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理性，似乎越來越成為一項奢侈品。荒誕成了日常。每天一睜眼，今日份的荒誕套餐已經在手機上準備好，立等可取。
「真的，整個世界都瘋了。我也不得不發瘋，為了順應潮流。」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贊同這種「以瘋制瘋」的生存法則。
最近在讀張愛玲，很驚訝的一點是，張愛玲筆下的許多人物都抽鴉片。在《白鹿原》里，鴉片是墮落的象徵，毀滅的標誌。在張愛玲小說里，鴉片大多時候是日常生活的點綴，是上流社會那些富貴閒人打發日子的用具。其實張愛玲的描寫更接近歷史實錄，《白鹿原》則是後世文人的有意加工。
我們都知道中國近代史始於鴉片戰爭，卻不太會意識到，整個中國近現代史（1840-1949）一百年，鴉片都是中華大地上一道刺目的景觀。鴉片進入千家萬戶，甚至演化出非常精緻的鴉片文化。鴉片泛濫既是列強侵略的結果，也反映出整個民族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危機。
隔着時間之河，我們自然知道，鴉片對個人、家庭和國家有多麼大的危害。但如果把那時候的普通人拉過來，他會不會振振有詞地說，災禍如此頻繁，日子如此艱難，我抽兩口怎麼了？
當環境發瘋的時候，個人很難靠自我約束保持健全的精神與生活習慣。老舍先生在《駱駝祥子》的結尾，就宣告了「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的滅亡。
但是在顛倒失序的環境裡，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走上窮途末路。就拿民國來說，內憂外患不斷，卻也湧現出了許多大師。一說起民國的大師，就有人覺得是在給那個時代塗脂抹粉。其實應該這樣想，在偌大的國土都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年代，那些大師還能夠沉下心做學問，是什麼精神支撐着他們，這樣的精神是從哪裡來，後來又怎麼看不見了？
現代人通過新聞去認識世界的時候，經常忘記一件事，世界不是現在才發瘋，而是一直在發瘋。整個人類歷史上，不發瘋的時間段似乎不多。
我們評判外部環境所使用的理性標準，其實來自於啟蒙運動。以賽亞·柏林說，啟蒙運動有三個共識：第一，所有的真問題都能得到解答；第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第三，所有的答案必須是兼容的。
當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燃放的時候，人們以為世界上的黑暗會一點一點被驅逐，人類會逐漸抵達光明美好的烏托邦。可是隨着真實歷史的演進，人類意識到，啟蒙思想家把世界想得太簡單，把人類想得太聖明了。
法國大革命是理性主義的一次重大挫折，人權宣言是那麼美好，可是隨之而來的斷頭台和羅伯斯庇爾，又是如此的恐怖。沒人能夠想到，潘多拉魔盒打開之後，會放出怎樣的幽靈。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理性主義的又一次重大挫折。當時每個民族的主張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這些道理放在一起，就變成了無盡的殺戮。
人們發現，世界上很多問題沒有答案；即使有答案，可能也在人類的理解範圍以外；在終極答案出現之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答案，而這些答案是互相不兼容的。甚至一個民族面對外部問題，給出的答案彼此都是不兼容的。
就拿納粹德國來說，如果真想稱霸世界，為什麼要迫害猶太科學家？如果好好利用猶太科學家，沒準德國會第一個發明核武器。可是這種思想實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希特勒不仇視猶太人，他就不會成為元首，希特勒不成為元首，大戰就不會爆發。二戰中的德國，就是靠着反猶這根弦重新凝聚起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來自癲狂。所以德國既要迫害猶太科學家，又要稱霸世界，既要跟英法美開戰，又要跟蘇聯開戰。英美這邊也不乏悖謬。丘吉爾從十月革命開始就是堅定的反共分子，但是為了跟蘇聯結盟，丘吉爾說：「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也會在下院為惡魔說幾句好話」。
20世紀是人類科技突飛猛進的世紀，卻也是理性之光逐漸暗淡的世紀。到了冷戰，全人類的存活都依賴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恐怖平衡」。有個專有名詞叫相互確保摧毀戰略，英文縮寫MAD，是指美蘇雙方均擁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即在對方首先實施核打擊後，己方仍能生存下來，並具備完全摧毀對方的核報復能力。歷史上再瘋狂的人都想不到，人類會走到這一步。
我要說的很簡單，世界一直在發瘋，我們以為的正常，只是一種持續時間比較長的瘋狂。
比如在蘇聯解體之前，人們以為冷戰是常態。在俄烏戰爭之前，人們以為歐洲無戰事是常態。
當一種新的瘋狂挾勢不可擋之力出現之後，舊有的穩定狀態就宣告結束了，如果新的瘋狂能確立自身的地位，那麼它就會成為下一代人的日常。
當1948年英國人從巴勒斯坦撤出的時候，誰能想到2022年巴以衝突還在繼續？
我喜歡給文章留一個光明的尾巴，因為我贊同梭羅的觀點，他說寫作者要傳播勇氣。我要傳播的，是一份發瘋指南，個人應該如何發瘋，才能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不虛度此生。
靈感來自馮至先生的文章《人的高歌》。文章里記載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乾隆年間昆明有個姓吳的石匠，是個道教徒。出門都會帶着他的鑿和錘，看見路上或橋上有什麼殘敗的地方，就動手修補。一天他正在修補一座小石橋，對面來了一個人用手指着峭壁對他說，上邊有一座石室，只有一條鐵鎖通上去，人在鐵索上走很容易跌下去，你為什麼不開鑿出一條石路呢？石匠聽了，不久就開干，十多年如一日，終於完成了這條路。
馮至抗戰期間在昆明的西南聯大任教，和朋友外出遊玩，走了這條石路，所以一個朋友講了這個典故。接着，同游的另一位朋友講了第二個故事，故事發生在河北濱海的一個縣：
在一條航線上，有一塊只有三兩個漁村的荒島，附近許多礁石，行船的人經常在那裡遇險死亡。有一個人差點在那裡死了，僥倖遇救之後，發起一個誓願，要在島上建一座燈塔。他和尚一樣，到處化緣，說要在一座荒島上建燈塔，救人性命。但許多人把他當騙子。有一天他覺得這輩子也湊不夠錢了，於是想到一個辦法，把手指頭用布纏起來，浸上菜油，在不肯布施的人面前，把火點燃。他說，那麼多無辜的人因為沒有燈塔，喪了性命，自己這點痛不算什麼。後來他終於湊齊了建燈塔的錢，十個手指頭也幾乎都燒到了。
這兩個故事，我沒有辦法去查證他們的真實性，但講故事的人和記錄故事的馮至先生顯然是相信的。我想，他們相信的不僅是故事真實發生過，更是故事所顯示的樸素的真理。面對命運的無常，人要自己創造奇蹟，來證實生命的力量。
那個要在懸崖峭壁上修路的石匠，和那個要在荒島上建燈塔的無名者，不都是發瘋了嗎？世界固然蠻不講理，我們也可以蠻不講理，用自己的堅固存在，從混沌中開出一條路來。
你創造一個杯子、一首歌、一個程序、一個遊戲、一篇文章，經營一段友誼、一個家庭、一家公司，都是在為世界提供負熵。薛定諤說，生命就是負熵。
「一個不再創造的人，一個只是單純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賜的人，其實已經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上帝創造人類，焉知不是為了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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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邪門到一定程度，就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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