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1996年春天，在蘇聯解體5年後，告別政壇四載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經過一番不算深思熟慮的考量之後，宣布自己報名參加第二屆俄聯邦總統選舉。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的政權在糟糕的經濟形勢和車臣戰爭的陰影下已經變得岌岌可危，在第一輪民調中，這位戈爾巴喬夫曾經的政治對手的支持率只有可憐的8%。呼聲最高的人物是51歲的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直到幾年前為止，他還只是蘇共宣傳部門一位默默無聞的中級幹部，但瀰漫在整個俄羅斯社會的憤怒情緒和對強大政權的追憶使這位復古主義者獲得了遠遠超出個人才幹的支持率。

在那年2月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歐美企業家和政客競相對久加諾夫獻上諂媚，他們急於知曉：如果這位憤怒的咆哮者在幾個月後成為俄羅斯的新領導人，自己在舊「鐵幕」之後的經濟和政治投資會不會瞬間化為烏有。「新俄羅斯」最聲名在外的媒體大亨、「七寡頭」之一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酒店的咖啡館碰上了同為猶太人的對沖基金巨頭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後者一本正經地規勸這位比自己小15歲的晚輩：「兄弟，你的好日子已經過完了。」假如不想被掛在路燈杆上，最好效仿索羅斯自己在1947年的做法，直接逃之夭夭。

戈爾巴喬夫（攝於2009 年）

戈爾巴喬夫把這次競選視為一場個人復仇。在他腦海中的那個平行世界裡，正是以葉利欽為首的野心家集團以及久加諾夫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導致了蘇聯末期改革（Perestroika）的失敗，繼而迫使他本人以最屈辱的方式離開克里姆林宮。在某些方面，前總統自認為比他的兩個競爭對手更有優勢：他沒有從俄羅斯經濟轉軌造成的混亂中謀取個人財富，因之不像葉利欽和他的親隨們那般聲名狼藉。他也不像久加諾夫一樣過度依賴聲嘶力竭的恫嚇——從發跡之初起，親近民眾的作風和富於幽默感的個人魅力就是戈爾巴喬夫得以在政壇扶搖直上的重要武器。他認為自己可以和自由派經濟學者格利高里·亞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中左翼的工人自治黨黨魁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Svyatoslav Fyodorov）以及軍人出身的平民主義者亞歷山大·列別德（Alexander Lebed）結成「第三股勢力」聯盟，推行一種兼有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以及鐵腕手段的政綱。戈爾巴喬夫認定這會比兩個對手更富有吸引力。

1991 年7 月10 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右）祝賀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第一任總統。

在年齡上，1996年時的戈爾巴喬夫65歲，還處在大部分政治家的黃金時代。他和赫爾穆特·科爾、雅克·希拉克以及亞西爾·阿拉法特屬於同一輩人，同齡人的活躍以及光環當然會刺激蘇聯前總統不甘寂寞的內心。短短几年前，戈爾巴喬夫還在和里根、老布什、撒切爾夫人談笑風生，享受整個世界的關注。他無法容忍自己過早成為一名退休老者。

但他似乎忘記了兩件事：就在他暫別政壇的幾年間，老布什和撒切爾夫人這兩位履歷更加豐富的西方政治家同樣黯然離開了舞台。「冷戰」時代的經驗被證明已經無法滿足正在踴躍投入全球化冒險的年輕一代的口味，而在轉軌之後的東歐，前執政黨領導人也缺乏通過選舉再度掌權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儘管戈爾巴喬夫擁有超過40年的政治經驗，但這還是他第一次面對真正意義上的公眾選舉：和改革時期一樣，他走上的是一條自己所知甚少的道路。

對戈爾巴喬夫復出一事，西方記者要比普通俄羅斯民眾興奮得多。儘管戈爾巴喬夫在民調中的支持率最高時也沒有超過2%，難以忘懷「老朋友」的編輯們還是急不可耐地把記者派了出去。現任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婭·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當時是英國《金融時報》莫斯科記者站的站長，她和戈爾巴喬夫夫婦一起擠在狹窄的航班經濟艙里，從莫斯科飛往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on-Don）做競選演講。弗里蘭注意到，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Raisa Gorbacheva）保持了她一貫的浮誇作風，身着奶黃色套裝，戴着名牌墨鏡——不同於以往幾任蘇共領導人低調內斂的配偶，賴莎·戈爾巴喬娃以成為美國式的「第一夫人」作為人生目標，行事高調，富有主見。

