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行動的那些理論往往是不完美的和不令人滿意的。它們也許是相互矛盾的和不適合被納入一個幾乎無所不包與合乎邏輯的體系之中。
如果我們把所有指導某些個體或團體之行為的定理與理論視為一個合乎邏輯的集合體，並且試圖儘可能地把它們納入到一個體系，即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知識體系，那麼，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世界觀。一種世界觀，作為一個理論，它是對所有東西的一種解釋；作為行動的一個準則，它是關於儘可能多地消除不適之最佳手段的一種看法。因此，一種世界觀，一方面它是對所有現象的一種解釋，另一方面它是一種技術，「解釋」與「技術」這兩個詞都是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宗教、形而上學和哲學，都是旨在提供一種世界觀。它們都是在解釋宇宙和建議人們如何去行動。
意識形態這個概念要比世界觀的概念狹窄一些。在談起意識形態時，我們心中想到的只有人的行動和社會合作，並不會考慮涉及形而上學、宗教信條、自然科學以及從它們當中所衍生出來的各種技術的那些問題。意識形態是我們關於個體行為和社會關係之學說的全部。兩者——世界觀和意識形態——都超越了它們對各種事物之純粹的中立性的與學術性的研究所強加的那些限制。它們不僅是關於科學的理論，而且也是關於應然的學說，即關於人在其世俗的關切中所應該指向的那些終極目的的學說。
禁欲主義教導我們說，人要消除痛苦和達到完全的平靜、滿足與幸福，唯一的手段是遠離世俗的關切和不為世俗的東西所煩惱。除了宣布放棄在物質福祉方面的努力、唯命是從地忍受人生之旅的逆境和使自己完全投身於為永恆至福做準備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救贖途徑。然而，始終如一和堅持不懈地遵從禁欲主義原則的人的數量是如此之少，以至於要多舉幾個人名當例子都是不容易的。禁欲主義所鼓吹的那種完全的被動消極狀態，看起來好像是違背自然的。生活的誘惑會獲勝。禁欲主義的原則被摻雜使假了。甚至是那些最聖潔的隱士，也會在生活和世俗的關切面前讓步，而那些世俗的關切則是與其僵硬的處世原則不一致的。但是，一個人一旦考慮世俗的關切，一旦用一種對世俗東西的承認替代那些純粹的植物性的理想，無論他這樣做是多麼地受到限制，也無論他這樣做與其所聲稱的學說之其餘部分是多麼地不相容，他都會跨越將他與贊同為世俗目的而奮鬥的那些人之間分隔開來的那道鴻溝。然後，他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了。
有些東西是純粹的推理和經驗都不會提供關於它們的任何知識的，人類關於這些東西的思想也許是完全不同的，它們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不可能達成任何一致。在這個領域，人心於其中的自由幻想，既不會受到邏輯之思考的限制，也不會受到感知之經驗的限制；人可以盡情宣洩他的個性和主觀性。關於超驗之物，沒有什麼東西會比這樣的概念與形象更為個人化的了。語言學的那些詞語無法傳遞關於超驗之物所說的東西；人永遠不能確定聽話人是否會以和說話人一樣的方式想象它們。關於無法想象的東西，不可能存在任何的一致性。宗教戰爭之所以是最可怕的戰爭，就是因為它們發動時沒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但是，在涉及那些世俗東西的地方，所有人類的那種與生俱來的親和性和維持他們的生命所需要的生物性條件之同一性就會開始起作用。勞動分工下的合作所產生的更高生產率使社會成為每一個個體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最重要手段，而無論這些目的可能是什麼樣的。社會合作的維護和進一步加強成為每個人都關心的事情。每種世界觀和每個意識形態，只要它不是完全地和無條件地奉行禁欲主義的實踐和奉行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就一定會注意到這樣的一個事實：社會是達到那些世俗目的的偉大手段。另一方面，這也奠定了一個共同的基礎，從而為就涉及那些次要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組織的一些細節達成某種協議掃清道路。無論各種意識形態彼此間可能存在怎樣的衝突，它們都會在這一點上協調一致，即承認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的。
