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 | 劉典

2022 年 2 月，在北約東擴、領土爭端、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了激烈的軍事衝突。在互聯網空間，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數字冷戰」同時爆發，其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歐美科技巨頭集體對俄「宣戰」，或積極或被動地參與到這場數字地緣衝突中。

面對科技巨頭憑藉技術與數字權力體系發動的凌厲制裁攻勢，俄羅斯毫無還手之力，幾乎失去了在全球互聯網平台上的「領土」。俄烏衝突引發的「數字冷戰」打破了所謂「科技無國界」的神話，極大地改變了國際政治權力的構成和運行過程。科技巨頭脫下「商業自由」的外衣，作為一股地緣政治勢力越來越多地參與國家間的糾紛與衝突，其所展現的驚人破壞力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眾對於商業公司權力邊界的認知。俄烏衝突的「數字空間戰線」加速了全球數字地緣空間的體系分裂，科技巨頭的角色轉變推動了新型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必將為國際政治格局重塑帶來深遠影響。

普京發布電視講話宣布俄羅斯啟動部分動員以應對俄烏局勢變化

隨着社會演變和技術發展，任何生活在數字時代的個體，都能夠清晰感知到科技巨頭在經濟社會活動中所擁有的巨大能量。俄烏衝突爆發後，人們突然發現日常提供便捷數字服務的科技巨頭已經可以像國家一樣參與「權力的遊戲」。2022 年 2 月 28 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廣為傳播的文章《烏克蘭戰爭考驗科技巨頭的權力》，作者在文中指出：

對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而言，俄烏衝突已經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地緣政治時刻。它們的平台已經成為一場平行信息戰的主戰場，數據和服務成為衝突中的關鍵環節。【1】

這段話簡明扼要地指出了俄烏衝突所揭示的地緣衝突的兩個新特徵。

第一，從戰爭的發生空間來看，數字空間正在成為與地理空間同等重要的戰場。「面對戰爭，現代技術是對坦克、火箭和導彈的最佳回應」【2】，這是俄烏開火以後 , 烏克蘭副總理米哈伊洛·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寫給歐美各大科技公司的公開信中的內容。科技巨頭打造的互聯網平台已經成為俄烏雙方爭奪戰爭話語權、塑造自身行為正當性、贏得國際社會支持的首要陣地；科技巨頭提供的地圖、通信、支付等數字化服務也成為在戰時維護國家安全、維持社會運行的重要領域。

「面對戰爭，現代技術是對坦克、火箭和導彈的最佳回應」

第二，從戰爭的實施主體來看，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科技巨頭在這場衝突中已經具備類似於國家行為體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此次地緣衝突中，科技巨頭採取了鮮明的政治立場，例如，蘋果、谷歌停止在俄羅斯的市場運營，臉書封禁俄羅斯官方媒體賬號以阻斷俄羅斯的「戰爭宣傳」，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應烏克蘭副總理的請求為烏克蘭啟動衛星通信服務——星鏈（Starlink）以保障烏克蘭在戰時的互聯網暢通；此外，科技巨頭還通過切斷在俄羅斯市場的部分數字化服務、停止芯片供應與技術服務等不同形式參與對俄制裁，對俄羅斯國內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衝擊。這在影響戰爭進程、支撐西方全領域對俄制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馬斯克SpaceX的星鏈(STARLINK)衛星通信服務為烏克蘭保障戰時互聯網通信

在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的時代，技術革新讓世界變得更好，幾乎成為社會共識，而現在這種共識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縱觀近四十年來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的歷史，科技巨頭被認為是推動未來人類經濟社會模式革新與新文明形態發展的「先進生產力」。數字技術創造的新型基礎設施和應用生態全面而系統地滲透並重組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3】

科技巨頭集合了先進技術、巨量資本和高效組織，一度成為創新和開拓精神的傑出代表。在電商、社交、出行等不同商業場景耕耘多年的巨頭持續擘畫「科技烏托邦」的宏偉藍圖。在新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視野中，跨國科技巨頭「無國界」「去國家化」「去政治化」等特質能夠超越國家層面，在未來多中心或多主體的全球治理機制中擔當重要角色。

