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八旬後，楊武能開始使用筆名「巴蜀譯翁」。比起外界稱呼的翻譯家，他更青睞這個筆名，其中蘊含着他的故園情懷。（受訪者供圖/圖）
「大家把我比作傅雷，我感到很榮幸。但我要說，我不是傅雷，也成不了傅雷，我是巴蜀譯翁，我要超過傅雷。」
歌德幾乎成了楊武能人生的重要參照系，他一以貫之的翻譯信條是，只譯經典，歌德是中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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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責任編輯｜李慕琰
邁進人生的第83個年頭，翻譯家楊武能的視力日漸退化了。他的陣地從紙張退到電腦屏幕，「現在電腦都不行了」，媒體發來的採訪函，得在電腦上把字體放得很大。幹了六十多年的翻譯暫時擱置在一邊，「要翻的我都翻了」，那些覺得不錯、沒有去翻的，都交予後來人。這位1930年代出生的資深譯者和多數同輩人共享着類似的命運起伏：經歷過解放前的混亂與動盪、動亂時期的苦悶與沉寂，又在「文革」後迎來譯作與雄心的迅速爆發。他幾乎一生都保持着作為譯者的「驕傲」——只翻譯德語文學裡的經典，只關注最一流的作家。《浮士德》《魔山》足夠難、有挑戰性，也足夠經典。別人介紹他是《少年維特的煩惱》譯者，他會不高興。「《維特》只是一本小冊子而已。」助理曾聽他如此評價。「《浮士德》才寫透了人的一生。」德國文學重視哲理與思辨，常把一個人的精神一劈兩半，因而有了《浮士德》里浮士德與靡非斯托的對立。他翻譯的另一部小說，黑塞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同樣把人劃成兩個極端。納爾齊斯代表理性、學者型的「父性的人」，歌爾德蒙則是感性的、藝術家型的「母性的人」。捕捉楊武能身上納爾齊斯的一面，並不難，與他不甚相熟的學人形容他「訥於言」「待人接物態度謙和」。女兒楊悅也說，父親某些層面必然是理性的——能翻譯完《浮士德》這本大書的人，怎麼會不理性呢？但總體上看，他是個性情中人，一個歌爾德蒙那樣的人。在2022年年初播出的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2》里，這位走路略有蹣跚的翻譯家，面對鏡頭，臉上流露出某種率真，他說，走路就是要聽搖滾，不然走起來沒勁兒。他的舟楫曾從長江渡劃到德國的萊茵河畔，人生過河入林，如今重新匯流到重慶渝中區的這間房子裡。2015年，夫人王蔭祺去世後，他就一個人住在這裡。女兒們遠在德國，日常起居交由生活助理龔阿姨照料。年輕時，他對遠方充滿了思念——用德語講，是「Fernweh（對遠方的渴慕）」很強的那種人，在學校里，唱的是蘇聯歌曲《小路》，「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現在，健康和睡眠成為需要打交道的新對象。一年兩次的家庭音樂會上，保留曲目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依稀聽得到，有人輕聲唱，多麼幽靜的晚上。」回憶年輕時的心境，他說，曾經「對名利看得很重」，現在卻是「皆已淡泊了」。歌德的《浮士德》從二十來歲寫到八十來歲，像個隱喻，他二十來歲衝上譯壇，如今也正到了擱筆的時候。對於《浮士德》一種流行的理解是，這部詩劇講的儘是人生的悲劇——通常情況下，人一旦有了金錢、權力、知識，走到其中一步就不再往上走了。但浮士德不是，他選擇繼續走下去，「最終得出結論，要為全人類，為廣大的人造福。」楊武能也到了該考慮下一步的時候。83歲這年，他給自己的身體設下要求：深睡眠一個多小時，步行4000步。凌晨三四點鐘，他準時醒來。「想睡，睡不着了」。多出來的時間，他拿來想白天兩三天都想不明白的事。他最近想的是自己的譯翁書院該如何建設。不久前，中新社的記者來採訪，問他中西文化交流的下一個高潮何時到來。這位曾經不太重視理論的翻譯家突然轉變了思路，學術或許「可以發揮（比翻譯）更大的作用」。他不再把精力分給翻譯了。早上起來，他聽康震講一會蘇軾，為之後的講座做準備。