但一般民眾、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只會記得，1984年，當生活物資包括食品短缺的陰影仍然徘徊在千萬個蘇聯家庭上空時，隨丈夫出訪倫敦的賴莎卻在哈羅德百貨（Harrods）用東道主提供的美國運通金卡消費。關於賴莎頻繁置喙丈夫的政治活動、甚至主動插手高層間關係的往事，俄羅斯民間流傳着眾多真假不一的傳說，但戈爾巴喬夫夫婦對此置若罔聞。當幾位同機的乘客認出這位前領導人、並請求他簽名時，弗里蘭發現戈爾巴喬夫「高興得像是中了六合彩」。

當地時間1992年4月12日，日本東京，前蘇聯主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右)和他的妻子賴莎在東京迪士尼樂園的入口處與米老鼠和米妮握手。（圖｜視覺中國）

但重回聚光燈前的興奮感只持續了短短一天。第二天，弗里蘭察覺到所有本地媒體都從戈爾巴喬夫的活動現場消失了。羅斯托夫大學臨時取消了前總統與該校教師的見面會，因為俄聯邦政府禁止候選人在學術機構進行「政治宣傳」：這項法令並不適用於葉利欽本人。地方行政官員、報紙記者和電台通訊員對戈爾巴喬夫的現身視而不見，只有一家很小的私營廣播電台派來了採訪者。羅斯托夫市市長被「巧合」地召往莫斯科開會；幾天後，當戈爾巴喬夫抵達他擔任過7年第一書記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Stavropol Krai）時，當地的政府官員也不約而同地「出差」了。僅僅五六年前，這些官員還在趨之若鶩地爭奪受到最高領導人接見的機會，他們中的某些人也正是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被提拔到了登堂入室的位子，但他們現在選擇了對自己的未來更有好處的做法。戈爾巴喬夫失望地告訴弗里蘭：「我能理解他們的恐懼：在這樣一個時刻，不忠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損失。我很清楚，在俄羅斯，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

他其實並不完全清楚：反對他的不只是葉利欽及其附庸，還有在改革時代為他充當過馬前卒的那些人。安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彼得·阿文（Petr Aven）以及「青年改革派」的成員們曾經是戈爾巴喬夫賴以規劃其經濟藍圖的主要智囊，現在他們正和「七寡頭」結盟，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幫助葉利欽連任成功。這些人或者是由於戈爾巴喬夫的青睞才躋身政治舞台，或者在改革造成的動盪期掘到了商業生涯的第一桶金，但他們並不感謝那個創造了變化可能的人：戈爾巴喬夫的剛愎個性，他試圖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間營造平衡、卻又極為拙劣的鬥爭手腕，以及他那不可預測的情緒波動，已經令他和新貴階層漸行漸遠。1987年之後，「青年改革派」實際上逐步放棄了陷入困境的戈爾巴喬夫，轉而在看似更堅決的葉利欽身上下注。前總統過往的政治經歷對他們來說更像是一種負資產：對經濟轉軌來說不夠徹底，而那些剛剛在大動盪中失去了一生積蓄和價值歸屬感的普通俄羅斯人對他的仇恨卻在與日俱增。

當地時間1988年6月29日，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第十九屆蘇共會議上發表報告。（圖｜視覺中國）

戈爾巴喬夫臆想的「政治盟友」們同樣對這份負資產唯恐避之而不及。無論是日裡諾夫斯基、費奧多羅夫還是列別德都拒絕和他聯手；戈爾巴喬夫在演講中的某些措辭，更折射出這位前最高領導人思緒的混亂和不合時宜。他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陳舊敘事中，極力辯解自己「一直試圖拯救蘇聯」，這一點甚至觸怒了曾經對他抱有好感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歷史與現實，蘇聯人和「新俄羅斯人」的身份衝突，市場機制和貧富分化之間的關係，這些正嚴重困擾着普通俄羅斯人的概念，在戈爾巴喬夫那裡同樣是一片混沌。他似乎永遠被困在了解體前夕晦暗不明的泥沼中。

不只是大人物們厭棄戈爾巴喬夫，在普通民眾中，他受到的攻擊甚至更加直接和露骨。在前總統度過少年時代的小鎮克拉斯諾維申斯克（Krasnovishersk），農夫們氣勢洶洶地要求戈爾巴喬夫「把權力還給那些人」，還以世故的口吻「教導」他說：「俄羅斯需要的是鐵腕。」在羅斯托夫的高爾基公園，一位聽眾吆喝道：「當初葉利欽被選為俄羅斯總統時，你就應該宣布選舉結果無效。」在戈爾巴喬夫的出生地普利沃諾耶村（Privolnoye），一個23歲的年輕人瓦列里告訴弗里蘭：「我們窮得想出去也出不去，留在這裡又只能無所事事。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你說奔頭在哪兒？」

