於世界的沉默中心，居於默契的正中，像一個虛無的留白？他無法抹去對這樣一種詭異景象的想象：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後並未發動對外戰爭，這些猶太人集中營就將在20世紀歐洲文明中安然運行，沒有一個外國政要會採取行動。遊客可能會湧向德國高速公路和水療中心，經過距離並不遠的集中營；會有許多權威人士和新聞工作者出來保證，關於集中營的消息很多是誇大的謠言；一個猶太人如果悄聲問不是猶太人的鄰居：「如果知道了集中營的事，你會做出努力救出我的孩子嗎？還是按計劃去參加阿爾卑斯山下的滑雪派對？」——這個猶太人很可能會成為被嘲諷的對象。

1938年，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強迫猶太人清洗街道
冷漠即是共謀，這是滲透到作為猶太人的斯坦納生死經驗中的認識。正因為這個認識，猶太人對他們深深影響過並嵌入其中的西方文化保持着警惕，這促使他們重新審視歐洲的理想和歷史傳統。斯坦納認識到的事實是：文明的居室不是避難所。他說，大屠殺之後，他「從來沒有對任何居室有過信心」，這也是許多被迫流浪和客居他鄉的猶太人的共同心理。哪怕他們在美國定居下來，買了房子，打理着花園，努力融入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但對他們來說，「閣樓里的洋娃娃不是我們的，房間裡的幽靈總帶着租來的氣息」。猶太人的歸宿不在空間中的某個地方，而在時間裡，在他們高度發達的、作為個人語境的歷史意識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識就是他們的家園」。在20世紀的每一次民族主義浪潮中，猶太人總是被懷疑的對象，歷史上的「賤民」身份，讓他們的民族感一直處於不穩定的臨界狀態。公民身份對猶太人來說，從來不是不可剝奪的權利；民族國家是可疑的避難所。
這其中最無法讓人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時間關係。斯坦納讓自己去想象，在瘋狂歲月來臨之前的某一刻，某位猶太教授或某個猶太商人，曾坐在自己的書房中或走在陽光下的街道上去談生意，那麼這一刻和瘋狂到來那一刻的連續性在哪裡？而在這個教授和商人被迫害至死的那一刻，絕大多數人——無論是近在兩英里之地的波蘭村莊，還是遠在五千英里之遙的紐約——都在過着他們的日常生活，若無其事地吃飯、睡覺、看電影、做愛、看牙醫；這種斷裂使他無法想象下去。「相同的時間，卻有兩套不同的經歷，無法調和達成任何共同的人類價值準則，它們的共存是個可怕的悖論。」集中營的存在，既是有人建造了它，也是幾乎所有其他人都任由它存在——這種時間的斷裂與異質讓人疑惑和痛苦。同一個世界上，同時存在着不同的時間體系，既有「美好時代」，也有層層包裹的野蠻時代，它們之間不存在有效的類似或溝通；如此，要理解日常生存和這一刻之間的連續性，就變得十分困難。也正因如此，他要去探向黑暗深處，閱讀讓人難以忍受的記錄，回到、進入封存的猶太貧民窟和死亡集中營的非人世界，發現同時代死者和倖存者的關係，發現那個時代與我們的關係。這樣的探究承擔道德上自我審視的重負，卻是我們認識現實處境脆弱性的唯一途徑。只有在大屠殺的經驗深處，我們才能具體意識到：大屠殺「解決方案」不是終極的，它還會漫溢出來，進入我們現在的生活——它會被遺忘，但從未成為過去。