人們有時候並沒有看到這一事實，因為在處理哲學和意識形態時他們更多地關注這些學說關於超驗的與不可知的事物所斷言的東西，而很少關注它們對這個世界中的行動的論述。在一個意識形態體系的各個不同部分之間往往存在一條無法彌合的鴻溝。對行動者來說，只有那些導致行動準則的教義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純粹學術性的和不適用於在社會合作的框架內行為的那些學說。我們可以不理會堅定不移與始終如一的禁欲主義哲學，因為這種嚴格的禁欲主義最終一定會導致其支持者的滅絕。所有其他的意識形態，在認可尋求生活必需品時，都會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考慮這樣的一個事實：勞動的分工比孤立的工作更有生產效率。因此，它們都承認需要社會合作。
行動學和經濟學都沒有資格處理任何學說中那些屬於超驗的和形而上學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求助於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學的教條與信條，並不能證明由邏輯上正確的行動學之推理所發展出來的關於社會合作的那些定理和理論是錯誤的。如果一種哲學承認在人們之間的那些社會聯繫的必要性，那麼，就社會行動起作用的那些問題而言，它就會把自己置於這樣的立場上：從這一立場出發，任何逃避到那些個人的看法與信仰的表白，都沒有可能不受到理性方法的那種徹底考察的影響。
這一基本事實常常被忽視。人們都相信世界觀的不同會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據說，政黨之間的那些根本性對立都是忠於不同的世界觀的，並不能通過折中妥協來解決。它們根源於人之靈魂的最深處，是人之與生俱來的同那些超自然的和永恆的力量溝通交流的表現。在被不同的世界觀分隔開來的人們之間永遠不會有任何合作。
然而，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所有政黨的那些計劃——既包括巧妙地詳盡闡述與公開宣傳的計劃，也包括那些政黨在掌權時所真正堅持的計劃——我們就很容易地發現這種解釋的謬誤。當今的所有政黨，都在為追求其支持者們的世俗福祉和繁榮昌盛而努力。它們對其追隨者承諾將使經濟狀況變得更加令人滿意。關於這個重要議題，只要它們介入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那麼，羅馬天主教與各種新教教派之間就沒有任何的不同，在基督教與非基督教之間、在經濟自由的倡導者與馬克思主義之唯物論的各種品牌之間、在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在種族主義者與種族和平的支持者之間，也同樣是如此。確實，這些政黨中的許多黨派都相信：除非犧牲其他團體，否則它們自己的團體不可能繁榮；更甚至認為：其他團體的徹底覆滅或被奴役是它們自己的團體繁榮昌盛的必要條件。然而，對於它們而言，其他團體的滅絕或被奴役並不是最終的目的，而是達到它們所指向的最終目的的手段，它們的最終目的是：它們自己的團體繁榮興旺。如果它們認識到它們的那些設計都是被建立在錯誤觀念之上的理論所指導的，並且這些設計不會帶來預期的那些有利的結果，那麼，它們就將改變它們的那些計劃。
對於不可知的和超出人心之能力的東西，人們會做出誇大其詞的陳述，而這些陳述的宇宙學、世界觀、宗教、神秘主義、形而上學和概念想象卻都是大相徑庭的。但是，它們的那些意識形態之實踐本質，也就是它們處理在世俗生活中力求達到的目的和處理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的教義，卻表現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誠然，不管是關於目的還是關於手段，在它們之間都存在一些分歧和對立。然而，關於目的的那些分歧並非是不可調和的；它們不會妨礙社會行動領域中的合作與友好協商。就它們僅涉及手段與方法而言，它們都具有純粹的技術性特徵，並且嚴格說來都是可以通過理性方法考察的。