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企業不想贏,不想打勝仗,而軍隊的目的就是打勝仗,向軍隊和戰爭學對抗、學管人、學帶團隊、學戰略,更直接更顯成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BiMBA商學院副院長宮玉振教授長期深耕管理與軍事研究,來自商學院和企業實踐的緊密結合,把當年金戈鐵馬的戰場,變成如今商學院學習如何打勝仗的課堂。宮玉振新著《鐵馬秋風集:企業如何向軍隊學打勝仗》出版之際,筆記俠對話宮玉振教授,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作 者:宮玉振北京大學國發院管理學教授、BiMBA商學院副院長
戰略,是基於長遠的趨勢判斷,即現在做出的關於未來的決策。所以,戰略是長遠的思考,最忌諱的是贏了眼前輸了長遠,這是缺乏戰略思維的重要表現。戰略思維是一種長期主義,以終為始。要從未來看現在,要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戰略性思考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大局觀,即從全局來看。打仗中,最忌諱的是贏了戰役,輸了戰爭。戰略中最忌諱的是你盯着局部,忘了全局。所以,沒有全局意識,就不叫戰略。企業當然要以客戶價值為中心,但如何更好地滿足客戶的價值需求,就需要我們引進博弈或競爭的視角。在競爭的環境下,我們一定要明白,相對於對手的優勢才是真正的優勢,優於對手的策略才是真正的好策略。戰略就是選擇。選擇一定意味着放棄。只有其他方向的放棄,才能保證你的主要方向能夠得到關鍵的資源。捨得捨得,有舍才能有得,大舍才能大得。毛主席也曾說,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協同,即作戰的協同。要將你的整體力量充分發揮出來。上下級之間、前後方之間、主攻助攻之間、內外部之間,都需要做好戰略協同。能否形成協同的合力,就是戰略運作過程中關鍵的環節了。在戰略中,缺這5個中的任何一個部分,就不是完整的戰略了,或者你的戰略思維存在盲區。
二戰時期,有個著名的戰役叫敦克爾克大撤退。德軍對法國發起攻勢,切斷整個南部的法軍主力和北部邊境盟軍間的聯繫。當時40萬盟軍被三面包圍,敦克爾克成為其唯一出路。由於德國部隊連續作戰兩周,大量坦克出現故障,裝甲部隊實力遭到嚴重削弱。為了保護裝甲部隊作為未來的作戰使用,德軍的前線指揮官希特勒下達暫停前進兩天的命令,最後盟軍順利從敦克爾克大撤退。希特勒在這場戰役中犯了非常致命且無可挽回的錯誤——糾結。他的目標是猶豫、動搖的。因此,清晰的戰略目標才是第一位的。這兩個目的有時是矛盾的,當我們消滅敵人時總會付出代價。但有時,只有你消滅敵人,才能更好保存自己。如果希特勒的優先戰略目標是消滅敵人,即消滅盟軍的有生力量,他看到的是消滅盟軍極好的機會。這時德軍就會大膽地向敦克爾克推進,切斷所有盟軍的退路。但如果希特勒選擇的目標是保存自己,他就會感受到巨大的威脅。這時候他下達暫停前進的命令,就不足為奇了。美國前參聯會主席麥克斯·威爾泰勒曾給戰略學進行定義,戰略=目的/目標+途徑+手段,這是戰略的基本分解。戰略有三大要素,也就是解決三大問題,即要做什麼、怎麼做、用什麼做。首先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用什麼手段、做什麼方案都是為你要做的事情服務的。戰略一定是圍繞目標去展開的,正確的目標選擇是戰略正確決策的第一步。若目標錯誤,你用再好的手段和方案都是無用的。目標的錯誤一定會帶來戰略的錯誤,目標的混亂一定會帶來戰略的混亂,目標的猶豫一定會帶來戰略的猶豫。最好的戰略,一定是以清晰的目標為導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心理弱點與盲區。我們在戰略思考層面犯錯誤,往往是因為我們並未真正清楚戰略目標,或想追求的東西太多導致目標過於多元。什麼都想要,一定是什麼都實現不了。一旦有了清晰的目標,我們就需要在該方向上果斷、大力地投入,最後達成目標。
過去的環境是相對穩定、可預期的,而今天的戰略環境是動態的、不確定的。這既是當今企業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也是如今戰略環境最本質的特點。四渡赤水就是一個經典的不確定環境下制定戰略的案例。《長征組歌》中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講的就是四渡赤水。但四渡赤水並不是事前設計出來的,一渡的時候沒有想到二渡,二渡的時候沒有想到三渡,三渡的時候想到了四渡。四渡赤水是根據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方案的過程,在運動的靈活之中不斷尋找機會的過程,是一個學習和試錯的過程。再放開看,長征亦是如此。長征一開始的不是要到陝北去,而是要到湘西會合賀龍、肖克的部隊並重建根據地。但是湘江一戰,蔣介石已經看清了我們的意圖。毛主席因此在通道會議提出,放棄到湘西去的原計劃。