隨着數字技術在全社會領域的大規模應用，社會對於科技巨頭的正面形象認知逐漸多元化。早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前，已有學者在關注科技巨頭權力擴張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與重塑。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一場關於科技巨頭能否改變地緣政治範式的大辯論曾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上展開。歐亞集團主席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題為《技術極化時刻：科技巨頭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指出，少數科技巨頭事實上已經等同於國家，這些營利性公司控制內部代碼、服務器和規則，重構原本由政府主導的世界格局。布雷默推演出三種數字地緣競爭的未來假設：

一種可能性是國家至高無上，獎勵國家的「冠軍企業」；一種可能性是企業從國家手中奪取對數字空間的控制權，賦予全球主義者權力；一種可能性是國家逐漸消失，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的地位提升。【4】

而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在題為《科技巨頭不會重造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提出反駁觀點，他認為科技巨頭與過去曾主宰石油、鐵路等行業的托拉斯集團並無本質區別，是一種需要主權力量加以規範的「新型壟斷」。科技巨頭無法與物理空間脫鈎，其在數字空間內的影響力無法為現實世界及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國家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當安全、政治權威與技術創新之間需要權衡時，政府（和社會）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摒棄技術創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權。」隨着各國政府逐漸向數字空間延伸主權，科技公司不受約束的發展環境正在消失。國家可以運用法律規範、經濟制裁等多種方式，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的資本利益侵蝕主權利益。他認為，科技巨頭在未來將繼續在國家政府設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內運作，國家才是轉變未來的關鍵要素。【5】

美國知識界的這場辯論似乎已經將科技巨頭的形象臉譜化了，科技巨頭和主權國家間成為一種權力博弈的零和關係，然而，現實政治的變化超越了兩位學者討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

俄烏衝突開啟了「技術極化」的地緣政治時代，科技巨頭化身「硅谷軍團」，「中性」的技術體系和數字基礎設施成為一種新的經濟武器。一方面，科技巨頭在俄烏衝突中所展現出的戰略性威力，將導致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權力結構更為分散、行為主體更為多元；【6】另一方面，隨着各國政府逐漸向數字空間延伸主權，運用法律規範、經濟制裁等多種方式，科技巨頭不受約束的發展環境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民族主義的趨勢日益明顯。【7】科技巨頭的角色變化和行為邏輯，短時間內難以突破傳統現實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以謀求全球化技術統治，反而服膺於傳統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博弈的地緣衝突框架，成為不同政治集體之間意識形態對抗的急先鋒。

2. 資本與技術：科技巨頭崛起的權力根源

俄烏衝突引發的數字空間戰爭帶來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其一，科技巨頭權力擴張的根源何在？是什麼因素發生變化，導致私人資本主導的數字巨頭可以參與國家間的「權力遊戲」？其二，面對未來回歸現實主義的數字地緣競爭，如何理解國家和科技巨頭之間的複雜競合關係？

在伊安·布雷默與斯蒂芬·沃爾特的討論中，正反雙方都忽略了對國家和巨頭兩者影響巨大的重要因素——資本。科技巨頭的權力根基多元而複雜，概括來看無外乎技術、政治與資本三個維度，體現出新、舊兩方面的特徵。

（一）圍繞數據資源發生的權力流散

科技巨頭權力的新特徵在於其掌握了新的生產要素——數據，在數字時代，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擁有了權力。約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當代全球權力轉移的一種形式表現為權力從國家到非國家行為體的擴散，這一擴散主要得益於以互聯網興起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變革。【8】

圍繞數據資源的生成、供給、分配與使用所產生的賦權與分權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權力生成機制。近十年來，數字技術革命的飛躍式發展，科技巨頭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形成的數字生態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石油公司、電力公司等傳統壟斷性公司通過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領域發揮作用並進行跨領域擴張，科技巨頭依託其龐大的用戶基數以及相對成熟的大數據運營體系，形成了一個閉環的「DNA」生態，即數據分析（data analytics）、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緊密結合的（經濟）活動（interwove activities）三個環流的聯動，打通了從數據生產到價值變現的完整數字產業鏈。科技巨頭依託數據資源採集與價值創造形成網絡規模效應，進而打造數字生態體系，不斷加強和擴張打破虛擬、現實界限的資源調配能力和規則制定權力。