當黨派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其中的一個黨派宣稱：「現在我們不能和你們繼續進行我們之間的那些協商，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觸及到我們的世界觀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和必須嚴格堅持我們的那些原則，無論可能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只需要更仔細地檢視這些話就會意識到：這種聲明把對抗情緒描述得比實際情況還更尖銳。事實上，對所有承諾追求人民福祉並進而贊成社會合作的政黨來說，社會組織的問題與社會行動的行為都不是終極性的原則問題，也不是世界觀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它們都是技術性的問題，而關於技術性問題達成一些協議總是有可能的。沒有任何政黨會有意地更喜歡社會解體、無政府狀態和回歸原始的野蠻時代，而不喜歡以必須犧牲一些意識形態的具體細節為代價所得到的某種解決辦法。
在政黨的那些計劃中，這些技術性議題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政黨會全力投身於某些手段，它會推薦某些政治行動的方法，而完全拒絕被認為不適用的所有其他方法與政策。一個政黨是將所有渴望為共同行動而採用同樣手段的那些人結合起來的一個團體。使人們區別開來和使政黨結合起來的原則是手段的選擇。因此，就政黨本身而言，所選擇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推薦的手段之徒勞無益變得明顯起來，那麼，這個政黨就註定會滅亡。聲望與政治生涯與政黨計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政黨領袖，也許有充足的理由從不受限制的討論中撤回它的那些原則；他們也許把這些原則歸因於終極目的的特性，而終極目的是不應遭到質疑的，因為它們是基於一種世界觀的。但是，對於那些政黨領袖自稱是作為其代理人而行動的人民來說，對於他們想要爭取和遊說其投票的那些選民來說，事情則是另一個樣子。他們並不反對細緻審查一個政黨之計劃的每個具體細節。他們只是把這種計劃視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世俗福祉之手段的一個建議。
將這些政黨——如今人們稱其為世界觀型的政黨，即全力投身於有關終極目的的那些基礎性的哲學抉擇——區別開來的看起來好像只是終極目的的不同。它們的對立，或者涉及到宗教信仰，或者涉及到國際關係問題，或者涉及到生產手段所有權問題，或者涉及到政治組織問題。可以證明，所有的這些爭議都是與手段有關的，而與終極目的無關。
讓我們從一個國家的政治組織問題開始。有些人支持民主的政府體制，有些人支持世襲的君主政體，還有一些人支持一種自封的精英統治與支持凱撒主義的獨裁統治。確實，這些計劃被推薦時常常會提及上帝的規定、宇宙的永恆法則、自然秩序、歷史演進之不可避免的趨勢，以及其他屬於超驗知識的東西。但是，這樣的陳述不過是些附帶的裝飾。在吸引選民時，政黨們都會提出一些其他的論據。它們渴望展示的是：在實現公民所指向的那些目的方面，它們支持的制度將會取得比其他政黨提倡的那些制度更好的成功。它們詳細闡述在過去或在其他國家所取得的成果；它們通過講述其失敗來貶低其他政黨的計劃。它們不僅訴諸於純粹的推理，而且訴諸於歷史的經驗，以便證明它們自己的建議的優越性和其對手的那些建議的徒勞無益。它們的主要論據每次都是：我們所支持的政治制度將給你們帶來更大的繁榮和更多的滿足。
在社會的經濟組織領域，有主張生產手段私有制的自由主義者，有主張生產手段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者，還有主張第三種制度——他們認為，它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干預主義者。在這些政黨的衝突中，關於基本的哲學議題，有很多回到原處的討論。人們談論真正的自由、平等、社會公正、個人權利、社區團結和人道主義。但是，每一個政黨都專注於通過推理和參考歷史經驗來證明只有它所推薦的制度才會使公民們變得繁榮和得到滿足。它們告訴人們：實現它們的計劃將會把生活水準提高到比實現任何其他政黨的計劃都要高的水平。它們不僅強調其計劃的可取性，還強調這些計劃的有效性。顯然，它們彼此之間的不同並不是關於目的的不同，而只是關於手段的不同。它們全都佯稱旨在為大多數公民謀求最高的物質福祉。