後來在黎平會議中明確提出,占領遵義,以遵義為核心重建根據地。但當大家到達遵義後發現,此處不適合作為根據地,這才決定北渡長江。於是有了四渡赤水,有了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師。但是與四方面軍會師以後發現,川西北也不適合作根據地。就在這時,中央和張國燾圍繞南下和北上的問題爭論起來。毛主席被迫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在北上過程中依舊不知道去向在哪。直到甘肅的哈達鋪,才發現國民黨郵局中有報紙,報紙中有報道,才下決心到陝北去。無論是四渡赤水還是長征,都是在不確定環境下做出戰略決策。環境是動態、不確定的,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從一開始就能看到最後。所以,不能僵化執行事先的計劃,而是要根據環境動態的變化去適應和引導環境的變化。在這種環境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戰略必須彈性、開放、靈動、隨機應變。同時,我們可以在試錯和學習過程中找到創造自己的機會。決策的過程是一個探索的過程,而不是一步到位的過程。我們一開始的戰略最多是大的框架、大的方向和大的意圖,但你不可能將所有細節都看明白。四渡赤水就是通過不斷變化方向,在行動中找出自己的方向。但是變化的背後,又有不變的東西。四渡赤水是不斷調整作戰方向,但北渡長江、會合四方面軍的戰略意圖沒有變。長征過程中,雖然一直都在調整計劃,但尋找新落腳點並重建根據地的戰略意圖沒有變。戰術是圍繞相對穩定的戰略意圖去做變化的。這樣一來,戰術層面雖然是不斷變化與調整,但戰略意圖相對穩定,戰術的變化不會變成戰略的漂移。同時,你只有在戰術層不斷根據環境靈活變化,才能更好的適應環境的變化,並更好地實現組織意圖。同時,戰略意圖是相對穩定的,長遠也會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比如到四川會合張國燾,是相對穩定的戰略意圖。但到了四川發現不適合也必須要調整。在階段性的戰略意圖背後,更重要的不變因素是組織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四渡赤水和長征都很苦,剛下令士兵往左,突然就被會要求往右。在四渡赤水中改變了十多次方向,都是士兵用腿跑出來的。士兵中也會有質疑,甚至抱怨。但是他們在執行命令的時候從無任何折扣,就是因為共產黨軍隊的政治目標和追求從來沒變。四渡赤水雖然很苦,但所有的探索和痛苦都是為了實現更偉大的目標和事業時,不斷調整也就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中期的階段性是相對穩定的戰略意圖。它可以調整,但最核心的不能變。第三,最基本的是眼前的行動,即迅速適應環境的變化。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這就是不確定環境下的好戰略。這個戰略模式與《易經》中的易的3層含義非常相似——變易、簡易、不易。變易,即戰術層是變化的。簡易,即戰略意圖相對簡易,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讓你看問題時有清晰的框架。不易,即核心的使命願景價值觀。亞馬遜的貝佐斯曾問大家,在如今不確定的環境下,大家都在談論變化的東西,卻沒人思考不變的是什麼。組織的使命、願景、價值觀就是不確定環境下戰略最核心的不變的要素。很多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我們不能改變下屬行為,他們也不相信企業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是毫無價值的。偉大的組織,一定有偉大的價值追求,但這個價值追求但其一定要落到實處,不能是空的。不能被下屬接受的價值觀是沒有價值的。如何讓組織的目標和個人的目標結合起來?歷史上共產黨的軍隊做得非常好。共產黨的使命、願景是實現共產主義、建設新中國。但在共產黨的軍隊中,普通的士兵大部分是農民,連字都不認識,怎麼讓這批人認同你的使命、願景、價值觀?共產黨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農民最大的需求是什麼?土地。誰能滿足土地的需求,農民就會死心塌地跟你走。「建設新中國」這個偉大的願景,和「打土豪分田地」這個的具體綱領完美結合在一起,士兵知道為誰而戰和為何而戰。這樣,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高度一致。解放戰爭時期一場著名的戰役是孟良崮戰役。當時國民党進攻山東的部隊是45萬,華東野戰軍的部隊是27萬。但沂蒙山老百姓給共產黨軍隊送糧食、送彈藥的民工達到了91萬。一個老共產黨士兵在前作戰,後有三個老百姓在那裡保障。國民黨怎麼能不敗呢?沂蒙山區老百姓甚至提了個口號叫「毀家支前」,即把家給毀掉,也要幫共產黨打勝仗。為什麼?就是因為共產黨給老百姓分了土地。解放戰爭後期,仗越打越大,離解放區就越遠,兵力的補充,臨時從解放區徵兵根本來不及。