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22年，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安妮·埃爾諾，肯定她「勇敢而精確地發掘了個人記憶的起源、隔閡和集體壓抑」，從不同角度審視了有關性別、語言和階層的巨大懸殊。有的作家寫小說，你不必看他的生平。比如博爾赫斯，他的寫作天馬行空，文本和作者生平分得很開。但安妮·埃爾諾不是，你必須知道她的人生，才能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

安妮·埃爾諾

埃爾諾宛如「那不勒斯四部曲」里萊農的現實版。1940年，埃爾諾出生於法國濱海塞納省的工人家庭，從小就對貧困擁有切身的感受。在成名作《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中，她這樣描述故鄉：

「他們住在一間很矮的茅屋裡，屋頂是用草蓋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掃地前，必須灑上水。……人們總是提前幾個月就會開始惦記親朋的婚禮或是領聖餐活動，他們帶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參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機會。村裡有一個患猩紅熱的小孩病情剛有所好轉，由於大人拼命地給小孩往嘴裡餵雞肉，孩子在嘔吐時嗆死了。」

安妮·埃爾諾（8歲）與父親

她的父母出身平凡，共同經營一家兼賣咖啡和雜貨的小店：

「這個咖啡雜貨店並不比一個工人的工資多多少，為了生存，我的父親不得不在塞納河下的工作上找份活干，工作時他穿着長筒靴子泡在水裡幹活……母親必須一邊看孩子一邊微笑着做窮苦人的生意……尤其在冬天，我每天放學回家總是飢腸轆轆，氣喘吁吁，家裡從來不開燈，他們倆摸着黑在廚房裡，父親坐在桌前，母親站在爐火旁邊忙着什麼，屋裡瀰漫着死一般的寂靜，偶爾聽到我的父親或者母親冒出一句，必須得把這店賣掉了。」

12歲時，埃爾諾親眼看到父親差點殺死母親。「昏暗的地窖里，我的父親一手死死抓住母親的肩膀或脖頸，另一隻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用來砍柴用的鐮刀，我只記得當時我只顧拼命地喊叫和嚎啕大哭，後來我們三人又回到了廚房。」在這個家庭中，父親嚴肅而認真，發脾氣時會做出暴力行為，母親則充當着「嚴師」和引領者的角色。吵架是家中的日常，一家人在磕磕碰碰中一起走了下去。

安妮·埃爾諾（18歲）與母親

成為一個有「格調」的女性，口音蹩腳的父親這樣要求埃爾諾。他要求女兒說標準法語，學習巴黎人的腔調和禮儀。這種「格調」在法國社會是一個值得揣摩的詞彙，看似與審美有關，但塑造審美的不只是個人天賦，還有出身與成長環境所暗含的階層差異。

性別，語言，階層，埃爾諾所書寫的正是她所感知到的現實。就像多年後，在1993年的《外部日記》（Journal du Dehors）里，埃爾諾自己總結的那樣：「通過將集體日常生活的瞬間積累，揭示某一時代之現實的嘗試。」這是對她寫作的精準概括——一種社會學視野下的自傳性寫作。

父輩期待埃爾諾表現出超越階層限制的「格調」，又不願見到她真正改變命運，成為「階層背叛者」。埃爾諾先後在魯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學習，畢業後成為了中學法語老師，並且在不久之後出版了自己的文學處女作《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她通過教育和寫作過上越來越優雅的生活，得到了名譽、地位和知識精英們的喜愛，成為親戚眼中「一個工人階級子女化身資產階級小姐的典範」。她的親戚擔心她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並且質疑她用毫無保留的寫作「抹黑親友」。

安妮·埃爾諾（20歲）

埃爾諾感到孤獨。她厭惡故鄉家人喋喋不休的大嗓門、對於私人空間無孔不入的注視。而即便她掌握了豐富的文學知識，習得了優雅的談吐，她仍感覺自己不屬於巴黎。她在回憶中寫道：

「班上那些中產階級出身的同學擁有的世界，和我童年的世界完全不同……現在我去巴黎的富人區，也總有一種撬鎖而進的感覺，覺得不屬於那裡，我是來自住在城郊的鄉下姑娘，當我看巴黎那些區的人走路，他們的舉止，我會有種人種學家的研究態度。」