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到訪時，楊武能說，對於翻譯的往事，他不願意再多談，然後專心地講解起譯翁書院的宏願。他計劃在這間西學書院裡，講授他的歌德學和比較文學研究。他的頭髮幾已全白，語速帶着老者特有的溫吞。但談起書院的計劃，很快又切換成高昂的調門。回顧過往人生，楊武能說，自己一生沒有什麼是不可克服的。浮士德最大的敵人就是，一旦他覺得自己已經非常好了，可以不用再努力了，這樣生命就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自滿自足，就是我最大的敵人。」
楊武能是家中長子，年少時家境清貧，靠翻譯投稿補貼家用。（受訪者供圖/圖）在外界看來，楊武能走上翻譯之路是歪打正着，其間充滿着命運的偶然。中學時代，楊武能立志要當一名電氣工程師，去建設三峽水電站。升學體檢，他查出先天色弱，只能轉學文科。高中時，翻譯家麗尼與陸蠡翻譯的屠格涅夫小說，在他心裡埋下成為俄文翻譯家的種子。他進入西南俄專，朝夢想更近一步。入學沒兩年，中蘇關係破裂了，全國俄語人才過剩，在時代的路口烏泱泱等待着命運的轉向。楊武能也在那一群人里。轉學機會擺在面前：北京外貿學院和南京大學德語專業之間二選一。他期待被前者錄取。1957年，他成為南京大學德語系的一名學生。後來回想，南大學風比西南俄專更自由，德語系師生不足百，卻擁有自己的原文圖書館，供師生開架借閱。楊武能說，「我的人生坎坎坷坷，但經常是因禍得福。」楊武能出生於重慶一個工人家庭，幼年時一度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在重慶文化館夜校與成人一起學習了半年多。某種程度上，清貧的家境構成了他求學生涯的底色。一張拍攝於1950年代的舊照片裡，青年楊武能課餘時站在同學堆中，褲子上縫着幾處打眼的補丁。那時他正在南大念書，經濟侷促，要靠翻譯補貼家用。弟弟楊武華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那時父親因政治運動蒙冤，去了重慶近郊的縣裡改造，家裡六個兄弟姊妹靠母親供養。正好趕上饑荒，每個月聽到郵差拿着匯款單喊母親的名字，就知道是大哥楊武能寄錢來了。當時，外文系師生做翻譯被視為「種自留地」，不受支持。但稿酬豐厚，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能賺到大半個月的生活費，楊武能只能私底下偷偷譯。他向《旅行家》《體育報》等報刊投遞譯稿，其中一篇短小的非洲童話，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他說，那是自己在翻譯上「掘到的第一桶金」。在報刊上發表的大多是通俗類文章，真正把楊武能領上文學翻譯道路的，是他在南大的老師葉逢植。葉逢植當時已是出色的青年德文譯者，1959年年末，他患肝炎，楊武能前去拜訪，聊起清貧家境，葉逢植提議，「為何不試着為《世界文學》譯一點東西，掙些個稿費寄給家裡？」說完，拿出德國詩人貝希爾的詩論，約定兩人合譯，以共同的筆名「彭芝」發表。楊武能又從圖書館裡挑了捷克作家揚·聶魯達的小說《最高原則》和萊辛的一組寓言獨自翻譯，一同寄往《世界文學》編輯部。當時，僅有《世界文學》這一本雜誌能發表翻譯作品。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楊武能一年在上面獨立發了三篇譯作。「武能有時候用本名，有時候用筆名。當時社會上普遍對『個人名利思想』特別警惕，學生登出文稿不但不會受到校方稱讚，反會遭到批評。」《世界文學》當時的編輯李文俊回憶，最早採用的是他翻譯的一篇丹麥作家的文章，後來多次被各種散文選入，「足見武能的文學眼光確實不凡，且在翻譯文字上已頗老練，不像是出自一名青年學生之手了。」看上去，這是一個年輕人順利找准人生方向的故事。1962年，從南大畢業後，楊武能分配回了西南俄專升格後的四川外國語學院。頭兩年還有一些翻譯機會，他陸續發表了《普勞圖斯在修女院中》《一片綠葉》等古典作品。「文革」期間，《世界文學》受到衝擊停刊，楊武能中斷翻譯十數年。在短文《40歲，我終於抓住那隻美麗的小鳥》中，楊武能表達了壯志難酬的憤懣：「除去懵懂無知的童年和耽於幻想的少年時代，我沒有過過多少舒心的日子。