為什麼這些人在國民黨的隊伍里不願意打仗?到共產黨隊伍里就願意打仗?很簡單,他們大多數也都是農民。一告訴他家裡分地了,馬上就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理念。使命、願景、價值觀不應該只是管理者的自我期許,而應該是與組織中每個人的具體利益相關。這樣就可以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為組織的利益而戰,同時也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好的使命、願景、價值觀不是從上往下壓下去的,而是從下往上提煉出來的。少數人是相信而看見,多數人是看見而相信。好的使命願景價值觀,一定要包括具體的與每個員工相關的利益,即讓員工切實看到自己真實的未來。比如華為的價值觀是艱苦奮鬥,同時還有一條,就是讓奮鬥者的利益最大化。這樣的使命、願景、價值觀,讓員工覺得真實可信,才能被大家所真正認可與接受,且改變大家的行為。在使命、願景、價值觀的背後,一定要有清晰的與人相關的目標和利益。使命、願景、價值觀要想落地,還要設計出有效的制度。曾國藩的湘軍就是通過制度的設計,將大家的行為真正引導到他想要的方向去。曾國藩的湘軍採用層層招募的招募制,大帥招統領、統領招分統、分統招哨官、哨官招什長、什長招士兵。湘軍的軍餉很高,士兵的待遇很好,很多人都願意當湘軍。但能否成為湘軍,取決於別人是否招你。因此,士兵會感謝給自己機會的什長,什長會感謝哨官。一直往上感激到大帥。上下的感情全部打通了而且曾國藩還規定,在作戰的過程中,任何一級軍官戰死了,他的部隊便就地解散,一個不留。所以,所有人都要拼命保衛自己的長官。只有保護好自己的長官,你才繼續有升官發財的可能性。保護自己的長官本來是道德的要求,但在曾國藩的這套制度設計下變成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行為,將道德要求和利益行為完全結合在一起。用企業管理的語言說,價值鏈和利益鏈完美結合在一起,這是湘軍能打仗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見,制度設計對組織的使命願景價值觀的落地非常關鍵。制度是改變人行為的東西,有不同的制度就會有不同的行為。而使命願景價值觀要落地,一定要經過制度設計這個中間環節。如今95後為主體,華為艱苦奮鬥的價值觀為什麼能夠落地?就是由於制度的設計。華為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就是要把華為打造成奮鬥者的平台。高工資、高福利、高壓力,從招聘到晉升到淘汰,就一套標準。願意奮鬥,就立即晉升。不能奮鬥,就立即出局。華為正是有了這套制度設計,才讓奮鬥變成員工自覺自發的行為。無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但人的無為必須建立在制度有為的基礎上。若沒有有效的制度設計,你就開始無為而治,一定會亂套的。好的使命願景價值觀一定包括物質的內涵,而物質的內涵一定要通過制度設計的方式傳遞出來,這樣才能真正落地。使命願景價值觀不是虛的東西,虛了才能真正做實。同時,實的背後也一定會體現出虛的東西。
康德說,理性一方面是給自然制定,一方面也是在給人自身立法。好的企業文化等於給自己立法,每個人都願意遵守。自律帶來自由。當你遵守共同的自律規律,你就會做得更好。康德對於人性有很樂觀的期待。其實人性有兩方面,人有向善的可能,也有求利的本性,這是企業管理過程中必須把握的起點。人都有求利的本性,真正靠自律成就人生的,可能只有聖賢了。曾國藩是自律力極強的人,他成就了很大的事業,但大部分普通人做不到他這個地步。曾國藩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很清楚一條,就是他要做聖賢,但他不能要求別人跟他一起做聖賢。好的管理者會容忍人的求利本性,也會滿足你的個人需求和利益,但他會引導你追求更高層面的東西,並將求利本性匯總到對組織更有利的方向去。這就是私和公之間的辯證法,即利益和道義,他律和自律的辯證法。曾國藩的核心幕僚趙烈文曾講過,「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真正的管理高手,一定要承認人是有私心的。因此,我們要承認每個人有個人的目標。管理的價值就在於,把個人目標引導到一個方向並集中起來,從而推動組織目標的實現。所以,在管理中,私和公之間、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之間,並不完全是矛盾,做好了反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像曾國藩、左宗棠他們是有很高的理念與追求,他們要「衛道」,保衛孔子的道統,為了使命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但哪怕是追隨你的那些精英,他認可你的價值觀,願意與你一起完成事業,但他也有其個人發展的需要。如果你不能滿足其個人目標,他也會離開。