民族主義者強調的重點是：在各國的利益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衝突，但是，另一方面，在國家之內所有公民之被正確地理解的利益都是和諧的。一個國家只有在犧牲其他國家的情況下才能繁榮興旺；個體的公民只有當他的國家繁榮興旺時才能生活得好。自由主義者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相信：使各國的利益變得和諧起來並不遜於使在一個國家之內的個體之各種不同的團體、階級與階層的那些利益變得和諧。他們相信：對於實現目的而言，和平的國際合作是比衝突更為合適的手段，他們和民族主義者一樣，其目的都是指向他們自己國家的福祉。他們倡導和平與自由貿易並不是——像民族主義者們所指控的那樣——為了外國人的那些利益而出賣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和平與自由貿易是使他們自己的國家變得富裕的最佳手段。將自由貿易者與民族主義者分開的並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兩者之共同目的所推薦的手段。
關於宗教信仰的意見分歧不可能用理性方法解決。宗教衝突本質上是難以化解的和不可調和的。然而，一旦一個宗教團體介入到政治行動的領域和試圖處理社會組織的那些問題，它勢必就要考慮世俗的關切，而無論這可能與它的那些教義和信條多麼地相衝突。從來沒有任何宗教在其大眾化的活動中敢於告訴人們：實現我們關於社會組織的那些計劃將使你們變得貧窮和損害你們的世俗福祉。那些始終如一地投身於一種貧窮生活的人會退出政治舞台和逃遁到那種獨居隱修的與世隔絕的生存狀態。但是，教會與宗教團體——它們的目的在於吸引新的信徒和影響其追隨者的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都會支持世俗行為的原則。在處理人之世俗旅程的問題時，它們幾乎和任何的其他政黨沒有什麼不同。在遊說時，比起死後世界的至福，它們更加強調它們為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教友所準備的物質上的實惠。
無論如何，只有那種其支持者宣布放棄任何世俗活動的世界觀，才會疏忽留心關注那些表明社會合作乃是實現人類所有目的之偉大手段的理性考量。因為人是一種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夠茁壯成長的社會動物，所以，所有的意識形態都不得不承認社會合作的至關重要性。它們必須瞄準構建最令人滿意的社會組織，必須贊同人們對改善物質福祉的關注。因此，它們全都植基於一個共同的基礎之上。使得它們彼此區別開來的並不是那些世界觀，也不是那些未經理性探討的超驗問題，而是那些有關手段與方法的問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可以用行動學與經濟學的那些科學方法來進行徹底的檢視。
反對謬誤的鬥爭
對人類之偉大的思想家們所構建的那些哲學體系的批判性考察，時常會在那些看似前後一致與合乎邏輯的幾乎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之令人讚嘆的結構中顯露出一些裂隙與瑕疵。即使是天才人物，在草擬某個世界觀時，有時也避免不了會出現一些矛盾和謬誤的三段論。
輿論所接受的那些意識形態，還會更多地受到人心的那些缺陷的影響。它們大多是彼此完全不相容的一些觀念的折中並列。它們並不能經得起對其內容的一種邏輯檢視。它們的那些不一致性是無法彌補的，並且蔑視把它們的各個不同部分整合到一個彼此兼容的觀念體系的任何嘗試。