埃爾諾發現她既不屬於故鄉代表的過去，也不屬於巴黎代表的當下。波伏瓦的《第二性》和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區分》為埃爾諾提供了某種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方法。前者喚醒了她的「女性主義意識」，使她開始自覺地從女性的視角來描繪世界。後者為她奠定了社會學基礎，使她能敏銳地意識到文化品位、生活格調背後的權力關係。

埃爾諾早早地意識到，她必須用書寫的方式，來確認自己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22歲那一年，她在日記中寫道：「我要寫作，是為了向我的出身反擊。」

我的天才女友 第三季（2022）

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提出過一個概念，「刺點」。它本來用於強調一張照片中被人忽略，卻能喚起觀看者特殊的審美感知的元素，後來廣泛用於形容攝影照片中攝人心魄的部分，那些觸動我們，讓我們突然停下來凝視的那一面。

安妮·埃爾諾熟悉如何找到「刺點」，她的文學性建立在一種作者對於攝影的迷戀上。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家庭照片成為喚起回憶的重要載體。在她與兒子大衛·埃爾諾共同執導的家庭紀錄片《超8歲月》（Les Années Super-8）里，超8攝像機也是不可忽略的介質。2008年，埃爾諾出版了代表作《悠悠歲月》（Les Années）。這部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醞釀和寫作的作品，是埃爾諾將小說與歷史回憶錄結合的典型，同樣宛如攝影機般記錄着時代眾生相。

超8歲月（2022）

《悠悠歲月》通過「無人稱自傳」的寫作方式描述了一個人60多年的人生經歷，埃爾諾將個體故事與社會學視角相結合，用一個人的記憶連接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值得一提的是，在《悠悠歲月》中，埃爾諾選擇用法語中的無人稱代詞去寫作。不同於他者化的第三人稱，她通過無人稱的視角切換書寫着女性的集體潛意識。

埃爾諾對於敘事人稱的使用有着細膩的理解。在《外部日記》里，她推敲過不同人稱敘事的差異——用「他」或「她」來寫作時，讀者會覺得你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你可以心無旁騖地說，但會有一絲疏離感，如果用「我」，就會很有代入感，但讀者經常會懷疑敘事者就是作者本人。

超8歲月（2022）

埃爾諾的腔調也是豐富的。在《悠悠歲月》里，她像是一個聰慧機敏的老太太，語調時而刻薄誅心，時而細水長流，既有那種知識分子般嬉笑怒罵不帶髒字的聰明勁兒，也有個體被大時代淹沒的那種無力感；在中短篇小說中，埃爾諾則能提供一種手術治療般的精確和冷峻，她在對於事物工筆式的描繪中，把生活細節、故事進程向內拉伸，一點一點抻開裡面的空間。

埃爾諾還關注受到社會結構性暴力和羞辱的人群。她在政治光譜上是旗幟鮮明的左翼，政治願望是「所有人都有權利享受生活的美好事物，用全民普及醫療保障健康，用三十五小時工作制來保證屬於自己的時間。」2012年總統大選，她支持左翼政治家梅郎雄。2018年，她抗議政府加征燃油稅。2019年，埃爾諾和其他藝術家聯合簽署公開信，反對以色列-法國跨文化藝術節，以此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殖民主義」。

儘管埃爾諾處在一種永恆的疏離中，意識到自己不符合任何一種階級論述，但她依然能夠誠摯地在小說里書寫自我、家庭、階層、親密關係，關注個人境遇背後的公共性問題。而她也在對外部世界的描摹和關照中不斷完成對自我的確認，「我確信，把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方式較之私人日記的內省，更有助於發現自我。」

超8歲月（2022）

埃爾諾獲獎後，中文互聯網有一種爭論，人們擔心將埃爾諾定義為「女性主義寫作者」太狹隘了，而這種標籤化概述容易迴避她更複雜的寫作厚度。

對於埃爾諾豐富寫作內容的闡述，是否與看見埃爾諾的女性主義寫作相矛盾？如果並不矛盾，那麼側重於討論埃爾諾的女性寫作部分，是否一定比討論她寫作中的階級、寫作技巧等其他元素要低級？換言之，這種爭議是否暗含了一種令人耳熟能詳的敘事——女性主義寫作比其他寫作低人一等？女性主義寫作是否等於狹隘？