清貧的家境，『出身不好』的精神重負，猶可以忍受；經過艱苦努力學得的知識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長期懷抱的理想無從實現，這才是最大的不幸，最深的悲哀啊！」「文革」結束後，恩師葉逢植邀他翻譯明娜·考茨基《舊人與新人》的後半本，多年未有機會的他「飢不擇食」地答應了。1976年寒冬，楊武能偷偷在筒子樓里悶頭爬格子。深夜，寒冷異常，他就把煤爐挾在腋下，藉此取暖。沒有稿費，也不署名。「現在想來也不禁失笑，這樣地呆傻，既無名又無利，還不能讓人知道，何苦呢！」1978年，中國社科院招收研究生，楊武能已人到中年，妻子懷着孕，但抱負和理想「一點都沒淡，而且更強烈」。得到妻子理解後，他幾乎是「逃到了北京」。後來的一切都取決於那一次奮身一搏。他順利成為著名學者、詩人馮至的入門弟子。在社科院讀書時，又遇上了看重年輕人的編輯綠原，於是接連有了編選和主譯《德語國家中篇小說選》、重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機會。那簡直是一段黃金歲月：「物質生活嘛，全然無所謂！下雪了，上舊貨市場花兩塊錢買有護耳的棉軍帽戴上；嘴饞了，用家裡帶來的紙爐子煮碗雞蛋面吃，還不行就到北師大新開的樂群食堂啃一排骨。從來沒有無聊寂寞的時候，拜訪師友，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讀書》編輯部，也必定有什麼請教或者要交涉的事情。」楊武能在《譯海逐夢錄》中寫道。
從事翻譯六十多年，楊武能有譯著三十餘種，他堅持只翻譯德語文學裡的經典，只關注最一流的作家。（受訪者供圖/圖）1980年代，楊武能在北京讀研，女兒楊悅十幾歲，和妻子王蔭祺住在重慶。據楊悅回憶，父母相隔兩地，通信傳遞思念。抬頭處，從來不寫「蔭祺」「武能」之類，而是互稱「michao」。楊悅起初不解其意，學了德文之後，才知道是「傻瓜」的意思。每到社科院放寒暑假，父親返回重慶家中，日日仍是埋首苦譯。楊悅說，父親翻譯時極專注，家裡僅有的一台黑白電視放在父親的書房，她至今還記得為此錯過了周旋的電影《馬路天使》。父親翻譯時，用大鐵藝夾從上面將原版書固定住，擺在書桌的左側，英雄牌的藍墨水，把德文字母，一字字轉成中文往A4稿紙的田字格上填。稿紙很貴，父親翻譯不會打一遍草稿再謄寫，基本「一稿清」。重慶的夏天暑熱難耐，家中沒有空調，父親常常只穿件背心，或者乾脆打赤膊，在桌子前一翻數小時。翻譯工具也精簡，只有一本《德漢詞典》。在那個年代，資訊遠遠沒有現在發達。碰到不理解處，或查找百科全書，或向素來交好的德國人請教。翻到中途，常會卡住。楊悅印象最深的一次，父親在翻譯時，遇到的一個德文詞——「Gebärstuhl」，分娩椅的意思。一個現代語境下的熟詞，在當時的年代，卻遠遠超出了個人經驗。「我爸爸當時跟我說，他頭都想破了，還是想不出來它是怎樣一個分娩用的椅子。」2000年前後，楊悅在德國留學，在一間民俗博物館裡，她偶然撞見了「Gebärstuhl」。「實際上就是18或19世紀，德國人做的一個木頭椅子，女人可以坐在上面生孩子。對於完全沒有概念的人來說，真的要想破頭。」楊武能並不諱言翻譯之苦。1992年，他翻譯《格林童話全集》，內容雖不深奧，譯成中文後卻足足有五十萬餘字，翻譯方法很原始，一天要寫上八九個小時。譯到後半本，楊武能「脖頸發僵，手腕顫抖，站着躺着只覺天旋地轉」，只得拉來同學德語的妻子王蔭祺和女兒楊悅合譯。《格林童話》里有一些順口溜，德文押韻，譯後押韻就很難，還有一些象聲詞，中文裡沒有。「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很費腦子，要去琢磨這些東西。」楊悅清楚地記得，在翻譯米切爾·愛恩德的童話《momo》時，父親連女主人公名字的翻譯都很考究，譯成「嫫嫫」。「因為嫫嫫是比較丑乖丑乖的女孩子，他把整個書里這個女孩子的形象、性格考慮進去之後，再下筆。」楊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另一次苦譯的對象是「硬骨頭」《魔山》。20世紀80年代初，灕江出版社總編輯劉碩良向楊武能約譯這部長達千頁的現代經典。1990年，楊武能與洪天富、鄭壽康、妻子王蔭祺四人合譯版的《魔山》姍姍來遲。不過多人合作，譯文風格不夠統一。