有些著作者試圖通過指出折中的所謂優點來為普遍接受的那些意識形態中存在的矛盾辯護；他們說，不管從邏輯的視角來看是多麼的令人不滿意，折中都是有利於人際關係的順暢運行的。談及流行的謬誤，他們會說生活和現實都是「不合乎邏輯的」；他們認為，一個相互矛盾的體系可以通過令人滿意的運行來證明它的可取性乃至它的真理性，而一個邏輯一致的體系則會導致災難。沒有必要再去駁斥這種流行的錯誤。邏輯思考與現實生活並不是兩條分隔開來的軌道。對於人類而言，邏輯是掌握那些現實問題的唯一手段。在理論上相互矛盾的東西，在現實中也同樣是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為人間世事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亦即可行的解決辦法的。那些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的唯一作用就是把實際問題掩蓋起來，從而阻撓人們及時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合適政策。不一致的意識形態有時可能會延遲某個顯而易見的衝突之發生。但是，它們肯定會使其所掩蓋的那些弊端更加嚴重，肯定會使得找到最終的解決辦法變得更加困難。它們會使痛苦倍增，它們會加劇仇恨並使得和平解決變得不可能。認為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是無害的或者甚至認為它們是有益的，乃是一種嚴重的愚蠢錯誤。
行動學和經濟學的主要目標是用那些相互連貫不矛盾的正確的意識形態取代流行的折中主義之相互矛盾的信條。除了理性所提供的那些手段，沒有阻止社會解體和保障人類狀況之穩步改善的任何其他手段。人們必須嘗試全盤考慮牽涉到的所有問題，直到超越它人心就不可能走得更遠的那個點。他們決不應該默然接受前輩們所傳遞過來的任何解決辦法，他們必須總是重新質疑每一個理論和每一個定理，他們必須永不放鬆清除那些謬誤和找到最佳可能之認知的努力。他們必須通過揭露那些虛假學說和闡明真理來同錯誤作鬥爭。
所牽涉到的問題都是智識性的，必須把它們當作智識性的問題來處理。把它們轉移到道德領域和用稱其為惡棍的方式來清除那些對立的意識形態之支持者將是災難性。堅持認為我們指向的目標是好的，而我們的對手想要的東西是壞的，這是徒勞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恰恰是：什麼東西應當被認為是好的和什麼東西應當被認為是壞的。宗教團體和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只會導致不可調和的衝突。它事先就會譴責所有持異議者為壞人，它會質疑他們的誠意，它會要求他們無條件地投降。在這樣的一種姿態占上風的地方，任何社會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同樣糟糕的也是如今非常流行的一種傾向是：給其他意識形態的支持者貼上精神病患者的標籤。精神病醫生在神志正常與精神錯亂之間所劃的界線是含混不清的。外行干預精神病學的這一基本問題將是荒唐的。然而，很顯然，如果僅憑一個人持有錯誤的看法和按照他的錯誤觀念行動就認定他是精神上的殘疾人，那麼，要找到一個能夠被歸之於所謂的神志正常的個體或意識健全的個體就將是非常困難的。接下來，我們一定會稱前輩人為精神病患者，因為他們關於自然科學的那些問題的觀念和隨之而來的技術手段不同於我們的觀念與手段。後輩人將因同樣的理由稱我們為精神病患者。人都可能犯錯誤。如果犯錯誤是精神缺陷的一個典型特徵，那麼，接下來每個人都應被稱為精神上的殘疾人。
同樣，也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觀念和其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所持有的觀念不一致這個事實，就認定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哥白尼、伽利略和拉瓦錫都精神錯亂嗎？一個人構想出新的觀念，而這些新觀念與其他人的觀念相反，這是正常的歷史進程。其中有些觀念後來體現在被輿論如實地接受的知識體系中。把所謂「神志正常的」這個稱呼只用在從來沒有自己觀念的那些粗人身上，而拒絕將其用在所有的創新者身上，這是應當容許的嗎？
當代一些精神病醫生的診療程序實在令人驚訝。他們完全不了解行動學與經濟學的理論。他們對當今的那些意識形態的認識是膚淺的和不置可否的。然而，他們漫不經心地稱某些意識形態的那些支持者為患偏執症的人。
有些人通常被污名為「貨幣幻想狂」。一個這樣的人會推薦一種通過貨幣措施使每個人都能成功發達的方法。他的那些計劃都是虛幻的。然而，它們是一種關於貨幣的意識形態之始終如一的應用。這種貨幣意識形態完全地被當今的輿論認可，並且得到幾乎所有政府的政策支持。經濟學家們對這些意識形態的錯誤提出的反對意見並沒有被政府、政黨和新聞媒體所考慮。