《浪潮》劇照

接近沉默邊緣

「為什麼歐洲的猶太人會像綿羊一樣走向屠場？」這是大屠殺之後的那一代猶太人的隱憂。對這個問題回答的難度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一些問題已超出人類交流的正常語法之外，屬於非人領域；另一方面，並未完全在場的旁觀者，是否應該觸及親歷者還未癒合的傷痛？親歷者能夠找到恰當的言辭來表達他們想說的東西，但這些言辭經常是寓言性的，接近於沉默。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實際情況是，猶太人中的倖存者個個聲嘶力竭，相互憤怒地討伐，充滿偏見，最後，所有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書都染上過「醜聞」。1961年，漢娜·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一系列文章發表時，她也被猶太人指責為「褻瀆了殉難者的靈魂」，「給受害者投擲石塊，侮辱受害者」。曾經，沉默籠罩着大屠殺；大屠殺之後，醜聞籠罩着對大屠殺的談論。誠實是極為困難的；有時，誠實意味着沉默。
斯坦納多次寫到德國與猶太人之間隱藏着殘暴的微妙親密關係。就像他在評論君特·格拉斯的小說《狗年月》時所寫的，它的內部潛藏着一種恐怖想象：納粹和猶太人之間是靈魂里的兄弟，在德國走向暗夜的詭異過程中，親兄弟般的愛恨投下了連體的影子，「仇恨與毀滅的表象下，是兄弟情誼甚至彼此傾慕」。猶太人的受虐心態，使得他們有時認為，大屠殺背後的神秘理由是對猶太人融入德國文化之後產生的驕傲與希望的野蠻叱責。德國人或旁觀者則接受一種曖昧的想象，認為猶太人提供給暴行的誘惑太微妙、太親密，難以抗拒。如此坦然走向毀滅的過程，包含着施虐者和受難者之間秘密的共謀，致使所有人都殺害他們所喜歡的猶太人。在1870年到20世紀20年代的黃金時期，猶太人屬於歐洲但又抽離的氣息，為歐洲帶來了特別的情感和創造力，但又與歐洲存在着精神上非常微妙的差異；正是在瓦格納的思想中，猶太人聽出了奇怪的親密調子，它卻是反猶的。

1943年，波蘭華沙的猶太人居住區爆發起義。圖為起義期間被德軍驅逐抓捕的猶太人
在斯坦納的著作中，我有些震驚地讀到，在正統派猶太人的意識中，600萬人遭受折磨和屠殺，竟是上帝與他用恐怖手段揀選的子民之間千年對話的一個章節。這種宗教意識是在我的理解之外的。雖然猶太人缺少末世論學說，正統派猶太教仍然認為，集中營是天堂的前院，是難以忍受卻明顯神秘的上帝旨意。讓猶太人能夠理解納粹暴行的，正是《出埃及記》中猶太人與上帝訂約的文字隱喻和悖論；當上帝背對着人類時，發生了集中營的歷史。
如何理解大屠殺中這樣微妙又危險的親密關係？有沒有別的解讀可能？
斯坦納並不認同正統派猶太教的這種定義。正統派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人都不否定大屠殺，認為正是在大屠殺的恐怖中誕生了新的機會——以色列立國就是德國大屠殺遺產的一部分。在這些人看來，「希望和行動意志來自於人類精神遺忘的能力，來自於必須遺忘的本能」，那麼，就應該「讓死者長眠在屬於死者的荒丘」，還活着的猶太人應面向剛剛才開始的歷史。但斯坦納既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更是它的旁觀者；他是在遠離德國非人道歷史的蹤跡中成長的。正是這種旁觀者的身份，使得他回到歐洲時，能夠發現自己與依然活着的猶太人使用的已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他說，那些歐洲猶太人就像「從邪惡幽靈世界走出來的人，講述噩夢的語言已是一種異域的語言」，帶着無助的可怕記憶，充滿對未來可能暴行的暗示。對納粹之前猶太歷史的記憶則告訴斯坦納，在大屠殺中被毀滅的沉默的死者，曾經擁有過一種特殊的智慧和感情，如今已隨之毀滅於集中營；倖存下來的人未能保存和獲得它。作為猶太身份的倖存者，斯坦納希望恢復毀滅於集中營中的遺產。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遺產？在焚屍爐的灰燼中，到哪裡去尋找它的遺蹟與斷壁殘垣？

《奧斯維辛報告》劇照
在斯坦納看來，結束於奧斯維辛之前的猶太時期實際上是猶太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從法國大革命始到希特勒統治止，猶太人參與了資本主義歐洲在道德、知識和藝術方面的偉大成就。他們被長期禁錮在猶太社區里，在迫害的磨刀石上錘鍊了才智和精神洞察，積累了大量的意識儲備。一旦釋放，這些才華卓越的猶太人加速了西方思想的節奏，使西方思想的輪廓更加複雜。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勛伯格、卡夫卡和康托爾，海涅、柏格森和普魯斯特，這些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現代性。他們的思想有一種空想邏輯與抽象想象的衝動，有的則將猶太人的情感釋放進一個不受任何敬畏羈絆的世界中。他們的作品中也有一種致命的預感和目的論，隱約已預見到，持續的理性將反噬理性，將文明轉變為大屠殺。意識到這一點的猶太人，他們的藝術和作品中都出現了對「沉默邊緣」的接近，比如卡夫卡、維特根斯坦和赫爾曼·布洛赫。
接着，歐洲和俄羅斯的猶太人捲入到馬克思主義中。猶太教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情感模式，都迷戀道德和歷史法則的預言權威，迷戀對經典啟示錄的準確解讀。為了反抗納粹而加入共產主義的猶太人和在蘇聯「肅反運動」後與共產主義決裂的猶太不同政見者，困在了烏托邦廢墟中。