在我們真實的管理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承認人的需求是金字塔式的。曾國藩的謀士趙烈文說過:下士重爵祿,中士重禮貌,上士重意氣。下士重爵祿,爵䘵即升官發財,現實的利益。普通人最關注的就是收入、發展與成長,你滿足不了這些,他根本不可能為你付出。中士重禮貌,優秀的人才有尊嚴感。若老大對他不好,讓其感受不到尊嚴,你給他再多錢他都不干。上士重意氣,意氣即使命願景價值觀。你給我再多錢,對我再好,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也不會認可你的。作為高級的人才,他追求的是自我成就感與自我實現價值,精神層面的東西。但作為普通的員工,他們更看重現實的回報。只有把人性理解透徹了,我們的管理和激勵才會有依據。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說,與清末的趙烈文觀點完全契合。馬斯洛認為,作為普通人有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純粹的書生是成不了事的,書生有情懷但不接地氣。但純粹的土匪也成不了事,土匪最大的問題就是接地氣卻沒有情懷。真正能成事的是接地氣的書生。比如書生毛主席,既能寫文章,也能上山交朋友,足夠接地氣。作為管理者,一定要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要求自己、約束自己。但我們一定要承認,組織的大部分成員是有求利的本性的。哪怕是最核心的高管,也是有物慾的需求。這就是人性的多元化。另外還要注意,人無完人,一定要根據人的特點來用人,要分類用人。當年諸葛亮征南蠻,馬謖給諸葛亮提了十六個字「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後來,諸葛亮七擒孟獲,徹底收復了南蠻的人心。南蠻從此以後不再叛變,且成為蜀國最穩定的戰略後方。由此可見,馬謖是個有戰略眼光的參謀人才。但馬謖也有個弱點,劉備專門提醒過諸葛亮要小心馬謖:馬謖言過其實,你要小心。馬謖分析起問題來頭頭是道,但做起來不是那麼回事兒。但可惜的是,第一次北伐,諸葛亮未用經驗豐富的老將,而是違背大家意願,提拔馬謖作為先鋒。結果,馬謖失了街亭。諸葛亮不得不揮淚斬馬謖。人有一長必有一短。作為管理者,我們一定要把人放到最合適的位置上發揮其才能,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和成就他。如果你把他放到不合適的位置下,反而毀掉了他。毛澤東在打仗時非常會用人。在長征時,他對林彪和對彭德懷用法完全不同。他評價林彪打仗刁而狠,彭德懷打仗的特點是勇而韌。用林彪打機動靈活的仗,用彭德懷打攻堅的硬仗。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有很好的戰略頭腦,但在管理和培養人才上有局限,導致沒有人才真正能成長起來。作為好領導,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過於用心和想做事,反而使得手下做不了事。蜀中無大將,成為其慘痛的教訓。從管理角度來講,個人能力很重要,組織能力更加關鍵。好的軍隊一定要把能力建在組織上,不是個人能打仗,而是組織能打仗。新手重打仗,老手看組織。新手往往是看重打仗,要打更大的仗,要做更大的爆款,占領更大的市場。但是仗打到一定程度,突然發現組織能力跟不上了。在創業初期,我們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夠了。到了組織的成長或者擴張期,組織能力就變成了支撐企業發展最關鍵的因素。速成型的組織總是走不長遠。打勝仗很重要,但想持續打勝仗,還是需要靠組織能力。不管是西方的羅馬軍團,還是秦朝統一全國的秦軍,核心能力是建在組織上。企業也是這樣。若沒有強大的組織能力,阿里這麼快速的擴張恐怕早就崩盤了。能夠支撐企業的擴張,一定是其組織能力。因此,組織能力是管理中的基本面,也是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最根本要素。《鐵馬秋風集》中詳細分析了團隊、企業如何打勝仗。好的組織在最初,就已經奠定了組織的基因了。共產黨之所以在最後取得了勝利,就是因為組織能力奠定了其基礎。所有的正規軍都曾是游擊隊,但並不是所有的游擊隊都會成為正規軍。能成為正規軍的游擊隊,一開始就清楚組織的能力,可能不成熟、粗糙、需要迭代,但其一定會關注組織能力的建設。否則,你可能一輩子都是游擊隊。👆點擊觀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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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島新媒體
(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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