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愷（Guy S. Alitto）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
現代化，作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現象，正在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和討論，而在以現代化發源地著稱的英國、法國卻越來越少被人提起。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人們以往的注意力焦點在於美國、日本以及亞洲的其他一些「經濟成長國」，然而當前社會主義陣營里所發生的變革卻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持續焦慮》對這場從18世紀以來的世界範圍內的大變革——所謂的「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反應做一些分析。這一分析十分必要，這是由於：（1）從表面現象上看，現代化的實現過程也是各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和考驗的過程，於是每個不同的文化都會做出自己的反應；（2）從本質上分析，所有的國家、地區和民族儘管在思想上對現代化的反應不同，其實質是大同小異的。
分析這種思想上的反應，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多年來，世界上關於現代化問題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著書立說者難以數計，但大都忽略了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世界範圍內所共有的在思想上的反應。再者，更多的人愈加強調現代化之在科學技術上和人們物質生活上所帶來的積極變化，卻忽略了其在思想上所引起的消極反應，而後者的研究卻往往比前者更需要被人注意和做深刻探討。
《持續焦慮》皆在於證明這樣一個論點：現代化的過程可分成兩個層面——科學技術和文化層面。在文化層面上，自最早西歐的現代化出現以來，不管在哪個時代、什麼地方，現代化的過程都受到了批評和攻擊，而那些五花八門的批評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實質上卻大同小異。在討論世界範圍內在思想上對「現代化過程」的消極反應這一問題之前，先要做如下的幾點說明：第一，現代化過程在不同的時代、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出現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其實質都是相去無幾的。其結果，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如：理智化、效率化等差不多；而從消極的方面來看，如：對社會的傳統禮俗、民族文化的繼承等所造成的破壞，也是大同小異的。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在表面的歧異之下，各國、各地區、各民族所出現的「現代化過程」都存在着相類似的地方。
第二，這裡所說的「現代化」，同現代社會中的民族國家之興起的所謂的「新國家主義」有着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三，從現象上看，各地區、各種知識分子，由於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社會背景、文化淵源不同，以及各自在不同的哲學基礎上立論，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批評方法；然而正如他們論述的是同一個對象——現代化——一樣，這些批評和觀點都有着很多相類似的地方。比如，西方在對現代化的批評中所採用的二分概念等的分析方法也同樣在東方被普遍採用，這正好證明了它並非是為一個社會所特有，而且也不只限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第四，在思想上對現代化過程的反映的共同性，並不抵消「現代化過程」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經濟上所產生的相異性。當一些非現代化的社會同現代化的社會相對壘時，其互相間的摩擦力也是相當可觀的。1. 現代化一旦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出現，其他國家或地區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採用現代化之道。現代化乃是一種理智化和效率化的過程，其效果則見於能有效地動員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力物力，並且在國家體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國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強化這一國家和地區。換言之，現代化本身具有一種侵略能力，而針對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衛，則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儘快地實現現代化。2. 現代化在物質生活中所起的成效顯而易見、立竿見影，而對整個社會的衝擊所造成的隱患，則難以察覺。現代化真正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就拿個人的社會生活方面為例，它造成了社會的群體向個體的轉變，功利觀念的加強以及個人私利的計算，這一傾向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有增無減，發展趨勢難以預測。再者，個人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是一種不可逆的過程，一旦提高水準則如同上癮，而難以解除欲望，套句中國俗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第六，對現代化的發展前景做任何預測都將是徒勞的。因為，不可確定的因素太多；更由於，不管是什麼理性的推導，在非理性的核戰爭中，都沒有生存之餘地。所以我們只能假定討論的前提是人類的文明最終不會被核武器一類的事物徹底毀滅。如果人類文明得以永存，現代化過程與反現代化的種種思潮將並存着發展，至於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只能做如下的猜測：
讓我借用英國20 世紀小說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反面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繪的景象和其他人所描繪的圖像—這些圖像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在未來社會中，技術上所能滿足人們欲望的範圍日益擴大，並且進而能滿足人們種種非物質的要求，如宗教性的、情感性的。在生物工程學改變人類的基因與生理存在之前，其他的科技已能改變人類的「人性」存在。如果事情果真這樣，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這一切不要到來，因為那種所謂的新「人性」是無法與我的血肉之軀相容的，就好像當家庭生活的需要變得由「家庭業」來代辦時，我覺得人活在世上還不如不活。傳統與現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後者代表着非人性。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思潮間的衝突正好代表着人性與非人性的衝突，不易消解。近兩百年來的文學藝術和哲學上的各種思潮，多多少少帶有這種衝突的表象。由於想用一個不同的架構來考察世界範圍內持續的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思潮，我不可避免地所用的詞義範疇與習慣上的用法是很不相同的，因而也造成了傳達上一定的困難。不過，我相信一切不夠清楚的地方都是我的責任，如不是我想得不清楚，就是我說得不清楚，希望大家指正，也希望大家批評。最後，應說明我所謂的中國文化守成論這個概念。此詞英文稱為Cultural Conservative；Conservative 習慣上譯為「保守主義」，通常都有很重的政治含義與價值指向，和我希望指出的文化現象有出入；特別是民初的反現代化思想，其不但不保守，進取的精神反而很明顯。是故我想到孫逸仙博士的名訓「守成不易，創業維艱」，在這些思想家的情懷中，面對艱困的創業，一再提示國人守成的意義與不易，也是很自然的吧！民初時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最重要事件可以說是：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全盤批評和攻擊，同時提倡更深也更廣地引進西方文化。這個立場和《新青年》雜誌的一群知識分子之與五四運動是一致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1879—1942）和胡適（1891—1962）。同時，這樣的立場也和新的群眾愛國運動及反對帝國主義思潮緊密相關。
在差不多同時期，和反傳統主義相對立的思潮也出現了—面對日益增強的西化力所產生的文化守成反應。主張復甦傳統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時堅信中國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當，甚至還要優越。這個立場以《學衡》雜誌的撰稿人如梅光迪及梁啓超（其晚年）、梁漱溟、辜鴻銘、林紓等人為代表。他們的看法可稱為中國的「排西派」，在對西方文化進行批評的同時也界定中國文化。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經一再提起過的，我把這種反應稱作「反現代化」。所有這些人物都批評現代化過程及其結局是對人類諸般價值的殘害，他們提倡融合的中西文化，指出未來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碼將來的中國文化，會是一種中西文化的結合體。我把這種立論，稱作「文化守成主義論」。其他民初的知識分子如蔡元培，雖然不屬於這一派，但他也站在類似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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