數據成為對經濟生產方式和社會治理模式有全局性影響的新型生產要素與重要戰略資源。所以，作為數字經濟生態的開拓者，掌握海量數據資源的科技巨頭成為這種新型權力生成機制的支配者與數據權力的重要載體。它們通過掌握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分配，可以為各行各業的生產提供數字商品、數字服務和信息流等關鍵的虛擬產品，支配實體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圍繞這些資源的開發、生產、消費形成的數字產業鏈、價值鏈和社會運作模式，為數字化的人類生產與再生產活動提供基礎性的算力、數據存儲、工具和規則。隨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數據可以賦能傳統生產要素，提升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

科技巨頭因掌握關鍵數據資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礎設施」，成為經濟社會秩序的關鍵重構者。這些私人資本主導的平台型公司組織充分發揮全球流動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其所擁有的權力正在從經濟領域向社會、政治領域擴張，【9】成為一種具有全方位影響力的「超級權力」。縱觀世界範圍的實踐發展，科技巨頭在某種程度上與主權國家的政府平起平坐，這是數字時代社會轉變的一個重要表徵。在國家—市場—社會的權力結構變遷趨勢中，權力不斷向市場流散，科技巨頭的崛起加速了這種進程。【10】而在新興的數字空間，國家作為傳統權力載體的數字化轉型進度，已明顯落後於以科技巨頭為代表的新型資本組織形式。

（二）理解巨頭、資本與大國之間的複雜共生關係

和過去的工業寡頭、金融寡頭相比，科技巨頭權力的政經關係結構與資本權力歸屬並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在科技巨頭成長的過程中，資本集團與強大主權國家共同助力科技巨頭迅速擴張，同時，也只有少數強大主權國家才有能力供養科技巨頭，要理解這一點，白宮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範例。

科技巨頭與主權國家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複雜連體

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大量過剩的金融資本推動數字技術在社會層面廣泛運用，資本與數字技術的結合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催生了諸多新模式、新業態，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與消費質量的升級。以科技巨頭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最顯著的新經濟增長極，【11】與此同時，谷歌、亞馬遜、臉書等企業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國「跑馬圈地」，不斷侵吞國際市場份額來收割全球數據紅利，以謀求自身的高速發展。

從政經關係結構的角度看，科技巨頭與主權國家並非簡單的零和關係，或者割裂開來的兩個實體，而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複雜連體。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過程中，科技企業曾是主權國家之間創新競爭的「士兵」，而在如今的國際政治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科技巨頭與強大主權國家間已形成共生關係。這種共生關係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狐假虎威」。科技巨頭在全球領域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需要國家權力背書，它是強大主權國家在全球秩序體系中的權勢投影。蘋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國公司，在歐盟連續開出的天價罰單中可能早已大傷元氣，而華為、字節跳動如果不是中國公司，在美國政府凌厲的制裁攻勢下也可能早已被迫簽署「城下之盟」。二是「唇亡齒寒」。在數字地緣競爭中，科技巨頭不僅僅是所謂的「士兵」或者「冠軍」，更像是拱衛帝國、擁有自主性的封建領主軍團，成為支撐強大主權國家權力擴張的關鍵性力量。盤踞在硅谷的「FANNG」軍團已是美國在數字時代維護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設硅谷驟然衰落且後繼乏力，那麼美國在當今世界的權力與地位無疑將遭受重創。而擁有全球領先數字產業集群的主權國家，將在數字地緣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權。【12】

從資本權力歸屬的角度看，科技巨頭崛起是私人資本權力進一步擴張的結果，成為繼金融寡頭之後，資本權力與技術結合形成的最新載體。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權力就已經開始與更古老、更規範化以及更具道義正當性的政治權力形成共治天下的社會權力結構，【13】正是資本和資本形態的不斷發展或拓展，現代社會從工業化以及後工業化到當代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14】如以石油公司、電力公司等為代表的工業資本通過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領域發揮作用，間接地在其他社會領域發揮其影響力。

科技巨頭的權力擴張實際上是資本利用以數據為核心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組織動員模式打造出來的新型社會權力載體。巨頭們在擔負部分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也侵蝕了原本屬於國家權力範疇的公共治理主導權，而私人資本權力的進一步擴張，打破了原本由國家法律秩序維繫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相對平衡的權利義務關係，也直接挑戰了在工業經濟時代和信息經濟時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間的權力分配格局。