從1974年開始，埃爾諾出版了近20部作品，涉及童年、家庭、婚姻、墮胎、患乳腺癌、婚外情等。在《事件》（L'Événement）中，她以自己的經歷為原型，回憶青春期時遭遇到的「誘姦」。儘管當時她同意了性行為，但事後回想，那是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與身體畏懼的情況下的屈服，而不是一種平等前提下的愉悅。在《沉淪》（Se Perdre）里，埃爾諾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末自己與一位已婚的俄羅斯外交官的不倫之戀。而在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中，墮胎議題浮出水面。1960年代，法國禁止墮胎。高中女孩安娜卻不小心懷孕，故事由此展開。

正發生（2021）

巧合的是，《正發生》上映後不久，2022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墮胎變得更為困難。墮胎不只是一個女性事件，也是社會事件，《正發生》要拍的，是一個女人獨自面對的戰爭，也是父權制、權力、階層塑造、社會輿論導向男性和女性的雙重標準。

故事中出生於工薪階層的安妮渴望靠學習來改變命運。為了學業進升，她必須墮胎，因為對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來說，學習，仍是改變命運、走出社會為底層女性設下的「生育機器」與「賢妻良母」牢籠最主要的途徑。但她發現，牢籠不只針對底層。當你以為和你一起談論薩特、加繆，鼓勵你做自己的男人尊重你，看一看他面對懷孕女人的態度。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2020）

在《始於極限》里，上野千鶴子說，進步青年反抗世界，主張要做愛，不作戰。為了表達他們對於一個森嚴、禁慾、等級制的世界——他們父輩占有的世界的不滿，他們呼籲一切前衛的東西，包括性解放。但是，性解放後，尤其是在避孕套、避孕藥普及之前，女人身體的痛苦，女人自己承受。言談進步的青年不負責女人的痛苦，他們呼籲性解放，但並不把女人身體所面對的種種恐懼，作為和他們的革命事業一樣嚴肅的公共議題去討論。

上野的討論和《正發生》有着相似的內在主題——女性面對的痛苦，並不比所謂崇高的革命事業輕。什麼值得談論，什麼不值得，內嵌的是父權審美下的議題設置，而女人的寫作，女人談論她所在乎的事情，是在打破這種森嚴的議題限制。

因此，看見安妮·埃爾諾寫作中的女性主義成分，和介紹她的其他寫作面向其實並不矛盾。她的小說《悠悠歲月》《一個女人》《事件》里，關於女性的獨特經驗對於寫作本身的意義不言而喻，那些極具顆粒感的女性生活感受，既是性別的，也是成長的、階層的、社會的，它們交叉在一起，構成了有關社會現實的複雜光譜。所以，推崇埃爾諾小說中的社會性或文學性價值，沒有必要以貶低女性主義寫作為代價，它們只不過是埃爾諾寫作中的不同解讀角度而已。

一個唱，一個不唱（1977）

埃爾諾讓女性自己的記憶成為一個廣闊的文學世界。在如同交響樂般的女性聲音中，戰爭、革命、總統選舉、法國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戰爭、墮胎合法化運動，和工人階級家庭的愁苦、普通小市民的生活、女人對於男人的諷刺、對於情慾、愛欲和親密關係的探索，被一同納入一個暖濕、焦灼、氣息綿長的世界。

而埃爾諾本人也在持續的寫作中不斷與外界施加的羞恥感對抗。她承認自己的恥感源於母親的教育。母親嚴厲禁止她發生性行為，當她在與丈夫分居後和他人戀愛時，母親責問道：「你不感到羞恥嗎？」埃爾諾不標榜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她強調自己的女人身份，她就是要將「羞恥」的事原原本本寫在紙上。

「我覺得自己是女人。一個寫東西的女人，僅此而已。我不認為自己是單一個體的存在，而更是一個經驗、社會、歷史、性的決定以及語言的總和，並不斷地與世界(過去和現在)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