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海就
來 源：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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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是哈耶克去世三十周年紀念日。筆者還記得三十年前，在讀大二時，在宿舍里看到報紙上刊載的有關哈耶克去世的消息，當時的情景還是記憶猶新。如今，世界剛好處在俄烏戰爭的陰影中，哈耶克的思想在這個時刻有着特別有意義，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樣的衝突，以及思考人類未來走向和平與繁榮的可能性。
斯密把分工合作視為經濟發展的秘密，那麼分工合作是怎麼實現的呢？哈耶克回答了這個問題。分工合作是建立在自發產生的規則之上的，基於自發產生的規則，產生了自發秩序。因此，哈耶克發展了斯密，他把「分工合作」擴展成了「自發秩序」，構建了更為一般的社會科學理論。自發秩序的反面是建構的秩序，也被稱為烏托邦。
自發秩序區別於人為秩序，也就是強制下產生的秩序，所以不能把自發秩序等同於「自動秩序」，把人的任何行動結果都稱為自發秩序是不合適的，如專制社會就不能被稱為自發秩序。現實中的秩序既不是完全自發的，也不是純粹強制的，而是介於兩者之間。自發秩序是擴展性的，在沒有人為強制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社會將被納入到自發秩序中，因為它是符合人追求幸福的本性的。
使自發秩序得以可能的規則，也被稱為法律。哈耶克嚴格地區分了法律與立法，他強調法律不能是人為設計的產物，而是演化產生的，或者說，是無數個體行動的結果。政府不能為實現特定的目標而制定法律，讓人們去遵循它。這種自發產生的規則，也即法律之所以具有促進分工合作的效果，是因為它是在一個競爭性過程中被選擇出來的，是因為有助於促進合作效率而被普遍接受的，如貨幣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以法律為基礎的自發秩序中，每個個體都可以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他們唯一受到的限制是不能違反法律，其行動不能超出法律限制的範圍。正是法律，也就是自發產生的規則，使無數個體的不同目標相互之間不僅具有兼容性，而且相互促進，也即使不同知識與才能的交相為用，從而產生經濟增長，改善無數個體的生活水平。在自發秩序中，每個個體都有機會充分利用他人的知識，從而使自己的無知性得以克服。自發秩序對知識的利用，其效果超過任何單獨個人或組織對知識的利用，無論他或它是多麼聰明能幹。因此，對於社會財富的增進，我們應寄望於自發秩序的有效性，而不是任何權威或強大的組織的能力。這也表明，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是自發秩序的有效運轉，而不是政府的投資、消費或某項產業政策等等，因為這些行為所包含的人為規則，會破壞自發秩序。
由於自發秩序是以法律為基礎的，經濟學走向法律是自然而然的。但一些古典經濟學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如威廉.配第說「土地是財富之母」並不準確，更為正確的說法是「法律是財富之母」。以瓦爾拉斯均衡思想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包括凱恩斯主義），更是走向了一種「無法律內涵」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假設完美的協調已經存在，因此不需要法律，剩下的是解決數量上的最優問題，如通過刺激投資或消費來實現某個給定的目標。由於忽視了協調問題，這一經濟學顯然是「不現實的」。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哈耶克從「主流經濟學」走向法律或政治哲學是自然的或真誠的。
既然法律或演化產生的規則是普通大眾的利益所在，那麼如何才能使這樣的法律得以產生與得以遵循呢？很重要的一點，是權力必須受約束。因為如權力不受約束，那麼權力的意志就會替代法律，從而使自發秩序變成人為秩序。最有能力與最有可能破壞法律的就是國家。為此，就需要民主體制。民主體制儘管存在種種缺陷，但仍然是目前人類找到的約束權力的最為有效的方法，它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權力的分立，即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分立。立法議會制約行政機構，行政政府的行為要接受獨立的法院的審查。哈耶克強調民主不等於多數人意志的統治，多數人的權力也要受法律的約束。民主的核心不是「多數人」，而是「法律」，也即民主是使「法律的統治」得以可能的手段。多數人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或有害的，但如具備言論自由的條件，多數會被「教育」，不斷習得那些更有助於他們利益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可能在一開始只是為少數人所知。所以，哈耶克把言論自由看得比民主還重要。如言論自由不可能，一個民族將被置於窒息的境地。當然，言論自由並不是指言論沒有邊界，而是指這樣的邊界不能由政府確定，而是由法律所確定。
那些有助於協調的規則，也就是法律，並不是在國家出現之後才產生的。相反，在國家出現之前，這樣的規則就已經存在。為了不讓國家出現之後，法律的產生機制遭受破壞，把那些使法律的產生得以可能的原則視為國家不可侵犯的「自然法」是有道理的。諸如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就應該被視為這樣的原則。任何類型的國家，其存在都要以遵循這樣的原則為前提，違背這一原則的國家應該被視為非法。法律不僅在時間上，在邏輯上也是先於國家的。國家只能被視為保障個體由法律所確立的權利的手段，而不能確定個體有什麼權利，沒有什麼權利。
由於自發秩序是大眾的利益所在，大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使自發秩序得以可能。為此，大眾通過建立國家或政府來確保法律得以實施，這樣自發秩序才有可能。要強調的是，國家只能為自發秩序的產生提供保障，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一個秩序。如國家本身就凌駕於法律之上，構建自己的秩序，那麼這就不是自發秩序，大眾的利益也因此受損。所以，大眾為了自己的利益，應該具有判別國家的行為是否符合自發秩序之要求的能力。經濟學提供了這樣的判斷工具。如經濟學揭示，如否定私有財產權制度，分工合作無法進行，還比如，價值不能以統計的方式量化，因此，科研的量化或行政化是違法的。這裡，也讓我們看到經濟學的原理與法律的相關性，一種規則如在經濟學上是不成立的，那麼在法律上也是不成立的，如某種產權制度或行政化的科研考核制度。由於經濟學具有這樣的作用，所以正如米塞斯所言，「所有能明白道理的人，都應該熟悉經濟學的學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公民責任」。
如前所述，自發秩序並不是必然會出現，它取決於法律能不能被遵循。如政府沒有承擔其維護法律的責任，如權力意志可以隨時代替法律，那麼自發秩序是不可能出現的。能不能讓政府扮演這一的角色，則是取決於大眾的意識與能力。在兩種情況下，產生自發秩序這一目標不可能實現。一是大眾意識不到需要那樣做，二是儘管意識到了，但沒有去做。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一個社會長期陷入到強制秩序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產生自發秩序絕不是容易的事。特別是當國家能夠控制大量資源，並且掌握財富的分配權來實現自己的意志時，越來越多的人將受利益的誘惑，會進入到國家控制的體系中，這樣自發秩序就會衰減，而奴役、衝突甚至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這正是俄烏戰爭中我們所看到的。
對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危險可能是陷入封閉的螺旋。管制產生問題，然後用管制去「解決」，產生更多問題，然後再用進一步的管制去解決，這樣這個社會的活力與創造性都會逐漸喪失。如何走出封閉螺旋，走向自發秩序，對於某些國家來說是巨大的挑戰。歷史上，很多國家經歷了反覆的挫折，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如在二戰中被戰敗），才最終走向自發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如一個民族能夠不需要付出這樣的代價，通過普遍接受哈耶克的學說就走向自發秩序，這樣的民族無疑是幸運的，這也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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