在強大主權國家內部，科技巨頭相對獨立的「能動性」作用正在加強。面對 2021 年年初「國會山騷亂」事件，美國的科技巨頭們並沒有受託於政府或執法部門，而是直接採取行動，甚至在特朗普未卸任美國總統時就將其全面封殺，令世人震撼。反之，傳統主權國家要想規制科技巨頭，目前的主要手段是從經濟層面運用反壟斷罰款、提高監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罰款對於科技巨頭而言的警示意義更重於實際意義，採取過於嚴苛的監管也會損傷科技巨頭的發展活力，如何規制和馴服仍然在擴張的私人資本權力，主權國家暴露出嚴重的體系滯後和能力不足的問題。

3.分裂網時代：新型數字權力衝突與數字地緣競爭的未來

值得警惕的是，科技巨頭的崛起，為資本權力掌握社會統治權提供了一種收益更高、成本更低且產權明晰的補充性選擇。即，不需要像過去一樣長時間建設「旋轉門」機制來滲透主權國家民主體系的複雜政治系統，通過擁有超級網絡平台基礎設施的私有產權，就可以掌握部分類似主權性質的數字權力體系。科技巨頭所擁有的這一數字權力體系在俄烏衝突中初顯端倪，具體可以歸納為信息操縱、生態封禁和技術斷供三種實踐路徑。

主要科技巨頭參與制裁俄羅斯行為的部分統計

信息操縱是科技巨頭在社交媒體領域利用壟斷性平台地位、運用深度偽造等新興數字技術發動大規模信息戰，從而獲取意識形態戰場的戰略制高點。科技巨頭與西方媒體聯手通過限制屏蔽「親俄」內容、炮製熱點話題、加大導向性信息傳播等方式，對俄媒實施集體封殺。

生態封禁是科技巨頭通過暫停和收縮業務的方式，使在對象國運營的數字基礎設施服務體系癱瘓，從互聯網平台到金融支付通道，再到通信、娛樂、體育等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其日常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巨大衝擊。

技術斷供是科技巨頭通過終止芯片等關鍵科技硬件產品供應的方式，擊毀對象國數字技術相關的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打壓數字技術產業的發展潛力。

來源於強大主權、金融資本與數字技術革新三位一體的權勢疊加，使科技巨頭運用數字權力體系可以凌駕於現今國際社會中絕大部分國家主權之上。如澳大利亞這樣的發達國家，臉書也可以因為澳議會準備通過一項名為《新聞議價法》的法律，就悍然屏蔽了澳大利亞所有媒體的新聞內容，同時限制該國用戶分享和獲取海外新聞的權限，最後澳大利亞政府妥協同意修改議案才宣布解除封禁。即便是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的俄羅斯，面對科技巨頭的「數字霸凌」也毫無招架之力，只能嘗試加快建立能夠獨立於國際互聯網運行的主權互聯網體系。

如今，西方科技巨頭正在積極探索數字空間的新前沿，意圖構建一個更加真實和身臨其境的綜合性數字生態系統——元宇宙。隨着區塊鏈技術和去中心化應用的實現，未來的全球數字世界將可能形成一個由大型數字平台打造的虛擬空間，將現實世界的經濟系統、社交系統、身份系統映射到不分國界的數字空間中。【15】俄烏衝突在「元宇宙」尚未到來之前，便向我們展現了「元宇宙」中戰爭的可能形態。正如有學者指出，「在這次俄烏衝突中，我們看到了資本在信息、網絡、認知空間中，將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徹底抹去的能力。它既可以塑造成一座認知的高牆，將人群隔開，也可以成為一件武器，將人的同理心化作仇恨與恐慌」【16】。