14年後，楊武能受聘於歐洲翻譯家協會駐會翻譯時，才得以靜下心來獨自重新攀登「魔山」。「《魔山》裡面很多知識我沒有。」楊武能回憶，書中有一段專寫了「接靈術」，「在一個屋子裡面，大家坐在一起，把死去人的靈魂招回來。」所幸手邊有海量的資料和工具書，否則真要「旬月躑躅」。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傅曉微直觀感受到《魔山》翻譯的難度，是在8年前。她是楊武能的學生，曾負責翻譯《魔山》重版時的國外學者導讀。她發現，哪怕是在西方文化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學者，研究《魔山》也並不容易。在《魔山》里，托馬斯·曼幾乎通篇都在「玩詞源和隱喻」。比如，小說中的「Mercury（水銀）」既是體溫計里測溫的物質，也是神的使者「Mercury（墨丘利）」。「作為譯者，如果不能讀懂那個詞、那個人名本身暗含的意思，看到那個詞擺在那兒，你理解不了的。」傅曉微說。《魔山》的故事背景設置在一處療養院，小說多涉肺結核病症。楊武能曾患過肺結核，對病患的心理和身體狀態都有實感，人生的一個坎節，反倒成了翻譯時的優勢。「那個女人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肚子裡發出怪聲音，是因為肺有空洞，打了氣，所以可以發出聲音。得肺結核的人痰很多，所以《魔山》里寫道，每個人都帶一個藍色的（痰）瓶，叫藍亨利。這些我都有實感。在當時的歐洲，（肺結核）算是一個不治之症，經常發低燒。得這種病的人，年輕人比較多，特點就是性慾比較強，所以《魔山》里寫了好多男男女女。」楊武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魔山》的翻譯難處，在於托馬斯·曼將小說寫得語義朦朧，不明晰、不明確，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模糊、變化微妙。」北京大學德語系教授李昌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楊老師在這方面做了頗為艱辛的翻譯努力。」
楊武能在歐洲譯協任駐會翻譯家期間，在妻子王蔭祺的陪伴下，經年累月地苦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受訪者供圖/圖）十幾年前，德國圖賓根大學教授顧正祥編纂《歌德漢譯與研究總目》，細緻收錄1878年至2008年間所有歌德漢譯信息。編纂期間，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前校長宋德（Prof. Dr. Horst Sund）特地寄來重達十六七公斤的楊武能十四卷本《歌德文集》。「在宋德教授看來，要使那部歌德在華夏的集大成文獻儘可能完備，由楊領銜的《歌德文集》是個無法繞過的山頭。」顧正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已故德國古典文學專家嚴寶瑜將歌德在中國的接受劃分為三個階段：郭沫若階段、馮至階段和楊武能階段。在國內歌德翻譯和研究領域，楊武能是一個很難繞開的名字。「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有一句祝福語曰，『上帝（Gott）與你同在』，我卻慶幸，『歌德（Goethe）與我同在』。」歌德幾乎成了楊武能人生的重要參照系，他一以貫之的翻譯信條是，只譯經典，歌德是中心的中心。《浮士德》最早的版本由郭沫若翻譯，於1920年代出版。楊武能曾評價郭譯《浮士德》，「譯得相當有詩意，雖然他犯了一個做文學翻譯的大忌。也許是過分強調『創作精神』，忽略了翻譯畢竟不是創作。」顧正祥捕捉到了楊武能對郭沫若的傳承。「楊先生曾撰文闡釋過郭沫若筆下歌德《迷娘曲》一詩風格迥異的兩種譯文……親身實踐，足見譯者文思縝密、反覆推敲的苦心和匠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綠原、錢春綺、楊武能先後推出了《浮士德》的譯本。「我個人覺得，郭沫若的版本體現了翻譯的文學性，錢春綺對於原文亦步亦趨，綠原的版本則重在意思傳達。」