而戈爾巴喬夫對此的反應，流露出了他內心中最矯情、也最糟糕的個人特質。在克拉斯諾維申斯克，他對着批評者們大聲嚷道：「要是你們想，那就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好了。反正耶穌被送去髑髏地的時候，人們也是這麼罵他、要求把他釘死的。」自比殉道的耶穌基督，自戀自艾卻又極度傲慢，這種表達在任何形式的選舉中都只會是不折不扣的毒藥。只有傳記作者會對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感興趣，普通選民要的是方案和實績——在80年代中期是通過改革實現復興經濟的願景，在1996年則是走出困境的計劃。而戈爾巴喬夫似乎既不清楚俄羅斯人關心的最重要問題是什麼，也沒有任何能力給出哪怕是權宜性質的應對方案。在65歲這一年，他已經是一個被時代拋棄的人物了。

也有一些人表達過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同情和支持，主要是在聖彼得堡等大城市。前總統在報名參選後的第一個月就徵集到了超過100萬個簽名，是所有候選人中速度最快的。但當競選活動深入到那些較小的城市時，反響是壓倒性的負面：在西伯利亞城市鄂木斯克，有人衝上台扇了戈爾巴喬夫一個耳光。在伏爾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的衛國戰爭紀念館，戈爾巴喬夫夫婦獻上的鮮花被丟還了回來，院牆外還出現了「聖地斯大林格勒沒有叛徒的立足之地」的標語。就連賴莎·戈爾巴喬娃也不相信丈夫還能東山再起：第一輪投票之前幾個星期，莫斯科的二手服飾店主發現前第一夫人正在兜售自己幾年前的宴會禮服，她認為以後不會再有需要穿上它們了。戈爾巴喬夫在第一輪投票中最終只得到0.5%的有效選票，在11位候選人中排名第7。屬於他的政治生涯過早、但已經是永遠地結束了。

對離開克里姆林宮之後的戈爾巴喬夫來說，參加總統選舉只是若干種找回個人存在感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兩種方法：一是接受歐美媒體專訪，二是出版書籍。弗里蘭和戴維·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只是他在英語傳媒圈的若干位「老朋友」之二；從1992年開始，每逢蘇聯解體之日和「8·19事件」紀念日，戈爾巴喬夫都會雷打不動地接受西方媒體採訪，並就俄羅斯和東歐政治的最新發展發表一些往往前後不一的看法。他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常駐莫斯科的歐美記者，並在輿論場裡占據了一個不可替代、雖然不算太顯赫的位置。他還反反覆覆地發表不同形式的小冊子和回憶錄，數量超過了20種，尤其是在1999年賴莎·戈爾巴喬娃因病去世之後。在那些書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顧、乃至改寫自己關於80年代的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看法，並為自己當時的決定辯護。他甚至還發展了一項獨一無二的副業，在各種形式的商業廣告和電影中客串角色，扮演的是他自己——一個依然存活於世、但已經成為化石的大人物。其中以1997年的「必勝客」批薩廣告和2007年路易·威登的手提包廣告最為著名。

從80年代後期開始，在戈爾巴喬夫身上就表現出一種高度分裂的矛盾性：他越是在西方世界被視為偉大的政治家、悲劇英雄、殉道使徒，在俄羅斯就越是會被詛咒為叛徒、蠢材、偽君子。2011年3月2日，戈爾巴喬夫耗資5萬美元的80周歲生日慈善晚宴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莎朗·斯通和凱文·史派西主持了這場長達四個半小時的活動，施瓦辛格、U2樂隊主唱博諾和「警察」樂隊主唱斯汀現身致辭——或許，演藝界人士會更容易、或者說更願意相信那個關於悲劇英雄的傳奇故事。同一年，俄羅斯的一項獨立民調顯示，76%的受訪者對戈爾巴喬夫懷有敵意或者漠不關心。同一項調查還顯示，45%的受訪者寧可回到戈爾巴喬夫改革開始以前的時代：屬於蘇聯的時代。

某種意義上，所有這些觀點，對作為政治人物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多多少少的誤解。他無疑屬於蘇聯政治體制培養出的典型精英：敏銳，果敢，雄心勃勃。他在80年代中期鞏固個人地位時表現出的雷厲風行，和他本人在晚年刻意塑造出的「不貪戀權位」的形象完全是兩回事。但戈爾巴喬夫闖進了一個自己並不完全理解的空間，並把那些陌生的字眼，諸如「改革」、「公開性」（Glasnost）和「市場」，與維持既有權力結構乃至謀求個人的歷史地位等蕪雜的訴求攪拌到了一起。那些從混沌中被釋放出來的古老詛咒，從新老民族主義、對秩序和威望的渴求到浪漫化的復古想象，令他疲於奔命，並最終選擇放棄。20世紀後半葉最重大的地理政治變化之一以世人始料未及的方式發生，其遺產至今仍在影響現實世界的走向。而戈爾巴喬夫，更像是一個因為過度自負而冒失點燃了導火索的人。

排版：南溪/審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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