俄烏衝突軍事戰場硝煙瀰漫的同時，曾經致力於推動全球化的互聯網世界正在被西方國家和科技巨頭構成的「政治鐵幕」所撕裂，國家間數字領域的權力競爭範式也將被資本主導的市場性力量所塑造。在萬物信息互聯互通的時代，各國社會內部隨着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分界愈發模糊，不得不迫使公共與私人空間重新劃界。作為私人資本權力擴張的載體，之所以能夠打破非國家行為體的傳統權力邊界，在於數字巨頭利用人類社會深度數字化過程中出現的權力「空檔期」，率先實現生產方式和組織體系轉型，掌握了部分社會生產分工中的核心環節。因此，不管是嵌入國家權力體系，或是與國家權力機關圍繞公共治理達成新的分工合作「契約」，與強大主權國家共生的科技巨頭將成為未來地緣政治演變的重要變量。

隨着數字時代生產關係與全球地緣格局的深刻變化，國家治理視角下公共與私人部門間權力邊界的動態調整與國際政治博弈中科技巨頭戰略性作用的提升，將為科技巨頭提供權力進一步擴張的空間。雖然這一權力還需要藉助主權國家的部分傳統權力資源與權力合法性繼續其在全球範圍的擴張，但它展現出的「國家化」能量已經可以為國家強化數字時代國際地緣政治博弈提供競爭優勢，國家間的數字權力競爭也將加速數字地緣空間的體系分裂與格局重塑。

互聯網轉變為分裂網的趨勢愈發明顯

隨着數字地緣格局的演變，「分裂網」（splinternet）已然不再僅僅是一種擔憂，對於中國而言，也將面臨與西方國家之間更加激烈的數字地緣競爭。2022 年 4 月 28 日，美國與歐盟、英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聯合發起《互聯網未來宣言》，宣稱要積極應對「數字威權主義」對全球互聯網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共同承諾推動建設全球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積極願景，意圖通過在數字規則領域打造「排華俱樂部」的同時，建設以美國為核心的政策協調機制，以此服務於美國的數字權力競爭戰略。應對西方國家與科技巨頭協同參與數字權力競爭的「組合拳」，中國亦需未雨綢繆，化被動為主動，重視發展數字經濟，支持數字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引領全球數字治理進程。

首先，構建以解放和發展數據生產力為核心的政策體系。面對數字地緣的全球競爭，大國博弈成為國家和市場主體攜手的「混合雙打」比賽，【17】透過當今數字空間的衝突表象，看到這一實質十分重要。科技巨頭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先進技術已經成為大國戰略競爭的「戰場」，越來越多的主權國家將會更加重視培育科技企業及本國數據資源的戰略屬性。在促進數字科技產業發展的同時，通過優化監管體系與政策傳導機制，強化本國科技巨頭與公共部門之間的政企互信，【18】從而增強雙方之間的相互聯結的緊密程度，擴大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的競爭優勢。

其次，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俄烏衝突將進一步提升各國構建自主性數字生態體系的戰略必要性，全球數字權力的競爭範式也將突破國家中心主義的桎梏，競爭的核心逐步由企業之爭、平台之爭上升到數字生態系統比較優勢之爭。【19】目睹西方科技巨頭對俄羅斯實施無差別、全方位的技術斷供與生態封禁，非西方國家勢必會尋求更加獨立的數字供應鏈體系與多元的數字服務提供商來源，【20】這將為中國科技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主權國家與科技巨頭聯合構建的數字生態體系將形成跨越主權疆界的溢出效應，國家也應為企業走向全球市場提供更多支持性政策，【21】以開放促競爭，以競爭促創新，着力擴大中國科技企業的國際影響力。

最後，探索數字時代實現國家與市場良性互動的制度建設。科技巨頭的發展勢必會帶來私人資本權力擴張的問題，那麼如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充分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重建因私人資本權力過度擴張所打破的權力平衡，這將成為數字時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問題。

隨着全球範圍內國家治理體系向智能化、平台化轉型，私人資本主導的數字巨頭也需要自覺地對大型平台的公共運用、公共管理、公共監督做出有益探索，而在國際競爭的外部壓力下，部分因內部治理而產生的分歧將階段性讓位於合作的主旋律。面向走向分裂網時代的全球數字地緣競爭，我們也許將看到的並不是公司與國家兩個巨人之間的戰鬥，更可能的是一場在數字時代不同文明政治制度競爭的新比賽。哪個文明最先發揮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優勢，探索出一條適合公私權力範式交融的數字新未來，那麼它就有可能對未來全球格局的演變帶來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