《死亡實驗》劇照
斯坦納希望找尋中歐人文主義遺留於廢墟塵埃中的痕跡，這些痕跡就存在於那些接近過沉默邊緣的作品中。對沉默的接近追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猶太－希臘傳統在語詞的權威性基礎上形成的道德判斷和想象力，在面對非人道時，是否仍然有活力？作為語言動物的人類，既能以勇氣和利他精神來行動，也會有野蠻、自私、搶地盤的心態和不理性行為，其知性怠惰與貪婪習性永無止境。這種奇怪的雙重性，有時會讓人類自毀和自虐。「文以載道」的語言，能夠解決這一雙重性嗎？在一些倖存者，比如漢娜·阿倫特、赫爾曼·布洛赫、列維·斯特勞斯作品的語調中，斯坦納聽出了荒涼的聲音；荒涼也許比選擇遺忘的明媚聲音更符合時代。這種聲音試圖追問和理解大屠殺延續下來的這一悖論：現代暴行以親密甚至必然的方式，起源於人文主義文明的心臟。
20世紀，猶太人是歐洲民族主義的受害者。這種民族主義不僅導致了國家之間的戰爭，也導致了大屠殺，是一種狹隘和容易墮落為暴行的思想。然而，這種思想卻與上帝選民的觀念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上帝選民的觀念卻恰恰濫觴於以色列，即相信一個人種由於特殊的命運而超越其他人種之上。納粹主義的詞語中有不少對這個猶太觀念進行復仇的戲仿痕跡，它正是對猶太人歷史的殘酷反諷。對客居德國的猶太人來說，上帝在西奈山上揀選子民的神學母題，變成了種族主義的藉口，這使得納粹對猶太的迷戀關係中，存在着一絲微妙但卻極為恐怖的邏輯。正是這一絲微妙，讓猶太人成為極權主義暴行「選中」來發泄仇恨的祭品。
這也是為什麼，斯坦納不接受前往以色列定居。以色列是大屠殺的遺產之一。然而，在斯坦納看來，在大屠殺灰燼中誕生的以色列，仍然不得不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生存，變得槍支林立，實際上是「痛苦的廢墟」和「荒誕的遺蹟」。他決意選擇繼承的不是大屠殺之後的這份遺產，而是在大屠殺之中消失的、在那之前達到輝煌的猶太精神。他將其概括為一種「把人類視為人之為人進程」的人文和人道主義。儘管民族主義的聖殿最終也是猶太人的聖殿（以色列），但斯坦納選擇留在聖殿之外，繼續猶太人精神無根的流浪。
而在努力理解大屠殺的過程中，唯一的寬恕模式只有一種：「只有那些真正從地獄中走出來的人，那些在奧斯維辛親眼目睹父親被活活抽死或毒氣之後活下來的人，那些從屍體身上殘留的金牙中辨別親人的人，他們才有權寬恕。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利。」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權利，是因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是這件事的共謀者，對未能阻止它的到來負有責任，「正是由於放縱了潛藏於我們身上的非人性，我們每個人才因此而渺小」。
「無法言說」，是語言的再一次沉默。德語曾經為貝爾森集中營服務過，建立集中營的所有事情都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使得流亡或逃出納粹德國的作家，對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感到絕望：語言已經死去。詞語在非人道行為面前的無力感，絕非只限於德語。
在《語言與沉默》一書中，斯坦納寫道，大屠殺的現實即使在他的同代人看來也已變得遙遠，但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在世道再度變亂時能夠提醒後人，「曾經在某個地方，愚蠢和暴行選擇過猶太人作為祭品」。這就是斯坦納從大屠殺中得到的遺產。而那片沉默的大海在等待着語言的奇蹟，直到奇蹟隨時間的流逝慢慢浮現。

（本文選自三聯數字刊2020年第18期 ）


排版：鹽巴/審核：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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