上海外國語大學講師孫瑜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楊武能先生的譯文可能比這幾個都晚一點，但屬於集大成者——無論在文學性上，還是詩體格律的傳達上，都做得很好。」孫瑜的博士論文是國內少數關於《浮士德》譯本與譯者的研究之一，她說，對於中青年德語研究者來說，歌德太過硬核，很少有人真的敢去碰，自己也只是「撿了歌德研究里最輕鬆的一個思路」。西南交通大學德語系教授莫光華剛入楊武能師門，被建議研究歌德，他很惶恐：「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面都覺得歌德太可怕了。為什麼？因為他的著作一百多卷。」楊武能從來不畏經典，「如果翻譯那些一般的、流行的（作品），流行幾年就完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的經典可以說是永恆的。比如說歌德，100年之後就過時了嗎？沒人讀了嗎？不會。」1990年代初，各種新潮流理論湧入，翻譯家畢冰賓與楊武能結識多年，期盼他能「揮舞諸如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類的最新武器對歌德進行全新的解讀」。讀完楊的學術著作後，畢冰賓發現「仍然停留在介紹與欣賞上」，於是在舊文中斷定：「楊先生與他的學友和學弟們相比顯然是落伍的。」畢冰賓當面問出心中疑惑，楊武能回應：「英美三流作家作品都轟轟烈烈譯介了過來，而德國的一流作家作品中國人還知之甚少。這是一個最無情的現實。」後來，畢冰賓專注投入勞倫斯作品的翻譯，理解了楊武能的選擇。「對於古典作家，首先要拿出權威譯本，工作量異常大，是艱辛的基礎功夫，做不好這個，一切都無從談起。」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空談理論，對廣大華文讀者來說猶如水中月鏡中花。」2006年左右，傅曉微與一位留美歸國的學者相識，對方聽說她是楊武能的學生，激動地說，自己是在他翻譯的德語文學的影響下長大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與《少年維特的煩惱》都屬於成長小說，「年輕人剛要反思自己的人生，尋求未來道路的時候，看到了他的譯作，對這一代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傅曉微說。在顧正祥看來，楊武能有「沉着和自信、豁達和坦率、言辭的潑辣和尖銳」。他舉例楊武能說過的一段話：「大家把我比作傅雷，我感到很榮幸。但我要說，我不是傅雷，也成不了傅雷，我是巴蜀譯翁，我要超過傅雷。這個我直言不諱。他也是我的前輩，我是受他的影響才做翻譯的。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說要超過他，並無貶低的意思，因為只有在傳承中創新，我們的翻譯才能越做越好。」「傲得可愛，傲得潑辣，傲得痛快，也傲得有理，因為其思辨不乏辯證。」顧正祥評價。1982年，楊武能去德國參加關於歌德與中國的學術會議。旁聽席上，一位來自法蘭克福的台灣學生，頻頻將話題扯到不相關的政治問題上。年輕氣盛的楊武能忍不住站起來與之爭論：請關注會議的議題，別將政治爭議牽扯進來，「Denn Literatur ist Literatur! Politik ist Politik !」（因為政治是政治！文學是文學！）「所謂chinesische Bescheidenheit（中國式的謙虛）在國際交往中常常無好的效果，特別是在學術問題上，最好別做謙謙君子。」楊武能在《感受德意志》中寫道。幾十年過去，自信與雄心在他身上還沒有顯露出消退的痕跡。當年他重譯《少年維特的煩惱》，要把郭譯版「光榮地送進文學博物館」，如今也不懼怕後來者能快速居上。「郭沫若1922年翻譯的《浮士德》，1981年被我的取代。我相信我的《浮士德》也至少要六十年。現在的語言變化沒有1981年時候的大，這些書可能到六十年之後還能讀，還能欣賞，因此它就還能繼續。」（感謝袁嘉芮、劉曉景、易然、張瑜坪、李小青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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