那些不熟悉經濟理論的人通常都會相信：信用擴張和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加是把利率長期地降至低於在一個未受操縱的資本與信貸市場上將達到的高度之有效手段。這個理論完全是虛幻的。但是，它指導着幾乎所有的當代政府的貨幣與信貸政策。現在，基於這種惡劣的意識形態，對於由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歐內斯特·索爾維、克利福德·休·道格拉斯和大量的其他想要成為改革者的人所推進的那些計劃，並沒有任何有效的反對意見可以被提出來。他們這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始終如一罷了。他們想要把利率降到零，從而完全消除「資本」的稀缺性。誰要是想要反駁他們，就必須抨擊構成眾多國家的貨幣與信貸政策之基礎的那些理論。
精神病醫生也許會抗辯說：使一個人表現出精神錯亂者之特徵的恰恰是缺乏適度的節制而容易走極端這個事實。正常人會足夠審慎而明智的克制自己，而患偏執症的人則會逾越所有界限。這是一個實在不能令人滿意的反駁。所有提出來支持這一論點——即可以通過信用擴張把利率從百分之五或四降到百分之三或二——的論據同樣適用於支持通過信用擴張使利率降至零的主張。從大眾輿論所認可的貨幣謬論之視角來看，那些「貨幣幻想狂」無疑是正確的。
有些精神病醫生，稱那些支持納粹主義信條的德國人為精神錯亂者，並且想要通過一些醫療手術來治癒他們。這裡我們再次面對同樣的問題。納粹主義的學說是惡劣的，但是，它們在本質上並不反對被其他民族的輿論所認可的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那些意識形態。體現納粹分子特徵的只是這些意識形態被一以貫之地運用於德國的那些特殊情況。像當代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納粹分子也渴望政府控制商業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也就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獨立。其政策的獨特標誌是他們拒絕默認同樣的制度被其他國家接受將帶給他們的那些不利因素。正如他們所說，他們並不準備永遠地被「囚禁」在一個其自然條件提供給人之努力的生產率低於其他國家的人口相對過剩的區域內。他們相信：他們民族眾多的人口、他們國家在戰略上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他們的軍隊之天生的活力與勇敢，將會提供給他們一個通過侵略來消除他們強烈譴責的種種邪惡的好機會。
現在，無論誰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真實的和把它作為自己國家政策的標準來接受，他都不能夠反駁那些納粹分子從它們當中得出的結論。留給支持這兩種信條的其他國家反駁納粹主義的唯一途徑就是在戰爭中擊敗納粹分子。只要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世界輿論中是至高無上的，那麼，一旦有機會提供給德國人或其他民族的話，他們就會再次嘗試通過侵略和征服來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從其根源完全破除意識形態上的那些謬論，那麼，根除這種侵略心態就沒有任何希望。這不是精神病醫生的任務，而是經濟學家的任務。
德國人的錯誤肯定不是他們沒有遵守福音書的那些教義。從來就沒有任何國家做到過。除了一些小規模和沒有什麼影響的教友派團體之外，幾乎所有的那些基督教會和教派都曾經祈求上帝保佑勇士們的武器。在過去的德國征服者中最殘酷無情的就是以十字架的名義作戰的條頓騎士團。當代德國的侵略性之根源是德國人已經拋棄自由主義哲學，並且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替代自由貿易與和平的自由主義原則。如果人類不能回到如今被貶損為「正統」、「曼徹斯特哲學」和「自由放任」的那些觀念，那麼，防止一種新的侵略行為的唯一辦法就是剝奪他們發動戰爭的手段從而使德國人變得不再具有危害性。
人同錯誤作鬥爭的只有一種工具：理性。（文章選自米塞斯《人的行動》第二篇，由亦方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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